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乡村故事到真实的会计信息（论文文献综述）
王茹[1]（2021）在《纪录片《在乡者》创作阐述》文中认为
周立,张艺英,张慧瑜,狄金华,张谦,常镪,杜洁,何慧丽,林海英,李彦岩,潘家恩[2]（2020）在《“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8）》文中研究指明周立教授团队撰写的《"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9）》一文在《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一经刊发,在国内乡村发展研究领域引发强烈反响。应广大读者要求,特此刊发该团队《"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8）》以飨读者。此文是对中国乡村发展的纵深调研,打破常规视野中"千城一面、万楼一貌"的程式,一点触及,多点发力,多视角发现乡村中国的魅力,总结乡建历史和经验,传承乡村文化,开启城乡中国发展的新研究时代,学者情怀贯穿其中,读后为之动容。欲知详情,请君细赏。
陈蒙[3]（2020）在《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的户外音乐节研究 ——以迷笛音乐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2000年以来,户外音乐节在我国蓬勃发展起来,数量不断增加、市场不断细分,从省会城市逐渐向二三线城市拓展。虽然总体看来还处于起步发展的阶段,但是随着近年来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户外音乐节的数量和参与的人数都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发展迅猛。然而学术界对户外音乐节的关注度还不是很高,对户外音乐节的研究还远远跟不上户外音乐节的发展。研究主要集中于户外音乐节的传播策略、发展状况以及户外音乐节带来的盈利方面等,对于户外音乐节的文化研究这一块涉及较少。户外音乐节的存在于参与者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建构了怎样的文化意义?本研究在对已有研究与媒体解读的梳理之上,使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的方法,从兰德尔·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视角出发,研究分析了户外音乐节何以作为一种互动仪式而存在,以及其如何形成互动仪式链并发挥其文化价值的。在互动仪式链视角看来,户外音乐节将具有相同的认同的人聚集起来,以其特有的情境建构为参与者塑造了一个互动仪式的场域,激活了线上线下循环互动的社群,并以此产生情感能量的累积和成员身份符号的转化。最终,户外音乐节依靠其互动仪式链发挥文化价值,对建设社会精神文明起促进作用。
谢鹏[4]（2020）在《基层干部人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探论》文中认为制度形塑个人,人是制度的产物。根据马克思主义干部学说,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是了解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的关键,也是建构社会主义特色政治学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制度变迁理论则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共同构成了“制度集成”。这种“制度集成”倒映在基层社会,一方面是文本式的正式制度的规范和制约,另一方面是传统社会残留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侵染。然而,基层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有着自身的“情境”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基层干部既是制度体系中的个人,深受政策法规条例等正式制度的规约,也是制度文化中的个人,深受“官本位”“乡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基层干部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和核心要素,但作为“情境理性人”,有着追逐个体理性、寻求机会成本的目的和需求。加之,压力型体制的现实存在,势必会产生高度的挤压状态,基层干部很可能不堪重负,担当作为动力不足。因此,亟待进行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修复完善制度体系中的不合理成分,解除基层干部的制度和“情境”困扰。本文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干部学说、制度变迁理论,聚焦“制度”这一变迁因素,全面梳理基层干部人事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总结提炼基层干部人事工作的现实困境,力图探究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历经近百年,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干部工作实践经验,其制度体系建设既是传统吏治思想的扬弃,也是在不断的实践中总结提炼而成。但是,当前现行的制度安排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从中央到省市县（区）一以贯之的现行的正式制度存在政策体系供给不足的困扰,制度缺位有待完善、制度衔接有待加强、制度理念有待提升;基层社会“情境”之下非正式制度约束存有的短缺和失衡,传统文化下的“官本位”倾向、“熟人社会”下的说情打招呼、思想观念局限下的“为官不为”、政绩观错位下的形式主义作祟等因素,深刻影响着干部工作的开展、作用的发挥;基层干部人事制度存在执行不力与实施机制不畅等问题,选拔任用精准度不高、教育培养针对性不足、管理监督系统性不够、激励约束实效性不强;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存在路径依赖,非制度化因素的消极影响造成了观念障碍,传统体制惯性导致改革滞后于社会转型步伐造成了体制障碍,党委及其组织部门错位、缺位的现象客观存在造成了组织行为障碍,缺乏科学论证、分析研判、吐故纳新等保障机制造成了机制障碍。因此,必须探究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应然路径,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自有其价值取向。总体设想重在“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效管用”,选拔任用重在提高精准度,教育培养重在提升能力素质,管理监督重在严格执纪监督,激励约束重在促进担当作为。
刘辉[5]（2019）在《“我”的职业获得感怎么了 ——幼儿园教师职业获得感叙事研究》文中指出“幼儿园教师职业获得感”即幼儿园教师关于“职业获得”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鉴于从业者基于职业的“获得”主要包括物质获得、岗位成就以及社会认可,所以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获得感理当涉及物质需求满足感、岗位成就感和社会尊重感三个方面的体验感。其中,前者属于物质获得感,后两者则属于精神获得感。本研究采用叙事研究的方法,对G市A幼儿园的S及L两位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获得感进行深描,结果发现S及L两位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获得感不足,具体表现为物质需求满足感式微、岗位成就感偏低及社会尊重感钝化。究其原因,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获得感”主要受到外界刺激和教师自身内在感受性的影响。首先,外界给予幼儿园教师的物质刺激量和精神刺激量不足,表现为:“既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草”,“满腔工作热血却难以得到挥洒”及“奈何职业身份遭轻视”。其次,不同的幼儿园教师对自身已有实际获得的内在感受性不同,主要表现为:同“获”而不同“感”;异“获”仍不同“感”。因此,为提升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获得感,一方面需要大力改善幼儿园教师的物质待遇和精神关怀,以增强其“外界刺激”;另一方面需要积极引导幼儿园教师自悟自省,以提升其“内在感受性”。
谢家经纬[6]（2019）在《纪录片《门槛上的晚年》创作报告》文中研究表明目前中国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老人的养老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尤其是农村空巢老人,受经济条件差、生活环境苦、精神慰藉缺、代际关系难等影响,许多生活在农村的老人渐渐独守空房,陷入无人照料的困境。农村养老,问题频现。湖北省郧西县上津镇云岭村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其地理位置遐方绝域,土地状况苍凉贫瘠,部分村民牛衣岁月半百有余。城镇一体化加速了农村的马太效应,现代性话语裂隙犹如一道鸿沟割开了底层人物的生活,闭塞、无奈、卑微、希望,日复一日的复原着从憧憬到幻灭的过程。低保补助、精准脱贫、危房改造、医疗保障,国家对于养老的帮扶如春风般吹向了广袤土地的每个角落,风平浪静的生活被赋予了希望,但同时这其中任意环节的缺位都可能成为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其背后的一系列原因盘根错节、纷繁复杂。有关乎人情世故世态炎凉,有关乎基层政治虚伪遮掩,有关乎物质精神乏善可陈。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底层人物的情感表达也在肆意告慰着底层的艰辛。当下关于物质养老与精神养老的理论研究层出不穷,但实地来看,研究与现实之间确实千差万别。物质建设的尚不充分,精神哺育的路还遥远,云岭村老人的生活状况只是中国的一处缩影,但其所揭示的社会问题值得所有人深思。生活不是生存,但生存是为了生活。此纪录片采用真理电影纪录片制作模式,运用回溯、重叠、隐喻等方法帮助建构主体价值,经过调查、勘景、观察、采访、摄录、筛选、剪接等影视创作过程,用平行叙事的方式表达了“生存之艰辛,生活之无奈;回忆之挣扎,我心仍可期”的明线,也揭示了“水向东流、人向外走;少为父愁,母为子悠”的隐线。以此探讨农村老人因何而乐、因何而伤、因何而活的真实老年生活。本片借探讨老人养老生活之本质,构建了关于底层叙事情感表达的创作方法,对底层形象的认识、底层意识的表达、底层感知的联想都有一定的探究,从而极大的帮助了作者以影像建构的方式呈现了贫穷地区老人养老生活的五味杂陈,本片具有很强的独立纪录片风格烙印,但在传统的现实主义中注入了情感的张力,使影片以一种刚柔并济的情绪直接、立体,有个性的刻画出每一位主人公的底层现实情怀,以此让“云岭村老人养老”的问题成为社会性探讨的议题并引发观影者更加深刻的思考。
曹彦杰[7]（2018）在《师范为何下乡：民国时期乡村师范教育的兴起》文中研究表明师范与乡村的关系问题是自清末民初一直延续至今的问题。民国时期出现师范下乡运动,师范为何下乡?师范下乡对乡村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一言以蔽之,乡村为何成为师范教育本土化的逻辑起点?对此,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师范下乡是乡村义务教育普及所驱动的结果;另一种观点认为乡村师范运动是国共两党权力争斗的结果。以上观点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均为单一起源论,实际上,乡村师范的诞生是事件社会学考量的结构、局势和行动者等三要素综合作用所致,即:（1）清末以来“模袭外邦”的城市导向的师范教育制度,（2）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教情势,（3）知识分子、国民政府及共产党等不同社会力量的道路选择与行动。不同的社会力量对师范与乡村关系有不同的考量,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乡村师范教育,即由于知识分子、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等三种主要社会力量主导的乡村师范教育的探索与实践,论文将其概括为乡村师范教育的三种发生模式:专业—社会模式、民族—国家模式和公平—革命模式。专业—社会模式。随着城市经济及新式教育体系的发展,乡村士绅的离乡使乡村社会出现了权力真空,外国商品的倾销加速了乡村社会的衰败。以陶行知和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创建为乡村培养师资的乡村师范学校进行乡村社会改造,设计了社会本位的乡村师范教育体系和实践,意在将乡村师范生培养成为改造乡村社会的领袖。此称之为“专业—社会模式”的乡村师范教育。民族—国家模式。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确立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施政目标,师范教育成为国家统一的工具,乡村教师也由村落的“社会人”剥离出来变成“国家人”,国家把乡村师范教育制度化,意图把乡师生培养成为民族国家的建设者,我们将其称为“民族—国家模式”。公平—革命模式。共产党人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平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成为受封建阶级和官僚主义双重压迫的底层民众的代言人,共产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创办了“红色乡村师范”,注重招收乡村贫苦儿童成为师范生,意图把乡师生培养成共产主义革命的宣传者。文中将其称之为“公平—革命模式”。论文分析了三种乡村师范教育模式与乡村社会互动的历史图景,试图还原乡村师范教育兴起的复杂而多变的历史动因与实践逻辑,以对“师范为何下乡”这一历史问题作出解释,即通过乡村师范挽救乡村社会危机,同时,民国时期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的经验可以为解决当下乡村教师问题和乡村振兴计划提供重要历史镜鉴。
徐娜[8]（2018）在《转型期基层治理秩序及其型研究 ——基于湘西W镇的实证调查》文中提出本研究的主题是在“国家与社会”这个核心关系轴下探讨基层治理秩序的型塑机理。相较之下,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微观而系统的基础性治理工程,乡镇政权组织是国家权力扎根基层社会的有力抓手和重要载体,乡镇基层政权的实际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国家政权建设及其合法性基础。因此,有关基层治理的观察和研究对于整体性行政改革而言,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阶段,国家权威在逐步下沉的过程中破坏了传统意义上以乡村精英为核心的基层社会整合秩序;与此同时,国家层面意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权建设,重新组织化基层社会秩序,这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当前的基层治理研究主流观点认为:乡镇基层政权并非是一个典型的科层组织,它同时又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自利性价值取向,基层行政过程中往往会在正式权力资源之外,调动和融合进更多非正式的本土性社会资源。上述观点厘清了施力于基层治理实践的两种核心要素:源自国家的外源性制度逻辑和源自社会的生成性制度逻辑,从而很好地回应了“基层治理实践为何不是按照制度设计的那样”的问题。由此,本研究关注的问题是:国家通过政权建设是否如愿地在基层社会建构起理性化、现代化的治理秩序?基层治理实践的“实然”状态是怎样的,以及基层社会为何会呈现出这样的治理形态?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然”秩序与行政体制设计的“应然”秩序有着怎样的差异?基层治理秩序与科层体制和基层社会又有着怎样的关联?本研究以新制度主义、场域、惯习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建构“组织场域—制度逻辑—内生性秩序”分析框架,用以分析基层社会治理场域、治理逻辑以及治理秩序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分析框架之中,“组织场域”是指由聚合在一起的组织所构成的一个被认可的制度生活领域,它是“制度逻辑”的实践空间,具有客观性、独立性以及社会历史性等核心特征,基层治理场域主要是乡镇的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公共治理领域;“制度逻辑”是社会行动者在“组织场域”中遵循的各种形式的标准和原则的集合,它为治理实践提供各种依据和合法性基础;“内生性秩序”是社会行动者在“实践”中创造的产物。社会治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秩序建构的过程,治理秩序具有自生自发性、局部性以及权变性等特征。借助上述理论框架,本研究选取湖南省湘西州S县W镇政府作为实地田野调查点,通过对诸多治理实践的描述和分析,阐释转型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秩序的影响要素及其型塑机理。乡镇政府作为我国行政序列的最基础部分,其职能设置、资源结构以及运行机制等结构性特征必然受到国家宏观政治制度和科层管理体制的影响和规约。国家及上级政府确立的组织结构和规则体系不仅从根本上赋予了基层政权以政治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基础,同时为其治理实践提供了各种依据和资源。具体来看,乡镇政府在国家行政体系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决定了其“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的角色定位和行政职能;国家分税制改革以及财政运作模式决定了乡镇政府的资源禀赋是相对微弱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治理权威和行动能力;压力型体制中国家层面采用“高指标”与“乌纱帽”相结合的激励机制,督促乡镇政府全力投入基层行政过程之中,以期达到科学、高效治理的目的。由此可见,国家层面旨在通过科层体制内的诸种制度性安排来规约基层行政过程,进而保障治理实践的高效性和稳定性。同时,乡镇政府是一个深入基层社会的行政组织,那些精当地结合了当地社会既往经验、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治理惯习对基层治理实践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惯习是预估行为收益和选取行为策略的重要依据,治理惯习帮助基层行政者更好地把握并自动匹配相应的治理情境,进而生成相对稳妥的治理策略。同时,治理惯习使基层行政避免了由于过于强硬和不近人情而遭到来自于基层社会和民众的反抗和责难,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基层行政过程的社会合法性基础。从基层治理实践来看,基层治理场域是一个充斥着多种要素的角力场,其中既有来自于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和制度规章等外源性要素,也有来自于基层社会的乡规民约和公序良俗等生成性要素,这些要素之间彼此相互竞争、冲突、叠加,并且共同作用于基层治理实践过程,并由此催生了诸多基层治理领域“名实分离”现象,这构成了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情境的常态。由此可见,基层的治理实践呈现出一种权变性的特征,这种权变性赋予基层行政以相当的弹性和空间,基层治理过程中可以整合多重组织目标、诉诸多套规则体系、运用多种治理策略,以缓解和平衡国家行政体系与基层社会之间巨大的张力。在此基础上,在基层治理场域之内生成并塑造了 一种既不同于国家设计规划下的整体性治理秩序,也不同于传统乡土社会秩序的基层治理秩序。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旨在强调:第一,通过对乡镇政权权力运作的诸种影响要素及行动逻辑的考察可知,国家力图建立的现代化公共治理秩序尚未在基层社会得以确立,基层治理场域有其独特的治理逻辑和治理秩序。第二,基层治理秩序的提出,并非是基于国家中心论或是社会中心论的流行假设,而是基于一种内源性的解释路径对于局部治理秩序的考察。基层治理秩序不可能完全被国家意图建构的现代公共行政秩序所同化,更不可能从整体性的科层体制中推断出来,它始终是整体性国家治理秩序的部分的、区域性的和权变性的产物。第三,基层治理秩序的型塑过程中充斥着大量“国家”及“社会”的成分,但它却既不是“国家”更不是“社会”的,国家和社会在基层治理场域中卷入了一种渐进性的互为型塑的关系之中。基层社会治理秩序的塑造和重构,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第四,对于多重制度逻辑下内生性秩序的关注,实际上是从制度变迁角度进行的考察,而变迁的方向及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类制度逻辑之间相互竞争、相互作用的结果。
刘小峰[9]（2017）在《“差序格局”的变与不变 ——乌庄的历史表达（1949-2016）》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核心问题是村庄社会的历史演变（1949-2016）,经典理论“差序格局”的变与不变是贯彻始终的对话焦点。为此,本文尝试进行如下努力:首先,旨在对“差序格局”相关的理论与现实研究进行反思性的理论解构和重新建构,提出本研究的逻辑起点以及实证研究的基本进路。其次,通过民族志方法书写了一个村庄社会尊卑、长幼、亲疏以及男女世纪演化的表象与机制,以期为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提供一个微观的分析案例。“尊卑、长幼、亲疏、男女”,不仅是观察村庄生活格局和社会样态的基础性视角,它还是经典概念“差序格局”的最紧要实质内容,以此我们可以管窥“差序格局”的古今之变。儒家尊卑、长幼、亲疏伦常以及男女有别是费孝通所谓“差序格局”的本义,它的精神底色是“伦理本位”,来自于生活世界的归纳逻辑;自然物理现象“水波纹”、“蜘蛛网”以及“北极星星图”形象是经典概念的修辞技艺,遵循的是“格物致知”的演绎逻辑。本文核心论点是:“差序格局”的历史演变——伦理性差序格局、政治性差序格局转向市场性差序格局,既可以视为是对本文乌庄村庄民族志的经验概括,亦可以作为中国农村研究的一个中层理论的分析工具。村庄民族志试图表明,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政权下乡以及系列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运动率先吹响了村庄社会变革的号角,改革开放后市场打工生计以及城镇化进程却为村庄社会变革起到了真正伤筋动骨的作用。这一前后相继的历史进程伴随着传统伦理性差序格局的现代变迁:由伦理性转向政治性最后日益面向市场性,虽与村庄传统“藕断”却同时又“丝连”,传承中更重要的是重构。一言以蔽之,根基于农民理性基础上向外发力的人生实践促使乡村社会秩序差序格局发生了历史实质性变革。革命中的“差序格局”与市场中的“差序格局”相比较:外来的革命风暴落地下村是在运用“有形的手”——政治运动对村庄社会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改造,虽然动作剧烈,却经常呈现的是来去匆匆以及周期式的摇摆变动样貌。而社会主义市场以“无形的手”——利益调整的方式“细无声”地侵蚀着传统伦常比如血缘关系、三纲五常以及祖荫崇拜观念等,力度虽小,对传统伦理性的“差序格局”的冲击却是实质性的。也就是说,对于村庄社会同样是由外向里的发力,市场化对乡村社会的世纪变革虽“蚀物无声”却伤筋动骨,是不可逆转的永久性变动,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差序格局”的历史演变——伦理性差序格局（1949年之前）、政治性差序格局（1949-1977）转向市场性差序格局（1978至今）,作为中国农村研究的一个中层理论构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一是理论层面。它首先明晰阐述了自己对费氏“差序格局”概念与修辞的区分;其次,严明了自己的研究逻辑起点是以儒家伦常为费氏“差序格局”的本义,也即“伦理性差序格局”;最后,将其简化为尊与卑、长与幼、亲与疏、男与女四个经验观察维度。它不仅充分考虑了社会关系的横向方面（更多表现在亲疏男女维度）,也努力尝试勾连社会结构的纵向维度（更多表现在尊卑长幼维度）。二是经验取向。它有一个历史变迁的动态分析过程,即传统与现代的历史比较分析,它包含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949-1977）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78-2016）。与此同时,“差序格局”的变与不变在这两种历史进程是前后相贯的统一延续谱。其中,变是主线,是发展趋向所在,同时变中有不变。案例村庄的研究结论或不具有代表性,但是却有类型化面向上的广泛意义,以此可以管窥中国乡村社会世纪转型的“缩影”。
卜新章[10]（2017）在《《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民画报》创刊于1950年7月,是新中国第一本用图片来报道新闻的刊物,创刊以来发行面广量大,至今从未间断。本文以《人民画报》创刊以来的涉农报道为研究对象,以画报中的农民幸福为主题,对画报中不同历史时期的涉农报道进行分类统计,并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文本分析和媒介话语分析,分析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叙事与表意,以及画报对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探究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话语内容、话语立场、话语倾向,从而发现画报在涉农报道叙事表意中承担的角色,发现农民幸福的话语建构中潜藏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逻辑。过渡时期（1949-1956）,《人民画报》的涉农报道对农民的幸福进行了肯定,并对农民的幸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渲染,丰收景象、农民生活条件天翻地覆的变化让农民沉浸在幸福之中。同时对农民幸福的内容和归因进行了积极的引导,强调农民幸福的获得是共产党的领导,强调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战胜生产建设中的困难,才能获得丰收、获得幸福,从而引导农民对共产党、组织集体、互助合作的认同,并推演出互助合作的集体归宿就是农民的幸福。探索时期（1957-1976）,农民的幸福尽管在内容上延续了前一时期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满足,然而在集体归宿方面的幸福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并越来越趋向于对物质幸福内容的替代,幸福的内容还越来越超越物质生活的基本满足,成为战天斗地、建设贡献的精神超越,成为超越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好愿望,成为社会主义集体归宿的自豪,成为文化革命斗争中的狂热激情,从而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的附庸,以致农民幸福的内容被异化,幸福的概念被偷换。改革开放时期（1977-1999）,画报的涉农报道见证了共产党工作中心和经济体制的转变,见证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见证了中国农民的主体性在生产生活中的逐步发挥,基本还原了农民幸福生活的真实面貌,从而建构了这一时期农民幸福的主要内容和核心价值。报道中体现出农民幸福的个人立场、媒介立场、官方立场,宣传农民富裕幸福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富裕幸福的方法途径,对农民追求物质富裕幸福进行了肯定和鼓动。新世纪以来（2000-2016）,画报的涉农报道对农业的发展没有进行过多的炫耀,也没有太多的农民富裕幸福的叙事,而对“三农”发展过程的很多问题进行了呈现。同时,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增收和现代农业建设的话语较为集中,城乡关系、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市化发展成为新世纪画报涉农报道的主旋律。在这些涉农报道中,展开了城乡发展和农民幸福的追问,交织着农民增收的方法、途径和追求,进行着农民幸福与不幸的综合叙事,演绎了农民幸福的丰富内涵,表达了广大农民对幸福的进一步追求,并通过共产党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措施,阐释了国家存在和领导的意义。将《人民画报》60多年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纳入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发展轨迹中,从话语转变的角度对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观照时发现,不同历史时期农民幸福的叙事具有明显的特点和转向,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对话语建构起决定作用。过渡时期和探索时期,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话语铺天盖地,农民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幸福、个人和集体方面的幸福得到了全面铺陈,同时更倾向于精神的和集体的幸福,并呈现为一边倒的农民非常幸福的倾向,没有任何农民不幸或问题的负面报道。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幸福的话语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在画报建构的物质幸福、精神幸福和农民主体性地位之间的关系和重点呈现出独具时代的特征,在幸福话语建构的媒介立场上出现了迥然不同。新世纪以来,尽管报道话语与改革开放以来的话语一脉相承,但在进行农民幸福的话语呈现时,出现了很多农民不幸的批评话语,呈现出农民幸福与不幸均衡报道的话语转向。在这些转向的背后,体现出党报媒介话语的霸权和意志,以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控制和转变,呈现出《人民画报》作为媒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操控逻辑。也能发现,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民画报》已然成为共产党的宣传手段,在需要解决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方面具有良好的社会控制效果。
二、从乡村故事到真实的会计信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乡村故事到真实的会计信息（论文提纲范文）
（2）“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一、周立:以多视角在乡村发现中国 |
| 二、张艺英:从书斋到田野 |
| 三、张慧瑜:劳模创造历史 |
| 四、狄金华:大历史的书写与小人物的命运 |
| 五、张谦:人定则胜天,人不定呢? |
| 六、常镪:乡土民居的衰败与发展思考 |
| (一)社会观念。认为窑洞、土房等传统民居是落后的标签,是被乡村发展革命的对象 |
| (二)村庄生活。村庄空心化、功能退化,人情互助逐渐淡化,未来发展不可预期把握 |
| (三)技术的传承与发展。民居建造是本地化的、复杂系统工程,本来是依靠逐步迭代、自我更新、逐步完善的 |
| 四、成本优先。不论从主观还是客观因素上,低价低质的材料与人工,成为普遍的选择 |
| (五)管理模式。按照商业逻辑很难保证农房施工质量与使用维护,产权问题也影响深刻 |
| 七、杜洁:化“留守问题”为“建设动力”:重识黄土地 |
| (一)“愚公”开山十五年,挂壁公路成本有多高? |
| (二) 留守的乡村真的“空心”吗? |
| (三)富饶的黄土地 |
| 八、何慧丽:穿越与跨界:灵宝来了一群学者 |
| (一)一行人来到了函谷关,与2500年前以来的经史打了个照面 |
| (二)一行人来到了小秦岭山脚下的村庄,与5500年前的黄帝文明甚至更远的原初社会打了个照面 |
| (三)在灵宝,与当代的乡村建设有一个跨界的约会 |
| 九、林海英:温柔的力量 |
| 十、李彦岩:生猛美味的袁家村 |
| 十一、潘家恩:延安与乡建 |
| 一 |
| 二 |
| 三 |
（3）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的户外音乐节研究 ——以迷笛音乐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方法 |
| 2 户外音乐节的发展历史 |
| 2.1 从“伍德斯托克”到中国户外音乐节 |
| 2.2 一个典型案例:迷笛音乐节 |
| 3 情境:户外音乐节互动仪式的起始条件 |
| 3.1 周期性聚集:身体的亲身在场 |
| 3.2 超常态体验:对局外人设限制 |
| 3.3 程式化规则:共同焦点与行动 |
| 3.4 平等式氛围:共享情感和信仰 |
| 4 互动:户外音乐节互动仪式的运行过程 |
| 4.1 从陌生到熟悉:网络空间中的自组织 |
| 4.2 从想象到真实:音乐现场的符号共享 |
| 4.3 从松散到紧密:隐喻权力规则的显现 |
| 5 情感:户外音乐节互动仪式的产出结果 |
| 5.1 个体情感能量的产生 |
| 5.2 群体情感认同的形成 |
| 5.3 群体情感符号的生产 |
| 5.4 强烈的群体道德荣誉 |
| 6 价值:户外音乐节互动仪式链的再审视 |
| 6.1 从个体到群体:户外音乐节互动仪式链的形成 |
| 6.2 从群体到文化:户外音乐节文化价值展望 |
| 7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访谈提纲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清单 |
| 致谢 |
（4）基层干部人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探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
| 二、国外相关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论文框架、研究方法和问题与不足 |
| 一、论文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所遇问题 |
| 四、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和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干部 |
| 二、基层干部 |
| 三、干部人事制度 |
| 第二节 理论依据及主体框架 |
| 一、宏观层面:马克思主义干部学说 |
| 二、微观和中观层面:制度变迁理论 |
| 三、搭建理论依据与主体架构的桥梁 |
| 第二章 政治现代化、基层治理与干部行为模式 |
| 第一节 现代化进程下的基层治理结构 |
| 一、基层权威结构的历时嬗变 |
| 二、基层社会规则及其运行逻辑 |
| 三、基层政权结构与治理形态 |
| 第二节 基层干部的行为动机及其模式 |
| 一、关于人性的三种理论假设 |
| 二、“情境理性”:基层干部的人性假设 |
| 第三节 压力型体制与干部行为逻辑 |
| 一、数量化的任务分解机制 |
| 二、指标化的责任考评体制 |
| 第三章 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传统吏治思想及其扬弃 |
| 一、尊重人才,选贤任能 |
| 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
| 三、注重基层,历练培养 |
| 四、加强考核,严格监管 |
| 五、廉洁奉公,节操自爱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的探索历程 |
| 一、初创阶段:解放思想,破旧立新 |
| 二、探索阶段:打牢基础,破冰前行 |
| 三、改革阶段:积极探索,深化前行 |
| 四、“新时代”:建章立制,全面发展 |
| 第三节 基本经验及其启示 |
| 一、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
| 二、秉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
| 三、强化理论武装和基层历练 |
| 四、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吏 |
| 第四章 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正式制度下政策体系供给不足 |
| 一、制度缺位有待完善 |
| 二、制度衔接有待加强 |
| 三、制度理念有待提升 |
| 第二节 社会“情境”下非正式制度约束失衡 |
| 一、传统文化下的“官本位”倾向 |
| 二、“熟人社会”下的说情打招呼 |
| 三、思想观念局限下的“为官不为” |
| 四、政绩观错位下的形式主义作祟 |
| 第三节 制度执行不力与实施机制不畅 |
| 一、选拔任用精准度不高 |
| 二、教育培养针对性不足 |
| 三、管理监督系统性不够 |
| 四、激励约束实效性不强 |
| 第四节 制度改革存在路径依赖 |
| 一、观念障碍:非制度化因素的消极影响 |
| 二、体制障碍:传统体制惯性导致改革“迟滞” |
| 三、组织行为障碍:党委及组织部门错位缺位 |
| 四、机制障碍:缺乏吐故纳新的保障机制 |
| 第五章 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路径探索 |
| 第一节 总体设想:“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效管用” |
| 一、涵盖选育管用四个方面 |
| 二、“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效管用”是关键 |
| 三、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是目标任务 |
| 第二节 选拔任用:提高精准度 |
| 一、考实政治素质,注重群众公论 |
| 二、完善考核评价,加强实绩考量 |
| 三、开展谈心谈话,强化分析研判 |
| 四、细化完善机制,健全过程保障 |
| 第三节 教育培养:提升能力素质 |
| 一、分层分类分级推进培训 |
| 二、完善学习培养系统方案 |
| 三、强化基层一线实践历练 |
| 第四节 管理监督:严格执纪监督 |
| 一、严格遵守监管原则 |
| 二、细化层级管理规定 |
| 三、实施立体监管制度 |
| 四、完善宽严相济体系 |
| 五、正确处理各项关系 |
| 第五节 激励约束:促进担当作为 |
| 一、健全考核激励制度 |
| 二、推进职务职级并行 |
| 三、完善身心关爱机制 |
| 结语:通往现代干部人事管理之路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5）“我”的职业获得感怎么了 ——幼儿园教师职业获得感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价值 |
| 三、文献综述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五、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六、研究对象的选取与研究伦理 |
| 第一章 幼儿园教师职业获得感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社会比较理论 |
| (一)社会比较的基本观点 |
| (二)社会比较模式 |
| (三)社会比较与职业获得感的关系梳证 |
| 二、感受性与感觉阈限理论 |
| (一)感受性与感觉阈限的内涵解读 |
| (二)感受性与感觉阈限的关系梳证 |
| (三)感受性、感觉阈限与职业获得感的关系梳证 |
| 第二章 “我”的职业获得感如何——基于S、L两位幼儿园老师的故事 |
| 一、走近S、L老师 |
| (一)S老师的生活场域及工作经历素描 |
| (二)L老师的生活场域及工作经历素描 |
| 二、“职业获得”之我感——S、L老师的真实体验 |
| (一)物质需求满足感式微 |
| (二)岗位成就感偏低 |
| (三)社会尊重感钝化 |
| 第三章 “我”的职业获得感为何如此 |
| 一、外源性因素 |
| (一)既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草 |
| (二)满腔工作热血却难以挥洒 |
| (三)奈何职业身份遭轻视 |
| 二、内在性因素 |
| (一)同“获”而不同“感” |
| (二)异“获”仍不同“感” |
| 第四章 “我”的职业获得感如何才能提升 |
| 一、增强“外界刺激”:大力改善幼儿园教师的物质待遇和精神关怀 |
| (一)增加幼儿园教师的物质收益,提升其物质需求满足感 |
| (二)给予幼儿园教师工作上更多的认可,激发其岗位成就感 |
| (三)提升幼儿园教师职业身份的社会地位,孕育其社会尊重感 |
| 二、提升“内在感受性”:积极引导幼儿园教师自悟自省 |
| (一)主动关注自我的实际需求 |
| (二)主动反省自身的工作状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6）纪录片《门槛上的晚年》创作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一) 从乡村主体出发 |
| (二) 从身份建构出发 |
| (三) 从农村发展出发 |
| (四) 从社会意义出发 |
| (五) 从影像传播出发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行业应用情况 |
| 三、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可行性分析、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手段 |
| (三) 可行性分析 |
| (四)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门槛上的晚年》创作缘起 |
| 第一节 选题来源 |
| 第二节 创作主体的选择 |
| 一、低保补助的“幸福” |
| 二、精准脱贫的“向往” |
| 三、农村养老的“困境” |
| 第三节 创作表达的探寻 |
| 一、纪录片类型的选择 |
| 二、直接电影与真理电影的模式融合 |
| 三、纪录伦理的思考 |
| 第二章 《门槛上的晚年》创作过程 |
| 第一节 主题概述 |
| 第二节 创作视点的切入 |
| 一、底层叙事的形象建构 |
| 二、地域隔离的心理建构 |
| 三、个体意识的性格建构 |
| 第三节 纪录片作品情感表达的创作方法 |
| 一、自下而上的“回溯”访谈 |
| 二、人与环境的“重叠”交错 |
| 三、多种意境的“隐喻”映射 |
| 第三章 《门槛上的晚年》叙事策略 |
| 第一节 叙事线索发现生活,客观的内容呈现 |
| 一、影片叙事明线——生存之艰辛，生活之无奈；回忆之挣扎，我心仍可期 |
| 二、影片叙事隐线——水向东流、人向外走；少为父愁、母为子悠 |
| 第二节 叙事语言描述生活,纪实性的视听语言 |
| 一、长镜头刻画真实感 |
| 二、纵深镜头营造交错感 |
| 三、跟拍镜突出现场感 |
| 第三节 叙事视觉发现生活,选择性的客观角度 |
| 一、主观阵痛的内视角 |
| 二、客观超然的外视角 |
| 三、内外结合视角 |
| 第四章 结语 |
| 一、理论建树不足 |
| 二、采访沟通不足 |
| 三、专业能力不足 |
| 后记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师范为何下乡：民国时期乡村师范教育的兴起（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一)教育史研究的底层视角 |
| (二)乡村师范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 |
| (三)多学科思想方法的关照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现代化与传统(乡土)化理论研究 |
| (二)乡村师范教育与现代化的关系研究 |
| (三)乡村师范教育的研究范式 |
| 三、研究意义、目标与内容框架 |
| (一)研究意义阐释 |
| (二)研究目标 |
| (三)研究内容框架 |
| 四、研究技术路线图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技术路线图 |
| (二)研究方法 |
| 五、概念界定 |
| (一)乡村与乡村教育 |
| (二)乡村师范教育与兴起 |
| 六、史料来源 |
| (一)民国时期乡村师范教育学术专着 |
| (二)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及期刊报纸史料 |
| (三)地方志、日记与回忆录等文史资料 |
| 第一章 乡村师范教育兴起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乡村生活与乡村重建 |
| 第二节 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距离 |
| 一、乡村教育理论流派与乡村师范教育的思想渊源 |
| 二、学校本位的新教育与乡村普及教育的背离 |
| 三、私塾教育在乡村普及教育中现代价值的再认识 |
| 四、新教育的“乡村化”改造 |
| 第三节 师范教育与乡村教育的疏离 |
| 一、乡村教育的师资危机 |
| 二、师范教育的城市化及离农批评 |
| 小结 |
| 第二章 乡村师范教育的萌芽 |
| 第一节 发轫于地方师范：以山西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
| 第二节 山西国民师范学校的建立 |
| 小结 |
| 第三章 师范教育本土化：知识分子与乡村师范教育试验 |
| 第一节 师范教育本土化思想的孕育 |
| 一、知识界对师范教育的批评 |
| 二、知识分子对乡村师范的初步设想 |
| 三、乡村师范观念的确立：师范学校乡村分校 |
| 第二节 中国师范教育的乡村转向：晓庄师范 |
| 一、陶行知本土乡村师范教育思想来源考察 |
| 二、晓庄师范：从乡村师范到乡村改造 |
| 三、晓庄师范模式的传播 |
| 第三节 从乡村建设到乡村师范：邹平乡村师范教育的考察 |
| 一、梁漱溟与乡村师范教育 |
| 二、张宗麟与邹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族国家建设：国民政府与乡村师范教育 |
| 第一节 乡村师范教育政策及学制 |
| 一、乡村师范学校的独立及学制建立 |
| 二、关于乡师入学程度及修业年限的讨论 |
| 三、乡师生之待遇政策 |
| 四、乡村师范学校的培养目标及组织结构 |
| 第二节 乡村师范教师队伍的形成 |
| 一、乡村师范教员教育背景考察 |
| 二、教员检定制度与乡师教员资格的检定 |
| 第三节 乡村师范学校的课程改革 |
| 一、乡村师范课程的设置 |
| 二、乡村师范课程的改进 |
| 三、课程学习与推广事业的论争 |
| 第四节 乡村师范学校的师范生 |
| 一、乡师生的入学背景 |
| 二、乡师生的来源考察 |
| 三、乡师生的教育生活 |
| 小结 |
| 第五章 共产主义革命：共产党与乡村师范教育 |
| 第一节 到农村去：知识阶层与农民阶层的思想关联 |
| 第二节 共产党的战略转移与乡村师范战略 |
| 第三节 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师范教育实践 |
| 一、列宁师范学校 |
| 二、鲁迅师范学校 |
| 三、“北大荒的晓庄”：萌芽乡村师范学校 |
| 小结 |
| 结语 |
| 一、三种乡村师范教育模式的比较分析 |
| 二、民国时期乡村师范教育的历史经验与当代观照 |
| 三、民国乡村师范教育的批判性分析 |
| 四、研究创新、存在的局限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乡村师范教育大事记 |
| 附录二 民国时期乡村师范学校统计 |
| 附录三 乡村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举要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8）转型期基层治理秩序及其型研究 ——基于湘西W镇的实证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主题与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梳理与述评 |
| 一、治理研究层次不断下沉、研究单位不断缩小 |
| 二、现代科层体制下的基层政权角色及行政特征 |
| 三、社会治理领域之中的基层权力运作模式 |
| 四、已有基层治理研究不足 |
| 第四节 主要概念 |
| 一、基本概念 |
| 二、核心概念 |
| 第五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单位的确定与研究方法的选取 |
| 二、案例描述 |
| 三、表述框架及行文思路 |
| 第二章 基层治理秩序: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基层治理秩序的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中的国家”:国家权力及其限度的考察 |
| 二、乡域政治:局部治理秩序的生成与建构 |
| 第二节 “组织场域—制度逻辑—内生性秩序”分析框架的构建 |
| 一、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组织运行的“名实分离”现象 |
| 二、组织场域的去制度化过程与行动者惯习系统 |
| 三、“组织场域—制度逻辑—内生性秩序”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行政规章:基层治理场域的外源性制度逻辑 |
| 第一节 位置锁定:科层体制下的客观关系结构 |
| 一、多级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乡镇基层政权 |
| 二、行政包干模式下乡镇行政职能划分 |
| 第二节 资源结构:乡镇治理主体的资源禀赋 |
| 一、税费改革后日益困窘的基层财政 |
| 二、乡镇“空巢化”与悬浮型治理 |
| 第三节 制度规章:整体性压力型行政体制模式 |
| 一、行政考核激励机制下日益艰难的基层行政 |
| 二、精准扶贫中精细且严苛的考核体系 |
| 第四章 治理惯习:基层治理场域的生成性制度逻辑 |
| 第一节 既往经验:治理主体的历时性实践产物 |
| 一、实质性传统的现实性价值与意义 |
| 二、“老赖式”上访及其应对之道 |
| 三、“花钱买平安”的现实与无奈 |
| 四、特殊主义的基层行政模式 |
| 第二节 价值偏好:治理主体的评估标准 |
| 一、局部负责制与“不出事”逻辑 |
| 二、基层行政中的认知与价值偏差 |
| 第三节 乡规民约:治理主体的地方性知识 |
| 一、传统“荣辱观”与“熟人逻辑”的互动效用 |
| 二、传统风俗在基层行政中的现实权威性 |
| 第五章 基层治理场域内多重制度逻辑间的张力与抵牾 |
| 第一节 基层治理惯习对行政规章的补充 |
| 一、“集体非理性”与民主评议的失效 |
| 二、治理惯习指导下对评议结果的“微调” |
| 第二节 基层治理惯习对行政规章的挤压 |
| 一、明令禁止下的“选择性公开” |
| 二、政策脱节下的基层行政实践 |
| 第三节 基层治理惯习对行政规章的替代 |
| 一、基层政府:意外事故的“自愿”买单者 |
| 二、“名实分离”的基层治理过程 |
| 第六章 基层治理场域内权变性的制度实践模式 |
| 第一节 基层治理目标的碰撞与整合 |
| 一、文山会海中基层治理的中心工作 |
| 二、治理目标自下而上的反控制逻辑 |
| 第二节 基层治理规则的筛选与杂糅 |
| 一、基层行政中治理规则的“再决策”过程 |
| 二、复合规则体系支撑下的基层治理过程 |
| 第三节 基层治理策略的衍生与固化 |
| 一、策略主义的基层治理实践 |
| 二、基层治理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基层治理场域、制度逻辑与治理秩序 |
| 第一节 基层治理秩序的型塑及其现代化转型 |
| 一、治理秩序基层化:内生性治理秩序的构建逻辑 |
| 二、治理的基层化与治理现代化转型路径 |
| 第二节 多重制度逻辑、制度变迁与内生性秩序 |
| 一、组织场域的多重制度逻辑与去制度化过程 |
| 二、权变性制度实践与内生性秩序的衍生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9）“差序格局”的变与不变 ——乌庄的历史表达（1949-20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导论:研究问题、理论准备与田野工作 |
| (一) 问题缘起:一个经典概念“差序格局”的演绎故事 |
| (二) 研究起点:“差序格局”的概念与修辞 |
| (三) 研究进路:“差序格局”的变与不变 |
| (四) 田野选择与研究方法 |
| (五) 写作文本结构 |
| 二、尊与卑: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及糅合 |
| (一) 村庄政治空间:“政治挂帅”转向“能人治村” |
| 1. “政治挂帅”:外来的革命落地下村 |
| 2. “心灵的集体化” |
| 3. “能人治村”:代理人与经纪人 |
| (二) 乡村教师与农人底色的变与不变 |
| 1. 人民教师的光荣与愁绪 |
| 2. 农民理性创造乡土奇迹 |
| 3. 个农业大户的生计文本 |
| (三) 乡村世纪沉浮:“你是谁”转向“我是谁” |
| 1. 翻天换地:乡村沉浮三个20年 |
| 2. “你是谁”,与“我是谁” |
| 三、长与幼:宗族文化的延续与断裂 |
| (一) “祖赋人权”:坟山、修谱与祖先祭拜 |
| 1. 叶落归根与“祖先祭拜” |
| 2. 革命的思维与伦理的行动 |
| 3. 延续祖荫与“祖赋人权” |
| (二) “孝心有价”:村庄建设中的祖荫理性 |
| 1. “孝心有价” |
| 2. “谁得了好,谁吃了黑” |
| 3. “众生喧嚣” |
| 4. “明白人,装糊涂” |
| 5. “爱心分殊” |
| (三) 称谓与面子:毫厘之差千里之谬 |
| 1. 称谓尴尬与“面子”维护 |
| 2. 字辈、年龄以及熟悉的陌生人 |
| 3. 称谓问题的普遍性 |
| 4. 称谓的表与里 |
| 5. 称谓的名与实,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
| 四、亲与疏:内外之别的沉淀与革新 |
| (一) 团年饭:岁末迎新见证“自家人” |
| 1. 团年饭的乐与愁 |
| 2. 团年饭的众生面向 |
| 3. 见证“自家人” |
| (二) “世家”案例:“门户私计”与抱团发展 |
| 1. 世家与“门户私计” |
| 2. ”家以类聚”的亲和性现象 |
| 3. “抱团发展”与向外发力的人生 |
| (三) 流变的礼单:圈内圈外的同与不同 |
| 1. “礼上来往” |
| 2. 一个案例文本 |
| 3. 圈内圈外的同与不同 |
| 五、男与女:生育、恋爱与两性世界的重构 |
| (一) 重男轻女:生育理性与计划生育运动 |
| 1. 利益驱动下的“计划生育” |
| 2. 重男轻女与农人的计生理性 |
| (二) 青年男女的恋爱革命与婚姻圈扩展 |
| 1. 打工潮与青年男女的恋爱革命 |
| 2. 通婚圈“由近及远”的扩展 |
| (三) 家处之道与两性世界的重构 |
| 1. 家处之道“主内修外” |
| 2. 中年农人“不安于室”的欲望 |
| 六、结论:乡村社会“差序格局”的历史演变(1949-2016) |
| (一) “差序格局”的政治化(1949-1977) |
| (二) 市场性“差序格局”凸显(1978-2016) |
| (三) “差序格局”的历史演化比较(1949-2016) |
| (四) 农民理性基础上向外发力的人生实践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附录2: 乌庄主要人物及关系表 |
| 附录3: 后记 |
（10）《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关键概念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画报摄影图像的意义与叙事 |
| 第一节 摄影图像的符号意义 |
| 第二节 《人民画报》涉农封面摄影图像解读 |
| 第三节 《人民画报》涉农报道的图像叙事 |
| 第三章 农民幸福“神话”的共识制造(1950-1956) |
| 第一节 农民日常生活的幸福“神话” |
| 第二节 集体幻想中农民幸福的“神话” |
| 第三节 身份认同中幸福的“农民阶级” |
| 第四节 参政地位中隐匿的农民幸福 |
| 第五节 制造共识——农民幸福“神话”的建构目的 |
| 第四章 农民幸福的内容扭曲与话语异化(1957-1976) |
| 第一节 生产跃进“神话”中农民幸福的浮夸 |
| 第二节 人民公社中农民幸福的意识形态绑架 |
| 第三节 文化革命“霸权”中农民幸福的政治异化 |
| 第四节 政治话语汇流中农民幸福的主体异化 |
| 第五章 农民幸福价值标准的本体归位(1977-1999) |
| 第一节 谨慎改革过程中迟到的农民幸福话语 |
| 第二节 农民利益诉求中经济建设话语的汇流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转变下幸福价值标准的回归 |
| 第四节 政治话语范式转换中农民主体的自由解放 |
| 第六章 农民幸福的本质追问与终极追求(2000-2016) |
| 第一节 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议程”与“框架” |
| 第二节 “问题”议程中农民幸福本质的话语追问 |
| 第三节 “增收”议程中农民幸福的经济本质 |
| 第四节 “新农村”议题中内涵扩张的幸福本质 |
| 第五节 “城市化”议题中农民幸福本质的终极追求 |
| 第七章 农民幸福话语的政治经济逻辑 |
| 第一节 农民幸福“神话”背后的政治合法性确认 |
| 第二节 农民幸福话语的意识形态操控 |
| 第三节 农民幸福价值观转变的经济发展逻辑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从乡村故事到真实的会计信息（论文参考文献）
- [1]纪录片《在乡者》创作阐述[D]. 王茹.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8）[J]. 周立,张艺英,张慧瑜,狄金华,张谦,常镪,杜洁,何慧丽,林海英,李彦岩,潘家恩.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4)
- [3]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的户外音乐节研究 ——以迷笛音乐节为例[D]. 陈蒙. 暨南大学, 2020(04)
- [4]基层干部人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探论[D]. 谢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5]“我”的职业获得感怎么了 ——幼儿园教师职业获得感叙事研究[D]. 刘辉. 贵州师范大学, 2019(03)
- [6]纪录片《门槛上的晚年》创作报告[D]. 谢家经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7]师范为何下乡：民国时期乡村师范教育的兴起[D]. 曹彦杰.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1)
- [8]转型期基层治理秩序及其型研究 ——基于湘西W镇的实证调查[D]. 徐娜.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5)
- [9]“差序格局”的变与不变 ——乌庄的历史表达（1949-2016）[D]. 刘小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10]《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D]. 卜新章.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