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江：不让困难群众受冻挨饿（论文文献综述）
沈灿淑[1]（2021）在《现代汉语“有”“无/没”前置框架构式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将现代汉语中以“有”“无/没”为固定项的前置框架四字构式作为研究对象,以认知构式语法、概念整合、主观性与主观化、基于使用的语言观等理论为基础,分别从形式构成、语义整合层级、认知心理、语用动机考察等几个角度对“有X有Y”“无X无Y”“没X没Y”“有X无Y”“有X没Y”“有X无X”“有X没X”等七个个案展开研究。全文共计八章,具体如下:第一章是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对象、选题意义、理论基础、研究方法、语料来源和可能的创新点,同时对汉语四字格及框架构式的研究现状进行回顾和梳理。第二章对前置框架构式进行界定,对框架构式的特点及分类进行归纳,并阐述本文立意及解析方法。我们将研究涉及的七个构式按照前后项之间的语义关系类型分为并立模式、嵌入成分不同的对立模式和嵌入成分相同的对立模式三种类型。第三章考察前置框架构式并立模式的三个成员,即“有X有Y”“无X无Y”和“没X没Y”。对其常量构件、变量构件、嵌入成分的语义关系、语序排列规律等进行考察,归纳总结构式的语义整合层级并分析其语用驱动和语用价值。虽然并立模式的三个构式在变量构件的语法性质、语义关系、语序排列等很多方面具有共性,但由于常项形成的框架因肯定否定的不同形成差异,也造就了构式义之间的区别,且由于使用频度存在差异,也使得各个构式的语义整合层级不尽相同。第四章对嵌入成分不同的前置框架构式对立模式的两个构式“有X无Y”“有X没Y”进行全面分析。对立模式指的是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并列对立而形成的框架构式,由于“有”与“无/没”的对立性,使得“有X无Y”与“有X没Y”都具有转折关系,这种转折关系蕴含着某种预设,即:该有却没有,体现为非理想化的领有和非常态化的存在。言语使用者使用构式是为了对与其预期相悖的非理想化的领有关系,或非常态化的存在现状进行主观评价。这两个构式的差异在于第二个常项否定词的不同,常项“无”与“没”的差异使得二者在使用频率、嵌入成分、语体色彩及语用功能上体现出较大的差异。第五章对“有”“无/没”框架构式的另一种对立模式进行考察,这一类构式也是前后项为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的对立,但其嵌入成分同一,包含“有X无X”“有X没X”两个构式。这两个构式由于嵌入了相同的成分,“有X”与“无/没X”因表示对同一事物或状态的拥有与缺失而形成极性对立,因而使得此类构式体现出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构式不能脱离语境独立表义,二是构式中各整合层级范畴内的成员不固定,也就是说每个构例的语义整合层级不固定。这两个构式由于组成成分只有一字不同,因此表现出很大的共性,区别主要体现在因“无”和“没”的差异所带来的语体上的不同。第六章总结了以“有”“无/没”为固定项的框架构式的特征。首先,各个构式的嵌入成分都具有语义相关性,也具有量增性:语义上没有关联的成分不能进入框架的语法槽中,量增性体现为突出典型、加深程度和主观评价三个方面;七个构式都具有整体性和离散性,其整体性和离散性与构式的语义整合层级密切相关,语义整合层级高的构例呈现出更多的整体性,语义整合层级低的构例呈现出更多的离散性;在句法上的规律性表现,首先是不成词语素进入构式后具有了词的地位;其次,构式在组合上可以突破一般的句法限制。另外,构式的语法功能发生了异化,由述谓性转向修饰性。第七章探讨“有”“无/没”前置框架构式的能产性。能产性指构件生成构式的能力,也就是构式扩张的条件和限制。能产性首先与构式压制相关,构式都有原型性,边缘构式是原型构式的拓展,是组构成分在构式的压制下改变原有的语法或语义特征,从而使之与原型构式达成契合。构式作为形义的配对体经由时间的积累和母语者的不断使用开始具有其意义,使用频率中的类符频率和形符频率都对构式的能产性产生影响。第八章为本文的结语部分,主要是对前文中的研究进行概括总结,得出本文结论和创新点。同时指出本文研究中的不足,为进一步研究提出方向和解决办法。
何炬学[2]（2020）在《太阳出来喜洋洋——重庆脱贫攻坚见闻录》文中研究表明第一章歌唱:太阳出来喜洋洋清早,茫茫群山呈黛色,东方天边,一抹红霞像一道镶边,连接了苍山与青空。水汽盈盈,鸟声渐渐,深谷里还是一片更幽暗的宁静。忽然,东边金光涌动,一轮红日冉冉而上,光芒照亮了茫茫群山,阳面的,仿佛披挂了一件红色的衫子,阴面的,黛色变成了清明。轮廓出来,细节显现,雾气在深谷里游走,鸟飞雀跃。此时,那早早上了山坡的人,抑制不住心中的激情,赭色的面孔也和大山一样,在阳光里熠熠生光。他对着初升的太阳,张口就唱了起来:
郭心钢[3]（2020）在《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文中研究说明学界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这样一种认识上偏见。一方面农民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虽然从事一些非农职业,但较少从事商业活动,众多人口附着在土地之上,形成紧张的人地关系。另一方面农民固守土地,安土重迁,与村庄以外的地区来往较少,活动空间十分有限,从而使乡村在整体上呈现出封闭性特征。论文运用新发现的农户档案资料,研究晚清民国晋西南虞乡县西部、中条山北麓的12个村庄,发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较多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这些村庄背山面水,碱荒、砂石地分布较广,土质较差,还饱受水旱灾害的不断侵袭,多数农户耕种土地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生计。同时,环境又丰富了人们的生计方式。当地农民开发并形成类型多样的副业和家庭手工业,有以担柴割草和烧木炭为主的“跑山”业,有以果树和蔬菜为主的果蔬业,有以制作小型农具为主的编制业,有以技术工匠和家庭作坊为主的手工业,有以面制熟食为主的饮食业,有以畜禽为主的农家饲养业,以及其他乡村服务业。副业是土地收益之外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有些甚至超过土地收益。此外,经营副业使农民较多地与地方集市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晋西南地区的农民有着外出“从商”的传统和风气。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地方社会秩序的混乱、土地收益的微薄、商业利润的吸引和农民自身对家庭生计的理性安排,当地一部分农民特别是青壮年男性劳力离开乡村,前往周边的乡镇和县城以及黄河对岸的陕西、河南等地,从事或大或小的商业活动。其中,以受雇型的学徒、店员、伙计等职业为主,也不乏一些自营、合营等资本较大的商人。农民的从商活动显示出一定的阶层差异。一些农民仅以从商收入作为家庭贴补,另一些家庭生活则主要地或全部依赖从商收入。农民通过外出从商,扩大了活动空间,开阔了视野见识,熏染了风俗习惯,巩固和拓展了社会关系网络。村庄与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村庄内部凝聚力也因同业、同乡的关系而得以加强。“从商”在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光绪大祲中,山西特别是晋西南地区的人口受到巨大损失,这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正常发展的节奏。晚晴民国时期,或是官方倡导,或是民间自发,来自豫、鲁、陕、冀等省的客民陆续流入晋西南地区。从生计方式看,当地客民多以出卖劳力、担柴割草、开荒或租种土地,以及自有的小手工艺为生。从婚姻形式看,男性客民多是入赘当地或被收养为子,女性客民则以童养、改嫁、被贩卖等形式嫁入当地。客民的不断流入,客观上填补了当地人外出从事副业、商业所造成的劳力空缺,实现了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平衡。同时,客民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促进了区域间的社会文化交流。可以说,客民广泛参与到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土地交易市场和婚姻市场当中,深刻形塑着当地的人口、婚姻、家庭、文化、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基于流动性的分析视角,与以往学界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不同,我们认为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人口流动性较强,既有本地居民流出,也有外地客民流入,因此导致当地的人群关系比较复杂。同时,二者的人口流动呈现出差异性、阶段性和延续性等特点。土客的经济方式存在差异,土着农民“重商轻农”、“重副轻农”;外来客民则“重农轻商”、“善副善工”,双方在土地关系、雇佣关系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相互补充、调剂,从而客观上实现了一种平衡。农民是否具有“理性”是个假问题。不同阶层的农民都有“理性”,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因为家长的个体素质、家庭内部发展状况、外部社会环境的差异,农民家庭对未来发展的期待和对生计伦理的安排表现出不同理解。贫穷农户以维持基本生存和温饱为首选,中等农户试图抓住机遇和有利条件实现家庭发展,富裕农户希冀努力巩固和扩大现有的资本财富。理性的阶层差异,刺激农民采取相应的生计模式,促进家庭间的生产合作,推动社会的横向和纵向流动。总之,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整体上呈现出流动性、开放性特征,农民在家庭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身“理性”。“晋西南模式”所反映出的传统时期中国农民经济的诸个特征,与学界的一些传统认识或观点相左。这对于反思日本中国史学者的“村庄共同体”理论和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以及重新认识中国农民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张瑜[4]（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指出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王峥杰[5]（2020）在《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成语研究 ——以十种白话报刊为研究语料》文中研究指明同素异序成语是指构成语素相同而排列顺序不同的意义相同或相近的一组成语。清末民初时期,新文化运动兴起,新文化取代旧文化,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社会迅速发展变革,推动了词汇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词语,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同素异序成语。本文以清末民初时期白话报中的同素异序成语现象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类型、特点、形成动因及其对辞书编纂的意义。第一章从形式上,我们可以将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成语分为两大类:整体异序成语和局部异序成语。整体异序成语是指把同素异序成语ABCD分为前后两个部分AB和CD,前后两部分位置互换变为CDAB且成语义保持不变或相近的成语。从语法角度对整体异序成语的结构类型进行分类,分为同构异序成语和异构异序成语两类。同构异序成语是指前后两个同素异序成语的结构类型是相同的,主要是并列式。异构异序成语是指前后两部分互换位置后,二者之间的语法结构发生变化,主要为主谓和动宾、主谓和定中、状中和中补之间的转换。局部异序成语是指成语内部语素之间变换位置且成语义保持不变或相近的成语。第一类ABCD—ABDC式;第二类ABCD—ADCB式异序成语;第三类ABCD—BACD式异序成语;第四类ABCD—BADC式异序成语;第五类ABCD—CBAD式异序成语。局部异序成语可两语素之间互相易位,可四语素间全部易位,其语法结构也更加复杂。第二章至第三章通过对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成语进行详细的分类描写,把握其共时面貌和历时特点。第四章论述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成语的特点。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成语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关系复杂,具有繁复性特点。同素异序成语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转换不是毫无章法的,而是遵循一定的语法规则,具有规律性特点。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成语有的源自古代汉语,有的产生于清末,有的延续到现代汉语,有的则迅速消亡,表现出鲜明的过渡性特点。第五章阐释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成语的成因。从语言内部因素来看,词汇因素尤其是复音词和同素异序词的大量涌现,为同素异序成语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词汇支撑。从外部因素看,第一,晚清时“文言合一”被大力提倡,白话文的发展有了很大的突破,拥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与群众基础;第二,在清末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求俗”“求异”的语言风尚为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成语的大量出现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第三,汉民族对称性思维方式与类似联想及对比联想为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成语的大量产生提供了重要基础。第六章为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成语与《汉语大词典》编纂修订。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成语在《汉语大词典》的收录可分为四种类型:两序皆收、一序收录、一序未收、两序未收。另外,还存在《汉语大词典》书证滞后的同素异序成语,大多为其中一序。“结论”部分概括全文的主要观点,从现代汉语史的角度来看,同素异序成语呈现出由多到少,由不规范到逐渐规范的发展趋势。
倪赛凤[6]（2020）在《诸联生平和创作研究》文中认为提到诸联,一般人都会想到他的《红楼评梦》,而对其生平交游及其他创作则鲜有论及。本文将重点关注诸联的家世、生平、交游及其所留下的另外几部作品,发掘这一位清代江南乡邦文人的多重色彩。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三章:第一章从史料入手,考察诸联的家世、生平以及交游情况。诸联出身于名门望族,受到家族成员的影响,其自幼就对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家道中落,他历经人事沧桑,遍尝人生百味。而其所结交的朋友则来自于不同的阶层,既有“苔岑诗社”这样的下层文人群体,也有王昶、袁枚等学界泰斗。诸联的家世、生平、交游情况对于他的文学创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一章的研究为之后两章的研究提供背景支持。第二章关注诸联的诗歌创作。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诸联所留下的两部诗稿的版本情况。接着探索诸联诗作中所流露出的主要情感,大致分为愁苦、愤恨、悲哀三大类。然后对于诸联诗作的主要特色进行鉴赏分析。诸联所生活的乾嘉时期,诗坛上流派纷呈。他为了迎合时代的主流风尚,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因而其诗作折射出了时代的共性。诸联是松江府人氏,受到家乡文化的影响,他的诗作同样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另外,诸联发挥自身优势,将绘画技法与小说技法移植到诗歌创作中。在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诸联的诗作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最后简单探讨一下诸联的诗歌主张。对于诸联诗歌主张的把握,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他的诗歌创作实践。第三章关注诸联的笔记创作,以《明斋小识》为主要研究对象。第一节分析诸联辑撰《明斋小识》的意图,主要可概括为劝善惩恶、娱乐大众、补史志之缺三点。第二节探讨《明斋小识》的志怪特色。诸联笔下的神怪故事种类繁多,反映了其复杂的宗教观。第三节发掘《明斋小识》中的“奇”。诸联将目光投射到平凡生活中的奇人、奇物、奇事之上,这些奇人、奇物、奇事为全书增添了不少人间烟火味。第四节对于《明斋小识》的讽刺艺术和叙事笔法进行鉴赏分析。结语从时代、地域、个体三个方面出发,揭示诸联这一位清代江南乡邦文人的多重色彩。他的作品既折射出了乾嘉时期的主流审美风尚,也闪耀着松江府的地域文化光芒,同时也彰显了其个人的审美情趣。附录部分对于诸联的生平大事进行简单爬梳整理,以年表的形式呈现出来。
魏巍[7]（2020）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沪剧（1949～1976）》文中研究说明沪剧作为上海土生土长的地方剧种,从清代中期到民国期间,大致经历了从民间小调到花鼓戏、滩簧、申曲和沪剧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沪剧以演出“西装旗袍戏”而闻名上海滩。西装旗袍戏以表现现代都市生活为主要内容,部分剧目是由时事新闻和外国电影改编而来,因此深受上海市民的欢迎。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沪剧同其他戏曲一道参与了由政府发起的“戏曲改造”运动。国家通过“戏改”的实施以及社会运动的发起,对沪剧生态进行整顿,沪剧剧团和艺人对此积极回应。在过渡时期,政府对剧场、影院的改造极大地改变了戏曲演出市场,上海戏曲界出现危机。在危机中,民间剧团纷纷加入国营,从而确立了剧团的国营体制。自1957年初至1958年夏,在经历了剧团交区、县管理和整顿清理中小剧团以及成立戏曲学校等一系列措施后,沪剧剧团和艺人的整体面貌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后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发起,剧团参加“六边”活动,艺人观念得以重塑,同时剧团群众创作了大量质量低下的业余作品。在工厂和农村地区,群众业余文化活动在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发展后,进入到“浮夸风”阶段,并出现了生产与宣传之间的矛盾。在调整时期,沪剧演出剧目和艺人观念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复,群众业余活动演出和生产之间的矛盾得到较好解决,但整体依然具有贴近政治、反映现实和不平衡性的发展特征。在1963年、1964年“两个文艺批示”发出后,文艺政策较前期斗争气氛明显加强。在文艺大批判下,沪剧积极演出现代戏,同时组成小分队下乡、下厂演出,江青选中沪剧《芦荡火种》和《红灯记》推出了革命样板戏,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动。在文革前期,沪剧剧团、艺人、演出活动受到“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冲击,演出停止、剧团撤销、艺人受到批判,红卫兵运动兴起。在文革后期,由余下的专业剧团人员和业余创作力量一起创作演出的少数沪剧小戏,成为这一时期沪剧演出的主体。
张宏华[8]（2019）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文中提出模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培植了抗日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而且在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文化生活和社会规范中均注入新内容,基本上展开了一次完整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试验,其内容在与原有乡村社会本色的交织互动中或急或缓地改变着华北这片土地与土地上的民众,创造着一个新社会。根据地乡村的社会改造与建设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的改革,亦为新中国成立后全方位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与改革积累了经验教训。本文以中共党史与乡村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视角,运用详实的史料阐释了中共领导根据地乡村社会改革和建设的历程以及根据地乡村社会变化的“实相”,力求展现历史发展过程中鲜活、真实、曲折而丰富的内涵。论文以回顾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状况为起点,从自然条件、政治生态、农民生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勾勒了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展开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对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规范进行了历史考察。在根据地传统的乡村管理中,中共这一现代政党组织的全新介入,使乡村社会管理发生了质变。中共作为外来组织力量通过推行新的方针政策、改造乡村政权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而实现了国家意识向乡村的渗透。根据地乡村议行合一的行政体系取代了旧有的宗族、鬼神系统;选举政治的实践和新型社会组织的创立,使民众开始有效参与乡村社会管理;底层农民成为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创新了乡村社会管理的基本模式。根据地乡村的民生建设围绕民众生产生活展开,通过发展生产、变革生产关系、调整利益分配、推行基本社会保障,形成新的乡村利益整合机制,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生活。根据地教育、报刊、大众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丰富了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观、新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亦随风潜入,无声地进入农民内心。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在道德、生活习俗、法律和社会风气四个层面实现着革新。在残酷的战争与紧张的革命中,上述种种变革均存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张力:外来新文化与乡土传统文明之间的隔膜、外来组织力量与地方不同势力之间的博弈、中共革命追求与农民现实诉求之间的距离、政策制定与实践推行之间的落差、有限资源与更大需求之间的矛盾等问题,都对中共局部执政和目标实现形成挑战。在此过程中,中共通过整党整风的路径以使自己的组织队伍与乡村的社会实际耦合,几乎在每一项工作中都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学习,使基层干部这一党与乡村沟通的中介更符合党的要求和期望,使党员干部群众领袖能够既领会上级要求又契合本地实际推动工作,使政党意志真正深入乡村;乡村政权在实践中不断整理整顿、持续改造,克服种种政策上的、制度上的以及干部作风方面等新情况新问题,使基层政权在与既有乡村权力权威的较量中提升效率、完成任务、实现使命;各种文化载体、社会规范中政治内容的充斥、宣传鼓动激励等手段的充分运用,各种政策活动的内容与形式相互交融均强化了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实效,加上利益的驱使促动农民尤其基层干部追随中共的政策指向,有力地减缓或化解了相关矛盾,使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在战争革命中深入向前推进。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建设催生了乡村社会的现代性因素,逐渐将根据地塑造为一个既不同于国统区又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新社会形态,是近代中国现代性最薄弱的乡村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成功探索。探索的历史经验对中共处理全国执政中的新农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虽然今日之中共非昨日之中共,今天的乡村亦非昨天的乡村,但今天的中共仍需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的成效促进发展,以改革的成功巩固执政地位,今天的乡村乡民仍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路途,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面临的主题主要任务与当年并没有质的不同,只是具体内容的程度数量的差别。吸取根据地乡村在政党介入中的整党整风、政权建立中的整理整顿、政策制度出台实施中的调整调适以及乡村建设中社会管理、民主民生、文化教育、社会规范和社会风气全方位系统变革的经验,对新农村建设大有益处。
金基永[9]（2019）在《尹基鼎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文学史的角度看,20世纪20年代是朝鲜文学开始和世界文学接轨的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朝鲜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各种交流和接触中,尤其是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交流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全球性革命文学的高涨中,朝鲜的无产阶级文学也在“拉普”为核心的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20世纪20、30年代朝鲜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和思潮。有些学者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出现的“卡普”是韩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其主要的原因就是该时期韩国现代文学真正和世界最进步的文学进行了直接的对话。大家知道,1925年,朝鲜无产阶级文学团体“卡普”的成立,是朝鲜文学史上一件大事。它的成立标志着朝鲜无产阶级文学时代的开始。无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道,传到朝鲜后,在殖民地朝鲜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与反日反帝斗争相结合,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巨大的文学洪流,成为当时朝鲜社会最壮观的文学潮流。它从传到朝鲜之日起,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进步的先进青年也在紧紧团结在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旗帜下,利用文学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虽然在朝鲜无产阶级文学因为当时表现出的激进的、过度的阶级和斗争意识,导致了一些不应有的社会问题,从而受到一部分人的批评;其作品也过于强烈的目的意识性以及缺乏艺术性而受到各种非议,但从文学史和朝鲜文学革命运动的角度看,它的革新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它所提出的文学阶级化、大众化、民主化概念在当时的朝鲜无疑是最进步的观念意识;文学创作上的大众性原则也具有时代意义;文学创作上健全的指导原理、文学批评中的科学化、文学活动和文学运动的组织化等等方面,对朝鲜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韩国近代文学中,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作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和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学,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它给彷徨中的朝鲜青年指明了一条走向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热切相应无产阶级文学的号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斗争之中,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们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在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指导下自觉地开展了小说、诗歌、评论等一系列文学活动,使无产阶级文学达到了未曾有过的新的高度。尹基鼎是朝鲜无产阶级文学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从20年代初期开始,积极参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为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是一位自觉担负起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历史重任的作家,又是力图改变丑恶社会现实的革命家。他常被人们称为“卡普”作家、实践派作家、日帝强占期审查文学的受害作家、投身于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社会运动作家等等的原因就在于此。他是20世纪20年代,这一特殊的朝鲜社会和历史造就的典型人物,是最能代表这一时期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特征的典型人物之一。所以他和他文学的研究在整个朝鲜文学研究和无产阶级文学有着重大的意义。尹基鼎一生肩负作为作家的社会使命,其鲜明的无产阶级先进思想和文学观念体现了当时的时代意识。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出现左右派的思想对立时,尹基鼎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学观点大胆地提出意见,展现出“卡普”文学作家的风采。其作品作为20世纪20、30年代朝鲜社会生活的产物,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堪称当时朝鲜文学中的独树一帜。尹基鼎进行创作作品活动时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实行严酷的殖民统治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下,整个朝鲜民族失去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尹基鼎面对惨淡的社会现实,利用文学反映现实社会中最深刻的社会矛盾,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角度,着重描写贫困,体现了20世纪20年代朝鲜社会最基本的社会问题,进而从中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出路。尹基鼎的文学活动大体可分为小说创作和批评文学两部分。尹基鼎的小说反映阶级文学运动理念要求,利用现实主义创作技巧,批判性地描绘劳动者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生活,以贫困题材小说为主,进一步将阶级意识投射到作品中。尹基鼎在文艺评论中表明无产阶级坚定立场,为促进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朝鲜近代文化批评走向成熟打下坚实的基础。从尹基鼎的评论和部分作品可以看出,他的作品社会性强于艺术性,注重把作家的主观认识—即阶级意识传递给读者。从历史角度看,这种现象可以视之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文化现象。当然,作品中也存在着阶级主义色彩过重、机械性和公式化的倾向问题。但是笔者认为,尹基鼎文学是在特定的时代和特殊的社会变革需求之下诞生的,所以虽然有浓厚的阶级意识为主的各种观念形态,但它的革命性、战斗性、人民性而言,可以说当时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以比拟。他是一个时代的宠儿,是勇敢的唐吉坷德,他利用文学向旧世界宣战,向殖民社会发出了怒吼。在历史人物以及他的文学研究中,“实事求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美学的”方式最为重要。尹基鼎主要活动和进行文学创作时期是“卡普”文学运动和“卡普”解散后的一段所谓的“转向期”。在“卡普”文学运动时期,他倾倒在阶级主义文学理念,以阶级斗争和人民革命为目标,把文学视为宣传无产阶级和阶级主义文学的工具。他力主“卡普”文学的目的意识论,在作品中大量描写人民大众的贫苦生活和社会的黑暗面,在尖锐的社会问题的揭露中寻求文学的价值。因此,从现在的眼光看,在“卡普”文学理论的理解上尹基鼎虽然有些教条地生搬硬套,从而未能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卡普”运动紧密结合,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作品中人物有脸谱化、公式化和概念化的缺点,但是,他还是做到了客观而冷静地谛视人生,细致而准确地观察生活,真实再现现实生活,为朝鲜现AI写作实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如此,他在创作中,用人物的性格逻辑塑造人物形象;擅用摇曳多变艺术手法充实故事的发展;用枝叶繁密的描写手法描绘各种场景,为稍微枯燥的“卡普”文学注入了一线生机。在“卡普”解散后的“转向期”,在日本的掠夺政策从经济扩张到文化各个领域的情况下,尹基鼎关注的仍然是城市和农村的社会生活。在描绘都市的小说中,尹基鼎重点描绘都市病态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揭示了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现象和人与人之间的世态炎凉。在农村小说中,他则重点描写自然和田园般的农村社会生活,可谓是再现了30年代中期的朝鲜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在艺术上,作家虽然没有像20年代那样,揭示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但他还是利用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迂回、象征等手法,多角度再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30年代的不合理社会现象。尹基鼎是一名“越北作家（所谓的越北作家指的是1945年光复后,倾倒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思想,赴朝鲜落脚的作家）”,所以由于是理念,换言之是政治上的原因,尹基鼎的文学很长时间没有得到重视。尤其是在韩国至1988年所谓的“越北作家”的研究成为一个禁忌。1988年7月19日,在南北关系出现了“解冰”的迹象,韩国出台了所谓的“结冰措施”,即所谓的“7·19解禁措施”,从此,包括尹基鼎在内的许多“越北作家”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开始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在整体上来讲,这些“越北作家”的研究还是相当有限的。尹基鼎一生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但目前对尹基鼎的评价还停留在作为“卡普”组织中重要成员的层面上,在“卡普”中的作用,针对尹基鼎生平与文学的先行研究目前十分匮乏。本篇论文的研究目的是以“文学史是对文学事实的记录”为前提,将对一直被视为禁忌的尹基鼎文学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对他的文学行为作出客观评价,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原其在韩国无产阶级文学乃至整个20、30年代的韩国文学中的地位,给予“历史的、美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尹基鼎在20世纪20、30年代进步文学运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既是文学运动家、文学批评家,也是小说家、电影制片人和电影批评家。自1924年以来,他参与组织成立“卡普”,之后,担任“卡普”秘书长,是“卡普”的核心人物。解放后,他参与进步文学组织的重建工作。从他的经历看,他是一位个性鲜明的无产阶级组织运动家。也由于这种原因,他的文学在韩国一直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受到了冷落。因此,到目前为止,尹基鼎的文学研究还是非常片面和不成体系的。从此意义上,本文作为尹基鼎文学的首次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本论文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填补了对尹基鼎文学研究的空白。通过对尹基鼎文学的研究,丰富了中韩两国无产阶级文学比较研究的文献内容,扩大了两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推动了中韩两国现代文学的持续发展。
张宪军[10]（2019）在《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文中指出作为一个出身于犹太移民家庭的知识分子,索尔·贝娄博览群书,具有丰富的历史、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知识,将文学艺术与社会直接联系起来,面对战后社会问题迭出、精神危机不断的美国社会,小说家索尔·贝娄感时伤事,以“社会的历史学家”的手笔勾勒出了一副现代美国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在评论家和记者每每强调他的犹太作家身份时,他曾经予以反驳说:“我写的是美国”。对于他的这种说法,许多人认为他是像绝大多数想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犹太人一样,很介意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所以一些有着逆反心理的研究者更是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贝娄的民族性即犹太性的研究上,但贝娄说的没错,他确实写的是美国,虽然他作品中许多人是犹太人,但他们都生活在美国,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着他们,一些社会现象的出现不可能脱离了美国这个大环境,另外,贝娄的作品中的人物还有许多不是犹太人,他不像辛格和马拉默德那样有着狭隘的民族性。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的是美国的现实生活,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从二十世纪20年代到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发展史。因此,十分有必要对其创作的“美国性”进行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是一种相对的美国性,它不同于那种广义的美国性,是相对他创作的“犹太性”相对而言的（他文学作品中具有犹太因素是毋庸置疑的）。虽然诸多的文学史着作都将其文学创作归入“美国犹太文学”,但“美国犹太文学”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因为“美国犹太文学”并不是一个创作流派或者是一种文学运动,美国犹太作家在创作思潮、题材内容、内涵倾向、艺术趣味和审美方式上确实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文学特征。如果说“美国犹太文学”概念的界定主要建基于犹太作家的出身背景及其对犹太生活的某种运用和表现的话,那么犹太作家除了具有相同的犹太出身背景外,在对犹太素材的具体运用以及对犹太传统的价值观念等方面均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贝娄之所以公开反对将自己归纳入“犹太作家”行列中,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美国人,身为一个美国公民,深受美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潮流的影响,善于从美国的角度去观察社会和生活,因此,美国的社会生活成为他创作中取材的来源。贝娄创作的所体现的“美国性”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笔下的主人公虽然多为犹太人,但作者通过他们故事的书写所呈现的主要是普通美国市民的生活、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不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仅仅关注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的境遇与精神状况。其次,贝娄通过他的作品展现了美国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从美国的经济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大萧条,30年代“罗斯福新政”在挽救经济危机上所做的诸多努力,40年代经济逐渐稳定,50年代进入“丰裕社会”,以及后来逐步发展到后工业时期、后现代消费社会）到美国政治的变迁（二三十年代思想领域的宽松,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的冷战,民主的异化,超级大国的核竞赛,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60年代的学生造反,美国开展太空开发和星球大战计划等等）,以及美国城市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的美国虽然已经实现了城市化,但在此后的岁月中,美国的城市仍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贝娄不仅写出了此后的发展情况,还在作品中通过人物的处境与思考回溯了此前的情况,特别是芝加哥城市的整个发展历程）,都远远超出了某个特定族裔的狭窄视野。其三,贝娄作品中更多体现的是美国式的理想和价值观:贝娄认为“美国梦”的核心在于平民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美国“自由、平等、正义、民主、富裕”思想的扞卫,以及体现在每个个体的言行中的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而犹太民族的宗教信念和道德理想在现实面前往往无能为力,因而常常是他作品中加以反思的对象,而不是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作为坚守的立场与维护的信条。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在于通过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研究来确立索尔·贝娄作为一个“美国作家”的鲜明形象。这篇论文虽然拟从社会学和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去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揭示索尔·贝娄如何对历史事件进行情节化处理,把美国history变成具有个性色彩的his story,以及其中表现出的社会学思想,但不可能完全按照概念去堆砌材料,而是有重点地观照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某些方面,全文分别从纵向——大萧条岁月至美国后现代社会和横向——芝加哥和纽约两座城市着眼,展开叙述,揭示了贝娄是如何通过历史事件、人物命运以及真实城市与文学城市的相互作用来描写美国的,这里有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主义、60年代思想解放、冷战的东西方对抗、美国的太空计划,世纪末的后现代主义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也有城市文化的历史变迁,以及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的温馨与冷漠,信仰的坚守与背叛,城市的暴力与犯罪等等,而这些琐碎的细节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美国。继绪论部分对贝娄研究现状进行疏理,提出自己的论点与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之后,论文用六章的篇目对索尔·贝娄的“美国性”展开论述,主要考察贝娄文学作品表现的三个主要方面:平民生活、知识分子状况和美国的城市。第二章《20-40年代:大萧条岁月中的平民生活浮世绘》主要根据贝娄的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分析他是如何围绕作品的主人公奥吉·马奇的经历来描写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芝加哥这个美国第二大城市的人生百态的,写出了经济危机对社会各阶层造成的影响,美国梦的破灭感,面对破产和失业大潮这些人是如何抗争和他们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出的巨大努力,小说主人公在困顿的境地中是如何一面挣扎一面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的。第三章《50年代:丰裕社会中的美国悲剧》通过小说《洪堡的礼物》中的洪堡和西特林两个人物的不同命运告诉人们,随着世异时移,原来不择手段追求个人发迹的人在今天已经成为英雄和成功者,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以苦为乐、生气勃勃的时期,充满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时期已告结束,粗俗的物质主义的风气熏染了整个美国社会,甚至已经渗透到社会的神经末梢,而被美国社会所毁灭的则是不与社会苟合、热爱善与美、坚持理想的知识分子和诗人。社会整体对浪漫主义、对诗的激情、对诗人和艺术家的戕害才是今日的“美国的悲剧”。第四章《60年代:时代的耶米利哀歌》通过赫索格的经历,指出在60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造成的恐怖仍在威胁着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害怕动辄得咎,所以只好把自己的思想看法保留在内心里,而不是与他人交流。为改变改变美国面貌,青年人发起造反运动,但在造反运动中由于青年人的冲动和偏激,将这场运动引入了歧途,虽然年轻人想要摆脱现代社会体系的束缚,把现实社会变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但运动中的大部分人追求的是自我表现和发泄,而非自我控制,造反运动的挫折和失败感使的不少青年人失去了信心,他们怀着沮丧的心情或消极避世,或沉沦堕落。贝娄通过赛姆勒在纽约的见闻对极端主义思想进行了强烈的攻击。第五章《70-80年代:民主的反讽》通过《院长的十二月》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两部作品的分析,说明美国社会虽然对外向来是以标榜自己的民主而着称,但在现代社会中,美国民主的价值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它对国内的种族贫富差距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于要打破这种现状的行为反而予以打击和压制,为的是维持社会表面上的和谐。在美国,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但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当今的美国政府机关以公平正义为名行破坏公民权利之实。第六章《美国后现代:生命个体的不断游移》考察了贝娄的最后的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说明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从现代性的噩梦以及它的操控理性和对总体性的崇拜中苏醒过来,进入后现代浅表层松散的多元化中,生命个体也成为不断游移的存在,他们在性别认同、宗教信仰与性取向、理性思想判断等诸多问题上表现出异质的、不稳定的性格特征,沉溺在消解精神、反主流姿态和渎神的狂欢之中。第七章《美国双城记:芝加哥与纽约》则从横向对贝娄作品中对美国城市的描写进行了研究,指出贝娄作品的发生地基本上都是在芝加哥和纽约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两个城市的历史变迁,目睹了它的繁荣与衰败,对它们有着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更因为纽约和芝加哥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代表和典型,是美国当代文明、当代都市文明的象征和缩影。所以,在他的揭示下,从大萧条时期城市破败的景象到二十世纪后期美国大都会多彩缤纷的场景一一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二、浙江：不让困难群众受冻挨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浙江：不让困难群众受冻挨饿（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汉语“有”“无/没”前置框架构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 |
| 1.2 选题意义 |
| 1.3 理论基础 |
| 1.4 研究方法 |
| 1.5 语料来源 |
| 1.6 可能的创新点 |
| 1.7 相关研究综述 |
| 1.7.1 四字格研究概况 |
| 1.7.2 框架构式研究概况 |
| 1.7.3 文献评述 |
| 第二章 前置框架构式的界定及本文立意 |
| 2.1 构式的界定 |
| 2.2 框架构式的界定 |
| 2.3 框架构式的特点及分类 |
| 2.3.1 框架构式的特点 |
| 2.3.2 框架构式的分类 |
| 2.3.2.1 前置标记框架构式 |
| 2.3.2.2 后置标记框架构式 |
| 2.4 本文立意与解析方法 |
| 2.4.1 汉语语法的本质属性 |
| 2.4.2 汉语个性的重新审视 |
| 2.4.3 构式解析的个案示例 |
| 2.4.4 本文的结构层次 |
| 第三章 现代汉语“有”“无/没”前置框架构式并立模式 |
| 3.1 “有X有Y”框架构式 |
| 3.1.1 构件分析 |
| 3.1.1.1 常量构件“有” |
| 3.1.1.2 变量构件X、Y |
| 3.1.2 X和Y的语序排列 |
| 3.1.2.1 语序排列的制约因素 |
| 3.1.2.2 语序排列的相对灵活性 |
| 3.1.3 语义分类 |
| 3.1.3.1 并列加合 |
| 3.1.3.2 整体强调 |
| 3.1.3.3 语义后重 |
| 3.1.3.4 转喻概括 |
| 3.1.3.5 隐喻延伸 |
| 3.1.4 语义整合层级 |
| 3.1.4.1 A式:语义的实体性与组合的开放性 |
| 3.1.4.2 B式:意义的对立性与概括的有限性 |
| 3.1.4.3 C式:明晰的程度义与渐弱的述谓性 |
| 3.1.4.4 D式:意义的不透明与趋强的描述性 |
| 3.1.4.5 基本结论 |
| 3.1.5 构式的语用驱动和话语功能 |
| 3.1.5.1 语用驱动 |
| 3.1.5.2 话语功能 |
| 3.1.6 语用价值 |
| 3.1.7 结语 |
| 3.2 “无X无Y”框架构式 |
| 3.2.1 前期研究回顾 |
| 3.2.2 构件分析 |
| 3.2.2.1 常量构件“无” |
| 3.2.2.2 变量构件X、Y |
| 3.2.3 语义整合层级 |
| 3.2.3.1 A式:最大的分离性与极强的原型性 |
| 3.2.3.2 B式:语义的抽象性与增强的评价性 |
| 3.2.3.3 C式:隐晦的主观性与明确的描述义 |
| 3.2.3.4 基本结论 |
| 3.2.4 构式的语用功能 |
| 3.2.4.1 明确的非消极义 |
| 3.2.4.2 浓厚的书面色彩 |
| 3.2.4.3 有限的主观性 |
| 3.2.5 小结 |
| 3.3 “没X没Y”框架构式 |
| 3.3.1 相关研究现状 |
| 3.3.2 构件分析 |
| 3.3.2.1 常项“没”的意义确认 |
| 3.3.2.2 嵌入成分X、Y |
| 3.3.3 语义整合层级 |
| 3.3.3.1 A式:简单的加合性与较高的替换度 |
| 3.3.3.2 B式:发展的规约性与有限的延展性 |
| 3.3.3.3 C式:意义的融合度与功能的漂移性 |
| 3.3.3.4 D式:鲜明的修饰性与凝固的熟语性 |
| 3.3.3.5 基本结论 |
| 3.3.4 语用特点 |
| 3.3.4.1 明显的负向凸显 |
| 3.3.4.2 浓厚的口语色彩 |
| 3.3.4.3 强烈的主观性 |
| 3.3.5 小结 |
| 第四章 现代汉语“有”“无/没”前置框架构式对立模式(一) |
| 4.1 “有X无Y”框架构式 |
| 4.1.1 构式成员的厘清 |
| 4.1.2 变量构件分析 |
| 4.1.2.1 X和Y的语法性质 |
| 4.1.2.2 X和Y的语义关系 |
| 4.1.3 语义整合层级 |
| 4.1.3.1 A式:有限的融合性与较高的透明度 |
| 4.1.3.2 B式:表达的相对性与准入的限制性 |
| 4.1.3.3 C式:虚实的对比性与结构的稳定性 |
| 4.1.3.4 基本结论 |
| 4.1.4 构式赋义 |
| 4.1.4.1 语用驱动 |
| 4.1.4.2 话语功能 |
| 4.1.4.3 构式的原型特征 |
| 4.1.5 构式的框架理据 |
| 4.1.5.1 “有”“无”对举表述 |
| 4.1.5.2 “有X”“无X”的双音化 |
| 4.1.6 小结 |
| 4.2 “有X没Y”框架构式 |
| 4.2.1 变量构件分析 |
| 4.2.1.1 语法性质 |
| 4.2.1.2 语义关系 |
| 4.2.2 构式的语义整合层级 |
| 4.2.2.1 A式:较低的黏合性与较高的透明度 |
| 4.2.2.2 B式:变项的对立性与有限的指称性 |
| 4.2.2.3 C式:意义的虚实性与结构的偏正化 |
| 4.2.2.4 基本结论 |
| 4.2.3 “有X没Y”与“有X无Y”的比较 |
| 4.2.3.1 使用频率的不同 |
| 4.2.3.2 嵌入成分的差异 |
| 4.2.3.3 语体色彩的分野 |
| 4.2.3.4 语用功能的互补 |
| 4.2.4 小结 |
| 第五章 现代汉语“有”“无/没”前置框架构式对立模式(二) |
| 5.1 “有X没X”框架构式 |
| 5.1.1 研究对象的确认 |
| 5.1.2 X的构成 |
| 5.1.2.1 体词性的X |
| 5.1.2.2 谓词性的X |
| 5.1.3 构式的语义整合层级 |
| 5.1.3.1 A式:组合的临时性与语义的选择性 |
| 5.1.3.2 B式:语义的浸染性与无条件的浮现义 |
| 5.1.3.3 C式:语义的泛化与“有”“无”的模糊性 |
| 5.1.3.4 基本结论 |
| 5.2 “有X无X”框架构式 |
| 5.2.1 X的构成与共性 |
| 5.2.1.1 体词性成分 |
| 5.2.1.2 谓词性成分 |
| 5.2.2 语义整合层级 |
| 5.2.2.1 A式:结构的松散性与意义的区别性 |
| 5.2.2.2 B式:无条件语义与非叙事语体特征 |
| 5.2.2.3 C式:非绝对的对立性与功能的转移 |
| 5.2.2.4 基本结论 |
| 5.2.3 “有 X 无 X”的句法分布 |
| 5.2.3.1 作述谓性成分 |
| 5.2.3.2 作话题主语 |
| 5.2.3.3 作宾语 |
| 5.2.3.4 作修饰性成分 |
| 5.3 “有X无X”与“有X没X”构式比较 |
| 5.3.1 “有 X 无/没 X”的构式演化 |
| 5.3.1.1 从问到非问 |
| 5.3.1.2 约定俗成规约化 |
| 5.3.2 “有 X 无/没 X”构式的独特性 |
| 5.3.2.1 不能脱离语境独立表义 |
| 5.3.2.2 各整合层级范畴内成员不固定 |
| 5.3.3 差别概说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现代汉语“有”“无/没”框架构式的特征 |
| 6.1 相关性与量增性 |
| 6.1.1 不相关无构式 |
| 6.1.2 有重叠即量增 |
| 6.1.2.1 突出典型 |
| 6.1.2.2 加深程度 |
| 6.1.2.3 主观评价 |
| 6.2 整体性与离散性 |
| 6.2.1 整体性 |
| 6.2.2 离散性 |
| 6.3 句法的突破与功能的异化 |
| 6.3.1 黏着语素的进入 |
| 6.3.2 句法规则的突破 |
| 6.3.3 句法功能的漂移 |
| 第七章 现代汉语“有”“无/没”框架构式的能产性 |
| 7.1 构式压制与能产性 |
| 7.1.1 构式压制的定义 |
| 7.1.2 构式压制的动因 |
| 7.1.3 构式压制的机制 |
| 7.2 频率效应与能产性 |
| 7.2.1 频率的意义 |
| 7.2.2 频率的分类 |
| 7.3 频率对构式能产性的影响 |
| 7.3.1 类符频率的作用 |
| 7.3.2 形符频率的作用 |
| 第八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太阳出来喜洋洋——重庆脱贫攻坚见闻录（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歌唱:太阳出来喜洋洋 |
| 第二章疑问:一方水土能否养活一方人 |
| 第三章选择:宁愿苦干,不愿苦熬 |
| 谢清:要养好牛,就要把自己当成一头牛 |
| 王贞六:七十岁的追花人 |
| 李绪斌:梦里想的今天都有了 |
| 任天英:她的爱情像小说 |
| 乔戍仙:握锄把的大手绣起花来 |
| 陈朋:三次申请,要成为家里的第三代党员 |
| 第四章帮扶:用的是洪荒之力 |
| 赵茂兴:你看你看,这核桃 |
| 王运洪:把房产抵上又如何? |
| 游四海和钱代彬:让艳山红村真的红起来 |
| 罗燕:我不是胶鞋书记 |
| 栗春容:暖老温贫的“大家长” |
| 第五章集锦:别样的人和事 |
| 一个农民诗社 |
| 先听一首歌 |
| 回乡演杂技 |
（3）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研究视角 |
| 三、研究区域 |
| 四、资料介绍 |
| 五、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自然和人文环境 |
| 第一节 地质地貌 |
| 第二节 林木、植被和野生动物 |
| 第三节 水系和水文 |
| 第四节 地方社会秩序 |
| 第五节 人口流入 |
| 小结 |
| 第二章 土地的占有、交易和粮产 |
| 第一节 土地占有 |
| 第二节 土地交易 |
| 第三节 粮食产量 |
| 小结 |
| 第三章 农家副业 |
| 第一节 副业的类型 |
| 第二节 副业在农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
| 小结 |
| 第四章 农业雇工 |
| 第一节 雇工的供需机制 |
| 第二节 雇工的收入 |
| 第三节 雇工的社会关系 |
| 小结 |
| 第五章 农民“从商” |
| 第一节 农民从商的动因 |
| 第二节 从商者的社会身份 |
| 第三节 从商的时空特征和工作类型 |
| 第四节 “从商”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生计模式、家庭结构与农民理性 |
| 第一节 农民的生计模式及其调适 |
| 第二节 农民家庭的分与合 |
| 第三节 “晋西南模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成语研究 ——以十种白话报刊为研究语料（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语料来源 |
| 第一章 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成语概述 |
| 第一节 同素异序成语的界定 |
| 第二节 同素异序成语的分类 |
| 第三节 同素异序成语的分布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整体异序成语分析 |
| 第一节 同构异序成语 |
| 一 拼合并列类成语 |
| 二 四元并列类成语 |
| 三 重叠并列类成语 |
| 第二节 异构异序成语 |
| 一 动宾—主谓式 |
| 二 主谓—定中式 |
| 三 状中—中补式 |
| 第三章 清末民初局部异序成语分析 |
| 第一节 ABCD—ABDC式 |
| 第二节 ABCD—ADCB式 |
| 第三节 ABCD—BACD式 |
| 第四节 ABCD—BADC式 |
| 第五节 ABCD—CBAD式 |
| 第四章 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成语的特点 |
| 第一节 繁复性特点 |
| 第二节 规律性特点 |
| 第三节 过渡性特点 |
| 第五章 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成语的成因 |
| 一 内部因素 |
| 二 外部因素 |
| 第六章 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成语与《汉语大词典》的编纂修订 |
| 一 《汉语大词典》收录的同素异序成语 |
| 二 《汉语大词典》未收的同素异序成语 |
| 三 《汉语大词典》书证滞后的同素异序成语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成语一览表 |
| 附录二 《汉语大词典》所收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成语一览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诸联生平和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与论文侧重点 |
| 第一章 诸联家世生平与交游考 |
| 第一节 诸联家世生平考 |
| 一 诸联家世考 |
| 二 诸联生平述略 |
| 第二节 诸联交游考 |
| 一 苔岑诗社文人群体 |
| 二 同窗挚友 |
| 三 前辈名公 |
| 第二章 诸联的诗歌创作 |
| 第一节 诸联诗歌的情感世界 |
| 一 感时伤怀眉不展,颠沛流离夜无眠——诸联诗歌中的愁与苦 |
| 二 无人赏识空自叹,穷困潦倒终抱憾——诸联诗歌中的愤与恨 |
| 三 死生难料空自责,知交零落叹伶仃——诸联诗歌中的悲与哀 |
| 第二节 诸联诗歌的主要特色 |
| 一 诸联诗歌的绘画美 |
| 二 诸联诗歌的拟古与用典 |
| 三 诸联诗歌的散文化特征 |
| 第三节 诸联诗歌主张管窥 |
| 一 真情真性,自然流露 |
| 二 反对标榜,转益多师 |
| 三 诗贵有则,更重创新 |
| 第三章 诸联的笔记创作——以《明斋小识》为中心 |
| 第一节 《明斋小识》的辑撰意图 |
| 一 劝善惩恶 |
| 二 娱乐大众 |
| 三 补史志之缺 |
| 第二节 徘徊于迷信及反迷信之间——《明斋小识》中的“怪” |
| 一 对于神灵鬼怪的信与疑 |
| 二 对于宗教之“术”的迷与醒 |
| 三 诸联矛盾思想的原因解析 |
| 第二节 发掘平凡生活中的妙趣——《明斋小识》中的“奇” |
| 一 奇人 |
| 二 奇物 |
| 三 奇事 |
| 第四节 《明斋小识》的艺术特色 |
| 一 诙谐幽默,寓讽于笑 |
| 二 简中有繁,朴中带丽 |
| 结语时代、地域、个体:诸联作为乡邦先贤的多重色彩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诸联年表 |
| 致谢 |
（7）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沪剧（1949～197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沪剧剧团的国营运动(1949-1956) |
| 第一节 沪剧的“戏曲改造” |
| 一、“戏改”的背景 |
| 二、“戏改”下的沪剧生态 |
| 三、“戏改”中的沪剧演出 |
| 第二节 剧团国营体制的确立 |
| 一、剧场改制前的沪剧 |
| 二、戏曲危机中的国营 |
| 小结 |
| 第二章 群众路线下的沪剧(1957-1963) |
| 第一节 文艺政策摇摆中的沪剧 |
| 一、沪剧剧团的交区管理与整顿 |
| 二、沪剧艺人观念的重塑 |
| 三、政策摇摆中的剧目 |
| 第二节 群众业余文化活动中的沪剧 |
| 一、业余沪剧活动的发展概况 |
| 二、业余沪剧活动的特征 |
| 小结 |
| 第三章 走向样板戏的沪剧(1963-1976) |
| 第一节 文革前的沪剧 |
| 一、文艺大批判下的沪剧演出 |
| 二、从《芦荡火种》到《沙家浜》 |
| 第二节 文革中的沪剧 |
| 一、“文艺黑线专政论”下的剧团和艺人 |
| 二、样板戏时期的沪剧演出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 |
| 一、自然条件 |
| 二、政治生态 |
| 三、农民生活 |
| 四、社会文化 |
| 第二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 |
| 一、乡村政治环境的改变:中共介入乡村社会管理 |
| (一)党初步下沉乡村和党员大量发展 |
| (二)党的整顿与初步巩固 |
| (三)党组织与党员的纯洁化 |
| (四)整党整风与党的一元化领导 |
| 二、乡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乡村行政组织的重构 |
| (一)新行政机构的建立:村公所与村民代表大会 |
| (二)村级行政机构的持续改造 |
| 三、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底层农民的崛起 |
| (一)乡村领袖的成分:“贫农”与“贫农+中农”结构 |
| (二)乡村领袖的成长:中共之助推 |
| 四、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选举政治和新型社会组织 |
| (一)选举: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 |
| (二)新型社会组织: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组织形式与保障 |
| 第三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民生建设 |
| 一、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
| (一)扩大耕地面积 |
| (二)兴修水利工程 |
| (三)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
| 二、组织起来:促进生产 |
| (一)推进劳动互助 |
| (二)发起农业合作社运动 |
| (三)开展劳动竞赛运动 |
| (四)掀起大生产运动 |
| 三、调整分配:改善农民生活 |
| (一)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政策的实施 |
| (二)坚持合理负担原则与实行统一累进税 |
| 四、社会保障:托底贫困农民基本生活 |
| (一)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和政策法规的制定 |
| (二)社会保障的实践活动 |
| 第四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思想文化建设 |
| 一、教育事业:提高农民文化水平 |
| (一)面向青少年的国民教育 |
| (二)面向成人的社会教育 |
| (三)乡村教育的特点 |
| 二、报刊事业:开阔农民社会视野 |
| 三、大众文艺活动:丰富农民文化娱乐生活 |
| (一)乡村戏剧运动的蓬勃发展 |
| (二)街头诗的昙花一现:“冀中一日” |
| (三)文化盛宴:艺术节 |
| (四)乡村文化文艺活动的特点 |
| 第五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建设 |
| 一、社会道德规范的改造 |
| (一)改造二流子与“懒人” |
| (二)禁烟禁毒 |
| (三)树立模范 |
| 二、生活习俗规范的革新 |
| (一)更新卫生观念 |
| (二)改良卫生习惯 |
| (三)倡导中西医结合 |
| (四)开展妇婴卫生保健 |
| 三、法律法制规范的重建 |
| (一)法规进村:农民法治意识加强 |
| (二)司法下乡:巡回审判与调解 |
| (三)法律法规对妇女权益的保障 |
| 四、优良社会风气的养成 |
| (一)中共局部执政的优良作风 |
| (二)优良的党风带政风促民风 |
| 结语 |
| 一、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变革 |
| 二、乡村社会建设与新农村建设 |
| 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的历史经验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尹基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成果分析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围 |
| 第一章 20 世纪20、30 年代朝鲜文坛与尹基鼎在无产阶级文学活动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20 世纪20 年代朝鲜文学概况 |
| 一、“三一运动”与20 世纪20 年代朝鲜社会及文坛 |
| 二、西方文学思潮的传入与文学多样化 |
| 三、“审查制度”和文学的曲折发展 |
| 第二节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与无产阶级文学概况 |
| 一、“新倾向”——无产阶级文学的起源 |
| 二、“卡普”——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 |
| 三、“两次审查”——无产阶级文学的终结 |
| 第三节 尹基鼎的生平与文学活动 |
| 一、尹基鼎生活时期的时代特征 |
| 二、尹基鼎文学发展轨迹 |
| 三、尹基鼎的一生及其评价 |
| 第四节 尹基鼎在朝鲜无产阶级文学中发挥的作用 |
| 一、“卡普”成立与活动中的作用 |
| 二、“卡普”文艺理论确立中的作用 |
| 三、无产阶级文学创作中的作用 |
| 第二章 尹基鼎的文学观与主题倾向 |
| 第一节 尹基鼎的文学观 |
| 一、文学的阶级观 |
| 二、文学的功利观 |
| 三、文学的大众观 |
| 第二节 尹基鼎对底层民众的同情 |
| 一、弱者的悲哀 |
| 二、失落者的痛苦 |
| 三、彷徨者的心境 |
| 第三节 对殖民现实的否定 |
| 一、饥饿的世界、疯狂的社会 |
| 二、每况愈下的农村 |
| 三、颠沛流离的都市人 |
| 第三章 尹基鼎小说的人物形象 |
| 第一节 积极面对现实的人物形象 |
| 一、作品《冰库》中的组织意识型人物形象 |
| 二、作品《为了将来》中的阶级斗争意识型人物形象 |
| 三、作品《寂灭》中的坚韧意志力型人物形象 |
| 第二节 在现实中彷徨犹豫的人物形象 |
| 一、作品《狂人》中优柔寡断型知识分子的人物形象 |
| 二、作品《不同路上的人》中进步的犹豫不决型人物形象 |
| 三、作品《变故》中的无计划冲动型人物形象 |
| 第三节 向现实妥协消极应对的人物形象 |
| 一、作品《工地》中贪婪懒惰型人物形象 |
| 二、作品《天灾》中自怨自艾型人物形象 |
| 三、作品《二十元》中自暴自弃型人物形象 |
| 第四章 尹基鼎文学的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阶级意识与文学创作 |
| 一、阶级意识形成的现实基础 |
| 二、阶级意识的体现及殖民地劳动现实的反映 |
| 三、阶级意识的形成及对殖民地黑暗社会矛盾的揭露 |
| 第二节 民众意识与文学创作 |
| 一、殖民地社会的贫困现实生活 |
| 二、阶级觉悟的唤醒 |
| 三、无产阶级思想的传播 |
| 第三节 目的意识与文学创作 |
| 一、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基本理念 |
| 二、无产阶级文学中的斗争意识 |
| 三、社会革命与小说叙事模式 |
| 第五章 尹基鼎文学的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动荡现实中的形象塑造 |
| 一、剥削阶层人物的素描 |
| 二、日常的压抑及人物内心的刻画 |
| 三、现实主义写实描写 |
| 第二节 阶级对立二元结构模式 |
| 一、基于体验的直叙法 |
| 二、叙述人称与叙述的客观化 |
| 三、叙述方式的多样性 |
| 第三节 话语他者性变化 |
| 一、话语他者性的(Otherness of the discourse)本质 |
| 二、“目的意识期”反动言论性独白话语 |
| 三、黑暗时期语言表达多重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索尔·贝娄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的索尔·贝娄研究 |
| 1.2.2 中国的索尔·贝娄研究状况 |
| 1.3 本论文的目标、方法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论文所要达到的目标 |
| 1.3.2 作为象征资本的“美国性” |
| 1.3.3 深刻的社会观察家:社会学研究思路的引入 |
| 1.3.4 小说家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历史学家:新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 |
| 1.3.5 本论文的研究内容 |
| 第2章 20-40 年代:大萧条岁月的平民生活浮世绘 |
| 2.1 美国的“福斯塔福式背景” |
| 2.2.1 二三十年代的芝加哥众生相 |
| 2.2.2 大萧条时期黑人聚居区场景 |
| 2.2.3 中产阶级的破产 |
| 2.2.4 失业、流浪与反抗斗争 |
| 2.2 大萧条的孩子 |
| 2.2.1 贫家儿童初长成 |
| 2.2.2 在大萧条的日子里 |
| 2.2.3 奥吉·马奇的后经济危机岁月 |
| 2.3 贫困的雌性化 |
| 2.4 美国梦破灭了吗? |
| 第3章 50年代:丰裕社会中的美国悲剧 |
| 3.1 美国进入丰裕社会 |
| 3.2 波西米亚精神的衰微与洪堡之死 |
| 3.3 西特林:顺向社会化与精神复归 |
| 第4章 60 年代:时代的耶米利哀歌 |
| 4.1 麦卡锡主义的遗毒与赫索格的沉默 |
| 4.2 造反之后:在爆发之中堕落 |
| 4.2.1 局外人还是局内人? |
| 4.2.2 青年人为什么要造反? |
| 4.2.3 我们需要离开地球吗? |
| 第5章 70-80 年代:民主的反讽 |
| 5.1 社会批评:被压制的声音 |
| 5.2 假花:不识庐山真面目 |
| 5.2.1 民主社会的婚姻:爱的缺失与爱的堕落 |
| 5.2.2 美国政府机构:为谁辛苦为谁忙 |
| 第6章 美国后现代:生命个体的不断游移 |
| 6.1 后现代及其特征 |
| 6.2 拉维尔斯坦:生活在半梦半醒之间 |
| 6.3 成也恣仿,败也恣仿 |
| 第7章 美国双城记:芝加哥与纽约 |
| 7.1 美国城市与文学想象 |
| 7.1.1 真实城市与文学城市 |
| 7.1.2 城市特性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
| 7.1.3 缘何有“城愁”? |
| 7.1.4 观察城市的角度:在地性的体验与跨地性的审视 |
| 7.2 城市与城事:地理空间、政治与文化的表征与居民生活 |
| 7.2.1 作为地理空间结构的芝加哥与纽约 |
| 7.2.2 作为政治与文化表征的芝加哥与纽约 |
| 7.2.3 城与人:作为市民生活的芝加哥与纽约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四、浙江：不让困难群众受冻挨饿（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汉语“有”“无/没”前置框架构式研究[D]. 沈灿淑.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2]太阳出来喜洋洋——重庆脱贫攻坚见闻录[J]. 何炬学. 民族文学, 2020(06)
- [3]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D]. 郭心钢. 山西大学, 2020(12)
- [4]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5]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成语研究 ——以十种白话报刊为研究语料[D]. 王峥杰.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6]诸联生平和创作研究[D]. 倪赛凤.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7]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沪剧（1949～1976）[D]. 魏巍.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8]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D]. 张宏华. 山西大学, 2019(01)
- [9]尹基鼎文学研究[D]. 金基永. 吉林大学, 2019(10)
- [10]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D]. 张宪军.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