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编意识与学报的形象（论文文献综述）
李唐[1]（2021）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小说中的一股暗流 ——纳撒尼尔·韦斯特小说创作研究》文中指出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纳撒尼尔·韦斯特是一位个性独特的作家。他的主要作品是集中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四部小说,但在30年代,他的小说或是主流评论家眼中的粗鄙、拙劣之作,或一经问世便被淹没在时代主潮中。20世纪50年代之后,韦斯特文名大起。他的小说被视为“完美的艺术品,胜过他那代人留下的任何东西”。他本人被认为是20世纪前期“被忽视的才华横溢的主要作家”,是堪与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福克纳等文坛翘楚比肩的一流作家。美国的韦斯特研究在上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先后出现两次热潮,期间不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涌现出来。但韦斯特研究在我国并未形成规模,与之相关的评论文章寥寥可数,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在过往的韦斯特研究中,未曾有人就韦斯特创作的独特之处,充分阐释他的小说何以在30年代屡遭责难,而在其作古后的后现代时期备受推崇。本文以分析韦斯特四部小说与美国30年代文坛主旋律相悖的文学特征为主线,同时以韦斯特小说连带其精神生活原型,分析其思想特质。在明、暗两条线索的交织中,解读韦斯特独具感知力和尖刻性的小说创作,开掘韦斯特小说的独特价值。《鲍尔索·斯奈尔的梦幻生活》是韦斯特的第一部小说。早期评论家普遍谴责这部小说,将它盖棺定论为一本没有价值的小册子。时至今日,即便是在韦斯特研究成果相对丰硕的美国学界,也少有人论及这部作品。韦斯特在小说中借主人公鲍尔索之口恶意嘲弄宗教、艺术和生活。鲍尔索是一个颇具自传色彩的形象,他对犹太教的嘲辱态度派生于韦斯特对自身犹太血统的憎恨情绪;他在揶揄天主教和基督教神话时表现出的矛盾心理派生于韦斯特模糊的文化身份认知。正是基于身份感的撕裂和矛盾的文化心理,韦斯特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忧郁悲观而又惯于嬉笑怒骂的文化气质。他在嘲弄艺术的过程中,泛用令人作呕的文饰和意象,甚至将描写丑陋污秽的艺术世界发展成为一种兴致。他在嘲弄生活的过程中,频繁运用超现实的笔法将生活写得荒唐、痛苦,却又屡屡否定超现实主义以精神渴望的力量对世界的修复和再创造。这部小说透视出韦斯特在创作之初矛盾、阴郁的心理特征和精神气质,透视出他达达般的艺术态度和生活感受。更重要的是,它奠定了韦斯特小说悲观、消极的基本论调。也正因此,这部小说在30年代的美国文坛迥然独异,且难于被评论界所接受。《孤心小姐》是韦斯特的代表作,这部小说清晰地呈现出韦斯特文学的核心主题:现代人的执着追求与追求无果后的精神幻灭。小说中的世界被一张由暴力和色情交织而成的网笼罩着,其中的人物无一例外地挣扎在苦难之中。他们所遭受的是一种染有愤懑感和绝望感的精神疾苦。尽管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探寻苦难的出口,但殊途同归,所有的精神探索都以幻灭告终,没有人能够获得救赎,这就使他们从根本上质疑生活的意义和人之存在的目的。这些人物多以人格破碎的意象派特征见于文本,他们派生于韦斯特对大萧条时期美国社会的独特理解。韦斯特深切地感知到彼时的美国已然沦为一座精神荒岛,因而他竭力刻画一个紊乱、破碎而又弥漫着苦难的世界,侧重表现这个世界中人们的精神文化危机。与同时期主流文学不同的是,这部小说并非出自对历史的真实描摹,但却更加明确而尖刻地书写出时代危机之下的病态社会。因而,尽管它在彼时的美国文坛尤显独步,却同样是时代的忠实缩影。《难圆发财梦》是韦斯特笔下招致诟病最多的作品,评论界关于这部小说的谴责之辞主要集中在两种观点上:这是一部模仿阿尔杰小说的拙劣之作;这部小说毫无价值可言。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基于部分评论家对韦斯特创作意图的误解。韦斯特固然摹写阿尔杰英雄,模仿阿尔杰的语言风格和叙述方式,但这是他以戏仿技法改写阿尔杰小说的结果,其目的在于颠覆以美国梦为代表的美国传统价值观念。这部小说在反映美国恐怖氛围方面百无禁忌。韦斯特塑造出颇具政治色彩的可怖形象,让其频频制造社会恐慌,并以美国理想为口实,实现独裁统治。韦斯特以此暗示美国社会弥漫着法西斯政治恐惧,这种恐惧更像藏匿在人们灵魂深处的恐怖幽灵,终将导致人们的精神世界分崩离析。彼时的美国作家普遍关注时代危机之中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他们在书写美国梦的时候往往注重表现其在精神层面的升华。韦斯特则竭力说明,美国梦是将美国推向末路的噩梦。这部小说不仅颇为尖刻地解构了美国传统价值观念,它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呼吁人们警觉本国法西斯主义的作品。《蝗灾之日》是韦斯特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描写好莱坞最好的作品之一。韦斯特在这部小说中以描绘好莱坞艺术世界为契机,完成了对美国现代文明和整个西方世界的终极书写。韦斯特以超现实的笔法描绘出一个怪诞离奇的好莱坞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将自己在好莱坞的所见所感作以艺术加工之后的结果,他旨在以此影射花哨而虚假的美国现代文明。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好莱坞边缘人,他们是病态文化的符号,也是人类痛苦的缩影。当他们被生活逼到绝境,在他们的绝望中衍生出一种可怕的混乱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毁掉好莱坞,也可以毁掉整个世界。韦斯特以此隐喻大萧条时期美国大众心底的绝望一旦被触动,转而将变成一种不可抑制的毁灭性力量。与此同时,韦斯特在这部小说中营造出一种末世般的狂暴氛围,并在这种氛围中将他一以贯之的悲观、绝望情绪推向了极致。彼时的美国正努力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韦斯特却着意宣告,精神文化危机所带来的不仅是现代文明的衰落,更是人类史上的灭顶之灾;美国已处在末路,整个世界正濒临毁灭。韦斯特小说创作的独特之处根源于他罕见的感知力和尖刻性,他不仅洞悉到同时代人不曾察觉的、潜藏在人们灵魂深处的绝望,更在创作中一以贯之地深度刻画这种绝望。黑色不是杂糅进韦斯特某一部小说的色彩,而是他文学创作的主调。他的小说就像一股暗流,悄然涌动在30年代文坛主流之下。那一时期的人们普遍关注外化的剧烈社会冲突,他们的社会心理尚未察觉到这股暗流的存在,他们所看到的只是韦斯特小说粗鄙、拙劣的外观,因而他们不喜欢,更不理解韦斯特小说。时至50年代,韦斯特悲观、绝望的精神气质成为二战之后人们的普遍心理情绪,他小说中那股静静流淌在人们灵魂深处的暗流,成为澎湃于后现代时期主流文坛之上的浊流。韦斯特小说的价值也正在于这种独特的感知力和尖刻性,他笔下的黑色世界包孕着他所掘示出的社会本真。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小说史上,韦斯特是对现代人精神世界认知尤深的作家,也是最早感知到美国社会中的某些症结并将其公之于众的作家。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一位颇具社会良知的作家。从被谴责、被排斥到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韦斯特小说不仅是30年代美国社会的透视镜,透过他的小说也可以看到现代人社会心理的嬗变。
许多娇[2]（2021）在《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文中认为1895年至1911年的晚清时期,伴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高涨,呼吁进行大众动员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小说因其通俗易懂、受众广泛,被认为具有群治功用。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是,考察林林总总的晚清小说是如何在文本中贯彻群治观念的,以及晚清小说在文本中贯彻群治观念时出现了哪些主旨之下的变奏。第一章讨论民族主义思想与晚清群治观念的生成,以及晚清知识界对小说群治功用的强调。晚清的群治观念是晚清民族主义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而群治观念影响了对小说群治功用的阐释。严复、夏曾佑、康有为、梁启超等众多知识分子都从相同或相近的理念出发,把小说的政治功用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知识分子对小说寄予的热望,无疑是助推晚清小说创作高峰到来的重要推动力,发挥群治功用成了许多晚清小说的创作主旨。但在具体的小说创作实践中,所表达出的群治观念要比政论文章或小说理论中所探讨的群治观念更为复杂和多元,既有对群治这一主旨的细化,又出现了主旨之下多声复议式的变奏。第二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道德批判与观念重构。晚清诸多小说都存在对公众道德的批判,对革新民众思想和观念的期盼。尤其在面临1895年之后的危局时,晚清知识分子普遍感受到了社会的病态,道德堕落被认为损害了社会活力,国家思想缺失被认为影响了合群,观念愚昧落后被认为影响了社会发展,虚假维新则成了多方面问题的集合式展现。晚清小说家们希望通过批判道德状况,呼唤生成国家思想,批评落后观念,发挥小说的刺激作用,推动公众道德、思想、观念的内在重塑。甚至为了达到刺激作用,个别作者不惜在小说中故意夸大晚清社会的弊端和扭曲真实的社会道德状况。在晚清小说家那里,国家思想的塑造、新观念的养成,基本上需要通过引入西学、学习域外经验来完成,而道德重塑则更多指向儒家道德准则的践行与恢复。第三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身体、女权与英雄。这是晚清小说家们为推动群治对个体外在重塑的思考。晚清鸦片泛滥、女子缠足等问题被认为不仅损害了个人身体,也损害了国家肌体,通过体育、体操等规训与重塑国民身体因此和国家强大紧密关联在一起,尚武精神、侠客精神与冒险精神的提倡是对身体叙事的进一步演绎。在晚清小说中还有大量关于女权的论述,但女权在晚清小说家那里主要是群治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为使女性与男性担负起同样的国家责任。晚清小说家还喜欢塑造英雄,从民族主义叙事来讲英雄的塑造应该指向英雄群体,但在晚清小说文本中,英雄叙事往往塑造的都是被神化的个人英雄,希望以个人英雄完成救国壮举。身体、女权与英雄叙事都服务于群治思想,但细剖文本我们又会发现一些吊诡之处,比如有的女权小说仍在闪现男权的影子,新式英雄的描摹却又有复制传统帝王将相传奇叙事的痕迹,形成了群治主旨之下的变奏。第四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政体想象。1895年后的晚清政府,已经在知识分子那里失去了凝聚力和向心力,传统君主专制也已面临诸多批判。晚清小说在倡导群治时亦多畅想进行实质性的政体变革,这也是群治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当时多元社会思潮与复杂社会现实影响,晚清小说家在小说文本中言说政体变革时,一定程度上充满了犹疑、徘徊。一方面因晚清小说家大多属于改良派,支持立宪成为很多小说在政体言说上的共同立场;另一方面,不少小说家又认为当时民众的政治素养难以达到立宪所需程度,因此又不断强调塑造国民应当先从自治做起。当一些小说家对现实政体变革充满无奈时,他们又开始在乌托邦小说中塑造理想政体。而设想理想政体时,君主制思想的残余、殖民思想的引入,却在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从小说文本中流露出来,使对政体变革的言说又呈现出了变奏。第五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排满、种战与大同世界观念。这几种观念生发于群治观念,却又是群治观念的悖反。在排满小说中,或因于对民族主义内涵的曲解,或因于对推翻专制王权的功利主义诉求,华夷之辨重新出现,把“群”的边界变得狭隘和窄化;在种战小说中,晚清小说家基本都认为黄种人与白种人终有一战,黄种应该联合,尤其同属黄种的中日两国应当亲近,小说家笔下“群”的边界又超出了中华民族范围或中国范围,黄种之群不再是群治最初所指的国家之群;在乌托邦小说中,作者们大多认为群治的终点并不是中国自身的强大,而要经由中国的强大走向世界的联合,倡导世界主义,迎来大同世界的实现,但在大同世界叙事中,国家边界消失,种群分别不再具有意义,小说的群治功用也同时被消解。
肖赛玥[3]（2021）在《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考察典型单位制元素的生成与发展历程是单位制变迁研究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在传统单位制社会,职工群众以“单位人”的身份工作、生活在各个单位组织之中。单位组织开展的文艺活动是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加之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需要借助文艺形式向职工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宣传和生产动员,“单位文艺”成为单位组织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在社会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单位制面临着转型或消解的趋势,与单位组织相依存的“单位文艺”同样面临命运抉择。单位制变迁的总体趋向是为适应社会发展逐步褪去单位组织的社会服务属性,回归以生产为主的企业属性,学界称之为“单位去社会化”。依据这一演变逻辑,文艺作为非生产、管理属性的元素,似乎难以摆脱被剔除的命运。然而,笔者通过实证考察发现文艺在当下的单位组织中仍有其发挥价值的空间。据此,本研究以在单位制变迁进程中依旧保留传统单位制组织形态的大型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将“单位文艺”作为单位制变迁历程中,单位组织内部的保留性元素加以考察。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功能变迁历程的探究,解析单位制变迁背景下单位组织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受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和复杂性因素影响,本研究主要采取质性研究方法,以S市112厂为研究个案,对112厂“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发展历程展开实证考察。研究对“单位文艺”价值的考量是围绕“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展开的,主要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从历史维度对“单位文艺”的缘起与生成进行溯源,为“单位文艺”工具化属性的形成探寻历史源流;其次以“单位文艺”生成的历史轨迹作为逻辑主线展开研究。遵循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范式,依据“单位文艺”的生成历程与功能预设、功能实现、功能延展和功能转向的对应关系,将“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嵌入到“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发展的时间序列之中。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单位文艺”的艺术图景中探究“单位文艺”如何助力单位组织实现动员机制的有效实施;再次是结合“单位人”对“单位文艺”的记忆表达和功能认知,探讨“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基于文艺是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的特性,笔者引入时间维度从即时性、阶段性和积累性三个层次探讨“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并着重从积累性实效层面考察“单位文艺”对“单位意识”形塑起到的正向作用。研究结尾,笔者尝试运用本土实践经验与经典理论进行对话。借鉴布尔迪厄的文艺生成理论对“单位文艺”的生成结构中“文艺场域”与“权力场域”的结构关系进行分析。依据文艺生成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探究“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的时代推动因素。本研究将“单位文艺人”视为“文艺生产场”中的行动者,通过分析“单位文艺人”的“习性”的产生,以及“习性”对“单位文艺人”的行动的影响,探讨“单位文艺人”作为行动者在“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过程中的作用。本研究将“单位文艺”定位为单位体系中,助力单位组织动员机制有效实施的协作要素。研究发现:（1）“单位文艺”的功能定位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文艺的价值禀赋一脉相承。在历次朝代更迭、社会变革的进程中,文艺在思想启蒙、教化民众方面发挥的功能促使中国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形成了一种价值认同与文化自觉。一方面是对文艺的工具属性的价值认同。能够发挥政治服务、社会服务功能的文艺形态往往比纯粹的审美性的文艺形态更被推崇。政治精英把文教当作统治中不可或缺的治理工具,文化精英则将文教当作一种应然的使命。另一方面是形成文化自觉。中国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善于汲取国内外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情境中的文艺工作经验,逐步构建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文艺生成结构和运行逻辑。上述两点共识不仅是推进“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的历史动因,也是中国文艺价值史观中亘古未变的核心命题。（2）从“文艺生产场”的场域结构来看,“文艺场域”与“权力场域”之间的结构依附关系促使“单位文艺”从生成伊始便走向组织化、制度化的文艺运行轨道。对资源与秩序具有绝对支配和管理权的权力主体从官方角度对“单位文艺”的功能建构过程进行把控,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单位文艺”的思想宣传、文化教育、生产动员等诸项功能的有效实施。“文艺场域”中“单位文艺人”作为能动的行动者,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导向的内化与再生产促进“单位文艺”的功能识别,另一方面则通过对意识形态导向的“过滤”和“化解”,形成“去功能化”的“单位文艺”记忆表达。（3）“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是随着时间的累积而逐渐呈现的。依据“单位文艺”发挥实效的时间长短可分为即时性实效、阶段性实效和积累性实效三个层次。研究发现,“单位文艺”对形塑“单位意识”中的积极要素具有正向作用。随着时间的积淀,以“单位意识”形塑为典型实效的积累性实效是单位制变迁进程中,“单位文艺”能够成为从传统单位制时期过渡到后单位制时期的保留元素的核心价值所在。组织架构和管理体制的调整促使以组织空间为单位共同体依存形式的共同体格局趋向松动或瓦解,而思想意识层面的精神共同体依旧存在,集体主义荣辱观与使命感等积极“单位意识”不仅是传统单位制时期的宝贵财富,在新时期同样具有重塑国企单位组织社会价值的现实意义。
沙涛[4]（2021）在《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 ——立场、方法与运用》文中提出刑法需要被解释。刑法解释需要借助体系化方法,构建以犯罪论体系为核心的刑法解释体系,因为体系化有助于保障解释结论的合逻辑性和安定性,进而保障相同案件相同处理这一法律公正原则的实现。然而,被体系化思维与方法宰制的刑法解释存在封闭、僵化进而脱离社会实际的危险,所以要从社会现实出发构建科学的刑法解释体系。近现代刑法传统上将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分离,刑法被认为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界限。这种认识虽有利于刑法的安定性,但忽视了刑法体系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有损于刑法的适应性。刑法体系的刑事政策化和刑事政策的法治化命题便是对刑法体系与社会需求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如今已渐成共识的看法是,一方面刑法体系不应排斥刑事政策的诉求,另一方面刑事政策对刑法体系的影响应受到限制。于是,刑事政策的法治化的实现路径成为新的时代课题。以刑法功能为导向,建构功能主义的刑法解释体系是刑事政策法治化的正确路径。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一方面具有实践基础、方法论基础和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具有超越形式/实质解释与主观/客观解释的科学性和优越性。对刑法功能的理解直接关涉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的建构。传统的刑法功能理论在逻辑上和方法论上存在诸多弊端,不适合指导刑法解释体系的建构。刑法功能研究应以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以卢曼为代表的社会系统理论在社会理论传统脉络的基础上吸收了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学、生物学等,因而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社会系统理论在方法上不仅具有优越的科学性,而且与刑事政策法治化命题相契合,所以应作为研究刑法功能以及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基石。根据社会系统理论,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性与偶在性快速增长的社会,为降低社会交往的复杂性、维持社会的存续,社会出现了功能分化,社会系统分化为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子系统。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理论本身预设了功能/效果的区分和系统/环境的区分。系统的功能是指系统要解决的关于社会存续的某些问题,且该问题只能由该功能的发挥得以解决。系统与环境之间不是输入/输出关系,而是结构耦合关系。系统是自创生的,一方面系统根据自身的符码和纲要实现自我指涉,另一方面系统对环境通过结构耦合的方式实现开放。法律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激扰的关系,一方面法律系统闭合运作,来自社会环境的需求不能直接干涉法律系统的运作;另一方面法律系统与政治、经济等社会子系统之间存在结构耦合关系,其他社会子系统的需求给法律系统带来压力,法律系统经选择将来自社会环境的需求纳入法律系统。按照系统/环境的区分范式,法律系统进一步分化为宪法系统、行政法系统、刑法系统、民法系统等法律子系统。刑法系统一方面与法律系统外的环境之间存在独立且耦合的关系,另一方面与民法系统等法律子系统间亦存在独立且耦合的关系。法律系统的功能是稳定社会交往的规范性预期。一种形态社会的存续以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正常开展为前提。于是,预期的稳定对社会的存续而言至关重要。稳定预期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调整认知以形成新的预期,二是确证既有预期的效力,也即确证规范性预期的效力。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功能分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法律具有一致性一般化的特点,所以法律系统的功能是稳定规范性预期,而这一功能是道德系统和宗教系统等不能替代的。刑法系统在整个法律系统中居于保障法地位,刑法系统的功能既不是法益保护或人权保障也不是行为规制,而是确证包括刑法在内的全部法律规范的效力。刑法系统确证法规范效力的工具是刑罚,刑罚作为物理性暴力具有一致性一般化的性质,能够有效实现对破坏规范效力行为的否定。法律规范的效力得到确证,法律系统稳定社会规范性预期的功能才能实现。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论证说理需要借助利益衡量。利益衡量是刑法系统实现认知开放的重要管道。为确保刑法系统的独立运作,利益衡量要以法律条文为前提,并依托于以法规范确证功能为导向的犯罪论体系。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的建构需要运用体系化方法,首要之事便是建构一个功能性的犯罪论体系。在既有的犯罪论体系理论资源中,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与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在思考方法上具有一致性。所以,经济的做法是以刑法系统的法规范确证功能为导向,对既有的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进行改造。法益是刑法系统与其环境的连接点,刑法系统对社会环境需求的纳入需要通过利益衡量进行转译。首先,要进行利益识别,也即识别出属于法律系统的利益。识别的过程是一个选择的过程,选择的标准以刑法系统的法规范确证功能为导向。刑事政策等社会需求层面的利益应通过法益概念的转译进入刑法系统,利益衡量不应将不属于刑法系统的利益纳入考量。其次,要进行具体的利益衡量,也即在诸多法律利益中权衡选择有助于法规范确证功能实现的利益。归属于刑法系统的利益需进行划分和层级设定,异质利益之间的衡量需在具有共识性的制度利益下展开。最后,利益衡量还应遵循比例原则,合宪性解释能起到对利益衡量的限制作用。功能主义刑法解释是科学的解释立场和方法,能够为具体的法律适用提供方法论支持。例如在正当防卫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解释适用中,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便体现出其优越性。既有关于正当防卫原理的学说略显零散和乏力,个人利益保全说独力难当,传统法秩序维护说欠缺理论根基,利益衡量说存在诸多缺陷。正当防卫原理应在与刑法系统功能的关联中探寻,正当防卫的原理应是法规范确证导向的利益衡量。以法规范确证导向的利益衡量为基础对正当防卫要件进行功能主义解释,是精准认定正当防卫的科学方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应结合《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前置法规定,以刑法系统的法规范确证功能为指引,兼顾信息主体个人利益与信息流通利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信息权,个人信息权应限缩解释为信息自决权,且在新技术环境下宜将个人的社会交往利益作为信息自决权的核心内容,同时强化信息处理者的信息保护义务。刑法没有限缩个人信息范围的必要,个人信息的范围应依《民法典》等前置法确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是不法要件,“知情同意”的违反是判断不法的核心要素。为实现刑法处罚范围的合理划定,应通过“情节严重”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实现犯罪圈调节。“知情同意”的认定规则与“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取决于在法规范确证功能导向下的利益衡量。
刘怡[5]（2021）在《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文中研究指明动物观是一扇窗口,通过这扇窗口,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目前学术界对先秦时期动物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物学史、动物文化史以及动物伦理学等方面,但有关先秦儒家动物观的内容、特征、实质等尚缺乏系统性研究。先秦儒家动物观旨在探索先秦儒家如何认识动物以及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不仅要把握人类对动物的基本认识,而且要探索动物在人类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道德、信仰等领域的作用和地位,考察动物与人类的互动关系。先秦儒家对动物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即动物的起源和动物的特征。先秦儒家从天地化育的宇宙论模式、动物的生殖以及化生现象等角度考察了动物的起源。动物与人类共享同样的起源方式和生殖模式,两者共存于统一的宇宙体系当中。动物与人一样,都是天地化育的产物,都是由血气构成的“血气之属”,都是有血有肉、有知觉、有情感、有语言的生命体。但动物和人类有本质区别,这主要表现在动物是无仁无义、无社群组织、无劳动创造能力的生命体,只能依靠本能而生活,而人类独具有理性与道德的能力,能够建立有人伦秩序的国家与社会。先秦儒家所论人禽之辨一方面肯定了动物与人类在生物特征方面的共通之处,另一方面确立起两者在道德领域内的差异,这深刻影响到两者的地位和关系。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道德世界和信仰世界中。在两者的生活联系方面,动物能够广泛运用于饮食、衣物饰品、商品贸易、运输畜力、礼物交换、祭祀牺牲等活动中,是保障人类社会秩序的基本物质条件。动物管理是合理使用动物的重要条件。从孔子的正名思想到《周礼》动物职官体系的设置,动物管理逐渐纳入到人类社会制度体系中,使动物管理与人类社会管理相得益彰。在具体的治理方式上,先秦儒家主张人类对动物的管理应当遵循礼制的约束和道德的要求,这与西方动物福利论可能产生某种共鸣。在动物的法律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并没有赋予动物独立的法律地位,但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了人类对动物的职责和义务。人兽冲突实质上是礼法分歧,是一项政治管理问题。人类也是动物的保护者。先秦儒家注重从利益需求、王道政治、礼仪规范、仁义道德等方面提出保护动物的思想。动物的合理使用、有序管理、妥善保护,是先秦儒家王道政治的重要表现,也是圣王明君实现国泰民安的展现。动物与人类在道德方面有密切关联,这主要表现在动物的道德形象、道德地位及其道德教化等方面。在道德形象方面,禽兽是无仁无义的象征,但某些动物却可以因其生活习性、情感特征而升华成为仁禽义兽,由此具有了特殊的文化寓意和道德含义。这种变化为动物敞开了道德领域的大门。在道德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尽物之性、仁民爱物的思想强调人们应当关爱动物,一方面扩展了道德的视野,使动物成为了儒家扩充仁心、提升道德修养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又确立起人与动物的道德阶梯。仁民爱物与西方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敬畏生命的哲学不同,实是一种拓展式的伦理,本质上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先秦儒家认为圣王明君不仅应当关爱动物,而且能够以仁爱道德驯化动物。儒家的乐教理论能够实现百兽共舞、游鱼倾听的场景,不仅能有效遏制动物的残暴之心,而且能实现人类与动物的和谐相处。表面上看,这是对动物兽性的遏制,实质上反映出儒家仁义道德的教化作用。动物还能够进入人类的信仰体系中,这主要集中在动物神灵、动物献祭与动物占卜等方面。动物神灵是人类神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家拒斥精怪,排除淫祀,将动物神灵集中在农业动物神与灵禽瑞兽的范围内,表达出对农业的关注和对人文道德的重视。先秦儒家坚持动物献祭的仪式,同时悬置人神关系,在献祭对象、祭品样式、献祭仪式等方面进行了变革,动物牺牲由沟通神灵的媒介演变成象征礼仪秩序的符号。动物与占卜的关系主要涉及到龟甲占卜、占梦术、占星术等。先秦儒家批判了占卜的神秘成份,但继承了占卜的思维方式,经此转化,动物由沟通人神的工具转变为天道的承载者。先秦儒家虽然深受原始巫术的影响,但更强调人文的信仰,倡导神道设教。动物在先秦儒家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领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构建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元素。先秦儒家动物观基本确定了儒家动物观的面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确定了中国古代动物观的基本状况。通过动物而思,我们不仅可以透视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而且能够深入理解先秦儒家对人与动物伦理关系的思考。
许坤林[6]（2021）在《《儒林外史》死亡情节及生命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罗嘉敏[7]（2021）在《澳门文学的澳门性建构 ——以回归以来的澳门文学批评为考察对象》文中研究指明
肖洒[8]（2021）在《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标志性中国人物画家,杨之光（1930-2016）的历史题材人物画在中国画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针对中国人物画长期以来不擅长表现宏大场面、揭示深刻主题、深入塑造人物形象等现实问题,本文从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创作发展变迁入手,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作为背景引入,探讨历史题材创作的中国人物画家的审美意识、历史观以及表现手法等内容,并分析历史题材人物画创作发展演变的影响因素.首先,论文阐述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的发展历程,了解杨之光艺术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其次,针对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的艺术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就历史题材人物画主题的构思和提炼、笔墨与造型的兼容以及创作图样等具体性问题作出深入探讨.最后,重点对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的影响和借鉴意义展开讨论.结语部分,结合对当代语境下历史题材人物画创作的思考,阐释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开展图像记录历史工作的重要性.客观而言,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在内容上表现出英雄人物于历史进程中的崇高意义.这种英雄主义的历史思想观,是毛泽东时代的主要特征,并为改革开放后文艺主旋律所积极倡导.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融合西方历史画、肖像画和风俗画三种不同的题材类型,既注重历史场景的再现来激发观者对历史事件的感受与情绪,又注意对历史人物的细节刻画,彰显了历史事件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引发观众思考画作所反映事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逻辑.在形式上,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在笔墨与造型的兼容、笔墨书写性与构图设计感的兼容等方面都做了大胆的尝试,丰富了笔墨造型语言,拓展了画面构图,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人物画风格的多元化发展.本文认为,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作为新中国画的代表,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与民族气派、传统特色有机结合,打破传统中国画的“避世主义”的主题倾向和“逸笔草草”的笔墨技法特点,基于生活化情思来进行历史画创作,突破简单仿效西方的形式主义,体现了历史主题创作与国家、社会的命运相连,彰显出历史题材创作的重要现实价值.
罗挺[9]（2021）在《明清时期襄阳地域文化认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康雪梅[10]（2021）在《冯梦龙“三笑”中的狂欢化诗学因素》文中指出
二、主编意识与学报的形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主编意识与学报的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30年代美国小说中的一股暗流 ——纳撒尼尔·韦斯特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韦斯特小说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与研究难点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鲍尔索·斯奈尔的梦幻生活》:朦胧粗晦的讥讽之作 |
| 第一节 宗教感受:精神痛苦之源 |
| 第二节 消极反叛的艺术态度 |
| 第三节 悲观虚无的生活感受 |
| 第二章 《孤心小姐》:无从救赎的精神危机 |
| 第一节 专栏读者:人间苦难的忠实缩影 |
| 第二节 玛丽与贝蒂:无路可遁的现代女性 |
| 第三节 施拉克:丧失信仰的“游魂” |
| 第四节 “孤心小姐”:没有教堂的“牧师” |
| 第三章 《难圆发财梦》:分崩离析的传统价值 |
| 第一节 劝世之言:美国梦想已然破灭 |
| 一、拙劣的模仿,还是高妙的戏仿? |
| 二、美国梦,还是美国噩梦? |
| 第二节 警世之语:美国自由岌岌可危 |
| 一、法西斯势力蠢蠢欲动 |
| 二、“赤色恐惧”悄然蔓延 |
| 第四章 《蝗灾之日》:终将消亡的现代文明 |
| 第一节 超现实的艺术世界 |
| 第二节 好莱坞“狂人”群像 |
| 一、好莱坞演员:“弗兰肯斯坦魔鬼” |
| 二、托德·哈克特:韦斯特的自画像 |
| 三、好莱坞电影迷:“来加州找死的人” |
| 第三节 破碎的狂欢世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2）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
| 二 既有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晚清群治观念的生成:民族主义与小说动员 |
| 第一节 民族主义思想与群治观念 |
| 第二节 群体动员与小说群治功用的阐释 |
| 第三节 小说实践:群治理念的构想与现实 |
| 第二章 群治的共识:晚清小说中的道德批判与观念重构 |
| 第一节 道德的批判与重塑 |
| 第二节 国家思想的缺失与培植 |
| 第三节 提升民智与观念革新 |
| 第四节 虚假维新批判:综合思想的呈现 |
| 第三章 群治求诸己:晚清小说中的身体、女权与英雄 |
| 第一节 身体重塑及其演绎 |
| 第二节 女权的阐扬与变形 |
| 第三节 英雄叙事:人性与神性 |
| 第四章 群治与政体:晚清小说中的政体想象 |
| 第一节 反专制与倡自治 |
| 第二节 立宪:根本性变革的憧憬 |
| 第三节 乌托邦中的理想政体想象 |
| 第五章 群治的悖反:晚清小说中的排满、种战与大同世界 |
| 第一节 排满叙事与群治之界 |
| 第二节 黄种认同与种战观念 |
| 第三节 世界主义与大同世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单位文艺 |
| 1.3.2 单位文艺组织 |
| 1.3.3 单位文艺人 |
| 1.4 理论基础 |
| 1.4.1 结构功能主义 |
| 1.4.2 艺术场域理论与文艺生成理论 |
| 1.5 研究设计 |
| 1.5.1 研究对象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田野过程介绍 |
| 1.6 研究框架与篇章结构 |
| 1.6.1 研究框架 |
| 1.6.2 篇章结构 |
| 1.6.3 阶段划分依据 |
| 1.7 研究意义 |
| 1.7.1 理论意义 |
| 1.7.2 现实意义 |
| 第2章 “单位文艺”溯源 |
| 2.1 中国传统文教思想与文艺社会功能说 |
| 2.1.1 为治世而兴诗教 |
| 2.1.2 “文以载道”理念的形成与沿用 |
| 2.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教思想的传承与文艺使命的延展 |
| 2.2.1 从“文以载道”到“文以化人” |
| 2.2.2 文艺跃升为革命战斗的武器 |
| 2.3 苏联模式中的文艺工作经验 |
| 2.3.1 文艺是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
| 2.3.2 开辟工人阶级的学校和乐园 |
| 2.3.3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土化探索 |
| 小结 |
| 第3 章 生成期:“单位文艺”的早期萌生 |
| 3.1 “单位文艺”早期生成的历史语境 |
| 3.1.1 “单位文艺”形成的宏观社会语境 |
| 3.1.2 “单位文艺”形成的地域环境 |
| 3.2 “单位文艺”的生成动因与功能预期 |
| 3.2.1 国家层面:价值理念的形塑与传播工具 |
| 3.2.2 单位层面:助力单位组织动员机制有效实施 |
| 3.2.3 个人层面:满足多元精神文化诉求的主要路径 |
| 3.3 “单位文艺”的早期文艺景观与功能实现 |
| 3.3.1 爱国主义教育与爱国情感抒发 |
| 3.3.2 弘扬集体主义劳动精神 |
| 3.4 “单位文艺组织”的早期雏形 |
| 3.4.1 “自发原生型”业余文艺团体 |
| 3.4.2 “路径依赖型”业余文艺团体 |
| 3.4.3 “模式借鉴型”文艺活动阵地 |
| 3.4.4 “辅助拓展型”文艺活动空间 |
| 小结 |
| 第4 章 过渡期:“单位文艺”的震荡式过渡 |
| 4.1 过渡期的“别样文艺景观” |
| 4.1.1 “大跃进”时期的“文艺跃进” |
| 4.1.2 “文革”时期的“模式化”文艺生产 |
| 4.1.3 绑缚“政治胞衣”的“单位文艺” |
| 4.2 过渡期的常态化“单位文艺”实践 |
| 4.2.1 “单位文艺”的检阅与提升 |
| 4.2.2 文化主管部门与权威大众媒体联合树立舆论导向 |
| 4.2.3 单位组织自有媒体助力“单位文艺”的传播与推广 |
| 4.3 功能预设与功能实效的偏差 |
| 4.3.1 不同利益主体对“单位文艺”的功能预期的博弈 |
| 4.3.2 个体对功能实效的感知与内化的偏差 |
| 小结 |
| 第5 章 成长期:“单位文艺”的蓬勃发展盛景 |
| 5.1 改革开放初期:“单位文艺”的发展新契机 |
| 5.1.1 文艺政策制度调整 |
| 5.1.2 单位组织体制变革 |
| 5.2 成长期:“单位文艺”的发展态势 |
| 5.2.1 文艺活动常态化与文艺形态多样化 |
| 5.2.2 文艺活动组织规模日趋扩大 |
| 5.2.3 发挥“典型单位制”区域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
| 5.3 “单位文艺”的功能延展:单位组织文化的系统构筑 |
| 5.3.1 自制影视剧——单位组织文化的影像呈现 |
| 5.3.2 厂歌、厂旗和厂徽——单位组织文化的识别符号 |
| 5.3.3 厂庆文艺活动——单位组织历史的文艺呈现 |
| 5.3.4 文艺公关——维系单位组织公共关系的纽带 |
| 小结 |
| 第6章 转型与发展期:“单位文艺”发展中的挑战与自我调适 |
| 6.1 转型期“单位文艺”发展中的现实挑战 |
| 6.1.1 国企单位组织的角色转换 |
| 6.1.2 代际更迭导致“单位文艺组织”的凝聚力下降 |
| 6.1.3 文化多元化与“单位文艺”的效用困境 |
| 6.2 多元功能诉求促成“单位文艺”的功能转向 |
| 6.2.1 国家层面:重塑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 |
| 6.2.2 单位层面:“内聚外展”双向驱利力下的功能延展 |
| 6.2.3 个人层面:搭建情感融入与情感记忆的桥梁 |
| 6.3 “单位文艺”的自我调适与功能的演变进路 |
| 6.3.1 “单位文艺”的自我调适 |
| 6.3.2 “单位文艺”功能的演变进路 |
| 小结 |
| 第7章 “单位文艺”的评价 |
| 7.1 “单位文艺”的民间记忆与功能解读 |
| 7.1.1 “单位文艺人”对“单位文艺”的功能解读 |
| 7.1.2 “非单位文艺人”对“单位文艺”的功能解读 |
| 7.2 引入时间维度解析“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 |
| 7.2.1 即时性实效 |
| 7.2.2 阶段性实效 |
| 7.2.3 积累性实效 |
| 7.3 “单位文艺”与“单位意识”的形塑 |
| 7.3.1 “单位意识”的内涵与形塑过程 |
| 7.3.2 “单位文艺”的运行特质 |
| 7.3.3 “单位文艺”的形塑策略 |
| 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文艺生产场”的运行逻辑与“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 |
| 8.1.1 结构的附属:“权力场域”中的“单位文艺” |
| 8.1.2 “文艺场域”的内部结构 |
| 8.1.3 作为行动者的“单位文艺人” |
| 8.2 “单位文艺”的未来发展趋向 |
| 8.2.1 “单位文艺”的“回潮”现象 |
| 8.2.2 “单位文艺”发展的合理性与持续性 |
| 8.2.3 “单位文艺”发展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
| 8.3 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单位文艺爱好者访谈提纲 |
| 附录2:单位文艺管理人员的访谈提纲 |
| 附录3: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
| 在读博士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 ——立场、方法与运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刑事政策概念的诞生与演变 |
| (二)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变迁 |
| (三)功能主义刑法学的发展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既往研究方法的缺陷 |
| (二)社会系统论方法的科学性 |
| 四、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刑法解释的功能主义取向之确立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厘清与界定 |
| 一、功能概念的厘清 |
| 二、功能主义概念的厘清 |
| 三、功能主义刑法解释术语交代 |
| 四、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品格 |
| 第二节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基础 |
| 一、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实践基础 |
| (一)刑法解释的必要性 |
| (二)刑法解释的实质化趋向 |
| (三)司法裁判的后果考量 |
| 二、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方法论基础 |
| (一)概念法学与功能主义解释龃龉 |
| (二)目的法学与功能主义解释契合 |
| (三)利益法学、评价法学促成功能主义解释 |
| 三、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合法性基础 |
| (一)功能主义解释内含罪刑法定需求 |
| (二)功能主义解释兼顾合理性与合法性 |
| 第三节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对其他解释立场的超越 |
| 一、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立场袪魅 |
| 二、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的缺陷 |
| 三、功能主义解释的超越性 |
| 第二章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理论框架——基于卢曼社会系统论的尝试 |
| 第一节 社会系统论与刑法解释学的耦合 |
| 一、社会系统论的概念工具:自创生社会系统理论 |
| (一)自创生系统理论与社会理论的耦合 |
| (二)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 |
| (三)系统与环境的关系:闭合运作与认知开放 |
| 二、刑法系统经由自我指涉的闭合运作 |
| 三、刑法系统经由结构耦合的认知开放 |
| 第二节 刑法系统结构耦合的媒介 |
| 一、法益作为刑法系统结构耦合的媒介 |
| (一)既有若干观点检思 |
| (二)法益概念作为结构耦合媒介之证成 |
| 二、法益相关概念辨析 |
| (一)法益、利益与权利三者的关系辨析 |
| (二)法益衡量与利益衡量的关系辨析 |
| 第三章 社会系统论视域下的刑法功能定位 |
| 第一节 传统刑法功能观述评 |
| 一、刑法功能与刑罚的关系 |
| 二、刑法功能观的分歧与反思 |
| 第二节 法益保护或行为规制作为刑法系统的附随效果 |
| 一、刑法系统功能与效果的区分 |
| (一)功能与效果的混淆及其弊端 |
| (二)功能与效果的区分标准 |
| 二、刑法系统的功能不是法益保护 |
| (一)刑法在保护利益上的不周全性和可替代性 |
| (二)法益保护不具有独立地位 |
| 三、刑法系统的功能不是行为规制 |
| (一)社会系统与心理系统的区分与耦合 |
| (二)从自然人到社会人:刑法视域下的人类图像 |
| (三)从行为强制到行为预期强制:刑法功能的当代转变 |
| 第三节 刑法系统的功能是法规范确证 |
| 一、刑法系统功能的初步证成 |
| 二、法规范确证为何要通过刑罚来实现 |
| (一)刑罚的正当性追问 |
| (二)刑罚的象征性及其功能 |
| 三、法规范确证与正义的关系 |
| (一)正义标准的社会化转变 |
| (二)法规范确证与正义的内在一致性 |
| 第四章 利益衡量作为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论证方法 |
| 第一节 利益衡量的必要性与需限制性 |
| 一、利益衡量的必要性 |
| 二、利益衡量方法需被限制 |
| 第二节 利益衡量需依托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 |
| 一、刑法解释应兼顾体系思考与问题思考 |
| 二、利益衡量与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的契合性 |
| (一)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是功能性体系 |
| (二)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为利益衡量提供思考框架 |
| (三)利益衡量的主要应用场景 |
| 第三节 利益衡量的具体方法 |
| 一、利益识别:被考量的利益范围 |
| (一)法外利益如何进入刑法系统 |
| (二)不应被考量的利益 |
| 二、利益衡量的标准与操作 |
| (一)利益衡量的标准 |
| (二)异质性利益之间如何衡量 |
| 三、合宪性解释对利益衡量的约束 |
| 第五章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具体运用 |
| 第一节 正当防卫原理与要件的功能主义解释 |
| 一、正当防卫原理的功能主义探寻 |
| (一)正当防卫原理检讨 |
| (二)正当防卫原理的研究进路反思 |
| (三)法规范确证导向下的利益衡量 |
| 二、正当防卫要件的功能主义解释 |
| (一)不法侵害的范围 |
| (二)防卫过当的判断标准 |
| (三)防卫意识的认定 |
| 第二节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功能主义解释 |
| 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 |
| (一)本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信息权 |
| (二)个人信息权的限缩解释 |
| 二、“个人信息”的功能主义解释 |
| (一)“个人信息”的范围 |
| (二)“个人信息”的合理分类 |
| 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功能主义解释 |
| 四、“情节严重”的功能主义解释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5）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原因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相关概念辨析 |
| (一)动物 |
| (二)动物观 |
| 四、研究综述 |
| (一)动物学史的研究 |
| (二)动物文化史的研究 |
| (三)动物伦理学的研究 |
| (四)总体评价 |
| 五、研究思路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起源 |
| 第一节 天地化育万物 |
| 第二节 动物的生殖现象 |
| 第三节 动物的化生现象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生物特征 |
| 一、“血气”的解说 |
| 二、“血气之属”的生理特征 |
| 三、“血气之属”的心理特征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社会特征 |
| 一、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道德属性之别 |
| 二、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社会结构之别 |
| 三、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劳动能力之别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生活联系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利用 |
| 一、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基本情况 |
| 二、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基本理由 |
| 三、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主要困境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管理 |
| 一、动物职官与儒家制度规范 |
| 二、驯养动物与儒家统治艺术 |
| 三、人兽冲突与儒家礼法之争 |
| 四、动物管理与儒家政治理念 |
| 第三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保护 |
| 一、儒家动物保护的主要措施 |
| 二、动物保护与儒家社会蓝图 |
| 三、儒家动物保护的生态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道德关系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道德形象 |
| 一、人类的禽兽化与禽兽的仁义形象 |
| 二、仁禽义兽与凶禽猛兽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道德地位 |
| 一、动物道德地位的依据 |
| 二、儒家动物伦理的发展历程 |
| 三、仁民爱物的等差秩序 |
| 四、仁民爱物的伦理困境 |
| 第三节 先秦儒家论“德化动物” |
| 一、恩及禽兽与德化鸟兽 |
| 二、百兽共舞与儒家乐教 |
| 三、万舞翼翼与墨子“非乐” |
| 四、沉鱼落雁与道家天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信仰联系 |
| 第一节 动物神灵与儒家信仰体系的建构 |
| 一、山川精怪 |
| 二、灵禽瑞兽 |
| 三、农业动物神 |
| 四、人兽变形 |
| 第二节 动物献祭与儒家祭祀礼仪的转向 |
| 一、动物献祭的传统 |
| 二、动物祭品的道德化 |
| 三、动物献祭仪式的变革 |
| 第三节 动物占卜与儒家天命观念的转型 |
| 一、龟甲占卜 |
| 二、动物与占梦术 |
| 三、动物与占星术 |
| 第四节 动物与神道设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内容 |
| 二、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特征 |
| 三、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8）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术语阐释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术语阐释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杨之光研究情况 |
| 二、杨之光相关美术史研究情况 |
| 第三节 资料运用与研究方法 |
| 一、资料运用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目的与总体构思 |
| 一、研究目的 |
| 二、总体构思 |
| 第一章 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的探索历程 |
| 第一节 接受与改造:杨之光五十年代的历史题材人物画 |
| 一、“人民的新文艺”创作理念的凸显 |
| 二、政治理论的影响与改造 |
| 第二节 转型与成熟:六七十年代杨之光的历史题材人物画 |
| 一、立足实践的笔墨转型 |
| 二、从生活到创作的程式定型 |
| 第三节 扩展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杨之光的历史题材人物画 |
| 第二章 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的若干艺术问题 |
| 第一节 主题与生活的相互关系 |
| 一、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
| 二、主题的构思和提炼 |
| 三、感性生活和思想创见 |
| 第二节 造型与笔墨的兼容问题 |
| 一、摒弃“逸笔草草”的传统创作观念 |
| 二、中国人物画笔墨与素描的结合 |
| 三、笔墨与造型的反复锤炼 |
| 第三节 四平八稳与欹侧多变的构图特色 |
| 一、从《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到《红日照征途》的构图变化 |
| 二、《难忘的岁月》与《白求恩》构图比较分析 |
| 三、《九八英雄颂》从手稿到创作的构图阐释 |
| 第三章 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的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的影响 |
| 一、指导思想在历史题材创作中的重要性 |
| 二、在生活中发现历史 |
| 三、笔墨语言的突破 |
| 四、画面构图的拓展 |
| 第二节 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的借鉴意义 |
| 一、历史的真实?艺术的真实! |
| 二、杨之光的局限性 |
| 结语 |
| 图版目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杨之光年表 |
| 附录2 杨之光代表作品创作年表 |
| 致谢 |
四、主编意识与学报的形象（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30年代美国小说中的一股暗流 ——纳撒尼尔·韦斯特小说创作研究[D]. 李唐.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D]. 许多娇. 吉林大学, 2021(01)
- [3]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D]. 肖赛玥. 吉林大学, 2021(01)
- [4]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 ——立场、方法与运用[D]. 沙涛. 吉林大学, 2021(01)
- [5]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D]. 刘怡. 西北大学, 2021(12)
- [6]《儒林外史》死亡情节及生命观研究[D]. 许坤林.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7]澳门文学的澳门性建构 ——以回归以来的澳门文学批评为考察对象[D]. 罗嘉敏. 汕头大学, 2021
- [8]杨之光历史题材人物画研究[D]. 肖洒. 西安美术学院, 2021(12)
- [9]明清时期襄阳地域文化认同研究[D]. 罗挺.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10]冯梦龙“三笑”中的狂欢化诗学因素[D]. 康雪梅. 辽宁大学,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