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强力的叙述——胡风文艺理论文本的话语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高爽[1]（2020）在《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文中提出作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敏感的一类人,外在一切经过他们情感思维的内化展现出来,研究作家心态能探求历史投射给人的精神轨迹。现代作家沈从文集多种矛盾于一身,他的潜在情感与现实行为、文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诸多不平衡,导致他一生在不断遭遇和克服危机中挣扎,心灵产生出“丰富的痛苦”。但是学界从心理学、精神科学层面来研究沈从文,一直相对薄弱,显着成果集中在文化、美学、历史社会等领域,有关他心态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尚不成体系。鉴于此,本论文将沈从文的创作心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审视。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载体,能真实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能打开时代灵魂,因此本论文采取的研究思路是,从沈从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反观其创作心态,力图深入到他心灵世界的潜在层面,探寻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冲突,思考在动荡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者如何坚守个体人格和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反思以往研究中形成的某些定论。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传记批评法、心理分析法和社会历史批评法,对沈从文的创作心态进行综合分析。艺术植根于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人有了需要,会转化成相应的动机与欲望,并采取满足它们的行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是相对的,因为现实中,人同时存在多种需要,只是在不同时期,某种需要能最先支配人的行为成为“优势需要”。人的较低一级需要得到一定满足之后,较高一级需要就会出现,已经满足的需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能方式处于维持状态,如果环境改变或遭受挫折,还会再次出现。沈从文一生面临多种需要,它们同时、持久存在着,又随内外因变化组成了一个相对优势层次,且同一种需要在他人生不同阶段表现各异。基于沈从文的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需要,本论文在作品“内容”上选取从恋爱、身份认同、文学理想三个方面来考察他的创作心态,既具共性又有个性;“形式”上的抽象、疯癫、综合书写分别与之相对应,又呈现出各自独立的特征;最后从“内容与形式”探讨他弃笔转业前后的心态。第一章论述沈从文作为“恋爱作家”的隐衷。情感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沈从文也曾言“两性关系”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有关两性关系的探讨,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不同时期的恋爱创作反映出他对女性、人生、文明等的不同心态。早期小说中的“性苦闷”与生活困顿尤其是经济压迫带来的自卑心理密切相关;其中也触及到了“性的道德”问题,男性自认为对女性的救赎、情欲与理性/道德之间的冲突是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他对此所持的暖昧态度中含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沈从文还以“性本能”需求为基点表达了对文明的不满,他赞扬了四狗、五明、柏子等乡下人身上自由野蛮的原始情欲,虽也揭示出它自身的毁灭性,但他更不满文明的性道德作成的“伪善”。文明的性约束有时造成城里人肉体满足被剥夺与精神上失望,导致本能的负面性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更大作用。事实上,沈从文是借对文明的不满,将原本在城市受到的挫折升华成了一种异域文化自信,反映出一种夸张的心理态势。而40年代的爱欲抒写《看虹摘星录》,是他不能平衡婚后现实与爱情想象的结果,从小说与现实中的两位“女性吉诃德”身上,可以看出他在婚姻情感上的苦闷。第二章分析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爱的需要虽有受挫,但部分得以满足之后,沈从文的自尊需要,开始占据优势,对于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寻求生存的他来说,自尊需要具体表现为希望自我能够在城市中获取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追求智慧、怀揣理想的乡土文学青年,沈从文向往渴慕代表知识、教育、文化的城市,于是决然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当他历经挫折终于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后,却又在情感上选择后退,反复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这背后是他自卑与自高相互纠缠的心理在起作用,“乡下人”立场是他的生存和叙事策略,它在城乡对立、苗汉对立两个层面上都存在裂隙。都市经验带给沈从文创伤的同时也赋予他理性,创伤让他用“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里人时,看出了都市的堕落;理性使他用启蒙者的态度审视湘西时,意识到了它的悲剧性,他对两种环境都生出疏离感,身份认同存在危机。“不肯回去”让他游离在城市边缘,“无从回去”又使他徘徊在湘西边缘,他在两个世界中都被看作“外来者”,成了一个“非城非乡”、“半城半乡”的“边缘人”,这“中间的悲哀”伴随了他一生。第三章探讨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身份认同的窘迫困扰着沈从文,但他潜意识中倾向“城里人”和“启蒙者”角色,30年代之后,随着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变得强烈,他想要通过文学理想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本章所言第一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它建立在个人所追求的目的或目标之上。在个人层面上,沈从文积极寻求自我的文学史价值,30年代初期,他从诗歌批评中肯定了自己作品的意义,由小说批评中找到了在文坛上的定位;中期,《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他为争取文学史地位采取的主动行为。第二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文学为表现社会和民族的人生而作。沈从文走的也是“文学救国”之路,以湘西现实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蕴含着他的“尚力”意识,体现了他主张通过激发民众的意志和生命力实现民族改造的理想,这也是他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核心理念上的重要契合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相通,因从小看过无数杀戮,他厌恶政治反对强权,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的“武器”,推进人类和平的唯一“工具”,提倡“专家治国”,极力排斥政治干涉文学、文学从属政治,主张以文学鼓励、辅助政治向前,他认为文学思想的效力至少和政治有益行为的目的平列,甚至还会超越后者。但沈从文参与历史的方式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建国后,他也意识到,以文学改造民族、社会的理想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第四章探析沈从文的书写形式和心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沈从文的抽象、疯癫和综合书写是“已成为形式的内容”,与他的爱欲纠葛、身份窘迫和文学理想相连。30年代末情感生活的纠葛、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消极性、文与人不被理解等,都促使他重新思考新的表现形式,并为追求的抽象书写迷惑而转向虚无。在《看虹摘星录》中,他将爱欲从变化不定的日常中抽离出来,以抽象形式使之固定下来成为永恒,在一种看似隐晦的暖昧状态下倾诉着被压抑的苦闷,也用新试验抗拒和超越现存关系,试图打破占主导地位的常规意识和日常经验。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也和他身上的“疯狂的因子”有关,他多次提及自己在别人眼里常被看作是“神经病”,在他的文学观念里,世界上最高的记录由“发狂”的人造成,他还用写作经验谈到头脑接近疯狂的情况下文字才会有生命,这样的看法类似“疯癫与文明”的关系。沈从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疯癫体验,疯癫书写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也反映出他在认识自我时的迷乱心态。综合书写,是沈从文抗战之后在文体形式上持续进行的尝试和突破,体现了他尝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创造出新“现代小说一格”的文学理想。但内外多种矛盾致使《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综合书写的产物都呈现出“未完成”状态,揭示出他对形式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困惑。第五章剖析沈从文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30年代之后,爱欲苦闷、理想失落、文体形式失败等困扰着沈从文,最终导致他陷入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中。昆明时期,面对民族忧患、人事关系纠葛、情感烦闷,创作上的表达焦虑,沈从文变得愈加孤独、沉默,在时代大力和个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不知向谁呼喊”的痛苦压抑之声。1946年夏末复员回到北平后,他试图走出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发表的论时政杂文增多,表现出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和担当,并继续实践着文学理想。1946年10月,发表了自辩性长文《从现实学习》后,他开始不断受到来自民盟、左翼、无党派等人士的批判,再次陷入压抑之中。1948年左翼文学界的领导人认识到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坚持文学配合、服从政治的原则,沈从文被列入坚决予以打击并彻底消灭的“反动”作家一列。因摆脱不掉恐惧权力而产生的“迫害感”,1949年初沈从文的精神状况急遽变坏,3月28日他选择了自杀,自杀被救成为他新生的起点。40年代之后,沈从文一直为表达焦虑所困,找不到合适形式书写见闻感受,在他看来研究文物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在文物研究中他重新找到了延续生命抒情的方式,坚守了精神上的创造性,弃笔转业是他做出的“健康的选择”并非“消极的退隐”。从对沈从文创作心态的分析可知,他在面对情爱、自我、理想、书写形式探索时都有矛盾,徘徊于情欲和道德、文明和蛮力、神性和世俗、“乡下人”和城里人、审美和功利等之间,精神结构呈现出抽象与具体、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自由与必然等复杂性。他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转折之中寻找平衡,但性情人格上固有的特征使他无法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整合认同,从而在绝对孤独中体验着异己性,生命内在的紧张和狂热一度将他导向死亡。他“在”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位于交叉点、处在临界状态又使他超越了它们,这正是他精神上的独特性。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努力将生命力转化为精神上的创造积极性,坚守以自由精神为灵魂要义的个体人格,在创造生命自身和生存价值中产生的心灵冲突、挣扎、痛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精神资源。本论文从沈从文的创作心态出发,纵观其一生心路历程,是作家个人心态史的研究,也是从心态文学史的角度做出的个例尝试。
张绿漪[2]（2020）在《茅盾早期小说研究话语分析》文中指出茅盾在1927-1930年的早期小说具有独异特质,不仅由于这些作品创作时受到作者家国和事业的离散情绪影响而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更因为这个时期的创作也揭示了茅盾走上写实主义、革命历史主义之外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茅盾早期小说在不同时期遭逢了不同评价和阐释,形成众声喧哗的研究图景。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话语形式,能够展现出不同时代的精神内涵和价值标准,在看似中性的叙述背后,体现的是学者意识形态、知识结构,乃至背后深层的的话语权力语境。有鉴于此,论文将茅盾早期小说的研究流变看作是不同时期不同权力在知识领域进行建构和实践的活动,从社会维度的启蒙话语、意识形态维度的政治话语、学者个人维度的审美话语三种话语表达范式出发,探求大陆与英语世界茅盾研究的异同、互动和背后深层的文化机制影响。第一章主要论述了茅盾小说研究中在不同时期生成与交融的启蒙话语。指出启蒙具有的现实性正适应了“五四”前后的中国语境,这种关注当下、关注个体的时代诉求也反映在了早期研究之中。不仅如此,研究中期学者在强势政治话语缝隙中流露出的个人化的表达,以及研究后期学界再度回溯到体察个性、人性的启蒙视角,体现着20世纪茅盾研究中的启蒙话语在精神层面的内在一致性。第二章主要论述了茅盾小说研究中政治话语在学术领域权力的生成,以及权力对知识的建构。先天带有政治色彩的进化论话语深刻影响了文学批评,成为政治话语进行建构的先导。1940年代直到建国初期,官方对于茅盾及其作品的定位奠定了茅盾作品的评价规格,并通过带有国家意志的文学史书写强化了学术研究的认识。学者专着呈现出的政治倾向,更显示出政治话语向个人领域的蔓延。第三章主要论述了茅盾小说研究中审美话语的构成和流变。审美话语注重作品艺术特质,具体体现为对象征艺术手法、心理分析、人物形象等方面的研究。国外茅盾研究作为一种参照,影响了晚近研究的方法选择和思路,显示出这一时期审美话语建构知识的努力。借由话语理论在学术层面的应用,论文在茅盾早期小说研究的学术表达中提炼出话语隐性的存在,以此分析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知识体系,和话语力量强弱的变化。
王海艳[3]（2020）在《《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文中提出新中国初期文学的“一体化”并非一蹴而就,至1966年后方最终基本形成。在此之前,尽管毛泽东有一言九鼎之尊,但他的文艺思想被准确、彻底地理解有一个不太短的过程,加之他本人的文艺思想也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期间与国内各种不同的文艺思想免不了有所碰撞。这些碰撞每每以对具体作家作品或文艺现象的大批判、大讨论或文艺运动的方式显示。与新中国几乎同时诞生的《文艺报》是新中国初期最权威、最重要的文艺刊物之一,是新政权、新社会、新历史时代背景下,为建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文艺发展未来而进行的组织化、制度化的权力运作产物,是被赋予了政治文化使命的国家级重要期刊媒介。鉴于《文艺报》的特殊地位,该期刊上曾热烈议论过的小说作品是考察当时文学思潮、文艺政策演变的重要文本。1949-1966年期间《文艺报》上的“热议小说”往往具有某种标本意义,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先锋性、多义性和探索性,反映出那段特定时期文艺的新动向、新方向,具有主流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潮的引领性。而围绕“热议小说”出现的批评文章则反映出文艺界领导乃至最高领导人、文学批评家及社会各阶层读者思想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及其时代演变。尤其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新旧伦理观和审美观的冲突与撞击尤为引人瞩目、意味深长。梳理剖析1949-1966年间《文艺报》上的“热议小说”,可以发现当代文学“一体化”形成的具体脉络,也可对相关文本所受不同褒贬遭遇予以新的更具深度和宏观视野的阐释。深入分析1949-1966《文艺报》“热议小说”文本及围绕其产生的评论文章,可发现“十七年”文学创作及批评的内部话语如何从多元、冲突到同一与“规范”。本文锁定热议聚焦点,并解析聚焦点产生的原因及周围文学生态环境,从而更深地理解小说热议背后的社会思潮变化、意识形态冲突、文化背景冲突、文学权力博弈、文艺政策演变等以及其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分布、抵牾、冲突、消解,以及最终如何被体制所规训。1949-1955年是文学“一体化”过程的开端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所塑造的多是贴近现实的工农兵人物形象,作品内容主要是对当时新时代新生活的反映和过往革命历史故事的讲述;创作风格以现实主义为主;创作主体是分层分等的存在,工农兵作家开始成长,而部分资深老作家处境开始变得艰难。围绕“热议小说“的批评文本以批判性的为主,政治性批评话语和简单粗暴式批评风格开始出现,对更高、更正面的新人物及英雄形象塑造的期待,是这一时期批评文本较为一致的指向,批评主体主要是精英批评家,但普通读者的激进批评话语开始显现。《金锁》的创作及引发的批评拉开了文学体制“一体化”进程的序幕。1956-1962年是文学“一体化”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中高大、理想的人物形象开始出现,光辉的革命历史、崭新的建设时代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显现成为主要创作点,创作主体也较为多元,创作风格则主要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较为和谐的统一。因1960-1962年前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这一时期“热议小说”的相关批评文本不仅数量多,而且批评文本话语之间出现可贵的论争与交锋现象,创作规范和标准问题在争议中初步确立,而作品的艺术性也受到批评家的珍视,批评主体中工农兵群众力量开始增强,激进的政治评论者开始登场,但部分精英评论家还坚守着批评个性与思想的独立。1963-1966年是文学“一体化”的最终完成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中开始出现完美典范的“超人”形象,阶级斗争话语在作品中凸显,创作风格已远远偏离现实主义,走向极端浪漫主义,创作主体构成较为单一,大都是工农兵出身的作家,他们有趋同的政治形态化写作模式,有共性的创作指导思想和创作话语。围绕”热议小说”的批评文本与创作文本话语类同、评价标准及指导思想渐趋一致,更加重视作品的教育与宣传功能。批评主体方面,精英评论者的个性与独立性消失,评论主体工农兵化、与创作主体同一化。《欧阳海之歌》的创作及其相关批评,标志着文学“一体化”的最终形成。文学“一体化”的建构过程,不是单一行进式的,始终伴随着文艺界各种力量、各种矛盾、各种关系的斗争和角力,发展到1966年,公开发表的创作文本及批评文本最终形成“一体化”形态。从文艺理论上看,以1949-1966《文艺报》“热议小说”及相关批评为中心来考察“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形成与分期问题,不仅符合两者间实际的因果逻辑关系,而且显示了一种以小见大、从点到线、由线构面、注重文本及背景、强调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从研究实践上看,“十七年”小说创作及批评,不是一种简单、纯粹的艺术活动,而是一种被深深制约、严格规范、不断演进的社会体制内的活动。之前的研究者,大都倾向于把“一体化”文学视为“十七年”文学发展时期一个已然的、静态的、固化的形态,对它进行描述式、呈现式、阐述式、论争式的共时性研究。本论文在认真、深入研读小说文本和批评文本的基础上,综合考察时代背景、社会思潮、文艺政策、小说文本、小说批评文本、小说家及小说批评家主体特征,使关于“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论题,在历时性、阶段性、动态化的研究视野下展开,以彰显学术研究所应具备的历史纵深感与科学学理性。
刘璐[4]（2020）在《茅盾“十七年”（1949～1966）文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茅盾“十七年”文学理论与批评为研究对象,研究茅盾在1940-1950年代的思想转变、多重身份和多元立场,以期对他“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主张有更为明晰的认知。引言部分,介绍选题缘起和意义,以“茅盾十七年（1949～1966）”为核心对茅盾研究现状进行述评,针对现有研究的缺憾提出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以1942年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至1949年的时代转折为切入点,考察茅盾在社会变革之际的行动线索,考察国统区文人思想立场分化背景下茅盾对《讲话》的接受状况,从而认识茅盾1940-1950年代文学理念和文学批评的演变情况。第二章,讨论“茅盾文学思想的复杂性”。“茅盾后期”主要从事理论工作,鲜活的生命个体身份被显要的文化官员身份遮蔽,理论批评家身份比作家身份更受关注。在政治文化意识压倒启蒙主义思潮的语境中,探讨茅盾文化官员身份后潜隐的生命个体意识、理论批评家身份下潜隐的作家意识,以及时代共名主题下潜隐的启蒙意识。第三章,对茅盾“十七年”（1949～1966）的主要理论批评文本进行解读,包括《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从<卧薪尝胆>的许多不同剧本谈起》和茅盾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评论。结语部分,从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折关系、茅盾复杂的话语体系和多重身份等角度来对茅盾“十七年”文艺思想进行新的解读,重新厘定“茅盾后期”的文学贡献和学术价值,从而考察茅盾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以“同情之理解”走近茅盾、理解茅盾。
朱旖晗[5]（2020）在《新时期初期文艺真实性论争考论》文中认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围绕文艺真实性问题的理论论争成为新时期初期中国文学界关注的焦点。这一时期的真实性讨论不论是从参与人数上,还是问题范畴上,抑或是论争形式上,较之前都更为丰富和深入,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出现了数量可观的理论文章和理论着作,涉及的范围不仅有一般的文艺理论,也有具体的创作理论和美学理论等问题,使文艺真实性问题繁荣一时。这次讨论改变了自“文革”以来文艺界的持续低迷状态,使之呈现出新鲜的活力,推动了中国文学走向开放和现代化。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不仅仅包括了特定历史时期作为一个文学事件的文艺真实性论争,更包括了对论争内容的梳理和分析,从而呈现这场真实性论争在新时期初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新意、价值以及思考。本论文一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由四个章节组成。绪论部分在概括中西方文学历史中文艺“真实性”这一概念的历史流变的基础上,重点整理了中国文艺界1978年到1985年间关于文艺真实性问题的理论文章,对其主要的理论焦点进行了概括和归类。正文的第一章主要将新时期初期这场文艺真实性论争视作一个文学事件,着重介绍了论争发生的特定历史语境,在此基础上,通过阅读整理论争涉及的文本,对论争发生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第二章从新时期初期这场文艺真实性论争的焦点问题入手,在“写真实”还是“写本质”、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真实性与倾向性等方面,对论争内容进行全面剖析,得出的结论是:这场论争的政治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第三章结合论争发生的原因和论争的主要内容,主要从论争以现实主义创作为实践基础、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主要理论立场、以论争双方的权力话语争夺为实质三方面,对文艺真实性这一理论话语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一历史转型期的重提进行探究。第四章总结这场文艺真实性论争给中国文坛所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它不仅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发展,也影响了后来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
王晓燕[6]（2020）在《红色经典《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修辞重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红色经典《战斗的青春》自1958年出版,其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历经作家雪克四次修改,为当代文学史留下五个版本,呈现了数十万字的异文语料,这是珍贵的文献资源。现有研究有很多重要的成果,绪论第一节分类描述了此类研究的价值。但与本文考察对象直接相关的版本研究存在待开发空间:其一,从版本研究的共同要求观察,《战斗的青春》同类研究的版本意识相对匮乏、版本指向比较模糊、版本依据时见错漏。其二,从红色经典版本变动的区别特征观察,《战斗的青春》同类研究相对忽略了政治修辞>艺术修辞的文献事实。本文拟对同类研究的不足做一些尝试性的探讨,以《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为研究对象,采取线性对比的方式,依次将1958版/1960版、1960版/1961版、1961版/1962版、1962版/1978版进行对比,穷尽性地统计版本变动内容。依据后版相对于前版“重构了什么——怎样重构——为什么重构”的逻辑路径,立足五个版本的精细对勘,将其置于广义修辞学“两个主体（表达者—接受者）、三个层面（话语建构—文本建构—人的精神建构）”的理论框架,考察《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的修辞重构特点、修辞成因及话语生态。以小说标题“战斗”关联的战争叙事、“青春”关涉的性爱叙事,以及统摄两者的阶级叙事为关注点,聚焦阶级叙事、战争叙事、性爱叙事等不同版本变动主题,参照版本增扩、删减、置换和增删置换的复合形态,分析版本变动篇幅、变动趋势、修改意图等因素。研究发现:增扩主要分布在阶级叙事和战争叙事的修辞重构中,部分分散于性爱叙事的修辞重构;置换和删减在阶级、战争和性爱叙事的重构中分布相对平均;增删置换的复合形态相对集中在战争叙事中正反群像的形象重构以及性爱叙事中的角色位移和修辞重构。研究认为:《战斗的青春》版本修改本质上是特定意识形态规约下对前版本的一种修辞重构,是一个故事的不同讲法,重构了不同的文本呈现形式,隐含着人的存在方式的修辞信息。据此勾勒相应的叙事变动路径,综合语义分析和修辞考察,分析作家个人讲故事的方式和接受群体听故事的审美期待之间的缝隙,比如受接受者的阅读取向影响,不同版本中许凤三姐妹经历了[+牺牲]→[-牺牲]→[+牺牲]的修辞重构,这里有作家主动或被动的自我调适,个人与时代的互动、及其契合主流意识形态和文艺体制的修辞加工,从中挖掘文学想象和政治想象复杂纠葛中的历史文化信息,尝试将无序分布于不同版本的碎片信息转化为有序的再阐释资源。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战斗的青春》不同版本的修辞重构可能有同质性大于异质性的总体倾向,革命的纯粹性可能部分地遮盖人的复杂性,但那是时代需要的精神能量,是影响同时代人并激发后人追溯的红色基因。当年艺术之“我”融会于政治之“我”的文学生产和产品再加工,仍是考察红色经典版本重构待开发的话语场。希望本文区别于现有研究的分析,能够为修辞学—文学研究互相拓展跨界学术生产、构建更为开放的学科形象和学科生态,探索一种可能性。
刘旭[7]（2019）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研究》文中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精神需要,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单一的物质满足到文化、安全、居住、环境等多方面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广泛弘扬,成为指引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理想、目标和准则。话语是人的实践过程中,为满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而产生的物质载体,充当信息交流的媒介,话语在价值观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首先,核心价值观话语主体所掌握的话语权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全球性金融危机、环境问题、贫富不均等,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图推行话语霸权,鼓吹资本主义民主与人权。因此中国共产党需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传播高质量的艺术作品,正确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中国形象,构筑中国力量中国价值中国精神。其次,价值观话语是人的精神需要的表达方式。新时代人民不再局限于物质生活的富足,更需要追求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符合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内容,与国家的奋斗目标、社会的价值旨归与个人的价值准则相映成趣。此外丰富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话语内容,还需要发挥人的主体性,从生产生活中汲取灵感,创作与核心价值观指向一致的新词汇、新表达、新故事。再次,全媒体时代,多种传播媒介融合深度发展,共同创新核心价值观的话语载体。灵活运用传统媒体、电子媒体、新兴媒体,发挥深度、准度、广度、速度的话语特点,搭建传媒平台,培养传媒人才。自媒体、物联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的也应当成为核心价值观话语的全新载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是一个多方面、多领域的有机整体,包括话语主体、话语受众、话语内容、话语载体、话语方法等构成要素,同时涉及多个研究角度和学科背景,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伦理学、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并运用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实证研究等方法,构建话语体系。本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包括: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的基础理论研究。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是话语主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为内容,在全媒体上采用话语释义、转化、认同等话语方法,向话语受众交流、传播、教育,以扩大影响力、传播力、意识形态领导力为效果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新时代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凸显了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和处事准则,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话语体系包括话语主体、话语受众、话语内容、话语载体、话语方法、话语效果六个构成要素。第二,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的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人的自由发展理论和思想宣传方法论奠定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成为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论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话语体系的文化积淀。第三,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首先从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方面建设话语主体;其次培养核心价值观话语的党员干部受众、学生受众和群众受众;再次,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学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阐发新时代核心价值观话语内容;复次,全媒体时代,运用传统媒体、电子媒体、新兴媒体作为核心价值观话语的载体,扬长避短相得益彰。最后创新核心价值观话语方法。话语释义方法,运用解释方法、修辞方法、叙事方法,将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阐释得通俗易懂;话语转化方法,将宣教话语与传播话语、理论与实践话语、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相互转化,实现话语主体间相互交融、多向参与;话语践行方法,通过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真正实现核心价值观话语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达到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目标。第四,从实践出发,以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的建设现状为课题,总结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的成就与不足,针对既存问题进行原因分析,直面挑战,为构建新时代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探寻机遇。第五,确立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策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话语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夯实人民在话语体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紧扣新时代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学习和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价值观话语表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求价值观共识;加深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理论研究,建设学术话语体系;加强党对话语体系建设的领导地位,确保话语体系的政治方向。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全面、系统的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人的价值理论和话语生产传播规律;既有利于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树立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形象,又有利于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知、情感认同与精神信仰,传播中国价值,践行中国价值。
文浩[8]（2019）在《发展和挫折——1949—1976年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历史经验研究综述》文中指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发展与挫折期,其整体格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成为权威文论话语,其历史经验表现为毛泽东文学思想逐步经典化和权威化;人民性、阶级性、大众化成为塑造权威文论话语体系的关键词;周扬在中国文学理论的自主性和实践性上表现出强烈的理论自觉;"被批判"或者"边缘化"文论的思想价值丰厚;中国化的文学理论教材和课程体系初步建构起来;文学理论建构方式上出现了多向创生的典范。对这一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历史经验的研究遵循了不同路径,表现为整体化研究不断深化,毛泽东文学思想、周扬文学理论及其重要命题、胡风经典文本、关于"现实主义"重大论争等典型个案研究收获颇丰,教材和课程的中国经验研究日益精细,新方法新路径大量涌现和交叉使用,等等。
范小娟[9]（2019）在《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西方文论界,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具有重要地位,其理论在中国“旅行”的30年间,国内的译介呈现了由隐到显的动态过程。从最初被“遮蔽”到经典地位的确立,多个维度的考评都映证了其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国内对布鲁姆的身份归属问题存在多重阐释。本文并不试图将其划入某一特定学派,而主张将其理论界定为修正主义批评理论。本文从布鲁姆理论在中国文论界影响最大的三个观点,即他的大文学观、误读理论和经典观入手,考察布鲁姆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布鲁姆文学观是一种大文学观,其在国内遭遇困境,但仍有少数学者予以关注;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误读理论在国内得到广泛接受与认同,产生了变异的诸种形式,形成“中国化”的误读理论;以审美和精英主义为立场的经典观在国内形成了顺向阐释与逆向思考的双向并行,实现了中国文论的扩充,并对外国文学研究产生了延伸性影响。以上理论在中国的不同境遇源于深层次的文化动因。一方面,这是接受者根据中国本土语境的需要进行选择的结果。完全不同的文化宗教环境使学界回避或排斥布鲁姆以宗教、理论、文学的同质互渗为基础的大文学观,而误读理论与80年代后文学“主体性”思潮的契合、经典观背后的英美文化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相通则是促成两者经久不衰的深层动因。另外,接受主体的“前理解”与“期待视野”也主导着接受的程度。误读理论、经典观与国内学者“前理解”中传统文论与批评的积淀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沟通,理论的相通或趋同促成了视域的融合。而大文学观的跨学科性与其中渗透的宗教背景远远超越了学界的“期待视野”,大文学观的“受阻”势所必然。统观布鲁姆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可以检视整个西方文论接受中的“得”与“失”。从根本上说,对布鲁姆的接受是以建设中国文论为宗旨的,这与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阶段和诉求相关。在这一语境下,国内接受布鲁姆的全过程都显现了本土意识的在场:接受中的多元化阐释是对文本“召唤结构”的填补,也是对布鲁姆“本土化”的建构,体现了接受者与文本积极的交互作用。因此,现有的大部分接受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布鲁姆在中国的接受仍然存在着某种错位。表现为研究趋于定型化简单化、普遍主义倾向、现实针对性的缺乏等。针对诸种错位,应当通过强化批判意识、西方文论的“还原与语境化”等现实策略实现理论的修正与重构,引导接受者以理性平等的姿态、以对话沟通为目的进行接受和研究,形成良性并有益于中国文论的接受活动。
吴国彬[10]（2018）在《突破与推进：1980年代以来的延安文艺研究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学术发展史上,延安文艺的研究与延安文艺本身的发生和发展同步进行,其所积累的研究成果,本身即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具有不凡的学术史价值和意义。由于延安文艺学术史的整理与发掘研究相当繁复浩阔,很难在有限的篇幅内作深度研究,因此,本文着力于回顾、梳理、整合与提炼自1980年代以来各个不同时段的延安文艺研究及其学术史进程,探察与反思近40年来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党的文艺政策研究、延安文艺运动及其作家作品研究,以及延安文艺文献史料整理等各个领域研究的学术成果及存在的问题,探讨和发现延安文艺研究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发展史中的历史经验、价值意义等,这无疑对于推进延安文艺研究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具有较高的学术史价值和当代借鉴意义。引言:综观20世纪延安文艺研究的历史及其现状,纵览1980年代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史的研究对象及基本问题,概述论文选题及其学术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基本思路与目标。第一章思想与学术:1980年代初延安文艺研究及其理论方法的转变。主要呈示和总览1980年代初“文革”结束后,学术研究如何从以往的“思想战线”向学术研究“拨乱反正”转变。延安文艺研究及其作家作品批评等,不仅开始逐步走出思想及方法的束缚及僵化,而且也在研究立场及方法的转变、文艺史料的整理、作品文本的解读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及其历史特征。第二章探索与自觉:“新时期”延安文艺研究理论方法的多元趋势。在“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在多种外国文艺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涌入、思想理论界开展“人道主义”及“异化”论论争、文艺理论界提出主体性文论以及文学史的“重写”及“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等学术思想背景下,集中讨论“新时期”延安文艺研究如何在理论方法的借用、研究视角的拓展及学术史角度的反思等方面,所展示出的学术探索面貌和学术研究的自觉等。第三章规范与多元:1990年代延安文艺研究及其学术思潮的演变。通过对1990年代学术界“规范化”及专业化思想的提出,以及对于文献史料的高度重视及其相关图书资料编纂出版等多方面成果的梳理,探讨海外学术思想的影响与不同研究社团流派之于延安文艺研究的特征,并结合“王实味遗案”研究中资料搜集及其历史阐释的个案分析,探寻延安文艺研究在学术规范、视域拓展及其知识积累等方面所呈现的学术演进与时代特征。第四章拓展与深化:新世纪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及其理论方法的新走向。梳理新世纪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在学术领域及其理论视野、作家及其专题研究等方面发生的新成果与新变化,尤其是诸如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中国化”研究,党的文艺政策理论体系研究,以及延安文艺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陕甘宁文艺与当代中国文艺研究等学术领域的拓展与深化等,探讨延安文艺学术的自觉、新一代学人的拓展、深化及其学术规范意识的确立等。第五章整理与编纂:延安文艺史料的编辑出版及史料考辨与数据库建设。主要对1980年代以来延安文艺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长足进步,有关延安文艺文献数据库建设等方面的成果进行了梳理及论述。从学术思想及其理论方法、学科意识及其规范化等方面,探讨新世纪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在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史的重要地位等。结语:对1980年代以来延安文艺研究的时代流变、阶段特征、文学史立场以及与历史文化的内在关联等进行综合评述,探寻填补研究空白与拓展研究视域的可能空间与具体途径。
二、强力的叙述——胡风文艺理论文本的话语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强力的叙述——胡风文艺理论文本的话语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 沈从文研究现状与拓展之可能性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恋爱作家”的隐衷 |
| 第一节 “性苦闷”与自卑 |
| 第二节 “文明及其不满” |
| 第三节 “女性吉诃德”与“幸福的幻影” |
| 第二章 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 |
| 第一节 “湘西社会的逆子”:向往都市与决然离乡 |
| 第二节 “乡下人”身份的建构与裂隙 |
| 第三节 “边缘人”位于“中间的悲哀” |
| 第三章 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 |
| 第一节 “自明心迹”:追求自我价值 |
| 第二节 “浪漫主义的物力化” |
| 第三节 “最后吉诃德”的文学政治幻念 |
| 第四章 书写形式与心态的游移 |
| 第一节 抽象书写与虚无 |
| 第二节 疯癫书写与迷乱 |
| 第三节 综合书写与困惑 |
| 第五章 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 |
| 第一节 “不知向谁呼喊”的压抑 |
| 第二节 “一切已结束,一切正起始” |
| 第三节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
| 结语 坚守精神创造性与个体人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茅盾早期小说研究话语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学界研究概述 |
| (一)国内茅盾小说研究概况及现状 |
| (二)国外茅盾小说研究概况及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思路 |
| 第一章 众声喧哗:启蒙话语的生成与融汇 |
| 第一节 “表现时代的空气”:时代话语的彰显 |
| 一、内核:关注当下的入世态度 |
| 二、汲汲于现实的实用功利思维 |
| 第二节 从个性到个体:个人话语的高扬 |
| 一、对“人”的发现:关注个体生命体验 |
| 二、对“女性”的发现: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 |
| 三、虽隐犹显:学者的个性化表达 |
| 第二章 众流归一:政治话语的形成与建构 |
| 第一节 前导:进化论话语的凸显与实践 |
| 第二节 建构:政治话语场域的扩大和深入 |
| 一、初步建构:阶级概念的简单推演 |
| 二、确立秩序:官方认定和史的书写 |
| 三、自我规训:政治话语的采用和内化 |
| 第三节 返观:海外茅盾研究中的政治预设 |
| 一、美国学界:政治偏见下的价值判断 |
| 二、东欧学界:政治风向下的左翼史观 |
| 第三章 众川赴海:审美话语的构成和流变 |
| 第一节 捕获“迷乱灰色中的一星微光”:象征手法研究 |
| 一、渐进的象征读解:从政治修辞到审美哲思 |
| 二、交叉的学术视野:中西方象征研究的参照 |
| 第二节 “茅盾的矛盾”:心理学研究 |
| 一、理性向感性的倾斜:人格结构研究与流变 |
| 二、“心绪的表白”与“隐藏的症候”:创作心理研究与流变 |
| 第三节 “美恶并举,正邪两赋”:人物形象研究 |
| 一、女性形象的构建与重评 |
| 二、性别视角的引入及意义 |
| 第四节 审美话语的特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基本概念和需要说明的问题 |
| 1.3 研究历史与现状 |
| 1.3.1 《文艺报》相关研究综述 |
| 1.3.2 《文艺报》“热议小说”研究 |
| 1.3.3 “一体化”问题的相关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与意义 |
| 第二章 “一体化”开端期:批判与希冀(1949-1955) |
| 2.1 真实、多元的文本世界:“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 2.1.1 工农兵人物形象的真实塑造 |
| 2.1.2 新生活与革命历史的如实讲述 |
| 2.1.3 现实主义创作下的多元艺术风貌 |
| 2.2 层级与体制的建立:“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 2.2.1 文艺界“会师”队伍构成 |
| 2.2.2 工农兵作家的成长与培养 |
| 2.2.3 资深作家的艰难与贡献 |
| 2.2.4 作家体制化的开始 |
| 2.3 “破”与“立”之间:“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 2.3.1 对新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期待 |
| 2.3.2 “浇花”与“锄草”的并存 |
| 2.3.3 政治性批评话语凸显 |
| 2.4 丰富的构成:“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 2.4.1 精英评论家的“定位”与“保卫” |
| 2.4.2 普通读者的“愤怒”与“扞卫” |
| 2.4.3 作者的自我批评与自我争辩 |
| 2.4.4 《文艺报》编者的“引领”与“裁判” |
| 第三章 “一体化”发展期:中断与推进(1956-1962) |
| 3.1 超越现实的理想与浪漫:“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 3.1.1 高大理想人物形象的出现 |
| 3.1.2 理想烛照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书写 |
| 3.1.3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贡献 |
| 3.1.4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交映 |
| 3.2 “大我”与“小我”的融合:“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 3.2.1 创作主体多元化与群体化 |
| 3.2.2 个体生命的历史化书写 |
| 3.2.3 主流创作思想的表现与迎合 |
| 3.3 平等地“争鸣”:“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 3.3.1 “争鸣”现象的出现 |
| 3.3.2 创作规范和标准的初步确立 |
| 3.3.3 对作品艺术性的珍视 |
| 3.4 喧嚣的大多数:“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 3.4.1 群众批评力量的增强 |
| 3.4.2 激进政治评论者的登场 |
| 3.4.3 精英评论家的独立与坚守 |
| 第四章 “一体化”形成期:统一与确立(1963-1966) |
| 4.1 完美与纯粹:“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 4.1.1 完美典范“超人”形象的出现 |
| 4.1.2 阶级斗争主题的一致表现 |
| 4.1.3 极致浪漫主义风格的趋同 |
| 4.2 体制内的“建设者”:“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 4.2.1 工农兵作家中心化 |
| 4.2.2 趋同的政治化写作模式 |
| 4.2.3 独立性与个性渐趋消失 |
| 4.3 同一与统一:“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 4.3.1 与创作话语“同质”的批评 |
| 4.3.2 批评标准的确立与统一 |
| 4.3.3 宣传教育功能的重视 |
| 4.4 主流与合流:“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 4.4.1 批评主体工农兵化 |
| 4.4.2 精英评论者的独立性消失 |
| 4.4.3 批评主体与创作主体合一 |
| 第五章 结语 |
| 5.1 1949-1966“热议小说”创作再认识 |
| 5.2 1949-1966“热议小说”批评新思考 |
| 5.3 文学“一体化”的形成与消解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赵魁元先生访谈录 |
| 附录二 丁玲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女士访谈录 |
| 附录三 赵树理孙女赵飞燕女士访谈录 |
| 附录四 原《文艺报》、《红旗》杂志编辑雷声宏老师访谈录 |
| 附录五 姚雪垠之子姚海天先生访谈录 |
| 附录六 原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郑一奇先生访谈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茅盾“十七年”（1949～1966）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0.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0.2 研究述评 |
| 0.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时代的转折与茅盾的文学思想的演变 |
| 1.1 时代的转折与对《讲话》的接受 |
| 1.1.1 茅盾对《讲话》的接受 |
| 1.1.2 转折时期的文化选择与国统区文人的分化 |
| 1.2 茅盾文学理念的转向 |
| 1.2.1 论文学的目的和文学家的使命 |
| 1.2.2 论“民族形式” |
| 1.3 文学批评转型 |
| 1.3.1 话语类型的转换 |
| 1.3.2 原因探析 |
| 第二章 大时代下官员/批评家复杂的内心世界 |
| 2.1 文化官员身份后潜隐的生命个体意识 |
| 2.1.1 官方话语 |
| 2.1.2 私人话语 |
| 2.1.3 知识分子角色考察 |
| 2.2 理论批评家身份下潜隐的作家意识 |
| 2.2.1 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双栖现象 |
| 2.2.2 作家意识的具体表征 |
| 2.3 时代共名主题下潜隐的启蒙意识 |
| 2.3.1 茅盾的实践型启蒙观 |
| 2.3.2 茅盾的启蒙意识表征 |
| 第三章 “茅盾后期”文学思想的文本解读 |
| 3.1 再解读《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 |
| 3.1.1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知识谱系 |
| 3.1.2 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公式 |
| 3.2.1 历史剧的发展历程 |
| 3.2.2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结合 |
| 3.2.3 古为今用的历史观、文学语言 |
| 3.3 再解读茅盾的作家作品论 |
| 3.3.3 对《百合花》的评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新时期初期文艺真实性论争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文论史中的真实性理论 |
| 第一节 西方文论史上的文艺真实观流变 |
| 第二节 建国后中国文艺真实性理论的发展 |
| 第三节 新时期初期文艺真实性论争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
| 第一章 新时期初期作为文学事件的真实性论争 |
| 第一节 新时期初期文艺真实性论争发生的背景 |
| 第二节 1976年—1985年真实性论争发展的三个阶段 |
| 第二章 新时期初期真实性论争的焦点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内容之争:“写本质”还是“写真实” |
| 第二节 形式之争:从现实真实到艺术真实 |
| 第三节 标准之争:“真实性”作为评价标准 |
| 第三章 对新时期初期真实性话语重提的思考 |
| 第一节 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要理论立场 |
| 第二节 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文学实践 |
| 第三节 论争实质是双方话语权力的诉求与共谋 |
| 第四章 新时期初期文艺真实性论争的价值 |
| 第一节 推动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转型 |
| 第二节 影响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红色经典《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修辞重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重要说明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战斗的青春》:文本和版本研究(1959—2020) |
| 一、文本研究 |
| 二、文本研究的一个特别类型:版本研究 |
| 第二节 现有研究的局限 |
| 一、文本研究不足 |
| 二、版本研究缺失 |
| 第三节 本文选题意义、拟探讨的问题、主要理论资源、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拟探讨的问题 |
| 三、主要理论资源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战斗的青春》版本状况和相关说明 |
| 第一节 雪克与《战斗的青春》及五个版本 |
| 一、雪克与《战斗的青春》创作和修改 |
| 二、《战斗的青春》版本依据和版本变动情况 |
| 第二节 本文写作的相关问题说明 |
| 一、版本变动数量统计规则和分类原则 |
| 二、本文写作的相关说明 |
| (一)关于词语变动、句子变动、段落变动的界限区分 |
| (二)关于“增扩”“置换”“删减”混杂出现的归类 |
| (三)正文自述系统和引述系统 |
| (四)脚注和引例标注说明 |
| (五)符号说明 |
| (六)繁简字说明 |
| 第二章 《战斗的青春》阶级叙事的修辞重构 |
| 第一节 重构更明确的阶级界限 |
| 一、增扩[+阶级出身] |
| 二、增扩[+阶级界限] |
| 第二节 重构更强化的阶级对立 |
| 一、置换[+隐忍 -抗争]→[-隐忍 +抗争] |
| 二、增扩和置换[+个人恩怨 -阶级仇恨]→[-个人恩怨 +阶级仇恨] |
| 第三节 重构阶级角色的话语空间 |
| 一、删减反面角色话语权 |
| 二、增扩阶级教谕话语 |
| 小结 |
| 第三章 《战斗的青春》战争叙事的修辞重构 |
| 第一节 英雄群像的修辞重构 |
| 一、置换和删减英雄群像主体[-次要人物 +主要人物 -领导个体+领导集体] |
| 二、增删置换英雄群像生理形象[+雄化+正向强化] |
| 三、增扩和置换英雄群像精神成长[+忠诚+善言+读书] |
| 四、增扩和删减英雄群像行为特征[+警觉+善战-负向] |
| 五、增扩和置换英雄群像人际关系[+亲情+互助+感召力] |
| 第二节 反面群像的修辞重构 |
| 一、增扩和置换反面群像形体样态[+动物化] |
| 二、增删置换反面群像生物本能[+攻击本能+食色本能] |
| 三、增扩和删减反面群像人际关系[+黑化] |
| 第三节 两个向度:重构文本修辞风格 |
| 一、置换和增扩[+乐观性] |
| 二、置换和删减[-悲剧性]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斗的青春》性爱叙事的修辞重构 |
| 第一节 修辞重构的性爱叙事:“不变”的规约和“变”的路径 |
| 一、性爱分配“不变”的规约:语义分析和修辞策略 |
| 二、性爱分配“变”的路径:语义分析和修辞重构 |
| 第二节 许凤—胡文玉:角色关系与角色位移 |
| 一、增扩许凤—革命者胡文玉[+革命]→[-性+爱] |
| 二、置换许凤—公开叛徒身份的胡文玉[-革命]→[-性+恨] |
| 三、增删置换许凤—未公开叛徒身份的胡文玉[-革命]→[-性-爱] |
| 四、增删置换的复合形态:角色位移与文本建构 |
| 五、参照对比:胡文玉—小鸾[+性-爱]程度浅→程度深 |
| 第三节 许凤—李铁:性爱克制与修辞重构 |
| 一、删减[-性爱之感] |
| 二、置换[+政治引导] |
| 三、参照对比:江丽—李铁[-性 +爱]→[-性 -爱] |
| 小结 |
| 结语 本文主要观点、创新点、主要不足 |
| 附录1 本文图表索引 |
| 附录2 版本比对汇总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一)理论背景 |
| (二)现实背景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进一步探讨、发展或者研究的空间 |
| 三、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的基本理论阐释 |
|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的概念厘定 |
| (一)价值观与话语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 |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 |
| (一)话语主体 |
| (二)话语受众 |
| (三)话语内容 |
| (四)话语载体 |
| (五)话语方法 |
| (六)话语效果 |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的特征 |
| (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
| (二)先进性与群众性的统一 |
| (三)稳定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
| (四)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
| 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的意义 |
| (一)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
| (二)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时代化 |
| (三)有助于构建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
| (四)有助于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影响力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的思想探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价值观话语体系的论述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价值观话语主体的论述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价值观话语内容的论述 |
|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价值观话语载体的论述 |
| (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价值观话语方法的论述 |
|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价值观话语体系的理论成果 |
| (一)中国共产党掌握价值观的话语权 |
| (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精神需要是价值观话语的主要内容 |
| (三)大众化是价值观话语方法论的主要特征 |
| 三、关于价值观话语体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渊源 |
| (一)关于价值观话语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渊源 |
| (二)关于价值观话语内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渊源 |
| (三)关于价值观话语方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渊源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 |
|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主体建设 |
| (一)核心价值观话语的国家主体 |
| (二)核心价值观话语的社会主体 |
| (三)核心价值观话语的人民主体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受众培养 |
| (一)核心价值观话语的党员干部受众 |
| (二)核心价值观话语的学生受众 |
| (三)核心价值观话语的群众受众 |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内容阐发 |
| (一)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话语内容 |
| (二)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话语内容 |
| (三)公民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话语内容 |
|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载体运用 |
| (一)运用文字媒体作为核心价值观话语载体 |
| (二)运用电子媒体作为核心价值观话语载体 |
| (三)运用新媒体作为核心价值观话语载体 |
| 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方法创新 |
| (一)核心价值观话语的释义方法 |
| (二)核心价值观话语的转化方法 |
| (三)核心价值观话语的践行方法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的现实境遇 |
|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的现状 |
| (一)目前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的成就 |
| (二)目前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的主要问题 |
| (三)目前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既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的挑战 |
| (一)价值多元化对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的影响 |
| (二)西方话语霸权对核心价值观话语内容释译的影响 |
| (三)新兴媒体的兴起对核心价值观话语传播方式的影响 |
| 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的机遇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机遇 |
| (二)党和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为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政策支持 |
| (三)全媒体时代为核心价值观话语创新拓展空间 |
| 第五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策略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话语体系建设的指导理论 |
| (二)发挥马克思主义在话语体系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
| (三)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话语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 |
| 二、坚持人民在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 |
| (二)保障核心价值观的大众话语创作权和表达权 |
| (三)促进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生活化 |
| 三、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建设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 |
| (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成为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的新时代背景 |
|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的现实基础 |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的国际背景 |
| 四、深化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 |
| (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术话语体系 |
| (二)深化核心价值观的学术话语研究内容 |
| (三)创新核心价值观的学术话语研究方法 |
| 五、吸收和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优化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 |
| (一)学习世界优秀文明关于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论成果 |
| (二)学习世界优秀文明关于价值观话语内容的表达方式 |
| (三)学习世界优秀文明关于价值观话语传播的实践经验 |
| 六、加强党对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的领导 |
| (一)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话语权 |
| (二)改善党对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的领导方式 |
| (三)提高党对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的领导能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8）发展和挫折——1949—1976年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历史经验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1949—1976年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之历史经验 |
| (一)毛泽东文学思想逐步经典化和权威化,人民性、大众化和阶级性成为核心概念和思想基础 |
| (二)周扬文学思想体现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自主性和实践性 |
| (三)“被批判”或者“边缘化”的文论思想具有辩证性、丰富性和承接性 |
| (四)中国化的文学理论教材和课程体系初步建构 |
| (五)文学理论建构方式上出现多向创生之典范 |
| 二1949—1976年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之研究路径 |
| (一)历史经验的整体化研究 |
| (二)毛泽东文学思想的经典化和权威化研究 |
| (三)周扬的文学理论及其“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命题之研究 |
| (四)相关经典文本、论争事件和重要理论家的研究 |
| (五)教材和课程的现代建构经验研究 |
| (六)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之新探索 |
（9）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意义与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1.1 选题意义 |
| 1.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 研究思路、方法与难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拟突破的难点 |
| 1.3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理论 |
| 1.3.1 接受反应文论概述 |
| 1.3.2 “旅行中的理论” |
| 2 布鲁姆在中国的译介与文化定位 |
| 2.1 布鲁姆在中国的译介 |
| 2.1.1 译介的动态过程 |
| 2.1.2 译者的评论 |
| 2.2 布鲁姆在中国的文化地位 |
| 2.2.1 布鲁姆在中国的影响 |
| 2.2.2 经典地位的确立 |
| 2.3 布鲁姆在中国的多重身份阐释 |
| 2.3.1 主流:耶鲁学派的一员大将 |
| 2.3.2 自我定义:美国式犹太知识分子 |
| 2.3.3 其他多元身份的界定与争论 |
| 2.3.4 “影响的焦虑”症患者——修正主义文学批评 |
| 3 布鲁姆大文学观在中国的接受困境 |
| 3.1 布鲁姆的文学观念 |
| 3.1.1 大文学观——宗教、理论与文学同质 |
| 3.1.2 犹太宗教观对文学的渗透——卡巴拉主义和诺斯替精神 |
| 3.2 布鲁姆大文学观在中国遭遇困境 |
| 3.2.1 布鲁姆大文学观在中国“受阻” |
| 3.2.2 少数学者对布鲁姆大文学观的关注与认同 |
| 3.3 布鲁姆大文学观在中国“遇冷”的原因解析 |
| 4 布鲁姆误读理论的中国化及其反思 |
| 4.1 布鲁姆的误读理论 |
| 4.1.1 影响—误读理论的主旨 |
| 4.1.2 创造性误读:六个修正比 |
| 4.1.3 布鲁姆对误读理论的修正 |
| 4.2 误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4.2.1 中国学界对误读理论的认同及“误读” |
| 4.2.2 误读理论在中国发生的变异 |
| 4.3 中国接受误读理论的文化语境 |
| 4.3.1 理论相通导致的视域融合 |
| 4.3.2 与80年代后文学“主体性”思潮相契合 |
| 5 布鲁姆经典观与中国当代文论的交汇 |
| 5.1 布鲁姆的经典观 |
| 5.1.1 审美立场:对审美性文学的坚守和扞卫 |
| 5.1.2 精英主义立场——关于“强者”的理论 |
| 5.1.3 经典的中心:莎士比亚 |
| 5.2 布鲁姆经典观在中国的境遇 |
| 5.2.1 中国学界对经典观的顺向阐释 |
| 5.2.2 中国学界对经典观的逆向思考 |
| 5.2.3 布鲁姆经典观影响之下中国文论的扩充 |
| 5.2.4 布鲁姆经典观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延伸性影响 |
| 5.3 中国接受经典观的文化动因 |
| 5.3.1 英美文化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承袭性与相通性 |
| 5.3.2 理论趋同 |
| 6 中国当代文论在布鲁姆理论接受中的在场与错位 |
| 6.1 本土意识的在场 |
| 6.1.1 中国文论界的期待视野:建设中国文论 |
| 6.1.2 本土意识贯穿接受的全过程 |
| 6.2 接受中的错位及现实策略 |
| 6.2.1 接受中的错位 |
| 6.2.2 应对的现实策略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突破与推进：1980年代以来的延安文艺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延安文艺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史研究 |
| 一、20世纪延安文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二、1980年代以来延安文艺的研究对象及基本问题 |
| 三、论文选题及学术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基本思路与目标 |
| 第一章 思想与学术:1980年代初延安文艺研究及其理论方法的转变 |
| 第一节 “思想解放”:延安文艺研究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拨乱反正” |
| 第二节 反思与重整:延安文艺史料研究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推进 |
| 第二章 探索与自觉:“新时期”延安文艺研究理论方法的多元趋势 |
| 第一节 延安作家的“重评”及其专题研究方面的新拓展 |
| 第二节 延安文艺思潮及其理论方法研究的不断探索 |
| 第三节 毛泽东文艺思想及《讲话》研究的深化 |
| 第四节 研究团体及专题研究的形成与学术实践 |
| 第三章 规范与多元:1990年代延安文艺研究及其学术思潮的演变 |
| 第一节 “再解读”与专业化:海外学术思潮及方法的引进与影响 |
| 第二节 坚守与突进:学术思想的活跃及各研究领域的深化 |
| 第三节 史料整理与历史阐释:史料意识的自觉及学术思想的拓展 |
| 第四章 拓展与深化:新世纪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及其理论方法的新走向 |
| 第一节 学术自信与理论坚持: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艺传统及其关系研究 |
| 第二节 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党的文艺政策理论体系研究 |
| 第三节 延安作家群体及其文体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推进 |
| 第五章 整理与编纂:延安文艺史料的编辑出版及史料考辨与数据库建设 |
| 第一节 延安文艺文献史料的整理及大型书系的出版 |
| 第二节 延安文艺专题性史料汇编及史料考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强力的叙述——胡风文艺理论文本的话语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D]. 高爽. 山东大学, 2020(10)
- [2]茅盾早期小说研究话语分析[D]. 张绿漪.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4)
- [3]《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D]. 王海艳. 河北大学, 2020(08)
- [4]茅盾“十七年”（1949～1966）文学思想研究[D]. 刘璐. 西北大学, 2020(12)
- [5]新时期初期文艺真实性论争考论[D]. 朱旖晗.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
- [6]红色经典《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修辞重构研究[D]. 王晓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研究[D]. 刘旭.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8]发展和挫折——1949—1976年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历史经验研究综述[J]. 文浩.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4)
- [9]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D]. 范小娟. 浙江大学, 2019(07)
- [10]突破与推进：1980年代以来的延安文艺研究史[D]. 吴国彬.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