一、人力资本及环境与经济增长——一个经济落后地区的内生增长模型（论文文献综述）
黄志[1]（2021）在《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技术创新一直是推动地区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各国抢占国际竞争高地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计算机运算能力和运算速度大幅提升以及算法有效性取得极大突破,人工智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迅速将人类社会送入了智能时代,加速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基于此,世界各国纷纷围绕人工智能展开了新一轮角逐,美、日、德、法等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扶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以期借人工智能之势在新的历史时期抢占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就中国而言,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受到党中央的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0月31日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在2018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2019-2020年,进一步强调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媒体、教育、社会治理以及疫情防控等领域深度融合。届此,中国的人工智能及其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踏上了新征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进步,在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各种有形（机器人）和无形（算法、系统等）的技术创新。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通过什么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索洛悖论”是否存在?从长期而言,是否会使经济呈现指数级增长趋势?从国际层面而言,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渗透是否会进一步扩大未来南北差距?围绕人工智能的这一系列问题具有相当重要性,但目前尚未有系统性研究,甚至在一些方面仍存在研究空白。为此,论文以经济学为主,结合计算机科学、哲学、数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综合运用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按照“总-分-总”的结构谋篇布局,以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论文主要内容如下:总论部分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详细阐述理论基础以及清晰刻画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基础上,探析了人工智能在向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表现出的四大经济效应:智能渗透效应、边界延展效应、知识创造效应和自我深化效应,并对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主要因素（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四大经济效应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提出由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三条渠道构成的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总体分析框架。分论部分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逐一探讨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此外,由于数据不可得,无法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来识别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理论层面,进一步探讨了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以及未来南北差距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第一,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能够显着促进经济增长,长期经济增长甚至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技术进步最显着的技术创新,与传统技术创新相似,能够为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源泉,显着推动宏观经济增长。但与传统技术创新不同的是,人工智能能够通过实现自动化知识生产,为经济提供更强的增长效应,长期而言,如果智能自动化技术进步与新任务边界延展规模一致,经济将实现指数级增长。但不容忽视,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导入阶段、拓展阶段和成熟阶段等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因此,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效应。人工智能具有“当代与未来贯通的长期性”,经过导入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得以显现,长期而言,经济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但同时伴随着南北差距的扩大。自主创新成为缩小未来南北差距的关键,而提升欠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效率仅能够缓解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第二,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新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要求不断提升,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进而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推动作用。劳动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之一,劳动渠道主要通过劳动就业路径和劳动收入路径促进经济增长。从劳动就业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将劳动力从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创造新的就业需求,拉动劳动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从劳动收入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带来更高的劳动收入水平,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着的正向效应。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工作任务标准化、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升以及智能渗透引致就业均能缩小技能收入差距,技能收入差距并未呈扩大趋势,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尚处于拓展初期,边界延展对技能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并未得到完全释放,未来仍然存在技能收入差距扩大的潜在风险。另外,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同样潜伏着风险和挑战,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会带来智能机器挤出劳动就业,降低劳动收入水平,并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只有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的经济增长效应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第三,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的快速渗透将吸引更多的资本积累,增加资本投资,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支撑作用。资本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主要通过资本积累路径和资本结构路径发挥作用。就资本积累路径来看,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人工智能资本增加的同时挤出传统资本,由于增加的人工智能资本难以弥补挤出的传统资本,进而资本积累下降,抑制经济增长,但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本投资,增加资本积累,且增长幅度大于下降幅度,进而资本积累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尚存在较大空间,通过增加资本积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就资本结构路径来看,受行业工作任务特征的影响,人工智能的渗透难度存在行业差异。由于产品生产部门智能渗透相对容易,将吸引大量人工智能资本和部分传统资本流入,而服务部门智能渗透难度大,该部门新增的高技能岗位将吸引大量传统资本流入。在两种资本的流动过程中,无论是产品生产部门大量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还是服务部门部分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传统资本与高技能劳动力相结合进行生产,都将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第四,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突破“索洛悖论”的怪圈,显着提升技术效率,最终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力量源泉。生产效率是除劳动和资本外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包括技术进步路径和技术效率路径。但实证发现,生产率渠道主要通过技术效率路径发挥作用,技术进步路径的作用并不显着。具体而言,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促进技术传播和扩散、科学发现与发明以及技术革新和改进等的作用并不显着,难以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经济增长。但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的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然而,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样需要调整和技术积累的过程。人工智能在导入阶段,由于“索洛悖论”的存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但随着人工智能在行业应用的逐渐成熟,“索洛悖论”将消失,全要素生产率显着提升,且提升幅度大于前期的下降幅度,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最后对论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就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另外,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多角度、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条渠道,补充和拓展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往往直接指出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而缺乏作用机理分析,或者从某一方面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缺乏多视角、综合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等多角度出发,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拓展了已有的相关研究:（1）劳动渠道。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着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将带来技能溢价,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2）资本渠道。人工智能能够增加资本积累,带来人工智能资本和传统资本在行业流动,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3）生产率渠道。人工智能在行业的应用过程中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第二,考虑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从理论上科学、全面地认识了人工智能在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对经济社会的风险与机遇。人工智能向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从导入到不断成熟的过程,因此,其对经济社会的作用效应也将存在阶段差异。Hémous&Olsen（2015）、王君等（2017）等研究注意到了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和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但在人工智能的其他相关研究中并未受到重视。因此,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均未考虑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进而忽略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调整过程,而调整过程往往伴随着风险与挑战。因此,缺乏这一考虑,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差。本文将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引入分析过程,分析了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通过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明确了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阶段存在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既有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第三,从行业层面出发,探索出了一种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方法,弥补了目前人工智能相关研究在数据选择上的不足。受相关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国内围绕人工智能的实证研究较少,已有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工业或制造业机器人数据进行研究,并不能全面反映人工智能在整个国民经济行业的渗透情况,得到的结论存在片面性。本文采用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基于本文对人工智能的界定,分别以“人工智能”“算法”“专家系统”“机器人”为关键词,在Patenthub专利汇全球专利数据库搜索专利数据,将重复的数据进行剔除,并将得到的人工智能专利数据根据三个层次分入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第一个层次:按国际专利分类（IPC）主分类号归类;第二个层次:难以按IPC号分类的专利数据按照《国际专利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归类;第三个层次:剩余的专利数据按用途划分。最后形成2003-2018年19个行业人工智能专利绝对量的面板数据。这一数据清晰地反映了人工智能在不同行业的渗透情况,以及对不同行业产生的影响效应。基于此,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的经济效应,克服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在人工智能代理变量选取上的不足。
崔婷婷[2]（2021）在《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文中认为长期以来,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投入等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资源约束加强,劳动力红利不断减弱,中国经济增速出现回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众多学者开始强调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于此,本文尝试以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为主线,并从技术创新的视角展开研究,对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中国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分别从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两个角度,对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进行较为全面的实证检验,以期为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证支持。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结合人力资本理论、创新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等,首先分析了人力资本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对知识的获取和对技能的理解能力越强,可以更快速的掌握并倾向使用前沿技术。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具有的外部性特征,使其可以推动地区或行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进而促进技术创新。其次,分析了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技术创新过程看,技术创新可以选择垂直技术创新模式和水平技术创新模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从技术创新扩散角度看,技术创新成果的转移和溢出为落后地区或行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增长机会。再次,分析了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直接机制看,人力资本具有生产性特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生产率。从间接机制看,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最后,基于Romer（1990）模型并借鉴相关经济学家的研究思路,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进一步内生化人力资本,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路径。在实证检验中,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以及通过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并对异质性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通过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检验在人力资本自身和技术创新的门槛作用下,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制。首先,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在地区层面（包括地区整体层面和分区域层面）和行业层面（包括工业行业整体层面和细分行业层面）检验了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在地区整体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以及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着。检验结果支持人力资本既可以直接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传导路径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分析。分区域层面上,主要对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异质性问题进行检验,东、中、西三大区域中,人力资本的提高同样可以推动本区域的地区经济增长,总效应显着,与地区整体层面的结论一致,其中,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解释力最强,其次是东部。此外,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具有显着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且直接效应均大于间接效应,在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着的间接效应。工业行业整体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总效应显着,说明人力资本的增加可以提高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依然显着。因此,工业行业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与地区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一致,同样验证了技术创新在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细分行业层面上,进一步从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异质性角度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行业而异,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三类细分行业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存在一定差别。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着的影响,与行业整体层面的结论一致;当引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后,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得到验证,并且直接效应均大于间接效应,但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间接效应不显着。其次,构建门槛效应模型,在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两个角度,分别检验了基于人力资本自身和技术创新的门槛作用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当将人力资本设成门槛变量时,地区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值,且第二门槛区间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大于第一门槛区间,说明高水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强于低水平人力资本,即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着溢出的非线性特征。工业行业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存在单一门槛值,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其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增大。说明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的经济增长同样具有显着增强的溢出作用,与地区层面的结论一致。因此,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在未来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当将技术创新设成门槛变量时,地区层面上,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第二门槛区间人力资本影响系数小于第一门槛区间的影响系数,说明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影响,且该影响表现出逐渐削弱的现象,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当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普通的人力资本已经无法满足地区高质量增长的需要,此时,人力资本结构不能很好的适应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另一方面,在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当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时,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会存在一个最优的区间,超过该区间后,可能存在其他更适宜的可以带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工业行业层面上,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同样表现出显着的正向作用,与地区层面不同的是,在考察期内,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在两个门槛区间内表现为逐渐增加的现象,说明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加强,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工业行业的人力资本指标从收入法角度衡量,与地区层面的方法有一定差异,并且收入可能还会受到其他方面的潜在影响,与教育法的衡量结果会产生一定的不同。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人力资本在工业企业间的自由流动获得较大空间,当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临界值,人力资本的有效供给可以及时得到补充和提高,从而减少企业所在产业升级造成的经济震荡,因此,在高技术创新水平下,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增强。根据以上分析研究结论,本文从提高中国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水平这两个方面入手,最终得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解决经济发展不协调等问题的相关启示。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包括:首先,理论层面上,从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角度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借鉴相关理论文献,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三者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内生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其次,研究视角层面上,从地区层面、行业层面等多维度检验了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对异质性影响进行检验;最后,方法层面上,不仅从线性影响进行分析,还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对相关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补充。
邢斯达[3]（2021）在《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出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国家综合实力得到明显提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接踵而至,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也随之陡增,致使我国对外贸易受到了巨大冲击。伴随着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通过国内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迈进。近年来,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提升,对于社会产品服务的需求结构正处于由物质型消费转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进程中,直接表现在对医疗、教育、养老、文化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然而,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卫生、教育、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矛盾正日益凸显,出现了诸如城镇医疗设施覆盖不足、医疗秩序混乱、就医环境差,教育设施短缺、设备简陋等社会型基础设施供给不完善的问题。社会型基础设施是政府提供医疗、科技、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的主要载体,其供给水平直接影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及在新时期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的背景之下,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提升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实际作用效果,更为有效的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动能是本文主要思考的问题。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目前学术领域关于基础设施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经济型基础设施,相对忽视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关注,基础设施政策的效果评价类文献更多将研究重点集中在经济效应方面,对其产生的社会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关于社会效应的文献集中在贫困减缓、收入差距减少等单一目标的研究。随着新时期社会环境的复杂变化,仅仅依靠单一目标作为基础设施政策评价的政府目标和责任体系构架已经与实际需要不相符,基础设施政策的评价体系应从传统的以单一效应目标转向多效应综合目标体系的构建。此外,现有文献更多将基础设施作为一个整体,或者对整体中的单一类型基础设施展开研究,相对缺少从基础设施结构角度出发的文献,如对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政策实施效果对比的文献。随着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变化,不同类型基础设施的政策效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有效提高政府部门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的整体使用效率,理应从相对动态的角度对基础设施的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判断。目前对于基础设施存量,包括社会型基础设施存量的估算缺乏官方统计数据,现有文献更多运用基础设施的替代变量作为政策效果的评价指标,指标选取方式主观性较强,运用基础设施的存量数据能够更为客观的判断基础设施的政策效果。根据上述背景,本文立足于以人为本的思想,以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为支撑,在考虑政策经济效应的同时兼顾社会发展目标,将研究重点放在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双效应方面,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作用路径、影响机制、变化趋势等展开研究。本文引入基础设施政策结构性调整的思路,充分考虑到时间和空间因素,对经济和社会两类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分地区、分时间得出了一些细化的结论,相对丰富了基础设施结构性调整类的文献。此外,本文对我国历年各类型基础设施存量进行了估算,并以此作为实证分析的主要数据支持。本文主要分析部分安排如下:首先,本文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作用机理和内在作用机制进行探究。运用历史数据直观描述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主体、项目资金来源变化、占城镇投资比重变化、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变化的发展事实。对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构建供需协调发展模型进行测算和分析,明确了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实际的供需协调等级和供需现状,通过永续盘存法估算全国层面和省际层面的社会型和经济型基础设施存量,为实证分析提供相应的现实背景和数据支持。其次,本文分三部分进行实证分析。经济效应的实证方面,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传导路径进行实证分析,通过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综合考虑官员晋升压力、资源禀赋和金融市场等因素,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区域异质性进行考察。社会效应方面,科学设计了涵盖社会公平、生活秩序、社会稳定等因素的和谐社会综合指标作为衡量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基础数据,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外部性以及外部溢出效应进行衡量,分时间、分区域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经济和社会综合效应方面构建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标,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社会效应以及经济社会综合效应进行了测度,对其动态变化进行分析。此外,考虑到经济型基础设施和社会型基础设施的作用效果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在实证部分进一步分析了两类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影响差异,为社会型基础设施更好的改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借鉴。最后,根据本文的分析结论,针对如何完善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社会型基础设施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作用产生经济效应,其经济效应整体呈正向效果。（2）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效果显着,且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整体处于上升趋势,其实际效果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4）两类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实际作用效果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以及各自的比较优势。（5）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协调等级整体呈上升趋势,实际供需情况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总的来说,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应,与经济型基础设施的作用效果相比,在不同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上,要提升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增加社会型基础设施的政策重视,加强中央和地方社会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完善社会型基础设施的整体供给水平。在政策调整时,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根据实际需求情况调整我国现有基础设施投资政策,考虑新时期、新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新因素,综合制定基础设施政策目标和投资方向,建立动态的基础设施政策决策机制,对政策效果进行综合性动态评估,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更为有效的发挥政府的政策职能。
潘苏楠[4]（2021）在《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文中提出人力资本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以及身体素质的总和,是一种高质量型创新要素。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中国的人力资本结构也发生了显着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呈现出低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比重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高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比重持续上升的整体态势。而由低教育程度人力资本逐步向高教育程度人力资本进行动态演进,是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一个典型表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指通过调整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实现初级人力资本向中级人力资本过渡,并逐步向高级人力资本进行动态演化,在演化进程中,要保障各类人力资本的互补匹配与协调发展,以此来满足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需求,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面对劳动力人口数量连续下降的人口红利瓶颈以及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双重挑战,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问题已备受关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具有知识外溢效应,是构建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最为关键的要素,通过创新驱动加快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化、高知识化和高附加值产业进行转移,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着力点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稳固基石。那么,以初级人力资本向高级人力资本动态演进为特征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通过什么机理、哪些路径作用于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协调效应?以及协调前景如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思考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规范分析、模型构建、实证检验等方法的综合运用,深入探讨分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围绕主要研究内容,具体的行文结构安排如下:第1章,绪论。首先,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并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阐述本文的研究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内容,并明确本文具体的结构安排;之后,介绍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所应用到的研究方法,并规划出本文详尽的技术路线图;最后,概述几点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及理论贡献。第2章,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比较系统的搜集、梳理与归纳,深入了解人力资本、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理论的产生背景、思想内涵和发展脉络,以期能够明晰已有文献所取得的研究进展,进而识别出相关领域有待深入挖掘的研究方向,同时,也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第3章,概念界定及指标测度。首先,通过对相关研究的追本溯源,界定本研究中所涉及的核心概念;然后,参考借鉴已有研究并结合发展实际,选取各个变量的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应的数学模型,对变量进行具体的测算,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做好最基础的铺垫。第4章,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机理研究。通过对相关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和归纳,部分文献已经认识到了,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桥梁效应,但是,目前鲜有文献对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及传导机制进行深入探究。本章节在文献调研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及理论模型,并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对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和估算,继而进一步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探讨。第5章,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机理研究。在前文验证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经济发展重要路径的基础上,本章节以期能够进一步打开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作用黑箱”。通过文献调研与理论梳理,从而提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通过自主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对自主创新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和估算,并对其实证结论进行总结探析。第6章,基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经济发展路径探究。在上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的基础上,本章节采用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冲击轨迹,并进一步地运用Bootstrap技术,对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以此构建出,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为源动力,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又以经济发展反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可持续生态圈。第7章,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前景研究。在全球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和我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下,人力资本作为知识与技能的主要载体,是一种高质量型创新要素,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理论分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机理,构建协调度测度模型,得出二者协调效应的时间序列,在此基础上,分别运用BP神经网络和ARIMA模型,对其协调发展前景进行预测,也相当于对这两种预测方法进行互证检验。第8章,结论与展望。本章节首先对全文的主要研究结果及结论,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启示,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局限,展望未来的改进方向。综上所述,本文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实践观察-提出问题-理论分析-实证检验-结论探讨”的科学研究逻辑和解决问题思路指导下,深入分析和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并探究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效应,对其协调发展前景进行预测。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和理论贡献。一是基于整体刻画和动态演化的视角探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拓展和深化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人力资本是知识与技能的主要载体,具有知识外溢效应,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源动力,因此,人力资本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但目前,鲜有文献从整体角度去刻画和描述,以初级人力资本向高级人力资本动态演进为特征的人力资本整体数量、质量状况及其结构演进的全貌。本文尝试拓展和深化已有研究,界定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概念及内涵,构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测算模型,从整体角度去考察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程度。二是深入剖析并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及传导路径。探究解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内在影响机理和“作用黑箱”,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及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对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和估算。从理论分析上建立起变量之间的有机联系,在方法应用上丰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经验研究。三是研究分析变量之间的冲击效应和作用路径,构建基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经济发展可持续生态圈。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纳入到同一个系统分析框架中,采用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作用轨迹和冲击效应,并进一步地运用Bootstrap技术,对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同时建立起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和传导路径。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为源动力,激发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又以经济发展反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可持续生态圈。
王俏茹[5]（2021）在《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理论分析与计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收敛（Economic Growth Convergence）的经典含义是指欠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在长期内向发达经济体追赶与靠拢的过程。经济增长收敛假说始于Solow（1956）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其主要包含三个核心问题:第一,是否存在收敛,即对收敛的存在性进行判断;第二,为什么会出现收敛,即对收敛机制进行分析;第三,如何能促进收敛,即对收敛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这是一个重要但又十分复杂的问题,首先,收敛性回答的是经济差距缩小的问题,这是任何一个经济体不得不重视的现实问题,在过去半个世纪,经济学家一直在试图剖析经济体间收入差距的形成及其背后的成因,而收敛性假说则成为了近二十年来在总量层面分析收入差距的主要工具。其次,经济增长收敛涉及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且不同的理论对收敛结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关于收敛性假说,学术界至今仍未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框架与实论结论,这正是收敛性研究的复杂之处。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对于理解收入差距的未来变动趋势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其为欠发达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经济差距的缩小,以及经济体内部区域之间经济差距的缩小,提供了一种形象的描述。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收敛理论还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能够为政府的政策实施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依据。事实上,关于经济增长收敛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近年来,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进入了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在内部面临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外则面临着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水平跃升的考验,这两大挑战均对应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收敛性问题,前者是关于中国内部各区域之间的收敛性问题,而后者则是将中国作为一个个体考虑其与世界范围内其它国家之间收敛性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重新审视了中国内部与外部的收敛性特征,并从“横向收敛”和“纵向收敛”两大角度展开了系统的研究。首先,“纵向收敛”主要研究一元经济体向自身稳态逼近的收敛过程;而“横向收敛”则研究多元经济体之间相互追赶,向共同的稳态收敛的过程。根据研究主体的差异,这一部分又可细分为两个层面。其中第一个层面主要研究中国内部各区域之间的横向收敛特征,本文从“数量”和“质量”两个角度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展开了研究;而第二个层面则主要研究全球经济体之间的横向收敛特征,本文对“资本收敛机制”和“技术收敛机制”两大收敛机制进行了验证,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判断。首先,本文从全国整体层面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收敛的阶段性特征。笔者首先通过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路径进行识别,并借助门限回归模型判断中国当前的收敛阶段;随后进一步利用含潜在门限变量的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索金融和技术两大驱动因素对于中国在实现收敛跃升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发现: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正处于中等收入的收敛曲线上,继续沿现有曲线收敛难以顺利向高收入阶段跃升,中国只有转变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才有可能顺利成为高收入国家,因此,为了顺利实现向高收入水平跃升,需要促进科技与金融的深入融合,继续挖掘两大因素的潜能。其次,本文对经济增长“数量”的收敛性进行研究,笔者首先将空间相关性加入到Mankiw-Romer-Weil收敛模型中,得到了空间收敛理论方程,随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省际间的收敛性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还采用双区制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省际空间溢出效应的非对称性及其对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进行探究,结果发现:中国省际之间存在显着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中国的省际经济增长整体满足条件收敛规律,然而,中国省际之间的空间溢出无论在体量上还是方向上均具有非对称性特征,且这两大非对称性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不尽相同。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增速换挡期,增速下滑的弱势省份会在区域内其它类似弱势省份间形成明显的下拉溢出,而这一溢出对强势省份的影响相对有限,在这两种效应的耦合作用下,中国经济出现了阶段性的区域极化现象。再次,本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收敛性进行研究,笔者首先利用层级动态因子模型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建模,以得到各区域以及各省份的因子;随后,借助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识别区域间经济增长质量的联动机制;最后通过计算C-M同步化指数分析了区域间的收敛特征,结果发现:现阶段中国四大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东部先行,中西部跟随和东北部相对独立的三元结构,而从区域内的同步化水平来看,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内的省级经济增长质量已初具俱乐部收敛特征,呈整体一致向好态势,这在极大程度上缓和了个体异化引致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隐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东北地区内部省份间均存在着独有的制约因素和增长桎梏,并未表现出收敛特征。然后,本文对经济增长的“资本收敛机制”进行分析,笔者首先对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特征进行了理论阐释,并通过技术差距的动态演变推导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随后通过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具体得到以下结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双门限效应,首先,金融水平较低的国家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收敛,但其稳态增长率会随着金融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其次,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个国家向前沿增长率收敛的可能性将会增加;最后,对于已收敛于前沿增长率的国家,金融发展对该国稳态下的相对产出增长率存在正向影响但最终趋于消失。最后,本文对经济增长的“技术收敛机制”进行分析,笔者首先借助非线性时变因子模型分析各国的俱乐部收敛情况;随后进一步通过技术前沿收敛模型探索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以对各国向高收入国家收敛的本质条件进行判断,结果发现:各国在向高收入水平收敛过程中所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在长期内是非稳定状态,但这种非稳定状态并不容易被打破,需要具备相应的收敛条件才能实现跃升,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各国向高收入水平收敛的关键,经济体在低收入水平阶段,可通过技术模仿提升TFP,在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跃升阶段,需在技术模仿的同时利用全球技术边界提升带来的技术溢出拉动TFP增长,在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阶段,需由外部驱动向自主创新驱动转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本文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维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特征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从国内区域层面的收敛性分析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整体上满足条件收敛规律,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仍未真正改变,差异化的发展战略仍需重视;而从国际层面的收敛性来看,当前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必然会经历经济增速的回落期与调整期,实现向高收入水平收敛需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陈建付[6]（2019）在《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果说经济是肌体,那么金融是血脉。只有血脉畅通,国民经济的机体才能持续健康稳定地增长和发展。金融又是一把双刃剑,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若金融以多种功能俯首为实体经济服务,则对实体经济增长和发展起促进作用;反之,若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脱节,不同步,不协调,或甚至金融“昂首阔步”,“自娱自乐”,则或迟或早必将反噬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成果。近些年,我国金融出现了“脱实向虚”现象,令人痛心地伤害了实体经济。逐年上升的货币化率（M2/GDP）等涉及金融发展的统计指标也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提出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强调: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笔者选择《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研究》为题,试图较为深入地探讨我国当前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畅通性以及效率高低问题。显然,这是我国当前一个亟待解决的较为迫切的重大问题。本文研究包括如下七部分内容:第1章为绪论。本章介绍了选题背景与意义,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和综述。综述分为四大块:金融发展的内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机制的研究、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本章还简单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2章为本文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框架。本章介绍了一些基本的概念、范畴后,阐述了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脉络和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脉络;接着借鉴罗默、卢卡斯等学者的内生增长模型,将金融部门分为直接融资部门和间接融资两部门引入到模型中,构建了一个内嵌两个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对模型进行了动态最优化和经济稳态分析,然后对模型选择出的诸参数进行校准后,将模型进行了模拟分析,并由此刻画了诸参数的意义。本章取得的成果是: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内嵌两个金融部门的动态最优化经济增长模型,并从中筛选出了对经济增速、技术增速和资本积累增速产生的影响有所不同,因而可以不同方向和程度地影响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机制和效率的两大类参数,并求出稳态解,这样推演出了分析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不同融资方式中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框架。第3章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与效率分析。为更加深入展开机理分析,本章针对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个渠道,首先对金融发展之于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进行分析——具体包括数量型作用机制分析和质量型作用机制分析;接着运用博弈论等方法对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之于内生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比较,并分析了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作用机制的不同;最后,对金融发展之于经济增长作用的效率展开了理论分析。本章取得的成果是:初步推导出两个理论假设,即（1）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数量型作用机制较好地促进了经济增长,（2）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质量型作用机制较好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推演出两大类若干重要参数对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效率的作用性质,并进一步在中国国情下,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些参数的取值特点:其必然导致我国出现金融资源易“脱实向虚”和实体经济易出现“僵尸企业”。第4章为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实证分析:间接融资视角。本章运用面板模型和大样本数据,从间接融资视角,实证检验了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问题,证明了间接融资渠道中,金融发展通过资本的积累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本章还通过构建SFA（随机前沿）模型,对我国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效率进行了检验,得出了肯定性的结论。本章最后还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我国间接融资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面临的两个短板,即金融资源易“脱实向虚”和实体经济易出现“僵尸企业”,并且还运用logit等方法,构建了一个能及时有效识别“僵尸企业”的分析模型,并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第5章为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实证分析:直接融资视角。本章运用面板门限模型和大样本数据,从直接融资视角,实证检验了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问题,证明了在我国,金融发展的直接融资途径（股权融资）具有良好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畅通性;本章还进一步运用了空间面板模型,采用全国31个省市近20年数据,实证证明,我国股权市场的融资规模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着的因果关系,证明了作为直接融资的股权融资具有良好的支持经济增长的机制作用;此外,本章还进一步运用SFA模型证明了,在我国,随着股权融资规模的不断提高,直接融资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效率也不断提高。第6章为美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支持的经验及其借鉴。本章分别阐述了美国、日本两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经验,综合分析其具体实施措施,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者勾稽现状,提出借鉴意义。第7章为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本章首先从前文中,主要是在第2至第5章中,归纳、提炼出了6点主要结论;接着,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的指导思想:大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踏实推进金融发展,推动实体经济稳定、高效增长;进而提出了打破金融市场体系供给侧结构性失衡、改革现有金融监管体系和制度、打造科技型企业+金融机构新型合作模式和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对策建议;最后,笔者根据本文的不足和缺憾,提出了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展望。
谷军健[7]（2019）在《基于要素协同的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文中指出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制造业,在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快速的规模扩张,使中国一跃成为制造业大国并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而非规模增速,是新时代产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从传统的产业结构视角来看,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高新技术产品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但是2018年4月“中兴事件”似乎表明中国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领域仍然受到发达国家的限制。面对这种分歧,应如何科学地测度和评价制造业的发展质量,从而形成对中国和美国制造业之间差距的科学认识?进一步地,如何促进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实体企业投资“金融化”和全面、过早、快速的“过度去工业化”共同导致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趋势加剧,以及“中国科技创新困境”、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与错配等问题,引起学术界和政府决策层的关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提出要“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那么,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是否有助于中国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其内在逻辑和影响机理是怎样的?以及如何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的协同发展?这些问题亟待深入探讨和系统研究。本文在内生增长理论、产业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现代产业体系要素协同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效应分析框架;结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特征,从效率、效益和结构等视角对制造业发展质量进行测度与比较,以明确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依次分析了产业体系不同构成要素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机理,并分别运用行业、跨国和地区层面数据实证检验了要素协同发展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贸易增加值收益提升效应和出口技术结构升级效应;最后提出了建设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启示。首先,面对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分歧,结合高效率、高效益和高技术等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分别从生产效率、贸易增加值收益和出口技术结构等三个视角对中国和美国制造业发展质量进行测度和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整体上不断提升,但仍与美国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的差距比传统产业更大。从生产率来看,2014年制造业总体现价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美国同年的39.89%,高技术产业仅为美国的37.6%;从贸易增加值收益来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地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趋势,但始终低于美国,随着行业技术密集度提高,美国制造业GVC地位上升,而中国呈下降趋势;从出口技术含量来看,中国制造业和高技术行业始终低于美国。其次,立足于中国科技创新困境,从理论上分析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的协同机理,运用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的生产率增长效应,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人力资本支配下科技创新的非线性效应,并区分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效应的行业差异。结果发现,在不考虑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相互作用时,自主研发创新、合作研发创新和非研发创新均没有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着影响,但自主研发创新、合作研发创新、非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交互项均具有显着正效应,表明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协同效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科技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大。中低技术行业中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的协同效应是显着的,而高技术行业中没有发挥协同效应,这可能与高技术行业更高的人力资本需求有关。再次,针对金融体系作用“两面性”的争论,深入分析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的协同机理,运用来自WIOD（2016）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协同的贸易增加值收益提升效应,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探讨不同GVC分工地位下金融发展作用的变动,并区分银行型与市场型金融发展的效应差异。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显着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但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投资的偏离,以及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偏离存在显着抑制效应,这说明金融体系的高质量发展效应依赖于其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的协同程度;金融发展对GVC地位低的国家具有较大提升效应,随着GVC地位提升,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的偏离将呈现更大抑制效应;相比银行型金融发展,市场型金融发展对GVC地位的提升效应更大。最后,在“脱实向虚”和经济服务化的现实背景下,分析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金融发展的协同机理,采用中国制造业省级地区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经济与三要素协同的出口技术结构升级效应,并区分金融危机前后不同阶段和内陆、沿海不同地区的效应差异。结果显示,实体经济显着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且扩大了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这表明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存在显着协同效应;实体经济及其与三要素的协同效应在金融危机后显着增大,实体经济的作用在东部沿海地区更大,但实体经济与三要素的协同效应在内陆地区更为显着。本文主要的研究贡献在于:（1）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与高质量发展联系起来,并构建了研究产业体系构成要素协同的高质量发展效应理论分析框架;（2）首次从生产效率、贸易增加值收益、出口技术含量等三个视角测度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质量;（3）揭示了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效应以及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的协同效应,分别为中国“研发—生产率悖论”和金融体系作用“两面性”提供了一种合理解释;（4）论证了实体经济在出口技术结构升级中的重要性,为“脱实向虚”和经济服务化背景下继续巩固和发展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提供了依据。
张杰[8]（2019）在《保罗·罗默主要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8年10月8日,保罗·罗默因其对增长理论的卓着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探索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源泉,一直是经济学历久弥新的话题。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思想,通过强调内生知识技术的外部性影响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作为内生增长理论的领军人物之一,罗默曾被保罗·克鲁格曼称为20世纪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理论经济学家。系统解析罗默相关研究成果,追溯其产生背景与形成渊源,并比较同时期其它经济增长观点,不仅能更客观地评价罗默所作贡献,也将更深刻地理解内生经济增长思想的内涵与外延,使其进一步应用至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实践之中。事实上,除内生经济增长思想之外,罗默还曾提出宪章城市构想,与罗伯特·巴罗一同探讨滑雪场定价,拓展了相关领域研究。近年来,中国以资源要素投入为主的发展方式开始暴露其缺点,同时城镇化进程中地区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重中之重,实施区域协调发展也成为必要战略。由此,探索经济高质量发展、城镇化中区域协调发展的具体路径,是关键问题。本文研究认为,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思想掀起了继新古典增长理论后的新一轮研究浪潮。同时,相比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不足,内生经济增长思想详细地论证了知识经济的内在机制,较好地解释了增长事实并提供了丰富的政策内涵。然而,该思想也存在着模型假设过于严峻和忽略制度因素的缺陷;滑雪场定价思想则为价格理论提供了创新视角,但与俱乐部理论的相似性制约其发展;宪章城市思想强调规则和制度的重要性,但也具有管理者集权的缺陷。罗默经济思想的启示在于,我国政府应当实施有效的激励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加强在引导和促进产学研结合方面的作用等。在一线城市以外,可试点建立有限自由的新型经济特区。
郭小雪[9]（2019）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文中认为通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我国已摆脱短缺经济的基本特征。虽然我国GDP总量持续快速增长,但长期追求速度的增长模式代价高昂,中国经济面临着日趋上升的要素成本“地板”,与接近上限的资源环境承载容量“天花板”的双重挤压,要素投入边际收益大幅收窄,经济高速增长的空间逐渐缩小,以往依靠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因此,推动高质量发展应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制定经济政策、确定发展思路、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其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眼于此,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部署。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组成单元,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细胞,以城市为对象对全要素生产率展开研究,对于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从现有对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文献来看,主要以国家和省份作为研究对象,而且测算中大多未考虑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得出的结果不能客观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系统研究则更为缺乏。因此,本文基于城市层面的数据,以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研究目标,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并分解,从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变特征、收敛性、影响因素以及提升路径几个方面,对总样本和分样本分别进行分析和对比分析,以研究不同类型城市的差异性,为政府部门精准施策提供依据。具体内容如下:导论。首先从四个方面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并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对研究意义进行了阐述;其次,综述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在理论内涵、测算方法、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提出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概括本文的研究内容、基本思路以及所做的创新性研究。第一章为基础理论介绍。首先基于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历史作简要回顾,接着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和理论发展进行了归纳,最后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度方法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为后文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为资源环境约束下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描述性分析。首先对资源环境约束下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解方法的原理进行了介绍,然后选取了包含资源投入和“非期望产出”的指标,基于CRS-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对我国275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并分解为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基于测算分解的结果,从总样本、区域和城市规模分样本进行了时间演变分析和对比分析。第三章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性分析。首先对收敛理论和机制进行了介绍,然后分总样本和分样本进行α收敛检验和纳入空间因素的绝对β收敛,并进一步纳入“连续性”“滞后性”进行条件β收敛性检验。第四章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首先基于理论层面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的机制进行分析,然后构建指标体系和空间动态SDM模型,以总样本和分样本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从短期、长期的直接和间接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五章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路径选择。首先基于要素禀赋理论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路径进行分析,从理论上论证了“适宜性创新”模式与地区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接着通过建立门槛模型,从总样本和分样本论证“适宜性创新”模式的存在性。最后为本文的研究结论、启示与不足。通过以上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效率和技术指数总体均呈现增长趋势;东、中、西部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效率方面,呈现出总体平稳趋势又有波动的特征;不同规模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效率方面,也为平稳波动态势。2、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力主要源于技术水平的提升,效率增长幅度较小,已经成为制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瓶颈。3、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效率和技术水平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规模城市间存在差异性。东部地区整体呈略下降趋势,中部地区较为平稳,西部地区整体为明显的上升趋势。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小幅上升趋势,中型城市和小城市的效率水平小幅下降,在不同的时间区间,又表现出不同的波动特征。4、全国城市、三区域和四组不同规模城市均不存在α收敛;中西部城市、小型城市不存在绝对β收敛;在加入影响因素后的条件β收敛检验中,中西部城市、中型城市和小城市不存在条件β收敛;进一步加入时间和空间的滞后项的条件β收敛检验,总样本、区域样本和不同规模的城市样本均呈现条件β收敛。说明城市间的发展差距和发展速度与经济基础和各影响因素有重要关系。5、科研投入、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是当前推动我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直接动力,基础设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阻碍作用。区域间、不同规模城市间也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在:第一,人力资本水平是东部城市TFP增长的重要动力,却成为阻碍西部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二,产业结构高级化适用于特大城市当前的发展特征,起到了正向作用,却不适合其他城市的发展特点,第三,金融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提升了技术水平的同时可能降低效率,第四,经济发达的城市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等因素有一定程度上的“虹吸效应”。6、总体来看,我国存在“适宜性创新”模式,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都是促使自主型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三大区域的路径选择存在异质性,东部、中部采取自主型创新也较为符合地区要素禀赋特征,西部城市则更适宜模仿式创新;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应采用自主型创新模式,中型城市大体上来看应采用自主型创新模式,但是经济发展水平成为制约中部城市“适宜性创新”的重要因素,小城市当前则更适合模仿式创新的模式。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一、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面,创新性地将水资源、电能源纳入资源投入框架,将废水、二氧化硫和烟尘作为污染物纳入“非期望产出”,进一步提高了测算结果的精确度,也体现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二、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中,采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将空间和时间上的“滞后性”“连续性”特征纳入实证研究。一方面将政策性因素的影响分离出来,另一方面弥补了静态模型不能估计短期效应的缺陷,也更为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三、在金融发展水平、制度环境的综合指标构建中,使用了动态因子分析方法（DFA）确定分项指标权重,与普通因子分析只能处理截面数据相比,加入了时间序列的分析结果,不仅能确保指标权重的客观性,也能全面地反映各分项指标的重要程度。四、本文在全要素生产率演变特征和实证分析中,不仅考察了城市总样本的普遍性特征,又分区域和不同规模城市分别做了分析和对比分析,把握了不同类型城市的异质性特征,为政策的精细化和因地制宜提供参考。
陈锐[10]（2013）在《现代增长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增长理论（索洛模型、拉姆齐模型和内生增长理论）描述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路径，对人类经济增长的史实和现代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做出了较好的论述和研究，尽管依然有所不足，但却为经济学家们进行下一部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现有的增长理论文献主要从数理模型和计量方法两个方面来对经济增长的绩效和现实进行研究，得出了大量有意义的结果，如果我们考虑到各国经济增长的现实，我们便会发现现有的西方文献多运用计量方法来从事现实实际的研究，以致于在现代西方经济某些学派，计量方法几乎取代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经济增长理论和实际的研究亦复如是。我们认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一味依赖于模型和计量方法，我们很难发现一些重要的联系，更难以在社会变革的条件下运用数量方法来进行研究，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产生必须要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条件，经济增长的结果也将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这些影响会对某些模型参数产生微妙的作用。因此，作者试图运用现代增长理论，结合政治经济学方法，将其在理论上和实践研究上予以深化，来对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做出初步研究。中国经济在过去30余年中取得了骄人的发展成绩，人均GDP在2012年已突破6000美元大关，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这样的经济发展成绩和工业化规模在世界历史上几乎很难找到先例，即使是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与之相比也不免有所逊色。但我们要认识到的是，随着人类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经济现代化的门槛也相应提高，以往的经济现代化水平用今天的标准衡量已不符合今天经济现代化的要求，这就需要中国经济在下一个十年内继续以一个中高速来发展，才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现有的水平。通过对理论和实际的分析，我们发现，在现代社会，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正如内生增长理论所指出的，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尤其如此。工业化的产生，需要一系列社会条件，如果在不具备这些社会条件的基础上强行推进工业化，只能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在经济增长了一段时间后陷于停滞，国家经济水平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而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除了处于周期性波动的衰退阶段外，西方国家在普通的年份总能取得一定的经济增长速率，尽管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这个速率显得较低，但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加不易陷入长期经济停滞是一个可以成立的事实。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比较稳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禀赋的提升，以及在此基础上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次生优势，如教育、技术交流和扩散、产业转移与重塑等因素，这就使得发达国家的经济始终具备一定的活力。通过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研究，我们发现，正是因为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存在的优势，确保了其经济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而这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不断增长的原因所在。这种确保经济技术水平不断增长的机制本文称之为稳态增长机制，本文的主要目的也正是探索如何在中国建立稳态增长机制，以及我们现在离这样的机制还有多远。本文第一章是导论。在本章中，作者给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难点，并叙述了经济增长理论产生的过程，以及为何选择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作为本文基本研究工具的原因。这一章还回顾了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指出了只有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才成为一种比较稳定的现象，因而中国经济要想持续稳定增长，必须像发达国家那样具有稳定的增长动力，而这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足之处。第二章在第一章对现代增长理论简述性介绍的基础上，比较详细地给出了原始索洛模型、拉姆齐模型和内生增长理论发展历程的介绍。内生增长理论是建立在罗默、卢卡斯和巴罗等几篇经典文献基础之上的，这些经典文献给出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和方法，其他的文献基本上都可以看做这几篇文献的推广和应用。在这些介绍的基础上，作者探索了西方社会经济增长的机制，本文称这种机制为稳态增长机制。第三章在卢卡斯1988年经典论文的基础之上，运用增长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地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人力资本禀赋提升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从增长理论的视角对人力资本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得出若干重要性质,指出了人力资本禀赋提升对于一国经济增长和建立稳态增长机制的重要作用。以此为基础，本章研究了中国人力资本禀赋现状，对中国人力资本禀赋的不足进行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并提出了改善的对策，认为提升人力资本禀赋不仅可以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动力，其提升的过程所创造的需求本身即可推动经济增长。第四章将研究中心放在科技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以及如何提升中国科技创新实力，增强中国发展动力之上。本章首先给出了科学技术的公共产品性质，指出科学技术属于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公共产品，特别是基础科学，需要政府而不是私人盈利机构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向社会提供。作为长期增长的推动力量，科技创新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基本的重要作用，本章也研究了经济增长对科技创新的基本重要性，分析了国外相关案例，指出了工业时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的长期性与艰巨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科技水平落后。最后分析了中国科技水平现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今后发展的动力所在，提出了改善对策。第五章在前几章的基础上，研究了对稳态增长机制形成至关重要的几个方面：技术学习和消化、产业结构的重塑与转移、教育体系的完善。这几个方面对于形成稳态增长机制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禀赋的提升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完善也正是通过这几个方面表现出来。相对于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能力，这几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在这些因素提升的过程中，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都较以往得到了提高，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这几个方面的落后有很大的关系。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要想完全依靠科技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有着一定的困难，原因正在于这几个次生优势方面中国还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短板，而这种短板弥补的过程本身即是稳态经济增长机制形成的过程。第六章对本研究做出了一个总结，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科技实力的提高，中国正在走出转型时代，朝向建立稳态增长机制的方向前进。如果政府作用到位，这个过程将对经济发展起到重大作用，并且稳态增长机制也将成为这个过程的自然结果。随着这个过程的完成，中国将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创新性能力的国家，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最终也将是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禀赋不断提升。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种外在和表征，正因为中国在整个20世纪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转型过程，而这个转型过程中又伴随着战乱与较长时期的经济萧条，对比东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绩效，很容易使人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着疑虑和担心。但这种观点忽略了社会条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这段时期，中国由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农业帝国逐渐转变为现代国家，而经济增长则是这种转型的外在表现之一。中国将在未来20年内逐步完成这种转型，并为相关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提供一个全新的巨型国家转型与发展的重大案例。
二、人力资本及环境与经济增长——一个经济落后地区的内生增长模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人力资本及环境与经济增长——一个经济落后地区的内生增长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1）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 |
| 1.2.2 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2.3 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2.4 研究述评 |
| 1.3 内容结构、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内容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技术创新 |
| 2.1.2 人工智能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技术创新理论 |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 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 |
| 3.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 |
| 3.1.1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 |
| 3.1.2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 |
| 3.1.3 国内人工智能发展趋势 |
| 3.2 人工智能的四大经济效应 |
| 3.2.1 智能渗透效应 |
| 3.2.2 边界延展效应 |
| 3.2.3 知识创造效应 |
| 3.2.4 自我深化效应 |
| 3.3 经济增长的三大影响因素 |
| 3.3.1 劳动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要素投入 |
| 3.3.2 资本是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实现途径 |
| 3.3.3 生产技术是加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
| 3.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渠道 |
| 3.4.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 3.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 3.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 3.5 本章小结 |
| 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 4.1 分析基础 |
| 4.1.1 高低技能劳动者的厘定 |
| 4.1.2 基本理论假设 |
| 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就业路径 |
| 4.2.1 智能渗透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 4.2.2 边界延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 4.2.3 就业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收入路径 |
| 4.3.1 智能渗透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4.3.2 边界延展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4.3.3 收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4 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路径的实证检验 |
| 4.4.1 研究设计 |
| 4.4.2 人工智能影响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的实证检验 |
| 4.4.3 人工智能、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4.4.4 长期效应分析 |
| 4.4.5 作用渠道检验 |
| 4.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 |
| 5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 5.1 分析基础 |
| 5.1.1 资本积累与资本结构的概述 |
| 5.1.2 智能渗透的行业差异 |
| 5.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路径 |
| 5.2.1 智能渗透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 5.2.2 边界延展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 5.2.3 资本积累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结构路径 |
| 5.3.1 智能渗透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3.2 边界延展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3.3 资本结构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4 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路径的实证检验 |
| 5.4.1 研究设计 |
| 5.4.2 人工智能影响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的实证检验 |
| 5.4.3 人工智能、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5.4.4 长期效应分析 |
| 5.4.5 作用渠道检验 |
| 5.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 |
| 6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 6.1 分析基础 |
| 6.1.1 全要素生产率的解构 |
| 6.1.2 基于“生产率悖论”的争议 |
| 6.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路径 |
| 6.2.1 智能渗透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2 知识生产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3 自我深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4 技术进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路径 |
| 6.3.1 智能渗透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2 边界延展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3 自我深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4 技术效率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4 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路径的实证检验 |
| 6.4.1 研究设计 |
| 6.4.2 人工智能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
| 6.4.3 人工智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6.4.4 长期效应分析 |
| 6.4.5 作用渠道检验 |
| 6.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影响经济增长 |
| 7 进一步分析——人工智能、长期经济增长与未来南北差距 |
| 7.1 分析基础 |
| 7.1.1 技术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变化路径 |
| 7.1.2 基本理论假设 |
| 7.2 人工智能与长期经济增长 |
| 7.2.1 基本模型构建 |
| 7.2.2 模型分析 |
| 7.2.3 分析结论 |
| 7.3 人工智能发展与未来南北差距 |
| 7.3.1 基本模型构建 |
| 7.3.2 领先国家 |
| 7.3.3 追随国家 |
| 7.3.4 模型分析与结论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基本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本文的技术路线图 |
| 1.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与分类 |
| 2.1.1 人力资本 |
| 2.1.2 创新 |
| 2.1.3 技术效率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衡量方法研究 |
| 2.2.2 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
| 2.2.3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2.4 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
| 2.2.5 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2.6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3.2 人力资本理论 |
| 2.3.3 内生增长理论 |
| 2.3.4 创新系统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 |
| 3.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地区层面 |
| 3.1.1 地区人力资本发展现状 |
| 3.1.2 地区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
| 3.1.3 地区经济增长现状 |
| 3.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行业层面 |
| 3.2.1 工业行业人力资本发展现状 |
| 3.2.2 工业行业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
| 3.2.3 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现状 |
| 3.3 本章小结 |
| 4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理论模型 |
| 4.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4.1.1 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2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3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4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小结 |
| 4.2 多部门内生增长模型 |
| 4.3 本章小结 |
| 5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 |
| 5.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地区层面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
| 5.1.3 实证结果与分析——地区整体层面 |
| 5.1.4 实证结果与分析——分区域层面 |
| 5.1.5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5.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行业层面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
| 5.2.3 实证结果与分析——工业行业整体层面 |
| 5.2.4 实证结果与分析——细分行业层面 |
| 5.2.5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6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
| 6.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人力资本门槛效应检验 |
| 6.1.1 地区层面分析 |
| 6.1.2 行业层面分析 |
| 6.1.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6.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技术创新门槛效应检验 |
| 6.2.1 地区层面分析 |
| 6.2.2 行业层面分析 |
| 6.2.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相关启示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主要研究目标、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 1.5.2 不足 |
| 2 相关概念和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定义 |
| 2.1.2 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社会型基础设施与公共生活完善的相关文献 |
| 2.2.2 社会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文献 |
| 2.2.3 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相关文献 |
| 2.2.4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理论基础和影响机制分析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 3.1.2 人力资本相关理论 |
| 3.1.3 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 |
| 3.1.4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论 |
| 3.1.5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
| 3.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影响机制研究 |
| 3.2.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影响机制 |
| 3.2.2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影响机制 |
| 3.3 本章小结 |
| 4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研究 |
| 4.1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 |
| 4.1.1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比例变化 |
| 4.1.2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资金来源变化 |
| 4.1.3 我国各类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占城镇投资比重变化 |
| 4.1.4 我国社会和经济型基础设施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
| 4.2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供需现状 |
| 4.2.1 研究方法和数据获取 |
| 4.2.2 各类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协调发展分析 |
| 4.3 我国经济型、社会型与其他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 |
| 4.3.1 基础设施存量估算的基本方法 |
| 4.3.2 三类基础设施全国资本存量估算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5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基于PLS和系统GMM的实证分析 |
| 5.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PLS影响路径分析 |
| 5.1.1 PLS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5.1.2 路径模型的研究假设、路径设定以及数据说明 |
| 5.1.3 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系统GMM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5.2.2 回归结果分析 |
| 5.3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
| 5.3.1 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分析 |
| 5.3.2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异质性分析 |
| 5.3.3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异质性分析 |
| 5.4 进一步分析—经济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系统GMM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社会效应——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1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和谐社会综合评价指标构建 |
| 6.1.1 评价指标设计与数据处理 |
| 6.1.2 和谐社会综合指标因子分析过程及结果 |
| 6.2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
| 6.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2.2 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假设 |
| 6.2.3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
| 6.3 进一步分析—经济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空间分析 |
| 6.3.1 全样本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 6.3.2 分区域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 6.3.3 分时段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社会综合效应——基于熵权TOPSIS和灰色关联度的实证分析 |
| 7.1 基于熵权TOPSIS评价模型的经济社会综合指标构建 |
| 7.1.1 熵权TOPSIS模型和指标选取 |
| 7.1.2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经济社会综合效应指标分析 |
| 7.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综合效应的灰色关联分析 |
| 7.2.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灰色关联分析 |
| 7.2.2 社会型与经济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灰色关联对比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4）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 |
| 2.1 人力资本理论 |
| 2.1.1 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背景 |
| 2.1.2 早期的人力资本思想 |
| 2.1.3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 |
| 2.1.4 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 |
| 2.2 自主创新理论 |
| 2.2.1 自主创新思想的理论溯源 |
| 2.2.2 自主创新思想的演进 |
| 2.2.3 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的理论逻辑 |
| 2.2.4 自主创新生态系统构建 |
| 2.3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2.3.1 产业结构的内涵 |
| 2.3.2 产业结构演进的相关理论 |
| 2.3.3 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因素 |
| 2.4 经济发展理论 |
| 2.4.1 外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4.2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4.3 经济发展理论的渊源与形成 |
| 2.4.4 经济发展理论的演进与发展 |
| 2.4.5 经济发展的新认识和新变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概念界定及指标测度 |
| 3.1 核心概念界定 |
| 3.1.1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 |
| 3.1.2 自主创新 |
| 3.1.3 产业结构升级 |
| 3.1.4 经济发展 |
| 3.2 评价指标选取及测度模型构建 |
| 3.2.1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HCS)评价指标及测度模型 |
| 3.2.2 自主创新(INN)评价指标及测度模型 |
| 3.2.3 产业结构升级(IU)评价指标及测度模型 |
| 3.2.4 经济发展(EDS)评价指标及测度模型 |
| 3.3 评价指标及测度方法汇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机理研究 |
| 4.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提出 |
| 4.2 数据处理与模型构建 |
| 4.2.1 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
| 4.2.2 状态空间模型构建 |
| 4.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4.3.1 状态空间模型估计 |
| 4.3.2 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机理研究 |
| 5.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提出 |
| 5.2 数据处理与模型构建 |
| 5.2.1 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
| 5.2.2 状态空间模型构建 |
| 5.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5.3.1 状态空间模型估计 |
| 5.3.2 自主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经济发展路径探究 |
| 6.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提出 |
| 6.2 模型构建及检验 |
| 6.2.1 VAR模型构建 |
| 6.2.2 脉冲响应函数 |
| 6.2.3 方差分解分析 |
| 6.3 基于Bootstrap的传导路径检验 |
| 6.3.1 链式中介理论模型构建 |
| 6.3.2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 6.4 中国经济发展可持续路径理论模型构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前景研究 |
| 7.1 协调机理分析与评价模型构建 |
| 7.1.1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机理分析 |
| 7.1.2 协调度评价模型构建 |
| 7.2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效应测度 |
| 7.3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前景预测 |
| 7.3.1 基于BP神经网络的协调发展前景预测 |
| 7.3.2 基于ARIMA模型的协调发展前景预测 |
| 7.4 可持续发展障碍因素分析 |
| 7.4.1 障碍度模型构建 |
| 7.4.2 障碍因素挖掘及结果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总结与展望 |
| 8.1 结论和启示 |
| 8.1.1 主要的研究结论 |
| 8.1.2 相应的对策启示 |
| 8.2 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及参加项目情况 |
| 致谢 |
（5）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理论分析与计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的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的发展脉络 |
| 1.2.2 经济增长收敛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 |
| 1.2.3 经济收敛机制 |
| 1.3 全文章节安排与内容简介 |
| 1.4 论文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经济增长收敛性分析的理论基础与量化描述 |
| 2.1 经济增长收敛性分析的理论基础 |
| 2.1.1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1.2 内生增长理论 |
| 2.1.3 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其它相关理论 |
| 2.2 经济收敛性的基本类型与判别条件 |
| 2.2.1 β收敛 |
| 2.2.2 σ收敛 |
| 2.2.3 时间序列收敛 |
| 2.3 经济增长收敛类别的概念梳理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阶段识别与“双轮驱动”检验 |
| 3.1 索洛收敛模型的理论扩展 |
| 3.2 中国经济增长收敛路径的识别与检验 |
| 3.2.1 门限回归模型的建立与数据处理 |
| 3.2.2 门限回归模型的检验与估计 |
| 3.2.3 经济增长收敛路径的识别结果 |
| 3.3 中国经济增长收敛驱动因素的时变特征分析 |
| 3.3.1 LT-TVP-VAR模型结构设定 |
| 3.3.2 数据处理与参数估计 |
| 3.3.3 “双轮驱动”因素的时变特征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省级经济增长的收敛特征与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
| 4.1 MRW收敛模型的理论扩展 |
| 4.2 经济增长空间收敛方程的实证分析 |
| 4.2.1 经验分析方程与变量说明 |
| 4.2.2 无空间效应的估计结果 |
| 4.2.3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4.2.4 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 |
| 4.3 空间溢出效应的非对称性及其对经济收敛的影响 |
| 4.3.1 双区制空间杜宾模型的建立与估计 |
| 4.3.2 双区制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省级经济增长质量的收敛特征分析 |
| 5.1 中国省级经济增长质量的层次分解 |
| 5.1.1 因子模型的演进概述 |
| 5.1.2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5.1.3 层级动态因子模型的建立与估计 |
| 5.1.4 层级动态因子特征分析 |
| 5.2 中国省级经济增长质量波动的结构还原 |
| 5.3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联动机制识别 |
| 5.3.1 非参数格兰杰检验的原理 |
| 5.3.2 非参数格兰杰检验的估计结果 |
| 5.4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收敛特征 |
| 5.4.1 修正C-M同步化指数的原理 |
| 5.4.2 修正C-M同步化指数的估计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经济增长俱乐部收敛中的金融门限效应 |
| 6.1 经济增长俱乐部收敛的理论分析 |
| 6.2 动态面板门限模型的建立与估计 |
| 6.2.1 经验收敛方程 |
| 6.2.2 数据的选取与说明 |
| 6.2.3 动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设定 |
| 6.2.4 动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估计 |
| 6.3 经济增长俱乐部收敛中的金融门限效应检验 |
| 6.3.1 变量内生性检验 |
| 6.3.2 模型非线性检验 |
| 6.3.3 动态面板门限模型的估计结果分析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3.5 对中国现状的考虑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经济增长俱乐部收敛的识别与TFP的提升路径分析 |
| 7.1 非线性时变因子模型介绍 |
| 7.1.1 相对过渡曲线 |
| 7.1.2 logt收敛性检验 |
| 7.1.3 聚类分析 |
| 7.2 收敛俱乐部的形成及其决定因素分析 |
| 7.2.1 聚类分析结果 |
| 7.2.2 俱乐部间的过渡行为 |
| 7.2.3 影响俱乐部形成的关键因素 |
| 7.3 收敛俱乐部的差异比较与TFP的提升路径分析 |
| 7.3.1 技术前沿收敛模型的构建 |
| 7.3.2 样本选取与数据说明 |
| 7.3.3 技术前沿收敛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 |
| 7.3.4 对中国现状的考虑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6）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金融发展内涵的研究 |
| 1.2.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
| 1.2.3 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机制的研究 |
| 1.2.4 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 |
| 1.2.5 国内外研究评析 |
| 1.3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理论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概念与范畴 |
| 2.1.2 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脉络 |
| 2.1.3 内生增长理论发展脉络 |
| 2.2 理论框架:嵌入两个金融部门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 |
| 2.2.1 模型构建 |
| 2.2.2 模型动态最优化 |
| 2.2.3 经济增长稳态分析 |
| 2.3 经济增长模型的模拟分析 |
| 2.3.1 间接融资部门相关参数的变化对稳态增速的影响 |
| 2.3.2 直接融资部门相关参数的变化对稳态增速的影响 |
| 2.3.3 参数η_1、δ_2和χ_1的变化对g_Y~*、g_K~*和g_A~*的影响 |
| 2.3.4 数值模拟基本结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与效率分析 |
| 3.1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分析 |
| 3.1.1 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分析 |
| 3.1.2 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分析 |
| 3.1.3 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作用比较分析 |
| 3.1.4 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作用机制分析 |
| 3.2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效率分析 |
| 3.2.1 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效率的理论分析 |
| 3.2.2 金融资源错配与经济增长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实证分析:间接融资视角 |
| 4.1 我国间接融资作用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
| 4.1.1 模型的设定与数据说明 |
| 4.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1.3 稳健性检验 |
| 4.1.4 进一步稳健性检验 |
| 4.2 我国间接融资作用于经济增长效率的实证分析 |
| 4.2.1 模型的设定与数据说明 |
| 4.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3 我国间接融资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面临的两个短板 |
| 4.3.1 金融资源倾向脱实向虚 |
| 4.3.2 实体经济易出现“僵尸企业”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实证分析:直接融资视角 |
| 5.1 我国直接融资作用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
| 5.1.1 数据说明与变量选择 |
| 5.1.2 比较静态分阶段实证分析 |
| 5.1.3 进一步空间实证分析我国股权融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
| 5.2 我国直接融资作用于经济增长效率的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的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支持的经验及其借鉴 |
| 6.1 美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经验及其借鉴 |
| 6.1.1 美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经验与创新模式特征 |
| 6.1.2 美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成功经验的借鉴 |
| 6.2 日本金融发展支持经济增长经验及其借鉴 |
| 6.2.1 日本金融发展支持经济增长经验 |
| 6.2.2 日本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经验借鉴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附表1 |
| 附表2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基于要素协同的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相关研究 |
| 1.2.2 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 |
| 1.2.3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1.1 基于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理论 |
| 2.1.2 基于研发创新的内生增长理论 |
| 2.1.3 纳入金融发展的内生增长理论 |
| 2.1.4 基于要素相互作用的增长理论 |
| 2.2 产业结构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相关理论 |
| 2.2.1 产业结构演进规律 |
| 2.2.2 产业升级的拓展:产业高质量发展 |
| 2.3 基于要素协同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效应分析框架 |
| 2.3.1 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构成要素 |
| 2.3.2 要素协同的概念与协同关系 |
| 2.3.3 要素协同的高质量发展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测度分析——兼与美国的比较 |
| 3.1 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分歧、原因与测度思路 |
| 3.2 基于生产效率的中美制造业发展质量测度与比较 |
| 3.2.1 CTFP与RTFP测算方法与数据 |
| 3.2.2 制造业生产率测算结果分析 |
| 3.3 基于贸易增加值收益的中美制造业发展质量测度与比较 |
| 3.3.1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度方法 |
| 3.3.2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测算结果分析 |
| 3.4 基于出口技术结构的中美制造业发展质量测度与比较 |
| 3.4.1 增加值视角下出口技术复杂度测度方法 |
| 3.4.2 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结果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要素协同发展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分析 ——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发展的视角 |
| 4.1 中国科技创新困境与“研发—生产率”悖论 |
| 4.2 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机理分析 |
| 4.2.1 生产率增长中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的相互作用 |
| 4.2.2 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关系中人力资本的支配作用 |
| 4.3 计量模型构建、变量与数据 |
| 4.3.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4.3.2 变量选取与测度 |
| 4.3.3 数据处理与来源 |
| 4.4 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效应的实证分析 |
| 4.4.1 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
| 4.4.2 自主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4.4.3 合作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4.4.4 非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4.4.5 稳健性检验 |
| 4.5 拓展分析:非线性效应与行业差异 |
| 4.5.1 人力资本支配下科技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效应 |
| 4.5.2 不同行业中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效应差异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要素协同发展的价值提升效应分析 ——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协同的视角 |
| 5.1 金融体系作用的“两面性”与解释思路 |
| 5.2 金融发展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协同机理分析 |
| 5.2.1 全球价值链分工与高质量发展 |
| 5.2.2 金融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作用机理 |
| 5.2.3 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协同效应的研究假设 |
| 5.3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 5.3.1 计量模型设定 |
| 5.3.2 变量测度 |
| 5.3.3 数据来源 |
| 5.4 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协同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4.1 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协同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
| 5.4.2 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协同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不同全球价值链地位下金融发展的影响:非线性效应 |
| 5.6 拓展分析:银行型与市场型金融体系的影响差异 |
| 5.6.1 银行型金融体系与市场型金融体系发展的影响差异 |
| 5.6.2 稳健性检验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要素协同发展的结构升级效应分析 ——实体经济与三要素协同的视角 |
| 6.1 “脱实向虚”与实体经济的作用 |
| 6.2 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金融发展的协同机理分析 |
| 6.3 模型设定与变量 |
| 6.3.1 计量模型设定 |
| 6.3.2 变量测度 |
| 6.3.3 数据说明 |
| 6.4 实体经济与三要素协同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4.1 实体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
| 6.4.2 实体经济与三要素协同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拓展分析:不同阶段和地区异质性 |
| 6.5.1 金融危机前后的阶段性差异 |
| 6.5.2 内陆与沿海的地区差异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总结及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相关政策启示 |
| 7.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与科研情况 |
（8）保罗·罗默主要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概况 |
| 1.2.2 国外研究概况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整体框架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2 保罗·罗默内生经济增长思想的背景与渊源 |
| 2.1 罗默内生经济增长思想的发展脉络 |
| 2.1.1 走上经济学的探索之路(1955—1977) |
| 2.1.2 内生经济增长思想萌芽(1977—1980) |
| 2.1.3 内生经济增长思想产生(1980—1986) |
| 2.1.4 内生经济增长思想转变(1986—1987) |
| 2.1.5 内生经济增长思想演进(1987—1990) |
| 2.2 罗默内生经济增长思想的产生背景 |
| 2.2.1 学术背景:继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的低潮期 |
| 2.2.2 经济背景:美国经济滞涨和全球贫富差距扩大 |
| 2.2.3 时代背景:“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发展 |
| 2.3 罗默内生经济增长思想的形成渊源 |
| 2.3.1 基于卡尔多增长事实及其扩展 |
| 2.3.2 知识溢出增长模型的思想渊源 |
| 2.3.3 技术驱动增长模型的思想渊源 |
| 3 保罗·罗默内生经济增长思想内容 |
| 3.1 完全竞争的知识溢出增长模型:基于罗默(1986) |
| 3.1.1 知识溢出增长模型 |
| 3.1.2 知识溢出增长模型的结论 |
| 3.2 完全竞争下内生增长模型的比较 |
| 3.2.1 知识溢出增长模型VS人力资本增长模型 |
| 3.2.2 知识溢出增长模型VS资本积累增长模型 |
| 3.3 垄断竞争的技术驱动增长模型:基于罗默(1990) |
| 3.3.1 技术驱动增长模型 |
| 3.3.2 技术驱动增长模型的结论 |
| 3.4 垄断竞争下内生增长模型的比较 |
| 3.4.1 技术驱动增长模型VS质量创新增长模型 |
| 3.5 对罗默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反驳 |
| 3.5.1 技术驱动增长模型VS改进版新古典增长模型 |
| 3.5.2 技术驱动增长模型VS半内生增长模型 |
| 4 保罗·罗默其他经济思想内容 |
| 4.1 非竞争性等概念与滑雪场定价思想 |
| 4.2 滑雪场定价思想:一揽子买卖效应 |
| 4.2.1 滑雪场定价中的一揽子买卖效应 |
| 4.2.2 滑雪场定价思想与俱乐部理论的比较 |
| 4.3 制度的重要性与宪章城市思想 |
| 4.4 宪章城市思想:新规则与新制度的实验地 |
| 4.4.1 为何需要宪章城市 |
| 4.4.2 如何实现宪章城市 |
| 5 保罗·罗默主要经济思想的评价与启示 |
| 5.1 罗默内生经济增长思想的评价 |
| 5.1.1 掀起了继新古典增长理论后的研究高潮 |
| 5.1.2 从理论层面的评价:意义与缺陷 |
| 5.2 罗默其他经济思想的评价 |
| 5.3 罗默主要经济思想的启示 |
| 5.3.1 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
| 5.3.2 对城镇化中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全要素生产率理论与测度方法的研究 |
| (二)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
| (三)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
| (四)文献评述 |
| 三、主要内容与结构框架 |
| (一)主要内容 |
| (二)基本思路 |
| (三)技术路线 |
| 四、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理论 |
|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二、新古典增长理论 |
| 三、内生增长理论 |
| 四、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
| 第二节 全要素生产率理论 |
|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 |
|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发展 |
| 第三节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
| 一、参数法 |
| 二、非参数方法DEA-Malmquist指数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资源环境约束下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分解与演变 |
| 第一节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测算与分解 |
| 一、测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
| 二、投入产出指标选取 |
| 三、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算与分解 |
| 第二节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演变特征 |
| 一、总体时间演变特征 |
| 二、区域分布特征 |
| 三、城市规模分组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资源环境约束下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性 |
| 第一节 收敛的内涵与机制 |
| 一、收敛的内涵 |
| 二、收敛的机制 |
| 第二节 收敛性研究的方法说明 |
| 一、α收敛 |
| 二、β收敛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α收敛检验结果与分析 |
| 二、β收敛检验结果与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资源环境约束下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 |
| 一、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分析 |
| 二、指标体系构建 |
| 第二节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设定 |
| 一、空间计量方法说明 |
| 二、模型设定、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全国城市样本 |
| 二、区域样本 |
| 三、城市规模分组样本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路径的机制分析 |
| 一、要素禀赋与“适宜性技术选择”理论 |
| 二、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适宜性技术选择”的机制分析 |
| 第二节 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模型 |
| 一、指标体系构建 |
| 二、计量模型构建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创新模式与要素禀赋的匹配性检验 |
| 二、适宜性创新模式选择的门槛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结论、启示与局限 |
| 一、研究结论 |
| 二、主要启示 |
|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现代增长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一、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 |
| 二、 相关经济学研究工具的选择 |
| 三、 经济增长的内涵与发达国家的经验 |
| 四、 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与“中等收入陷阱” |
| 五、 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一、 主要创新点 |
| 二、 不足 |
| 第二章 现代增长理论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索洛模型与拉姆齐模型 |
| 一、 索洛增长模型 |
| 二、 拉姆齐模型 |
| 第二节 内生增长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
| 第三节 稳态经济增长机制与经济发展 |
| 一、 原始索洛模型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
| 二、 从经济发展史看经济增长的特征 |
| 三、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成为常态现象 |
| 四、 稳态增长机制是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
| 五、 稳态增长机制的形成与经济社会转型 |
| 第三章 提升我国人力资本禀赋 |
| 第一节 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
| 一、 人力资本对于早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英国为例 |
| 二、 跨国比较：欧陆国家的进步之路 |
| 三、 前工业时代中国情况的简要对比 |
| 第二节 人力资本的性质 |
| 一、 人力资本发展的前瞻性 |
| 二、 人力资本的阈值性 |
| 三、 人力资本的用进废退性 |
| 四、 人力资本的补偿性 |
| 五、 人力资本的规模性 |
| 六、 人力资本的路径依赖性 |
| 第三节 我国的人力资本现状与存在问题 |
| 一、 人力资本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作用 |
| 二、 中国人力资本方面的问题 |
| 第四节 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加快经济发展 |
| 一、 人力资本发展对经济的提升作用 |
| 二、 需要采取的措施 |
| 三、 从人力资本观点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与前景 |
| 第四章 加强科学技术创新能力 |
| 第一节 科学技术的经济学性质界定 |
| 一、 科技的排他性与竞用性 |
| 二、 现代技术的发展特征 |
| 三、 基础科学是现代技术发展的基础 |
| 四、 国家间科学交流及表现形式 |
| 第二节 从内生增长理论看研发的策略 |
| 一、 基本模型中的研发策略 |
| 二、 研发策略的两个层次 |
| 第三节 研发与社会组织 |
| 一、 研发活动与政府机构 |
| 二、 研发活动与企业 |
| 三、 研发活动与高校 |
| 第四节 中国技术创新的潜力、方向与路径 |
| 一、 中国科研实力现状 |
| 二、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技术因素 |
| 三、 目前存在的问题 |
| 四、 中国技术创新的措施 |
| 第五章 次生优势的培育 |
| 第一节 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 |
| 一、 技术引进、消化与吸收 |
| 二、 技术扩散与后发国家技术进步 |
| 三、 技术消化与吸收中的政府作用 |
| 四、 现阶段中国技术消化吸收所应采取措施 |
| 五、 结论 |
| 第二节 国内和国外产业转移与重组 |
| 一、 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产业转移趋势 |
| 二、 沿海产业的国内转移 |
| 三、 东部地区的产业内外转移趋势 |
| 第三节 重视和优化教育体系 |
| 一、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
| 二、 我国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 |
| 三、 增长理论视角下的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举措 |
| 第六章 结语：让历史告诉未来 |
| 主要参考文献 |
四、人力资本及环境与经济增长——一个经济落后地区的内生增长模型（论文参考文献）
- [1]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黄志. 四川大学, 2021(12)
- [2]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D]. 崔婷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D]. 邢斯达.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1(11)
- [4]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D]. 潘苏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5]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理论分析与计量研究[D]. 王俏茹. 吉林大学, 2021(01)
- [6]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研究[D]. 陈建付.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7]基于要素协同的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D]. 谷军健.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1)
- [8]保罗·罗默主要经济思想研究[D]. 张杰. 厦门大学, 2019(08)
- [9]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研究[D]. 郭小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10]现代增长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研究[D]. 陈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