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庭不和睦 孩子精神紧张（论文文献综述）
马翠[1]（2021）在《乳腺癌患者家庭复原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通过量性研究了解乳腺癌患者家庭复原力现状,探讨乳腺癌患者家庭复原力与应对方式、自我效能感、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以及社会支持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乳腺癌患者家庭复原力的影响因素;通过质性研究进一步分析乳腺癌患者家庭复原力的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验证、补充量性研究的结论,为临床工作中提高乳腺癌患者家庭复原力水平,制定切实可行的护理干预提供有效参考和科学依据。方法:1.量性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9年7月至2020年9月贵州省某3所三级综合医院符合研究标准的308例乳腺癌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以一般资料调查表、家庭复原力评定量表、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tionnaire,MCMQ）、中文版癌症患者自我管理效能感量表（Strategies Used by People to Promote Health,SUPPH）、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s-Ⅱ,FACESII-CV）以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为研究工具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运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的录入,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所涉及的统计学方法包括统计描述、非参数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多重线性回归分析。2.质性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2020年10月至2020年12月贵州省某2所三级综合医院符合研究标准的16例乳腺癌住院患者为访谈对象,以资料饱和为原则,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访谈资料的整理和分析采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进行,分析乳腺癌患者家庭复原力的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结果:1.量性研究结果:（1）乳腺癌患者家庭复原力总分的中位数（四分位数）即M(P25～P75)为186（159～202）,十个维度得分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困境解读（77.43%）、亲密和谐（77.13%）、正向前瞻（75.77%）、问题解决（74.66%）、合作协调（74.08%）、秩序井然（72.75%）、清晰交流（72.34%）、情感分享（71.41%）、社会支持（70.63%）、生活卓越（68.47%）。（2）乳腺癌患者应对方式中,面对型、回避型、屈服型得分的M(P25～P75)分别为19（16～21）、17（15～19）、11（9.25～13）。各维度得分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回避型应对方式（59.81%）、面对型应对方式（57.93%）、屈服型应对方式（54.89%）。（3）乳腺癌患者自我效能感总分的M(P25～P75)为82（73～100）,各维度得分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自我减压（63.31%）、自我决策（63.23%）、正性态度（59.84%）。（4）乳腺癌患者家庭亲密度、家庭适应性得分的M(P25～P75)分别为68（63～72）、47（42～51.75）。（5）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总分的M(P25～P75)为40（36.25～45）。（6）单因素分析结果:乳腺癌患者的宗教信仰、医保类型、文化程度、家庭类型以及疾病确诊时间在家庭复原力总分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7）相关性分析结果:乳腺癌患者的面对型应对方式、自我效能感总分、正性态度、自我减压、家庭亲密度、家庭适应性、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与家庭复原力总分及两个分量表得分呈正相关（r=0.261～0.620,P<0.01）,回避型应对方式与家庭复原力总分及两个分量表得分呈负相关（r=-0.373～-0.402,P<0.01）。（8）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共8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包括家庭亲密度、家庭适应性、面对型应对方式、回避型应对方式、客观支持、自我效能感总分、有宗教信仰、疾病确诊时间为≥12月,这些变量能解释乳腺癌患者家庭复原力总变异的65.1%。2.质性研究结果:（1）在乳腺癌患者家庭复原力的保护因素方面,共提炼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支持、疾病管理4个主题,15个亚主题,其中个人因素包括乐观、生活期望,家庭因素包括接受疾病、亲密性、灵活性、积极的沟通、家庭经历、家庭责任感,社会支持包括亲戚朋友支持、医护人员支持、病友支持、其他社会支持,疾病管理包括控制治疗副作用、按时返院治疗、定期复查。（2）在乳腺癌患者家庭复原力的危险因素方面,共提炼出负性情绪、家庭不和睦、缺乏沟通、家庭负担、疾病困扰5个主题。结论:1.乳腺癌患者家庭复原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困境解读得分最高,生活卓越得分最低。2.乳腺癌患者家庭复原力主要受家庭亲密度、家庭适应性、面对型应对方式、回避型应对方式、客观支持、自我效能感总分、宗教信仰、疾病确诊时间的影响,从标准化回归系数可知,家庭亲密度、家庭适应性、面对型应对方式对乳腺癌患者家庭复原力的影响最大,即家庭亲密度越好、家庭适应性越强、对疾病越采用面对型的应对方式,其家庭复原力水平越高。3.医务人员应识别乳腺癌患者家庭复原力的保护因素与危险因素,从个人层面、家庭层面、社会层面以及疾病治疗层面来制定干预措施,以提高家庭对疾病的适应性和应对能力。
王云[2]（2021）在《健康教育联合地龟止痉汤治疗小儿抽动障碍（阴虚风动型）的临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通过运用健康教育联合地龟止痉汤治疗抽动障碍（阴虚风动型）患儿90例,评价其临床疗效及复发情况,以期为抽动障碍治疗提供新的治疗方案及用药参考。方法:按照中医辨证论治原则,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小儿抽动障碍（阴虚风动型）病例共90例,采用随机分组方式,分为治疗组1、治疗组2、对照组,每组各30例。治疗组1给予健康教育联合地龟止痉汤,治疗组2给予地龟止痉汤,对照组给予静灵口服液。疗程为3个月,治疗1个疗程后,通过观察三组YGTSS量表积分、中医证候量表积分下降情况,以评估三组疗效。结果:对三组性别、年龄、病程及治疗前的YGTSS量表积分和中医证候量表积分进行了可行性分析,结果P均>0.05,具有可比性;三组治疗前后的YGTSS量表积分、中医证候量表积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表明三组治疗方法对以上积分改善均有效;治疗后,三组YGTSS量表积分、中医证候量表积分、运动抽动积分及缺损程度积分、主症积分减少程度比较,治疗组1优于治疗组2、对照组（P<0.05）,治疗组1对以上积分的改善最优;发声抽动治疗比较,治疗组1与治疗组2在改善发声抽动方面疗效相当（P>0.05）,两组均优于对照组（P<0.05）;次症治疗比较,治疗组1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1总有效率93.33%,治疗组2总有效率86.67%,对照组总有效率66.67%,三组比较差异显着（P<0.05）,说明治疗组1较治疗组2、对照组疗效好;随访3个月,治疗组1复发率为3.33%,治疗组2复发率为13.33%、对照组复发率40.00%,治疗组1的复发率明显低于其他两组。结论:本临床研究表明健康教育联合地龟止痉汤对小儿抽动障碍（阴虚风动型）的疗效明显优于单纯口服地龟止痉汤及单纯口服静灵口服液,并且通过随访发现,健康教育联合地龟止痉汤治疗后,复发率显着低于其他两组,因此,说明了健康教育联合地龟止痉汤对治疗小儿阴虚风动型抽动障碍疗效确切,值得在临床广泛应用。
张馨匀[3]（2020）在《丹东地区义务教育阶段贫困生心理扶助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丹东地区作为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人们的生活水平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显着提高,然而贫富差距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在新时期下,义务教育阶段贫困生是一特殊群体,他们在经济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思想和心理上难免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轻的会影响贫困生的自身发展,重的会对家庭和社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义务教育阶段贫困生心理扶助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意义。本文正是在这种心理扶助日渐重视的背景下,以丹东地区义务教育阶段贫困生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来进行写作。本文内容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丹东地区义务教育阶段贫困生心理扶助的意义。第二部分主要是本文运用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例述了开展对丹东贫困地区几所学校的调查情况及调查样本中贫困生的经济现状、思想状况和接受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问题解决方面的问题。第四部分从丹东地区的政府,社会宏观方面,小初中学校的微观方面来说义务教育阶段贫困生的心理扶助存在不足及成因分析。第五部分从丹东市政府,丹东的社会,丹东的小初中学校,三大层面针对义务教育阶段贫困生的心理扶助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运用了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调查问卷法、统计分析法、来阐述丹东地区对义务教育阶段贫困生心理扶助体系构建的对策讨论,尝试构建出合理的体系框架。从丹东市政府、社会、丹东的小初中学校、贫困生本身等多方面综合的来对义务教育贫困生心理扶助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些理论的参考和建议。政府应该加大宣传并且设立专职心理扶助的部门,社会应该重视心理扶助的重要性并且建立心理扶助平台,学校应该加强心理扶助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建立专业心理扶助教师队伍等等一系列对策。让该体系既能很好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又能弥补现今丹东义务教育贫困生心理扶助体系构建的不足现状,更为进一步完善丹东地区义务教育阶段贫困生心理扶助的工作提供了具体、高效可行性的参考方案,同时也为了后续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袁博[4]（2020）在《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文中研究表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使中国形成了以父权制为核心的性别制度。广大农村妇女更因性别和所在地而被“双重”边缘化。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党派集团和国家政权号召妇女解放、开展女权运动,但仍未改变农村妇女地位低下的现状和传统家庭角色的定位。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和论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并对乡村传统性别制度和性别观念进行了改造和重塑。农村妇女在“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政治动员下,被正式纳入国家体系。她们的主体身份和性别关系在国家的塑造下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家庭、经济活动、身体健康、政治参与、精神世界等五个方面。婚姻制度改革在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中具有重大意义。1950年《婚姻法》是国家构建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性别制度的第一步,它有力地冲击了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和性别权力关系。因此它得到了女性农民的支持和男性农民的误解,在新旧性别观念的博弈中得到逐步贯彻。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基本确立了婚姻自主权,婚姻观念发生了转变,且获得了婚姻自由的权利,自由恋爱现象增多,离婚和再婚也不再受社会的指责。在家庭关系中,团结民主与平等和谐成为主旋律,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明显提高,并在家庭事务中获得了话语权和独立人格。但除了改变,农村妇女的家庭角色也有延续,打老婆、漠视妇女合法权益的现象仍不时发生,新旧性别观念之间的拉扯与博弈依旧存在。发动农村妇女参加社会化大生产是建国后妇女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共根据新中国国情,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多种宣传方式,制定福利政策,运用国家力量使乡村妇女大规模地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投入到生产劳动中。通过分析其参加劳动的工日、参与率等,我们发现农村妇女在生产劳动中撑起了“半边天”。在这一过程中,她们不仅获得了经济独立,而且确立了“劳动者”身份,形成了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实现了由“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但是由于传统性别制度并未发生断裂,传统性别分工使参加劳动的妇女背负着双重责任,收入分配中也存在着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国家积极维护其健康权,利用政治话语对妇女进行身体改造,并突出强调了妇女解放的想象。作为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规训的标志,缠足被中共以政治权力严厉禁止,并使之在50年代走向消亡,为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解除了身体束缚。国家对农村妇女健康的保护还体现在生育变革上,包括推广新法接生和建立妇幼保健网。这不仅使分娩方式发生变化,生育空间也发生了转移。生育的现代化以及生育之痛在一定程度上的“消失”,加深了农村妇女对国家的认同,并以积极参加生产来表达感激之情,加速了身份转换。但过度的劳动使妇女们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妇女的生理问题和特殊时期的身体便在“保护”的政策下进入公共领域和大众视野。原本属于私领域的妇女身体被纳入公领域,成为农村妇女身份社会化的重要标志。国家为农村妇女参政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经济基础,因此建国后全国出现了妇女参政的第一次高潮。她们不仅参与基层民主选举,而且当选基层代表,参与地方政权管理。许多优秀农村妇女经过国家培养,走上了基层政权的领导岗位,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管理群体——农村妇女干部群体。她们成为党和政府在地方的代言人,活跃在各个基层岗位上。建国后,农村妇女组织伴随着国家权力不断下沉,以妇代会为主的基层妇女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作为妇女“娘家”的妇代会既是党和国家联系妇女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妇女表达政治意愿、维护权益的重要平台,使“国家”不再是高高在上、与之无直接关联的存在。但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农村的政治权力参与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农村妇女的政治空间较为狭小,妇女干部和妇女组织并未打破以男权为中心的乡村权力结构而处在边缘位置。五十年代的集体化生活使农村妇女们感受到了“集体欢腾”,心灵受到了一次革命般的洗礼。她们不仅在识字运动中提高了自身文化素质,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振奋与文化自信。虽然国家以政治文化取代了乡村文化,但各种娱乐组织、娱乐活动使原本枯燥无味的业余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使农村妇女在公共场合有了合法身份并接受了国家的政治教化。同时,集体劳动、各种会议等为农村妇女提供了活动场所,给她们带来新鲜感,精神世界得到极大充实与满足。伴随各种教育运动的开展,她们的集体意识被逐渐建构起来,包括对中共和新政府的认同、爱国主义情感的深化和集体观念的树立等。与男性农民相比,农村妇女的集体思想似乎更加强烈。这也是农村妇女转变为“社会人”身份的最好证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运动使日常生活不断政治化,也使农村妇女的身份得到了全新塑造。但是受传统政治文化和性别制度的影响,性别差异始终存在。可以说,国家和性别参与了新中国农村妇女的身份重构。它们相互糅合、碰撞,对农村妇女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逐渐改变了传统角色定位,完成了从私领域的“家庭人”向公领域的“社会人”、“国家人”的身份转换,推动了农村妇女的解放进程。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较为彻底,但各地在完成时间和程度上略有差异。新中国农村妇女解放运动表现出的特点与问题应促使我们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力争真正实现两性平等的和谐局面。
段雯舒[5]（2020）在《男性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个案研究 ——以K市四名男性幼儿园教师为例》文中提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学前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起点,对个体的终身学习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中,学前教育的质量受到幼儿园教师师资素养的影响。幼儿园教师工作对象是3-6岁的幼儿,这个年龄段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决定了幼儿园教师教育教学工作具有复杂性、内潜性等特点。长期以来,社会大众对于幼儿园教师形象的认识大多归结于以女性群体占主导,对于在这个群体中出现的男性教师,大众的态度好奇和新鲜的。男性幼儿园教师可以在幼儿生活和成长中充当“父亲”的角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幼儿教育课程、拓宽育人渠道。社会各界对于男性幼儿园教师的看法是众说纷纭的,有的家长认为应该补充男性幼儿园教师,而有的家长认为男性在承担幼儿园教师这一职业时或多或少会存在着一些缺憾。那么,在幼儿园中如果从男性教师视角来看待他们在幼儿园中的工作,我们能不能看到这种争议的体现呢?男性幼儿园教师在幼儿园中的生存状态、职业认同以及专业发展是什么样的。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中男性幼儿园教师有,但是存在着培养难、入职少、流失快等问题,大部分留在幼儿园工作的男性教师大多为新手教师,或者是在进入适应期之后就流失了,很少有男性骨干教师长久的在幼儿园岗位上坚持下来。如何才能为幼儿园培养真正用得上、留得住、专业技能出众的男性幼儿园教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了探索这些问题,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的思路,以K市不同幼儿园的四名男性骨干教师为个案,通过深度访谈,整理并分析他们从职前到职后的专业发展历程。对四名教师的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专业能力进行一个追踪式的分析与讨论,在分析讨论时,借鉴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理论,将四名老师的专业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预备学习期、成长储备期、成熟发展期、职业全能期探讨这四个阶段四名男性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特点及需求。研究的结果发现:（1）在预备、学习期:他们专业知识偏重于自己擅长科目,专业能力明显弱于其他女幼师。（2）在成长、储备期:他们专业能力在实践中得以完善,男幼师职业的身份认同开始清晰,专业知识上逐步摸索教学方法。（3）在成熟、发展期:此阶段他们的胜任力得以体现,得到各方面的认可,提升自我效能感,岗位上也得以晋升。（4）在职业全能期:四位男幼师除了G老师正在进入职业全能期,其他三位老师在此阶段的角色认知完全清晰,专业能力和专业知识发展得较为平稳。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在个人层面:支持男性幼儿园教师在职后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提升专业发展意识;社会和家庭层面:幼儿园形成保障制度、社会支持和关心男幼师取家庭配合,提供必要的精神支持;政府层面:提高薪金福利待遇、政府上给予政策上的帮助。
任黎辉[6]（2020）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小组工作实践 ——以N县S社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社区矫正是完善刑罚执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制度。社区矫正源于英美法系国家,于20世纪末盛行于世界各国。为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改变我国刑罚结构及刑罚适用偏重于剥夺自由的监禁刑罚的现状,为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在2003年7月,两高两部共同发表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从此拉开了探索与创建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制度的帷幕。社区矫正源于假释,盛于缓刑,成熟于社区服务刑。社区矫正依托于社区开展行刑和矫正工作,不剥夺自由,有利于犯罪人保留工作、学籍和家庭生活,降低成本,提高矫正效果,避免了监狱烙印和交叉感染。我国一贯重视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防治,因为一般心智表现不够老练、同时还容易因为外在因素而容易导致犯罪的基本都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发展的好坏关乎到国家命运,我国考虑未成年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对已经犯罪了的未成年人给予特殊的如社区矫正等这类非监禁刑罚措施,况且要求司法、立法正常计划的同时,还要求家庭和学校以及社会均要同时进行综合教育和预防,在理论研究方面也极为重视并鼎力支持。尤其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重新犯罪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举措有利于未成年犯再社会化,对未成年犯能够顺利的回归社会奠定基石。笔者主要用小组工作的方法,以社工身份介入到N县S社区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工作中,让每一个组员都能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让组员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是不被允许的,也要让其意识到不是犯了罪的人就应该被社会所淘汰,而是更应该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提高自信心,改变社会和大众对自己的看法,以此来获得社会大众的尊重和认可。通过一些小组活动,帮助组员发掘其自身的优势,避免再犯罪行为发生,同时让组员掌握社会化的技能,让其在社会矫正结束后可以顺利进入社会。
曹媛[7]（2020）在《新时代家风建设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家风文化源远流长。家风文化是我国优秀文化之一,良好的家风有助于提升家庭成员的个人修养、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团结。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中指出:“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造福于人民。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公共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着优势。”这些论断无疑都指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家风文化的重要性。在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商品市场不断扩大,人们开始过多的追求物质方面的享受,从而忽略了优秀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这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诚信缺失、道德冷漠、家庭责任感淡化等。在新时代背景下,重视家教家风建设,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升社会风气,促进社会和谐刻不容缓。本文在梳理、界定家风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对新时代习近平家风建设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所提出的背景,理论渊源,习氏家风的优良传统内容以及家风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关系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并对新时代家风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发现家风建设中突出的主要问题有:传统家风意识淡化;优良家风内容受到严重冲击;教育宣传力度缺乏长期性;新时代意识不浓厚。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风思想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培育优良家风为目标,提出充分发挥父母在家风教育中的核心作用,扩大媒体正能量的传播以及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一体化教育网络为措施,增强新时代家风建设的可行性,提高家风建设水平。
魏海潮[8]（2020）在《农村小学教师培训动力生成机制研究 ——以H省Y县8位农村教师为例》文中提出农村教师质量是制约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村教师培训是国家提高农村教师专业水平、发展农村教育的有力措施。农村教师培训的效果却尚存争议,农村小学教师作为参加培训的主体之一,其参加培训的动力是取得良好培训效果的前提。但受限农村教师个体和场域规则多种因素制约,农村小学教师参加培训的动力较低甚至较难生成。因此深入了解农村教师参与培训的态度、探究培训动力生成机制十分重要。本研究以场动力理论和成人学习理论为基点,选择华北平原的八位农村小学教师,采用叙事探究的方式深入了解农村小学教师参与培训的动力表现,通过访谈和观察等研究方法,从培训动力生成的条件、诱发动力生成的关键以及培训动力变化的情况等维度进行探究。研究获得农村教师参与培训动力的语料后,进一步探究农村小学教师参加培训的深层动力源,厘清不同动力源的关系以及内在的逻辑,尝试构建农村小学教师培训动力生成的解释框架。研究得出农村小学教师培训动力的生成是由情感、需要、目标以及与规则互动的结果,并构建了动力系统解释框架;农村小学教师培训动力的生成是场域通过惯习、规则、文化影响下的行为选择过程;农村小学教师培训动力生成随教师职业成熟度的提升由外在规则逐渐转为内在需求。研究提出了培养机构与农村学校联动增强农村教师职业体验;农村教师个体依托所处场域明晰发展需求,合理规划发展目标;教育行政机构与农村学校应确保教师享有同等培训权利,促进身份认同等反思建议。研究最后从样本选择和方法运用等方面反思研究局限和后续改进设想。
董悦[9]（2020）在《农村内生型佛堂生成的原因及其机制研究 ——以L县S村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现代化的发展给农村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农村的社会形态和农民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农民由于其文化程度和社会适应能力的相对不足,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成为了弱势群体。农村社会保障力度的不足,增加了农民社会生活的风险。因此,农村地区的庙宇、道观、教堂数量不断增加,各种宗教信仰人数几乎都在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将宗教信仰作为代偿机制来满足自身精神及道德需求。本文以L县S村的佛堂为个案,采用文献研究、参与观察和无结构式访谈的研究方法。因为,内生型佛堂的构型动力来自村庄内部熟人社会的传统、习惯和个体需求,其形成受村庄地方性知识及村庄生存理性选择支配。所以,本文首先对信徒宗教选择的个体因素及农村社会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信徒宗教选择的个体因素为因病信教、家庭矛盾、寄托来世及寻求生活的意义;社会因素为农村社会人际交往规范及日常生活习惯。其次,本文为得到对个体、农村社会及宗教信仰的相关关系,描述了信徒在家庭及农村社会这两种不同生活情景下的人际交往和互动,将对佛堂生成机制的研究放在了连续的日常生活情境中。最后,本文认为,农村内生型佛堂的生成原因是农村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及信徒的个体需求,乡土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农村的日常生活习惯是农村内生型佛堂的基本动力,而农村社会保障不足、精神文化贫乏、乡土道德失序等不足刺激了农民对宗教的需求。其动力机制为宗教伦理与农村伦理的互洽以及日常生活的连续性,这种动力机制来自,佛堂内信徒的道德互惠、信徒在家庭中的道德转化以及在处理农村人情往来的实践中。通过连贯性的日常生活互动,实现了乡土社会的伦理道德与宗教伦理在日常生活中的“混融”。本文立足于农村熟人社会的文化道德基础,通过分析内生型佛堂的生成机制,可以了解宗教对农村社会和实践主体的影响。透过宗教信仰的选择更深入的理解农民对物质保障、精神文化和伦理道德方面的需求。以此作为依据,对农村宗教信仰的社会治理和农村精神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性的建议。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该研究对农村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Quach Cong Nam[10]（2020）在《越南芒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 ——以清化省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我是越南在中国的留学生,多年在中国学习并不断反思越南少数民族（芒族）的传统文化变迁。自20世纪90年代起,越南社会学界把研究的重点从过去的社会形态理论转向了各民族具体的文化现象和现代化进程,涌现出了一批有关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应用性成果,但有关芒族社会文化发展变迁的研究成果还比较稀少,缺乏较深入的调查和理论研究。2009年,越南人口普查,全国的芒族人口有1268963人。芒族的人口数量,居全国少数民族的第三位,是少数民族中比较大的民族。芒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世代主要居住和平省、清化省及其邻近地区,属于和平省的原住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芒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世代传承的民族文化。越南社会发展和制度变革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使得原本封闭落后的芒族社会与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正在发生着显性或隐性的变化,对这些文化变迁的描述和变迁深层原因的挖掘,以及对变迁所带来的对芒族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的分析,成为当今越南芒族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在对芒族聚居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以文化人类学关于变迁的研究成果及社会学、民族学等相关理论为依据,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对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变迁现象进行历时性的纵向梳理,并在共时性的背景下进行适当的比较研究。本文以清化省的芒族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其文化变迁的典型案例来说明越南芒族文化变迁过程,同时将清化省的几个县社作为参照,进行比较,试图总结出芒族传统文化变迁的过程和特点,并反思其得失及何以得失。我们调查发现,芒族的语言文化、穿着文化、住宅文化以及婚姻家庭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如果将清化省芒族人的芒语来代表越南芒族语,可以看到芒语已经成为一种衰退的语言。在清化省芒族人居住的地区,芒语已经不是区域内的优势语言,最多只是村落中的一个通用语言。芒语不停地受到京语和其他语言的影响,其70-75%的固定词语是从京语借来,衰变速度越来越快。语言的衰变过程也是群体分化过程。不过,目前芒族语还可以用自己的语法来规范外来词,而不破坏自己已有的结构。此外,很多清化省的芒族人家集居在农村,形成一个特定的语言环境。由此,芒语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其次,在越南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影响下,芒族人的穿着文化、住宅文化的变化非常显着。传统服装不再是许多芒族人的日常穿着,而是节日礼服。在乡村,高脚屋比以前少,但仍较普遍;不少的新建房屋仍模仿传统高脚屋,但使用新材料和新的建筑风格。在市镇中心等文化交流融入力度较强的地方,高脚屋几乎不复存在。房屋结构发生变化,室内装修也朝着更为复杂、更为便利和更为清洁的方向改变。再次,清化省芒族在婚姻和家庭变化主要有:传统文化因素消失或者削弱;出现很多外来文化,但外来文化的影响逐渐减弱。男女双方在婚姻的自主权得到加强;婚姻礼仪和手续得以简化;社会关系网络日益得到扩大等。在多民族多文化的环境下,许多芒族青年与其他民族的青年结婚,他们的家庭文化以及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也随着发生变化。经济社会发展直接淘汰了原来的一些文化元素,如迎亲工具和家庭教育性等。在亲子关系中,父母的权威逐步消失,子女的发言权逐步提高。目前,虽然一些传统婚姻和家庭文化要素已经或者正在消失,但也有一些重要元素依然保存,如婚姻礼仪。婚姻和家庭的变化具有渐变性,如早婚和索礼等习俗虽然发生一定变化,但很难消失,很多变化都要经历较长的时间。由此可见,婚姻和家庭的变化并不是彻底否定或者彻底丢弃传统婚姻和家庭文化,而是吸收、继承新时代的合适元素,从而创造出具备现代社会积极性的变化。总之,芒族文化变迁呈现出一些规律性:芒族人与其他各民族交往过程中相互之间文化交流和借用而导致文化结构和内容发生变化;芒族因吸收、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发生变化,其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体系朝着更为现代的方向转变;文化变迁不可避免,但变迁的时间漫长且速度缓慢。越南清化省芒族文化变迁的理论启示是:文化变迁受到文化交流和文化适应的影响,更是一个文化体系自身的发展过程。第一,文化变迁的内在实现模式,是群体中个体的多方面文化不断地遵照分化—调适—整合—再分化—再调适—再整合的次序,螺旋式循环上升而实现的。清化省芒族人的语言变迁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家庭、个人心理、社会语言环境等因素造成影响,但从内在过程来看,其是逐渐通过群体的不断分化、调适和整合而发生。例如当前芒族人传统服装仍处于分化阶段,传统服装被革新、改造,力争适应现代生活,同时又通过不同方式维持传统服装。清化省芒族人居住文化变迁的内在过程,依然是不断重复的群集分化-调适-整合过程。第二,文化变迁过程实际上相当于溶质在溶体中溶解的过程,会出现变迁的饱和,文化变迁要素的沉淀遵循相似相容原则,文化变迁具有可控性。第三,文化变迁与社会环境紧密相关。
二、家庭不和睦 孩子精神紧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家庭不和睦 孩子精神紧张（论文提纲范文）
（1）乳腺癌患者家庭复原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缩略词对照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乳腺癌患者家庭复原力的量性研究 |
| 1 研究目的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第二部分 乳腺癌患者家庭复原力的质性研究 |
| 1 研究目的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对策及建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癌症患者家庭复原力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2）健康教育联合地龟止痉汤治疗小儿抽动障碍（阴虚风动型）的临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语 |
| 引言 |
| 文献综述 |
| 一、传统医学对抽动障碍的记载 |
| 1 病名阐述 |
| 2 病因认识 |
| 3 中医辨证论治 |
| 4 外治法 |
| 二、现代医学对儿童抽动障碍的研究现状 |
| 1 概述 |
| 2 病因及发病机理方面的认识 |
| 3 现代医学治疗现状 |
| 临床研究 |
| 1 一般资料 |
| 2 研究方法 |
| 3 统计学方法 |
| 4 研究结果及可比性分析 |
| 5 不良反应 |
| 6 典型案例 |
| 讨论 |
| 1 立法思想 |
| 2 方药分析 |
| 3 健康教育 |
| 4 存在问题及展望 |
| 创新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个人简介 |
（3）丹东地区义务教育阶段贫困生心理扶助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之处 |
| 2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义务教育阶段定义 |
| 2.1.2 贫困生认定标准 |
| 2.1.3 贫困生的心理扶助概念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人力资本理论 |
| 2.2.2 心理危机干预理论 |
| 2.2.3 小结 |
| 3 丹东地区贫困生心理现状及心理扶助工作现状调查 |
| 3.1 调查的目的和对象 |
| 3.1.1 调查目的 |
| 3.1.2 调查对象 |
| 3.2 调查的设计和实施 |
| 3.3 调查结果分析 |
| 3.3.1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的分析 |
| 3.3.2 学生思想和心理状况分析 |
| 3.3.3 对学生进行心理扶助的情况分析 |
| 3.4 调查结论 |
| 4 丹东地区贫困生心理扶助存在不足及成因分析 |
| 4.1 政府方面 |
| 4.1.1 存在的问题 |
| 4.1.2 成因分析 |
| 4.2 社会方面 |
| 4.2.1 存在的问题 |
| 4.2.2 成因分析 |
| 4.3 学校方面 |
| 4.3.1 存在的问题 |
| 4.3.2 成因分析 |
| 4.4 小结 |
| 5 推进贫困生心理扶助工作完善的对策与建议 |
| 5.1 贫困生心理扶助工作的体系框架 |
| 5.1.1 体系框架 |
| 5.1.2 体系的作用 |
| 5.2 对策和建议 |
| 5.2.1 政府方面 |
| 5.2.2 社会方面 |
| 5.2.3 学校方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情况调查问卷(2019 年) |
| 致谢 |
（4）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论文概况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界定 |
| (三) 研究综述 |
| (四)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五) 创新与不足 |
| 二、新中国成立前山东农村妇女解放概述 |
| 第一章 婚姻家庭变革中性别关系的改变 |
| 第一节 性别观念下的1950年《婚姻法》 |
| 一、从父权制到男女平等性别观 |
| 二、《婚姻法》的性别解读 |
| 三、新旧性别观念的冲突与博弈 |
| 第二节 山东农村妇女婚姻自主权的确立 |
| 一、婚姻观念的转变 |
| 二、结婚:由包办婚姻到自主婚姻 |
| 三、离婚和再婚:由从一而终到男女平等 |
| 第三节 家庭关系中农村妇女性别角色的“变”与“常” |
| 一、“变”:新家庭性别观的形成 |
| 二、“常”: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的遗留 |
| 第二章 农村妇女“劳动者”的性别分工 |
| 第一节 国家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的性别政策 |
| 一、开展思想教育 |
| 二、培养妇女干部 |
| 三、选树典型和劳模 |
| 四、解决妇女福利问题 |
| 第二节 传统性别分工的突破与延续 |
| 一、“劳动者”身份的确立 |
| 二、传统性别分工的延续 |
| 第三节 性别差异下的收入分配 |
| 一、劳动记工算账问题 |
| 二、男女“同工不同酬”问题 |
| 第三章 农村妇女健康权的国家维护 |
| 第一节 政治场域下的缠足问题 |
| 一、“缠”与“放”之间 |
| 二、50年代缠足的终结 |
| 第二节 生育变革 |
| 一、分娩方式的改变 |
| 二、接生人员身份的重塑 |
| 三、生育行为的组织化与规范化 |
| 四、日常生理卫生习惯的改变 |
| 第三节 妇女劳动者的身体与保护 |
| 一、身体的“去性别化” |
| 二、劳动妇女特殊身体问题的解决 |
| 三、记忆中的身体之痛 |
| 第四章 乡村政治空间内的性别参与 |
| 第一节 农村妇女的基层民主参与 |
| 一、参加基层民主选举 |
| 二、参加基层组织,当选基层代表 |
| 第二节 作为参政平台的妇代会 |
| 一、妇女组织的逐步下沉 |
| 二、农村妇女们的“娘家” |
| 三、乡村权力结构中的角色定位 |
| 第三节 山东农村妇女干部群体 |
| 一、崭露头角的妇女干部 |
| 二、群体特征 |
| 三、政治权力参与中的性别差异 |
| 四、性别差异存在的原因 |
| 第五章 “集体欢腾”与“心灵革命” |
| 第一节 教育中的性别:农村妇女的扫盲运动 |
| 一、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扫盲运动 |
| 二、知识的洗礼与精神的振奋 |
| 第二节 沉浸在集体文娱活动之中 |
| 一、节日期间的文化活动 |
| 二、日常文娱活动 |
| 三、电影、广播等新式娱乐的普及 |
| 第三节 集体化下的精神世界与集体意识 |
| 一、精神世界的充实 |
| 二、集体意识的建构 |
| 结语 |
| 一、“新”身份的确立 |
| 二、国家:农村妇女身份的塑造者 |
| 三、性别:无法抹去的身份标签 |
| 四、对中国农村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男性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个案研究 ——以K市四名男性幼儿园教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一、教师专业素养是确保国民教育质量的核心 |
| 二、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是提高学前教育水平的关键 |
| 三、男性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中的现实困境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对象的选择 |
| 第四节 核心概念界定及相关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已有研究述评 |
| 第五节 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
| 一、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
| 二、人类发展生态学 |
| 三、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 |
| 第二章 男幼师专业发展的研究结果和分析 |
| 第一节 预备、学习期 |
| 一、专业理念:教师角色的选择 |
| 二、专业知识:学科知识的学习 |
| 三、专业能力:“偏科”的专业技能学习 |
| 四、小结:男性幼儿教师职业预备期的优势和需求 |
| 第二节 成长、储备期 |
| 一、专业理念:男幼师的身份认同 |
| 二、专业知识:教学知识的探索 |
| 三、专业能力:关注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的专业能力 |
| 四、小结:男性幼儿教师成长储备期的优势和需求 |
| 第三节 成熟、发展期 |
| 一、专业理念:专业胜任感的建立 |
| 二、专业知识:掌握多元的实践知识 |
| 三、专业能力:优势能力的形成 |
| 四、小结:男性幼儿教师成熟发展期的优势和需求 |
| 第四节 职业全能期 |
| 一、专业理念:男幼师的专业理想 |
| 二、专业知识:把握领域性知识 |
| 三、专业能力:掌握具有可持续性的专业能力 |
| 四、小结:男性幼儿教师职业全能期的优势和需求 |
| 第三章 影响男幼师专业发展的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第一层——个人因素 |
| 一、男幼师的个性与人格魅力 |
| 二、个人的学习和反思能力 |
| 三、自我专业发展意识与需要 |
| 第二节 第二层——幼儿园和家庭因素 |
| 一、幼儿园环境的影响 |
| 二、家庭的影响 |
| 第三节 第三层——社会的认可 |
| 一、社会的忽视及舆论压力 |
| 二、“过度重视”下的认可 |
| 第四章 促进男幼师专业发展的建议 |
| 第一节 个人层面 |
| 一、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 |
| 二、提升专业发展意识 |
| 第二节 社会与家庭层面 |
| 一、幼儿园建构保障制度 |
| 二、社会支持与关心男幼师 |
| 三、争取家庭的配合,提供必要的精神支持 |
| 第四节 政府层面 |
| 一、提高薪金福利待遇 |
| 二、国家给予男幼师法律保障 |
| 第五章 结语 |
| 一、讨论与总结 |
| 二、研究反思 |
| 三、对后续研究者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类 |
| 二、硕博学位论文类 |
| 三、期刊类及其它 |
| 四、外文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小组工作实践 ——以N县S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问卷调查法 |
| 第2章 文献研究综述 |
| 2.1 国内研究综述 |
| 2.2 国外研究综述 |
| 2.3 相关文献综评 |
| 第3章 理论基础及相关概念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社会化与再社会化理论 |
| 3.1.2 优势视角理论 |
| 3.2 相关研究概念 |
| 3.2.1 社区矫正 |
| 3.2.2 未成年犯 |
| 第4章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介入方案 |
| 4.1 N县S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情况 |
| 4.1.1 N县S社区矫正工作效率低 |
| 4.1.2 N县的基层司法所难以胜任社区矫正工作 |
| 4.1.3 N县S社区的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不是独立开展的 |
| 4.2 社区矫正对象问题分析与需求评估 |
| 4.2.1 案主招募方式 |
| 4.2.2 服务对象特点 |
| 4.2.3 社区矫正服务对象家庭特点 |
| 4.3 案主需求分析 |
| 4.3.1 法律知识素养和社会公德教育的需要 |
| 4.3.2 掌握一技之长,重新回归社会的需要 |
| 4.3.3 提高自信心和健康、和谐家庭关系的需要 |
| 4.4 社会工作介入目标 |
| 4.5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服务计划 |
| 第5章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服务实施过程 |
| 5.1 第一节 你我相识 |
| 5.1.1 活动计划 |
| 5.1.2 活动过程 |
| 5.1.3 活动总结 |
| 5.2 第二节 法律知识讲座 |
| 5.2.1 活动计划 |
| 5.2.2 活动过程 |
| 5.2.3 活动总结 |
| 5.3 第三节 学习烘焙技术 |
| 5.3.1 活动计划 |
| 5.3.2 活动过程 |
| 5.3.3 活动总结 |
| 5.4 第四节 观看电影《十二公民》 |
| 5.4.1 活动计划 |
| 5.4.2 活动过程 |
| 5.4.3 活动总结 |
| 5.5 第五节 增强自信心 |
| 5.5.1 活动计划 |
| 5.5.2 活动过程 |
| 5.5.3 活动总结 |
| 5.6 第六节 提升亲子关系 |
| 5.6.1 活动计划 |
| 5.6.2 活动过程 |
| 5.6.3 活动总结 |
| 5.7 第七节 参与公益性活动 |
| 5.7.1 活动计划 |
| 5.7.2 活动过程 |
| 5.7.3 活动总结 |
| 5.8 第八节 心得分享 |
| 5.8.1 活动计划 |
| 5.8.2 活动过程 |
| 5.8.3 活动总结 |
| 第6章 社会工作介入评估 |
| 6.1 社会工作介入评估 |
| 6.2 困难及应对措施 |
| 第7章 社会工作者反思与结语 |
| 7.1 社会工作者反思 |
| 7.2 结语 |
| 附件 |
| 附件1 法律知识测试题(部分) |
| 附件2 自信心测试量表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7）新时代家风建设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研究新时代家风建设是应对当今复杂世情的现实需要 |
| 1.1.2 淡化家风建设使得社会问题频现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4.1 国内研究综述 |
| 1.4.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3 述评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跨学科研究法 |
| 1.5.2 案例分析法 |
| 1.5.3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 1.6 研究的重点难点 |
| 1.6.1 研究的重点 |
| 1.6.2 研究的难点 |
| 2 概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家风 |
| 2.1.2 家训与家规 |
| 2.1.3 影响力 |
| 2.2 家风的特征 |
| 2.2.1 时代性 |
| 2.2.2 实践性 |
| 2.2.3 民族性 |
| 2.2.4 传承性 |
| 2.2.5 创新性 |
| 2.2.6 渗透性 |
| 2.3 家风建设的作用 |
| 2.3.1 提升个人的品格 |
| 2.3.2 引领家庭大方向 |
| 2.3.3 推动社会和谐 |
| 2.3.4 提升国家整体形象 |
| 3 新时代家风建设应以习近平新时代家风建设重要论断为指针 |
| 3.1 提出的背景 |
| 3.1.1 当前面临的复杂局面 |
| 3.1.2 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 |
| 3.1.3 通过良好家风促进人的基本素质的提高 |
| 3.2 理论渊源 |
| 3.2.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
| 3.2.2 马克思主义家庭观 |
| 3.2.3 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家风传承 |
| 3.3 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3.3.1 朴实忠厚的做事方法 |
| 3.3.2 洁身自好的生活作风 |
| 3.3.3 崇高远大的理想信念 |
| 3.4 家风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关系的论述 |
| 3.4.1 家风与家庭和谐的关系 |
| 3.4.2 家风与党风政风的关系 |
| 3.4.3 家风与国家兴旺的关系 |
| 3.4.4 家风与创新创造的关系 |
| 4 当前家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家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
| 4.1.1 传统家风意识淡化 |
| 4.1.2 优良家风内容受到严重冲击 |
| 4.1.3 教育宣传力度缺乏长期性 |
| 4.1.4 时代意识不浓厚 |
| 4.2 家风建设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4.2.1 家庭观念日益弱化 |
| 4.2.2 多元价值观的影响 |
| 4.2.3 物质性功利性严重 |
| 4.2.4 大众传媒的误导 |
| 5 新时代优良家风建设的对策 |
| 5.1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优良家风建设 |
| 5.1.1 传承尊老爱幼的家风 |
| 5.1.2 传承诚实守信的家风 |
| 5.1.3 传承勤俭持家的家风 |
| 5.1.4 传承饱读诗书的家风 |
| 5.2 加大优良家风培育力度,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
| 5.2.1 充分发挥父母在家风教育中的核心作用 |
| 5.2.2 扩大媒体正能量的传播影响 |
| 5.2.3 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一体化教育网络 |
| 5.3 突出家风建设重点,充分发挥引领作用 |
| 5.3.1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5.3.2 切实抓好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 |
| 5.3.3 以社区为主要力量着力矫正问题家庭的家风问题 |
| 5.4 促进家风建设纳入时代元素 |
| 5.4.1 艰苦奋斗、创新智造 |
| 5.4.2 实践锤炼、责任意识 |
| 5.4.3 挫折教育、心理健康 |
| 5.4.4 家国情怀、理想信念 |
| 5.4.5 勤俭节约、低碳生活 |
| 5.4.6 遵纪守法、友善明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农村小学教师培训动力生成机制研究 ——以H省Y县8位农村教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问题 |
| 二、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 核心概念界定 |
| （二） 文献综述 |
| 四、 研究理论基础 |
| （一） 场动力学理论 |
| （二） 成人学习理论 |
| （三） 教师职业生涯理论 |
| 第一章 研究设计 |
| 一、 研究方法 |
| （一） 访谈研究法 |
| （二） 参与式观察法 |
| （三） 实物分析法 |
| 二、 研究过程 |
| （一） 确定选题及准备阶段 |
| （二） 确定调研地点及研究对象 |
| （三） 研究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
| 三、 研究者身份的反思 |
| （一） 研究者的自然身份 |
| （二） 研究者的专业身份 |
| 四、 质化研究的相关问题 |
| （一） 研究的效度问题 |
| （二） 研究的信度问题 |
| （三） 研究的推广度问题 |
| （四） 研究的伦理性问题 |
| 第二章 环境土壤：农村小学教师生活、工作场景的速写 |
| 一、 学校所在地Y县的历史与社会：一个地处华北平原“悠闲”的乡村 |
| （一） Y县概况 |
| （二） Z村简描 |
| 二、 学校的渊源与发展：一个处于逐渐开放下“自强”的农村学校 |
| （一） Z校的渊源 |
| （二） Z校的发展 |
| 三、 八名农村教师的初印象 |
| （一） 培训动力较强的代课老师：薛兰老师 |
| （二） 培训学习积极的新入编教师：魏宇老师 |
| （三） 积极参加培训学习的转岗教师：沈敏老师 |
| （四） 培训挣脱现实的专家型教师：杨艳老师 |
| （五） 抵制培训学习的新入编教师：马争老师 |
| （六） 恪守传统就是经典的成熟老师：沈慧老师 |
| （七） 培训受现实制约的成熟教师：郭红老师 |
| （八） 培训意愿较低的被调离主科队伍的教师：魏礼老师 |
| 小结 |
| 第三章 情感积淀：农村小学教师培训动力生成的基础 |
| 一、 职业身份的情感烙印 |
| （一） 职前身份选择的好奇与兴趣内化培训付出 |
| （二） 职后身份认知的热爱促进教师积极参训 |
| 二、 培训机会的情感展现 |
| （一） 培训动机与结果匹配一致的情感 |
| （二） 培训动机与结果匹配不一致的情感 |
| 三、 培训结果的情感预期 |
| （一） 自我效能的情感预期 |
| （二） 培训结果的情感强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需要源泉：农村小学教师培训动力生成的核心 |
| 一、 农村小学教师专业知识的需要 |
| （一） 专业知识胜任的需要 |
| （二） 专业知识自主的需要 |
| 二、 农村小学教师专业能力的需要 |
| （一） 多学科教学能力的需要 |
| （二） 心理辅导能力的需要 |
| 三、 农村小学教师群体关系的需要 |
| （一） 农村教师合作的需要：老带新—新带老 |
| （二） 农村教师竞争的需要：调岗后的“反抗” |
| 小结 |
| 第五章 目标牵引：农村小学教师培训动力生成的方向 |
| 一、 培训目标的类别 |
| （一） 个人目标的达成—直接动力 |
| （二） 组织目标的达成—间接动力 |
| 二、 培训目标的作用方式 |
| （一） 目标—动力的来源组合 |
| （二） 目标—动力的设置距离 |
| 三、 培训目标的作用特点 |
| （一） 分化与泛化—动力的牵引 |
| （二） 反馈—动力的明确 |
| 小结 |
| 第六章 规则刺激：农村小学教师培训动力生成的条件 |
| 一、 农村学校培训时间规则的使动 |
| （一） 政策规定下的培训时间 |
| （二） 学校规章下的培训时间 |
| 二、 农村学校空间规则的使动 |
| （一） 对政策的不同取向影响培训意愿 |
| （二） 空间关系的平衡影响培训动力生成 |
| 三、 农村小学教师与时空规则的冲突 |
| （一） 培训时间的冲突阻碍培训动力的生成 |
| （二） 空间规则的冲突阻碍培训动力的生成 |
| 小结 |
| 第七章 农村小学教师培训动力生成机制的反思 |
| 一、 研究发现 |
| （一） 情感、需要、目标、规则的互动促进培训动力的生成 |
| （二） 场域通过惯习、规则、文化影响教师培训的行为选择 |
| （三） 培训动力随职业成熟度提升由外在规约转为内在需求 |
| 二、 促进教师培训动力生成的研究建议 |
| （一） 培养机构与农村学校联动，增强农村教师职业体验 |
| （二） 农村小学教师依托不同场域，明晰培训需求与目标 |
| （三） 教育行政机构确保教师享有同等培训权利，促进身份认同 |
| 三、 研究局限及改进 |
| （一） 主体样本选择的局限及改进 |
| （二） 方法运用的不纯熟及改进 |
| （三） 理论基础选择的宽泛及改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访谈提纲 |
| （一） 教师的基本信息 |
| （二） 教师的基本情况 |
| （三） 主体访谈 |
| 附录 B 调研照片 |
| 后记 |
（9）农村内生型佛堂生成的原因及其机制研究 ——以L县S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农村宗教信仰的发展背景 |
| 1.1.1 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 |
| 1.1.2 农村精神文化匮乏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农村宗教兴起的原因研究综述 |
| 1.3.1 农村宗教兴起的外在因素 |
| 1.3.2 农村宗教兴起的内在因素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1.5 分析框架和研究立场 |
| 1.5.1 概念界定 |
| 1.5.2 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S村佛堂概况及信教原因概述 |
| 2.1 S村宗教概况 |
| 2.1.1 S村宗教发展历史 |
| 2.1.2 佛堂概况 |
| 2.1.3 信徒的日常生活概况 |
| 2.2 宗教信仰选择的个人因素 |
| 2.2.1 因病信教 |
| 2.2.2 家庭矛盾 |
| 2.2.3 寄托来世 |
| 2.2.4 寻求生活的意义 |
| 2.3 宗教信仰选择的社会因素 |
| 2.3.1 农村社会的人际交往规范 |
| 2.3.2 农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习惯 |
| 第三章 家庭互动与家庭关系重构 |
| 3.1 信徒家人的态度 |
| 3.1.1 争论与妥协 |
| 3.1.2 怀疑与参与 |
| 3.1.3 不信与支持 |
| 3.2 信徒的家庭互动与关系变化 |
| 3.2.1 夫妻关系 |
| 3.2.2 父母—子女关系 |
| 3.2.3 婆媳关系 |
| 3.3 佛教信仰对家庭关系的重构 |
| 3.3.1 建构家庭权威 |
| 3.3.2 规范家庭关系 |
| 第四章 社会互动与社会生活重构 |
| 4.1 信徒社会互动的工具理性 |
| 4.1.1 农村社会人情交往的理性逻辑 |
| 4.1.2 信徒社会交往的理性选择 |
| 4.2 信徒社会互动的道德性 |
| 4.2.1 信徒间人情交往的道德性 |
| 4.2.2 信徒社会交往中的道德重塑 |
| 4.3 理性与道德性的共融 |
| 4.3.1 世俗生活与道德生活的连续性 |
| 4.3.2 社会交往中理性与道德的共存 |
| 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
| 5.1 农村内生型佛堂的生成原因 |
| 5.1.1 信徒的个体需求 |
| 5.1.2 农村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 |
| 5.2 农村内生型佛堂的生成机制 |
| 5.2.1 佛教伦理与农村伦理的互洽 |
| 5.2.2 日常生活的连续性 |
| 5.3 关于农村内生型组织的讨论 |
| 5.3.1 农村内生型宗教的补偿作用 |
| 5.3.2 农村内生型组织的需求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10）越南芒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 ——以清化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乡村研究的再次勃兴 |
| 二、残缺的田野镜像:多民族杂居区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研究 |
| 三、扩展与深化:芒族研究将一步发展的需要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文化变迁相关研究综述 |
| 二、芒族文化变迁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基础概念 |
| 一、文化价值 |
| 二、文化本色 |
| 三、文化变迁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个案描述 |
| 三、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化变迁: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本文拟采用的文化变迁理论 |
| 第二节 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衰变中的语言 |
| 第一节 芒族语概况 |
| 第二节 芒族语:母语使用的群体分化及词汇结构变迁 |
| 一、芒族母语使用的群体分化 |
| 二、芒族语词汇结构的变迁:京族语化 |
| 三、芒族母语使用状态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语言兼用和转用 |
| 一、芒族的语言兼用:京族语最普遍 |
| 二、京族语:芒族语最主要的转用语言 |
| 三、芒族语言选用场景 |
| 第四节 芒族的语言乐观的态度和积极的认识 |
| 第五节 与参照县份的比较 |
| 第四章 芒族房屋和服饰的变迁 |
| 第一节 芒族房屋的变迁 |
| 一、房屋形式的变迁:最初是茅屋到高脚屋、木材房、瓦房、平房 |
| 二、房屋内部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从没有分别房间到有明显的分隔 |
| 三、地面状况及室内陈设的变迁:地面材料及功能、室内添加家居 |
| 四、清化芒族庭院布局与家园 |
| 五、居住空间的变化:倾向于住在更低的区域、近交通道路 |
| 六、与参照县份的比较 |
| 第二节 服饰的变迁:服饰的时向化 |
| 一、芒族的传统服装 |
| 二、芒族人服饰的时向化 |
| 三、与参照县份的比较 |
| 第五章 动态变化中的婚姻、家庭 |
| 第一节 芒族婚姻惯习、方式、婚礼及族际通婚的变迁 |
| 一、芒族传统婚姻惯习及婚礼仪式 |
| 二、芒族传统婚姻惯习的变迁 |
| 三、芒族的结婚方式及婚礼的简约化 |
| 四、芒族的族际通婚及“通婚圈” |
| 五、与参照县份的比较 |
| 第二节 芒族家庭结构与互动的变迁 |
| 一、芒族家庭结构的动态变迁:家庭模式与家庭关系的变动 |
| 二、芒族亲缘网络的维持:宗族与亲戚 |
| 三、与参照县份的比较 |
| 第三节 芒族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强关系和弱关系 |
| 一、芒族家庭的强关系网络 |
| 二、芒族家庭的弱关系网络 |
| 第六章 启示、发展、未来 |
| 第一节 越南芒族文化变迁的理论启示 |
| 一、从分化到整合:文化变迁的内在实现模式 |
| 二、溶液特征与文化变迁理论 |
| 三、环境与文化变迁 |
| 第二节 现代化背景下芒族变迁与发展 |
| 一、芒族文化变迁趋势及其导引 |
| 二、现代化背景下芒族的发展 |
| 三、清化芒族文化变迁对芒族发展启示 |
| 第三节 变迁中走向未来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家庭不和睦 孩子精神紧张（论文参考文献）
- [1]乳腺癌患者家庭复原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 马翠. 遵义医科大学, 2021(01)
- [2]健康教育联合地龟止痉汤治疗小儿抽动障碍（阴虚风动型）的临床研究[D]. 王云.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1(01)
- [3]丹东地区义务教育阶段贫困生心理扶助问题及对策研究[D]. 张馨匀.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7)
- [4]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D]. 袁博. 山东大学, 2020(08)
- [5]男性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个案研究 ——以K市四名男性幼儿园教师为例[D]. 段雯舒.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5)
- [6]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小组工作实践 ——以N县S社区为例[D]. 任黎辉. 长春工业大学, 2020(01)
- [7]新时代家风建设问题及对策研究[D]. 曹媛. 兰州财经大学, 2020(02)
- [8]农村小学教师培训动力生成机制研究 ——以H省Y县8位农村教师为例[D]. 魏海潮.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9]农村内生型佛堂生成的原因及其机制研究 ——以L县S村为例[D]. 董悦. 河北大学, 2020(08)
- [10]越南芒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 ——以清化省为例[D]. Quach Cong Nam.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