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日近代高等教育的比较——以戊戌变法、明治维新为中心（论文文献综述）
党明丽[1]（2020）在《心态史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以中国近代史前期（1840-1919）课程为例》文中认为历史教师历来重视史学研究成果在教学中的应用,但相较于其他史学研究成果,心态史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相对薄弱、处于尝试阶段。因此,以中国近代史前期（1840—1919）课程为中心,从可行性、课例设计及应用反思等方面对心态史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进行探析。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主要指出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并对心态史学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的研究现状做了学术梳理。第一章主要从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础两个方面阐述了心态史学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的可行性,进而论述了心态史学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的意义。史学理论和教育学理论为心态史学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学生认知的发展和高中阶段的学习特点为心态史学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心态史学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对落实课程标准理念、丰富历史教学内容、提升历史教师素质和强化学生综合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第二章在梳理中国近代史前期课程心态史教学材料的基础上,主要从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两个方面对心态史学在中国近代史前期课程中的具体应用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教学中涉及的人物心态,梳理相应的心态史教学材料,使二者有机结合,并精心设计课例,分别从课程导入、课程讲授和课程小结方面对心态史学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阐述。此外,还从讲座、探究性学习和情景扮演等方面,进一步探讨了心态史学在课外活动中的应用。通过心态史学在中国近代史前期课程中的应用研究发现心态史教学材料广泛地分布于各类历史材料中,历史人物的心态与社会环境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心态史学可以恰当地运用于高中历史的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中。第三章对心态史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深刻反思,进而指出心态史学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的基本原则与注意事项。高中历史教师在运用心态史学教学时要遵循客观性、针对性和教育性等原则,要坚定唯物史观,在夯实史学基础、强化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广泛查找、精确引用心态史史料,做到论证充分。结语对文章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回溯和展望。
屈冰琪[2]（2019）在《史学研究成果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以“甲午战争”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将史学研究成果与中学历史教学相结合受到一线教师的普遍重视。在2017版《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要求中学教师根据具体教学内容适当引入史学理论成果进行历史教学,以培养学生的史料分析与解读能力。同时高考命题越来越倾向于专业化、学术化,将史学研究成果整合处理作为命题材料成为高考命题的一大特色。为适应高考命题趋势,以及贯彻新版课标要求,教师应在弥补历史教科书滞后性的基础上,将史学研究成果与中学历史教学有机结合,从而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提升历史教学质量。笔者以“甲午战争”为例,重点论述史学研究成果与中学历史相结合的意义价值及具体途径。首先,在对比2003版与2017版《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基础上,对包括统编版在内的五大版本教科书中有关“甲午战争”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其次,根据五大版本中“甲午战争”相关内容,有针对性、选择性的对近年来史学界有关“甲午战争”史学理论进行汇总整理。再次,摘选典型教学案例探讨如何使中学历史教学与史学研究成果有机结合。最后,对史学研究成果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进行反思,分别从运用成果对教师的要求以及运用时要注意的问题进行探讨。
吕品晶[3]（2018）在《从“唐人屋敷”到“中华街”—十七到十九世纪在日中国人聚居区沿革》文中研究表明自日本江户时代以来,赴日中国人在日本经历了“散居市中——聚居’唐人屋敷’——集中’中华街’”的居住形态和区位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伴随着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从长崎到横滨等新开港市的时空变化,更暗含着中国人与以荷兰人为代表的西洋人在日本的贸易、文化地位的倒置以及中日之间关系与认知的变化。本文通过考察中国人在日聚居区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中国人在日境遇变化的问题,分析从“唐人屋敷”到“中华街”这种新文明样态在日本发生的因由以及西洋介入、文化模仿方向转移与之的关联,进而从侧面勾勒出江户时代以来中日互动的曲线。进入十七世纪,唐人逐渐构建起了亲缘、地缘、业缘的联系,初期“唐人社会”业已形成。然而随着日本对外政策的变化以及唐人与在地社会关系的变化,不仅是江户日本对唐人管理态度发生变化,唐人更是经历了从散居到聚居的处境变化。因此,十七世纪是研究在日中国人聚居区变化的重要时间切入点。“唐人屋敷”的建成是中国人在日居住形态变化的分水岭。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在日中国人居住形态发生了关键性转变,并随着中日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此消彼长而历经变迁。其存在于日本江户时代历时近180年,是中日经济、文化等多重关系的重要见证,并与出岛荷兰商馆共同成为江户时代对外关系的特殊产物,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伴随着唐船贸易的瓦解而走向终焉,商住一体的“中华街”取而代之成为华侨的新的汇集之所。在日中国人及其聚居区的变化,既是华侨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中日关系研究领域中不可忽视的视点。以往的华侨问题研究专注于华商的经济贡献或者文化影响,但对于其聚居区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背后隐藏的原因和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却鲜有关注。同时,从“唐人屋敷”到“中华街”这种变化的视角来探讨中日关系的研究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缺少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梳理,在华人华侨史、移民史的研究中虽涌现了大量成果,对研究有一定意义,补充了中国人聚居区研究资料的不足,但同时,在这种研究框架下,对从“唐人屋敷”到“中华街”的聚居区变迁的研究又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考量。本论从在日中国人构成、在日中国人活动、在日中国人聚居区、日本华侨社会以及依托赴日移民的文化关系等几个方面回顾了既有研究的情况。梳理了必要的中日文献以及代表性研究着作,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从江户初期唐人散居到十七世纪末期聚居“唐人屋敷”最终中国人流向转移进而形成“中华街”的论述过程。十七世纪初期唐人大量东渡的背景以及唐人在日本社会的境遇是“唐人屋敷”形成的必要前提。日本进入江户时代以来,大量唐人渡来,既有自中国秦汉以来历经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朝初期的双方往来作为历史基础,也有当时中日两国的各自情势提供助力。江户初期的“唐人社会”是以地缘为纽带依托唐寺组成“乡帮”进行自治,并由“住宅唐人”担任唐通事以及唐年行司对唐人进行管理的,当时唐人散居于市中,贸易活动相对自由。但十七世纪中日双方国家内部都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变革,日本对中国、日本人对中国人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交往态度方面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加之风纪、走私、天主教传播等问题的侵扰,在日唐人社会管理也由唐人自治发展为幕府统制。“唐人屋敷”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唐人屋敷”是唐人管理变化的重要转折,这种管理变化既是性质上的变化——从自治到统制,也是管理主体的变化——从唐人自治到由日本统制。“唐人屋敷”的建立既有政治目的,又有经济功效,同时“唐人屋敷’的出现及唐僧、文化唐人的到来,丰富了“唐人屋敷”内外的文化内涵,对在地空间造成了文化影响,而作为长崎中国文化受容的基盘的则是人的方面——唐人的到来和驻留以及设施方面——唐寺以及“唐人屋敷”的相继建立。在灾害和骚动下常年的建物残破与动荡不安,以及唐人贸易的日趋瓦解,都使得“唐人屋敷”存在的立场衰微,失去了其原本存续的价值,同时外人居留地的出现和新地恰到好处的“喧宾夺主”,成了压垮“唐人屋敷”的最后—棵稻草。经历了近180年的“唐人屋敷”迎向终焉,江户时代以来的唐船商人聚居区彻底消失在历史舞台,在日中国人出现了新的区位转移。研究“唐人屋敷”,不能忽视的是唐人在长崎境遇中参照物以及唐人贸易的经年劲敌——荷兰人及其所处的出岛荷兰商馆。在“唐人屋敷”与荷兰商馆博弈的过程中,日本文化模仿方向也在从唐风转向洋学,更令唐人在长崎的优位不在甚至处于劣势。江户以来一直到幕末,日本在对荷兰人和唐人的受容态度和管理上呈现出先窄后宽和先宽后窄两种截然不同的走向,这与日本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国家政策、与东西方国家的关系以及对东西方文明的态度等一系列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日本开港以后在日中国人呈现出两条流动轨迹,一是长崎内部的转移,即从过去的“唐人屋敷”转移出来流入新地、广马场以及大浦等外人居留地;二是在日本范围内从以长崎为中心,向其他新开港市转移,形成了横滨、神户、大阪、东京等新的中国人汇集地。明治以来的赴日中国人在新的地理区域内构建华侨社会的新的基盘。各地中国人汇集于一隅,延续江户时代的乡帮互助,共同开创事业,在各地形成“中华街”,如今长崎新地中华街、横滨中华街、神户南京町并居日本三大中华街,成为中华文化的海外表征地。由此,中国人在日本的聚居区从过去的“唐人屋敷”转身为今日的“中华街”。本论在以时间的进程和空间的转移为线索的同时,也关注到了从“唐人屋敷”到“中华街”的在日聚居区的发展过程也成为具有人员混血、经济互惠、文化融合、东西合一特征的新文明样态的产生过程。
李艳红[4]（2018）在《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文中认为左舜生是中国青年党的重要领导人,与曾琦、李璜被称为中国青年党“曾、左、李”三驾马车。他作为民国知名的政治活动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对民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受革命史研究范式影响,对左舜生研究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研究。本文以时间为轴,以政治和社会活动为纬,对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实践、政治活动及其思想主张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并将左舜生的学术活动穿插于本文的各章节之中,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左舜生,拓展与深化民国人物研究。出生于1893年的左舜生,成长在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早年所受的家庭教育、私塾教育、新式学校教育、教会学校教育,以及近代湖湘文化的熏陶,都影响到了他的治学风格和个性思想。他作为典型的湖湘人物,处在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时代,积极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选择了国家主义的政治信仰,终身追求民主自由,难脱书生议政的本色。左舜生以难得的历史机缘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社团活动及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的编辑工作,在少年中国学会中担任评议部主任,热心处理学会成员间的各种事务,充当学会的联络中枢。他发表对于“小组织”问题、家庭教育等热点问题的主张和见解,并参与学会的主义之争、会员能否参与政治活动等问题的论战,并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其组织能力、社会活动能力、书刊编辑与发行能力、学术研究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等都得到了提升,并积累了相当的社会资源,为后来的社会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左舜生在中华书局从事新书出版工作十余年,出版发行了“新文化丛书”、“教育丛书”、“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等系列丛书,为中华书局和他个人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为新文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以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为中心,出版了系列国家主义理论着作,为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理论传播提供便利,也为其个人的政治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受聘中华书局期间,他开始了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收集整理史料,出版史学着作。在中国青年党早期活动中,左舜生承担了青年党“舆论造党”、党义传播和干部培训等重任。左舜生长期担任青年党宣传部长,负责党务宣传、联络与组织工作,先后参与《中华教育界》《醒狮周报》《铲共半月刊》《民声周报》《申江日报》等报刊的创办或编辑工作,鼓吹反共抗俄,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创建知行学院以培养青年党党政干部,并在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在左舜生所创办的系列报刊中,《醒狮周报》是中国青年党的机关刊物,也是影响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份杂志。他在发表了系列论文,宣传反共反苏和鼓吹国家主义,也发文反对西方列强对华的军事、经济与文化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反对教会教育,主张收回教育权,主张平等外交等。他参与共青两党论战,发表系列时评,为国家主义张目,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主义。九一八事变后,左舜生全身心投入抗战救国活动,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北上游说张学良、吴佩孚出兵抗日未果;创办报刊（《国论月刊》《国论半月刊》《国光旬刊》）,宣传抗战救国。他整顿青年党党务,与黄郛交谊,居间引领中国青年党其他领导人上庐山与蒋介石会面,促成国青两党共同合作抗日。西安事变后,左舜生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做出了颇为准确的预测,凸显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左舜生担任国防参议员以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多次以在野党身份提出议案,主张抗战救国,鼓吹民主宪政。他参与皖南事变善后调处,参与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担任民盟秘书长,居间调和国共关系。在此期间,左舜生投身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和第二次宪政运动,竭力倡导抗战建国与民主宪政。抗战胜利后,左舜生关注战后局势,积极参与国共调停,力争和平建国,反对国共内战。在国共调停失败之际,他向“右”转,退出民盟,率领中国青年党参加制宪国大,参加政府改组,出任农林部长,实现了从在野到当政、从问政到从政的身份转换。但随着民国政局的剧变,左舜生的从政生涯昙花一现,实际上仅充当了国民党的“政治花瓶”,难以实现其书生“干政”的政治理想。纵观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考察其思想主张,他具有典型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特征,兼具报人、学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后来演变成政客）等多重身份,具有多面性,融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反蒋与拥蒋于一体,是一个复杂多变、多重矛盾的集合体。评价左舜生的社会实践与政治活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既不能因左舜生秉持反共抗俄的国家主义信条与社会实践而彻底否定他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功绩,也不能因左舜生在教育救国、学术救国以及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抗战建国、民主宪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忽略他一些反动错误的思想行径。面对左舜生的功与过、是与非、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倒退,我们必须予以客观公正地评价。
周逢年[5]（2017）在《朱舜水思想在日传播研究》文中提出朱舜水是明末清初逃亡到日本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学者。他的实理实学思想在日本备受推崇,被称为日本孔夫子。本文运用拉斯维尔的“5W”传播结构模式,围绕朱舜水核心思想,讨论其思想在日本传播及其影响力。朱舜水思想之所以在日本及中国民国时期有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朱舜水提出的实理实学思想适合于日本当时社会所需,励志民族革命的仁人志士;朱舜水高尚的德行和气节深受日本弟子及民众的崇敬;德川光国等高层精英对朱舜水言行的信任及对其思想的极力推崇。本文主要从朱舜水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的传播者、思想的建构、思想传播的媒介以及受众诸方面详细讨论朱舜水思想的影响力,以及影响力的原因和对当下如何发展中日关系的思考。并得出结论:“德”和“技”的结合能够提升跨文化传播的效果。
李晓光[6]（2017）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的中朝宗属关系衍变研究》文中提出19世纪60年代以降,民族主义在中国逐步生成。随着西方器物制度的传入,近代中国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也渐增强,民族国家构建亦渐次拉开序幕。而属国问题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时不可逾越的议程。近代中朝宗属关系的衍变正是在中国由“传统”多民族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进程中展开的。为适应这样的新形势,晚清政府开始寻求解决属国朝鲜问题之策略。本文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晚清政府属国政策之转变、晚清士大夫对属国朝鲜地位的构想及对策的考察,探索中朝宗属关系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至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这一期间内是如何衍变的。同时,为了更全面地观察上述衍变过程,本文对属国朝鲜如何应对清帝国的国家转型予以探讨,对欧美日列强如何看待中朝宗属关系,以及诸国基于各自的利益在朝鲜问题上的博弈也进行了探究。论文由6部分构成,即序章、正文4章和结章。序章主要对本论文的选题缘由、研究思路、先行研究成果进行了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内容予以交代。正文第一章主要论及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逐步生成后,清政府通过如设立近代式的外交机构、派遣驻外使节等具体的行动来实现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初步尝试。属国地位也因之被重新考量,属国政策亦随之发生变化;第二章主要阐释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背景下,晚清朝臣及士大夫对属国朝鲜地位是如何重新设想与变更,以及如何通过制定政策、签订条约等措施予以落实的问题;第三章主要论述朝鲜在面对晚清政府对属国的诸种政策时,所采取的应对之策;第四章主要是通过一些典型事例,阐述欧美日列强对近代中朝宗属关系的立场及演变问题。结章主要对近代中朝宗属关系的特质进行了探讨。
魏书玲[7]（2016）在《中国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与日本明治文化启蒙运动比较研究》文中提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和中国分别发生了文化启蒙运动,这成为两个东方民族走向国家近代化的重要一步。比较中日在传统文化更新过程中所出现的文化启蒙运动,有利于深化对两国何以走上不同近代化道路的认识。中日文化启蒙运动的时代条件有着显着的异同点。两国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都受到“西学东渐”浪潮的冲击,都建立了近代政权,因而不得不思考国家发展存在的问题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从思想文化层面寻找国家危机背后的根源。但同时,由于两国所面临危机严重程度的不同以及国内政治状况的不同,从而使得两国文化启蒙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考察中日文化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在两国否定封建传统思想文化的同时,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都予以积极肯定和倡导。但是,因其最终目标和具体操作有区别,导致其内容侧重点存在很大差异。中国的启蒙是由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目的是反对袁世凯称帝,侧重于对封建帝制背后的封建思想的批判和抨击,最终目的是启发民智,救亡图存。而日本的启蒙是在政府的支持下由具有政府官僚身份的思想家发动的,目的是配合政府的明治维新改革进行欧化走上近代化道路以达独立富强之目的,因而其侧重于对西方的学习。在中日文化启蒙运动的作用方面,由于启蒙时代条件和主要内容的诸多不同,两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影响程度大有差异。在中国,由于新文化学派的启蒙与民国政府的军阀政治相对立,无法得到后者的认可,其作用相当有限,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思想的解放,却并没有对中国近代化的政治进程发挥强有力的影响。而在日本,由于新文化学派的启蒙与明治政府的维新政治相一致,从而得到后者的支持,其作用相当强劲,促使日本很快摆脱民族危机而走上强国之路。总之,国家近代化或现代化必须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几方面同步推进。由于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彼此割裂,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实现根本变革,导致国家近代化进程屡遭挫折。同时,新文化学派不能孤军作战,而须与政治经济进步力量和国际进步力量相结合,才能使先进文化发挥推动国家进步的革命功效。
李莹[8]（2015）在《近代中日两国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以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为例》文中提出19世纪下半期,在中国和日本分别进行了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尽管当时的中国和日本所处的环境相似,但改革的最终结果却截然相反:中国的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其快速地完成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度,加速了资本主义原始的积累。明治维新改革的成功,日本成为了亚洲唯一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关于中国戊戌变法和日本明治维新成败的原因及经验需从多个角度分析与研究,其中原因之一是中日两国在接受外来文化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本文以中国戊戌变法和日本明治维新为例,研究近现代历史中中日两国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为当代中国如何能够更好地接受外来文化提供一些经验与启示。
刘绍峰[9]（2014）在《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 ——现代文学思潮与主体性批判》文中认为中国文学是中国历朝历代民族国家文学的总和,是一个复杂存在,其性质、构成、所指和能指在不同语境下有所不同。这在20世纪表现得尤为突出。受世界多种文艺思潮影响,中国文学在20世纪经历了反复多次全面重建,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阶段特征,不同文学流派、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现象纷繁多样,阐释五花八门。各阶段文学既相互关联,又迥然不同,相互竞争,交相辉映。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学主张和艺术规范,形成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与新的民族国家建设紧密相连,密切互动,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质,围绕其主体性有诸多相关理论阐释和探讨,如文学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大众与精英、民族化与世界性、中国与西方等,但却由于多种原因始终未能切入正题,主体性长期被忽视。论文是《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与主体性批判》（共60万字）的上篇,联系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争取民族国家自由解放的历程,以现代政治的视角,把文学重建的大历史与文学发展的细节结合起来,比较系统集中地探讨了在多种文艺思潮影响下,现代文学的生成、演变和发展道路选择,以此为线索,整理把握文学的本质及其历史走向,评估现代文学重建的价值意义,分析其缺失和不足,鲜明提出现代文学作为现代中国新的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论题,并作了比较系统深入的阐释论证。第一章通过扫描古代文化,从专制国家与文化统治的关系透视中国数千年专制主义统治的精神实质。民族国家的思想文化是该民族国家实践和创造精神成果的总和。隋朝开科取士,中国建立起了文官统治制度,自此后,封建国家以文治国,文化国家化。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家”、“国”、“天下”是一体的。“天人合一”、以“德”“孝”治天下、“三纲五常”等道德伦理观念,与封建国家统治要求高度一致,是封建国家统治的思想基础和政权建设的重要部分。中国古代文化有“道统”传统,以吏为师、文以人传、尊重传统、重视传承,有影响的文学家大多又是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在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不分,习惯上将“文学”当作文化思想的主要载体和核心内容,文学体裁序列等级森严,功能分工严密。各文体都有严格的艺术规范,创新创造空间狭小,表达受到极大限制。诗文等是文学正宗,讲求遣词造句和音韵声律,备受推崇；小说、戏曲等为“邪宗”,不登大雅之堂。在朝向近代的进程中,正统文学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严苛禁锢,因循守旧,缺乏创新,走向穷途末路；“邪宗”的小说、戏曲虽受到民间大众欢迎,获得较大发展,但却不被认可,发展遭遇困境。民族国家与文化思想的生命力逐渐丧失,双双进入衰亡阶段。第二章阐述近代文学思潮和社会变动引起的文学新变。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的自然延续发展,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是文学重建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自鸦片战争起,中国遭遇了东西方列强持续一百多年的侵略掠夺,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国家危亡,呈现末世景象,“经世致用”成为主导性的思潮,引起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的一系列变化。近代诗歌承续古代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热情歌颂国家民族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揭露侵略者的残暴,与明清诗文的纯文学风格相比有明显变化,走在了变革前列。这种转变由于受到诗歌严重的形式化桎梏,难以转向现代,文学的重心由诗歌向“文界”、“小说界”转移。晚清民初,进步学人在西方思想文化影响下,大力推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多方面探求救国救民道路,都以失败告终,继而深刻反省传统文化,倡导用文学“新民”,开启民智,改革社会人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20世纪初,中国报刊业迅速发展。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文官体制废弛,知识分子进入国家体制的通道被阻塞,被排除在体制之外,只有通过写文章、办报刊介入国家政治,传播现代文明,获得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各派势力纷纷涉足文学,以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文化观念阐释文学,推动文学为改良社会政治服务,梦想新国家的美好未来,文学观念理论和实践开始朝向现代,文学作为传播思想工具的作用更加突显,极大地矫正了明清以来严重的纯文学倾向,为现代文学重建作了重要铺垫。但是也带来了对文学作理念性阐述、文学的艺术特征被忽略等问题。第三章论述在现代思想文化催生下文学最初的重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文学为切入口,从革新文学的思想、内容、语言形式和传播方式、对象等方面,否定旧文学的主体性,将文学革命与改造社会、塑造新的国民精神、建设现代思想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呼吁建设新文学,掀起了文学革命思潮,确立了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朝向,成为社会革命的先声,彰显了文学的极端重要性。五四运动前后,现代文学以西方文学为正宗,崇尚科学民主和理性精神,呼唤人的自由解放,重视对文学语言、形式、主题思想等文学表层的革新,用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创作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社会矛盾,激发变革热情。人文主义思潮兴起。文学各派探讨文学与人生、艺术的关系,重建适应现代要求的新文体、新内容、新形式。文学从古代中庸的文学、文人雅集的文学转向批判的文学、战士的文学,从抒情转向叙事,写实、真实成为创作基本要求,现代特征日渐鲜明,形成了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最初的重建是彻底反传统的,是以引进西方观念和模式为目的的,有种种偏颇偏激的认识和操作,导致源流被遮蔽,传承被割裂,带来了政治化简单化的传统,产生了民族化与西化、国家与世界的分歧与对立,文学的民族国家主体性严重不足,必然在随后的发展中得到弥补修正。第四章论述随着民族国家危机加深,现代思想理论不断引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不断生成,民族自尊和文化自觉自信持续增强,现代文学日益成熟,积极追求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重建需要作大量理论与创作实践准备,过程注定曲折漫长。现代文学与世界多种文艺思潮互动,弘扬人道主义,倡导个性解放,书写新思想,描绘新人物,营造新意境,拓宽了艺术空间和审美范围,作了多样探索实践。由于中国是在与西方的激烈对立中转向现代的,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是被强行植入的。中国社会对此充满了异己感和强迫感,在多个向度上展开批判。受世界左翼文学运动影响,现代文学经历了最初的狂热后,复归理性,摆脱对西方文学的亦步亦趋,在文学上实践中体西用,扬弃五四时期的“欧化”倾向,系统地批判西方和资本主义,从混杂西方、日本、俄苏等多种观念,转向认同苏俄,追求民族国家的形式和内容,产生了复古与进步,民族民间形式与欧化、世界化,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等理论与实践的争执。现代文学社团蜂起,文学各派分裂对立,奉行不同的文学宗旨和主张,形成了不同阵营,激烈争夺文学的阐释权和话语权。现代政党迅速壮大,积极介入文学,文学与政治纠缠在一起,使清晰地划定文学与政治的界限客观上很难做到。文学主流在严酷的环境中始终保持坚定的民族民主立场,从革命文学向左翼文学递进。现实主义一枝独大,以鲜明的反传统特征、富于激情和浪漫色彩,被当作五四文学的正脉。第五章阐明由于现代文学基本上是在战争环境下产生发展的,形成了文学的战时体制,党派文艺政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党从不同时代要求出发,规范引导文学创作。现代文学受到各派政治势力拉扯,不是以统一的国家意志为基础的,现代政党主导了文学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一致对外,国家完全统一和民族解放出现了曙光,国共两党提出“民族文学”、“国家文学”、“民族形式”、“大众化”等观念,规范文学发展。分裂的文学各派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趋向融合。文学面向民族、面向大众,重视对传统文学进行研究和转换,集中关注民族国家反帝爱国、救亡图存的伟大抗争,为文学重建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和传统资源,形成新的创作潮流,更多地具备了统一民族国家文学特征。进步作家投身民族国家独立解放运动,激情书写人民的觉醒抗争和理想的英雄,促进了文学民族形式和内容生成。文学倡导集体意识,排斥批判个人意志,向着形成民族国家文学的方向疾行。文学的主体性追求进入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受战时体制规范,暴露和讽刺、批判的文学在国统区、解放区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批判的文学与文学的批判日渐萎缩,文学多样化发展的宏大局面渐趋结束,单一文学的局面初现端倪。受时代社会的现实制约,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纷繁复杂、理论争鸣层出不穷、创作实践多种多样,有多个走向、多样理论、多种派系,取得了辉煌成就,也产生了一些不足和问题。文学是变动的。现代文学适应中国现代革命的要求,与民族国家争取独立解放的奋斗密切相连,在近代文学自新的基础上推倒旧文学,从语言形式入手,通过系统引入外国文学理论,学习借鉴外国文学的思想艺术形式,张扬个性,反映国家现代化进程,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方面,获得了现代性,取得了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主体性；又通过关注现实,走民族化大众化发展道路,描绘本国本民族集体和个体的生存状况,书写民族国家的苦难与奋斗,形成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国家特征,对传统文学进行了深刻的变革和再造,实现了从旧文学到新文学,从文人文学到大众文学,从社团文学到党派、阶级文学再到民族国家文学的跨越,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重建,获得了区别于西方文学的主体性,成为世界文学中独特的“这一个”。从旧文学到新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第一次重建,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重建,形成了深厚传统。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文学实现了思想理论、内容形式的全面更新,与文化日益分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规范了随后的多次文学重建,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基石。
邱丹丹[10]（2013）在《梁启超思想的内在理路及成因（1898-1906年）—变与常的交织》文中指出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维新变法的领袖，一篇《变法通议》宣告了晚清一场声势浩大的变革运动的开始；作为一位深度参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社会活动家，他的政治生涯并没有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结束，他流亡日本期间早期的革命宣传甚至间接地影响了辛亥革命；作为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一生笔耕不辍，留下1100万字的着述，内容涉及政治、史学、哲学、经济、新闻、法律等诸多方面，20世纪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受到他的影响，如毛泽东、梁漱溟、钱穆、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可谓是中国近三百年文坛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从思想史层面来考察，梁启超是戊戌维新思潮的核心人物，其思想亦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组成。与康有为的“太有成见”相比，梁启超在思想上显得“太无成见”。这种被康有为批评的“流质善变”也成为梁启超本人思想上的一大特征。梁启超思想上的变化是有迹可循的，即以不变的爱国救国之心为始终，在不断地反思、累积、探索中调整自己思想的选择，包括他的学术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而二者基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变化又总是相表里的。是故，本文选取梁启超思想历史中变化最为激烈的一段时间，即1898——1906年为研究断限，以梁启超在此时间断限内政治、学术思想的变迁为研究视点，围绕这些变迁的轨迹展开论证，以期探寻梁启超思想性格中多变、善变背后的深刻原因，以及屡变背后不变的精髓。文章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集中回顾了迄今为止梁启超思想研究的成果和主要观点，总结了研究现状的成绩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对1898——1906年间梁启超思想研究的意义、目标、价值、方法和手段，作出具体规划，尽可能使题目的研究明晰化和具体化。第二章对1900年以前的梁启超的人生历程作简要回顾。一个人幼年时期形成的道德规范和成年后的人生阅历，对其思想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体系和范围中，由于每个独立个体之间有着微妙的个性差异，导致客观历史投射在每个人心目中的影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想观念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因此，在深入探讨梁启超的思想理路及成因之前，将人物还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这个具体的时代背景中，可以勾稽并梳理出梁启超思想形成的本源以及后期发生改变的渊源。第三章选择梁启超一生思想中变化最为激烈的时期，即以1898——1906年为时间断限，通过爬梳梁启超的个人经历、与师友的交往活动、着述及往来信件，并对上述资料进行时间上的梳理和逻辑上的总结，阐释这八年间梁启超的四次主要思想变化：一是在政体的选择上，从维新变法时期的推动君主立宪到赴日后主张革命以共和，再到1903年后回归到立宪阵营；二是从“尊孔保教”思想向“尊孔不必保教”思想的转变；三是提出欲救国必先新其民的新民主张；四是在日本文明史观的影响下，于1902年提出“史学救国”的新思想。第四章主要围绕梁启超思想的上述四点主要变化，从师承、友人、日本社会思潮的影响、阅历四个角度分析梁启超思想理路的形成原因及思想间的内在联系：一是戊戌时期对康有为思想的师承，以及1900年以后逐渐突破康有为的思想框架走向独立发展的路径；二是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身边有一批志同道合、共研学问的朋友，特别是黄遵宪，他们对梁启超1903年前后两次较大的思想起伏和最后的回归，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三是梁启超在日本生活时期，正值明治维新后期，大量的启蒙思想和思潮广泛地存在于日本社会，这些思想和思潮对梁启超当时的思想变化产生了推动作用；四是1903年梁启超游美洲时，通过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了解，使他发现了中国和美国的距离，使他原本对民主、共和、革命的坚持发生了严重怀疑、动摇和转移，绝然地放弃了激进的排满革命思想和民主共和政体的设想，重新回归到开明的君主立宪制的阵营。概言之，伟大的抱负使他一生心系国家，康有为的言传身教使他走上政途，丰富的阅历使他累积学识，友人的规劝使他认真反思，渐增的学术使他不断修正自己的言行。第五章是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相表里的角度，分析1898——1906年间梁启超政学思想的一致性，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主导并贯穿于梁启超政治思想变化始终的内因，是其对自身所接受的学术理论的不断思考、选择、调整和扬弃的结果。他每一次思想上的改变，都伴随着学术理论的改变，因而其学术思想的改变也必然引发其政治思想的改变，二者是因果联系，相互表里的。结语部分是对梁启超思想与中国近现代思想之关联与影响予以概括和总结，1898——1906年中，梁启超思想中的这些变化，既是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状况复杂而急剧变化的产物，也是梁启超在彷徨中一直在寻找适合中国现实的理论体系的产物，他怀着一颗赤诚不变的爱国之心，数十年求索于中国的繁荣和富强，他的思想几乎影响了那个时代所有的青年人。
二、中日近代高等教育的比较——以戊戌变法、明治维新为中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日近代高等教育的比较——以戊戌变法、明治维新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心态史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以中国近代史前期（1840-1919）课程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心态史学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的可行性 |
| 第一节 理论支撑 |
| 一、史学理论 |
| 二、教育学理论 |
| 第二节 实践基础 |
| 一、中学生的认知发展 |
| 二、高中阶段的学习特点 |
| 第三节 应用意义 |
| 一、落实历史课程基本理念 |
| 二、丰富历史教学内容 |
| 三、提升教师专业素质 |
| 四、强化学生综合能力 |
| 第二章 心态史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史前期课程心态史教学材料的梳理 |
| 一、侵华史下的心态史教学材料 |
| 二、抗争与探索史下的心态史教学材料 |
| 第二节 心态史学在中国近代史前期课程中的运用 |
| 一、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
| 二、课外活动中的探索 |
| 第三章 心态史学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的反思 |
| 第一节 应用的基本原则 |
| 一、客观性原则 |
| 二、针对性原则 |
| 三、教育性原则 |
| 第二节 应用的注意事项 |
| 一、史观——坚定唯物,摒弃唯心 |
| 二、史料——广泛查找,精确引用 |
| 三、史识——夯实基础,强化理论 |
| 四、史证——鉴别史料,充分论证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2）史学研究成果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以“甲午战争”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追求历史真实性的需要 |
| (二)符合高考命题趋势 |
| (三)提升教师自我修养的要求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史学界关于“甲午战争”研究现状分析 |
| (二)史学研究成果与中学历史教学相结合的研究现状分析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贡献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贡献 |
| 第一章 各版本“甲午战争”内容比较研究 |
| 一、2003版与2017版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比较 |
| (一)修订背景 |
| (二)课程目标比较 |
| (三)课程结构比较 |
| 二、各版本高中历史教科书“甲午战争”内容的差异 |
| (一)各版本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具体编排 |
| (二)“甲午战争”具体内容分析 |
| 小结 |
| 第二章 “甲午战争”相关史学研究及主要观点 |
| 一、“甲午战争”相关人物、事件研究 |
| (一)对李鸿章的再认识 |
| (二)关于甲午战争序幕的探讨 |
| (三)关于甲午战争实际赔款研究 |
| (四)对黄海海战细节的考证 |
| 二、关于甲午战争的背景及影响 |
| (一)关于甲午战争的背景 |
| (二)关于甲午战争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史学研究成果运用于中学历史教学的方法 |
| 一、比较教学法 |
| 二、神入教学法 |
| 三、转换史学范式 |
| 四、史料教学法 |
| 五、问题导学法 |
| 小结 |
| 第四章 史学研究成果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反思 |
| 一、对高中历史教师的要求 |
| (一)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及时吸收史学研究成果 |
| (二)研究高考命题规律,提升史学理论成果运用的有效性 |
| (三)转变教学观念,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探索能力 |
| 二、中学历史教学吸收史学研究成果须注意的问题 |
| (一)符合历史课标要求 |
| (二)追求真实的历史 |
| (三)遵循“适度”原则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从“唐人屋敷”到“中华街”—十七到十九世纪在日中国人聚居区沿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及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先行研究的回顾与总结 |
| 一、在日中国人构成及其活动的研究 |
| 二、中国人聚居区研究 |
| 三、日本华侨社会研究 |
| 四、以赴日移民为载体的文化关系与东西方碰撞研究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基本构想 |
| 第一章 江户初期唐人东渡的背景及长崎“唐人社会”的形成 |
| 引言 |
| 第一节 江户时代以前中国大陆赴日移民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江户初期唐人东渡的中日历史近情 |
| 一、长崎港与贸易唐船的来航 |
| 二、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及其结果 |
| 三、明清鼎革下渡日唐人及唐船新情势 |
| 第三节 “住宅唐人”的出现及“乡帮”的形成 |
| 第四节 长崎奉行支配下的“唐人自治”—唐通事的设置 |
| 第五节 江户初期“唐人社会”与当地的关系及管理的强化 |
| 一、江户初期长崎“唐人社会”的形成 |
| 二、唐船贸易对日本社会的经济惠及和文化流播 |
| 三、罅隙的出现及唐人管理的强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唐人屋敷”的设立及馆内唐人的境遇 |
| 引言 |
| 第一节 “唐人屋敷”的设立经纬 |
| 第二节 “唐人屋敷”的规模与构造 |
| 一、“唐人屋敷”的建造过程 |
| 二、“唐人屋敷”的敷地面积推定 |
| 三、“唐人屋敷”的构造与建物 |
| 第三节 “唐人屋敷”的统制管理 |
| 一、看管“唐人屋敷”的日方职役 |
| 二、“土牢”的出入限制 |
| 三、“唐人屋敷”内的禁制与限令 |
| 第四节 “唐人屋敷”内唐人生活与风习 |
| 一、唐人的宴饮与消遣 |
| 二、唐人的节庆与风俗 |
| 三、唐人风俗在长崎的延续 |
| 第五节 十七至十八世纪活跃在长崎的特殊唐人 |
| 一、推动日本文化的僧侣 |
| 二、具有文化影响力的知识人 |
| 三、多元身份的唐船商人 |
| 小结 |
| 第三章 “唐人屋敷”的没落及在日中国人流向的转移 |
| 引言 |
| 第一节 “唐人屋敷”内的灾害与骚乱 |
| 一、暴雨、地震以及火灾的侵扰 |
| 二、唐人与地役人之间恢复散宿的博弈 |
| 三、“唐人屋敷”内的群集性骚乱事件 |
| 第二节 江户时代唐人贸易的动向 |
| 一、“自由贸易到统制贸易的推移” |
| 二、“唐人屋敷”建立后唐船贸易的变化 |
| 三、幕末期唐船贸易的动向 |
| 第三节 “唐人屋敷”的衰落与新地的“喧宾夺主” |
| 第四节 开港以来长崎外人居留地的出现及中国人的进出 |
| 一、安政开港及外人居留地的出现 |
| 二、长崎的外人居留地 |
| 三、唐人的变质—“外夷附属”中国人的出现 |
| 四、长崎外人居留地之中国人进出 |
| 第五节 横滨等地的兴起及中国人的流入 |
| 小结 |
| 第四章 “唐人屋敷”的参照物—出岛荷兰商馆 |
| 引言 |
| 第一节 出岛荷兰商馆的设立及管理 |
| 一、出岛商馆的设立由绪 |
| 二、荷兰商馆的管理以及幕府对荷兰人的限制 |
| 三、江户初期唐人与荷兰人境遇比较 |
| 第二节 唐、兰两馆的并立对照 |
| 第三节 幕末以来唐兰两馆管理上的“宽、窄”倒置及命运逆转 |
| 第四节 日本社会文化模仿方向的转变轨迹 |
| 一、中国文化对江户日本的浸染 |
| 二、兰学在日本的发展 |
| 三、从兰学向洋学的蔓延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治以来日本华侨社会的新基盘暨“中华街”的形成 |
| 引言 |
| 第一节 明治初期长崎华侨社会的特点及新地的新生 |
| 一、明治初期长崎华侨社会构成 |
| 二、幕末至明治初期长崎华侨的聚居地及主要活动区域 |
| 三、新地中国人聚居区的形成及特点 |
| 第二节 横滨华侨社会的特点及中国人居留地向“中华街”的定型 |
| 第三节 安政开港以后在日中国人管理 |
| 一、明治初期“非条约国民”的管理 |
| 二、领事馆的设立及中坚的华侨组织 |
| 三、“内地杂居”后的在日中国人管理 |
| 第四节 明治日本对中国文化态度的变化及中日文化的逆流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左舜生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二、左舜生研究的特征与不足 |
| 三、研究框架与主要创新点 |
| 四、从论政到从政,政治生涯昙花一现 |
| 第一章 早年左舜生的家庭与教育 |
| 第一节 家庭生活与教育 |
| 一、家庭生活 |
| 二、家庭教育 |
| 第二节 所受的学校教育 |
| 一、初等教育 |
| 二、中等教育 |
| 三、高等教育 |
| 四、赴法游学 |
| 第三节 湖湘文化对左舜生的熏陶 |
| 一、对湖湘故土的依恋 |
| 二、梳理湖湘文化和湖湘人物 |
| 三、湖湘文化对左舜生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左舜生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
| 第一节 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及其任职 |
| 一、入会的时间与原因考辨 |
| 二、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任职 |
| 第二节 左舜生主办《少年中国》 |
| 一、《少年中国》的经营活动概述 |
| 二、对《少年中国》月刊困难的处置 |
| 第三节 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思想论争 |
| 一、对小组织问题讨论 |
| 二、重视家庭教育 |
| 三、参与少年中国学会主义之争 |
| 四、关于会员能否参加政治活动的争议 |
| 小结 |
| 第三章 左舜生在中华书局的活动及影响 |
| 第一节 入职中华书局 |
| 一、加入中华书局 |
| 二、在中华书局的任职 |
| 三、短暂游学与去职 |
| 第二节 在中华书局的出版活动 |
| 一、出版“新文化丛书” |
| 二、出版“少年中国学会丛书” |
| 三、负责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 |
| 第三节 中华书局对左舜生的影响 |
| 一、提供事业平台 |
| 二、奠定从政与学术研究的基础 |
| 小结 |
| 第四章 左舜生参与中国青年党的早期活动 |
| 第一节 参与中国青年党的“舆论造党” |
| 一、“舆论造党” |
| 二、加入中国青年党情形 |
| 第二节 参与中国青年党早期党务活动 |
| 一、参与青年党的早期党际联合与会务 |
| 二、积极宣传国家主义 |
| 三、创办知行学院培养青年党干部 |
| 小结 |
| 第五章 左舜生主办《醒狮周报》 |
| 第一节 参与《醒狮周报》的创办 |
| 一、创办报刊的缘起 |
| 二、参与创办《醒狮周报》 |
| 第二节 反对列强侵略的言行 |
| 一、反对列强经济掠夺与武力侵略 |
| 二、参与反教会教育运动 |
| 第三节 反共、反党化教育的政治主张 |
| 一、反对共产主义 |
| 二、批判国民党党化教育政策 |
| 第四节 与《醒狮周报》的互动 |
| 一、办刊经营“大获成功” |
| 二、成为国家主义的宣传阵地 |
| 三、参与共青两党论战 |
| 小结 |
| 第六章 左舜生的抗战活动及其政治主张 |
| 第一节 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 |
| 一、事变前预测中日战争 |
| 二、事变后青年党人的基本主张 |
| 第二节 参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
| 一、声援十九路军抗战 |
| 二、北上劝说张、吴抗日 |
| 第三节 抗日救国的主张与策略 |
| 一、主张积极抗日救国 |
| 二、争取中间抗战力量 |
| 三、赴日考察 |
| 第四节 在西安事变前后 |
| 一、事变前关注中日关系 |
| 二、事变中的活动与态度 |
| 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活动 |
| 第五节 重整抗战时期中国青年党党务 |
| 一、致力于中国青年党党务整顿 |
| 二、开启国、青两党合作 |
| 三、党内两条政治路线斗争 |
| 第六节 从庐山谈话会到国、青两党合作的确定 |
| 一、庐山谈话会前后 |
| 二、支持“八一三”抗战及国防参议会 |
| 三、国、青两党合作确定 |
| 第七节 评议陶德曼调停和汪精卫叛国投敌案 |
| 一、评议陶德曼调停 |
| 二、评议汪精卫叛国投敌案 |
| 小结 |
| 第七章 抗战时期左舜生参加民主宪政运动 |
| 第一节 参加第一届国民参政会 |
| 一、参加第一届前三次国民参政会 |
| 二、参加第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 |
| 第二节 参加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 |
| 一、参加宪政期成会 |
| 二、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失败 |
| 第三节 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
| 一、参与皖南事变的善后调处 |
| 二、参与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
| 第四节 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初期活动 |
| 一、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 |
| 二、参加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 |
| 小结 |
| 第八章 国共内战时期左舜生的活动与转向 |
| 第一节 致力于战后和平建国 |
| 一、访问延安 |
| 二、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 |
| 三、评议重庆谈判 |
| 第二节 转向国民党阵营 |
| 一、主张战后对日和解 |
| 二、出席中国青年党第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 三、退出中国民主同盟 |
| 第三节 从政治协商会议到最后一次国共调停 |
| 一、拒绝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
| 二、参与最后一次国共调停 |
| 第四节 从制宪国大到选举风波 |
| 一、参加制宪国大 |
| 二、参加改组政府 |
| 三、出任农林部长 |
| 四、选举风波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5）朱舜水思想在日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 基于朱舜水思想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文献综述 |
| 1.5 创新之处 |
| 本章小结 |
| 2 朱舜水生活时代的中日社会现状 |
| 2.1 朱舜水生活时代的中国社会现状 |
| 2.2 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社会概貌 |
| 本章小结 |
| 3 朱舜水思想构建的理论基础和传播 |
| 3.1 真人朱舜水 |
| 3.2 理论联系实际的朱舜水思想 |
| 3.3 朱舜水在日礼遇考论 |
| 3.4 朱舜水的学识与德行 |
| 3.5 德川家族高规格礼遇朱舜水的缘由 |
| 本章小结 |
| 4 朱舜水思想传播者:以安东守约为代表的学术共同体 |
| 4.1 日本朱子学派安东守约 |
| 4.2 水户学派创始人德川光国 |
| 4.3 一代儒宗伊藤仁斋 |
| 4.4 日本古学派鼻祖山鹿素行 |
| 本章小结 |
| 5 朱舜水思想在日本的建构与传播 |
| 5.1 倡导切实可行的儒家文化 |
| 5.2 朱舜水的“实理实学”思想理论 |
| 5.3 做人为本的教育传播思想 |
| 5.4 言行一致、深耕习作的治学态度 |
| 本章小结 |
| 6 朱舜水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方式 |
| 6.1 兴办教育讲学 |
| 6.2 书信 |
| 6.3 问答 |
| 6.4 以身作则的践行方式 |
| 本章小结 |
| 7 朱舜水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对象 |
| 7.1 政治家 |
| 7.2 日本儒学者 |
| 7.3 爱好儒学的民众 |
| 本章小结 |
| 8 朱舜水思想传播效果 |
| 8.1 对日本国民思想观念的影响 |
| 8.2 指导《大日本史》的编纂 |
| 8.3 朱舜水思想为明治维新提供思想理论指导和“开化”思想 |
| 8.4 朱舜水思想回传故国及其影响 |
| 本章小结 |
| 9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成果 |
（6）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的中朝宗属关系衍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章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研究思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先行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相关研究 |
| 二、国外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尝试及其对属国地位的再考量 |
| 引言 |
| 第一节 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生成 |
| 一、民族主义的产生 |
| 二、晚清士大夫“天下观”的转变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初步尝试 |
| 一、引入国际法 |
| 二、设立新的外交机构 |
| 三、设立新式学校 |
| 四、派遣驻外使节 |
| 五、改革边疆地区的行政建置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对属国政策之转变 |
| 一、传统天下观下清对周边属国的政策 |
| 二、民族国家构建序幕下清对属国政策 |
| 小结 |
| 第二章 晚清政府对属国朝鲜地位的构想及诸种对策之实施 |
| 引言 |
| 第一节 晚清朝臣及士大夫对属国朝鲜地位的构想 |
| 一、黄遵宪《朝鲜策略》 |
| 二、何如璋《主持朝鲜外交议》 |
| 三、袁世凯主张“设监国、置郡县、废朝王” |
| 四、刘瑞芬“朝鲜改行省论” |
| 第二节 晚清政府从法理上对朝鲜属国地位的再确认 |
| 一、通过与朝鲜签订章程再确认其属国地位 |
| 二、敦促朝鲜与欧美签约时声明其为中国属国 |
| 第三节 晚清政府从政治层面上加强对属国朝鲜的管控 |
| 一、羁留与释放大院君 |
| 二、设置“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官职 |
| 三、掌控朝鲜电线权 |
| 第四节 晚清政府从经济层面上加强对属国朝鲜的指导 |
| 一、派员直接管理朝鲜海关 |
| 二、阻止朝鲜向外国借款 |
| 三、主动向朝鲜贷款 |
| 第五节 晚清政府在军事上对属国朝鲜的保护 |
| 一、清军驻防朝鲜 |
| 二、清为朝鲜训练军队、选派教习与购买武器 |
| 小结 |
| 第三章 朝鲜对晚清政府诸种政策的应对 |
| 引言 |
| 第一节 朝鲜对晚清属国设想之应对 |
| 一、李昰应主张清在朝设行省、派监国 |
| 二、俞吉浚、金玉均提出朝鲜“中立论” |
| 三、开化派主张“废除朝贡虚礼” |
| 四、赵宁夏等提出朝鲜“善后事宜” |
| 第二节 朝鲜在行动上对晚清政策之回应 |
| 一、改革外交机构 |
| 二、开化运动 |
| 三、派遣驻外使节 |
| 小结 |
| 第四章 欧美日列强对中朝宗属关系的立场及演变 |
| 引言 |
| 第一节“洋扰”与法美对中朝宗属体制的“默认” |
| 一、“丙寅洋扰”及中法交涉 |
| 二、“辛未洋扰”及中美交涉 |
| 第二节 英俄在属国朝鲜的角逐 |
| 一、两次“朝俄密约”事件 |
| 二、巨文岛事件及各国在巨文岛事件中的态度 |
| 第三节 日本对中朝宗属体制的挑战与颠覆 |
| 一、“江华岛事件”及《江华条约》 |
| 二、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 |
| 小结 |
| 结章 |
| 第一节 晚清政府因势而变的属国政策 |
| 第二节 欧美日列强因利而变的对朝政策 |
| 一、英国对朝政策 |
| 二、俄国对朝政策 |
| 三、日本对朝政策 |
| 四、法美对朝政策 |
| 第三节 属国朝鲜主动挑战中朝宗属关系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中国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与日本明治文化启蒙运动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1.2 相关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二章 中日两国文化启蒙运动的时代条件 |
| 2.1 中国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时代条件 |
| 2.2 日本明治文化启蒙运动的时代条件 |
| 2.3 两国文化启蒙运动时代条件异同点 |
| 第三章 中日两国文化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 |
| 3.1 中国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 |
| 3.2 日本明治文化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 |
| 3.3 两国文化启蒙运动主要内容异同点 |
| 第四章 中日两国文化启蒙运动的社会作用 |
| 4.1 中日两国文化启蒙运动社会作用的相同点 |
| 4.2 中日两国文化启蒙运动社会作用的不同点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近代中日两国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以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1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内容及其影响分析 |
| 1.1 日本明治维新的内容及其影响 |
| 1.2 中国戊戌变法的内容及其影响 |
| 2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文化背景比较 |
| 3 近现代中日两国对外来文化的态度 |
| 3.1 中日两国的文化传统 |
| 3.2 两国对待外来文化的社会心理 |
| 3.3 两国应对外来文化的冲击 |
| 4 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启示 |
（9）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 ——现代文学思潮与主体性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专制国家文化与文学重建的基础 |
| 第一节 传统文化的地位及其历史走向 |
| 第二节 古代文学的体裁序列及其功能分工 |
| 第三节 文化沉沦与民族国家迷失 |
| 第二章 旧国家败亡与传统文学式微 |
| 第一节 末世景象与士大夫的省思 |
| 第二节 经世致用思潮与近代诗文的新变 |
| 第三节 “武化”实践与“文化”的救赎 |
| 第四节 晚清民初文学的铺垫与对新民族国家的梦想 |
| 第三章 现代政治发端与新文学发生 |
| 第一节 文学革命思潮与五四文学的建构 |
| 第二节 西方规范确立与“人”的发现 |
| 第三节 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生成与现实主义兴起 |
| 第四节 被遮蔽的源流与被割裂的传承 |
| 第四章 政党分立对抗与文学的选择 |
| 第一节 政党纷争与革命文学的兴盛 |
| 第二节 社会分化与文学分裂对峙 |
| 第三节 西化浪潮的困顿与对人民民主国家的呼唤 |
| 第四节 批判西方与转向社会主义 |
| 第五章 国家统一的前景与战时文学的策略 |
| 第一节 民族国家主义思潮与文学优秀传统修复 |
| 第二节 民族国家文学意识建立与党派文艺政策产生 |
| 第三节 文学战时体制的形成与单一文学的端倪 |
| 第四节 民国覆亡与滞后的文学转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梁启超思想的内在理路及成因（1898-1906年）—变与常的交织（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 研究课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课题的回顾与反思 |
| 三、 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
| 第二章 流亡日本之前梁启超的人生历程 |
| 一、 幼年足迹——因循传统，少年及第 |
| 二、 青年问学——师从康氏，奔走维新 |
| 第三章 1898-1906 年梁启超思想的内在理路 |
| 第一节 政体选择上的两难：改良立宪——革命共和——开明专制 |
| 一、 对革命共和的向往——梁启超与革命派的合离 |
| 二、 继续倡言革命共和——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 |
| 三、 开明专制——游美归来后的思想转变 |
| 第二节 学术上的发展与转向：“尊孔保教”——“保教非尊孔” |
| 一、 “尊孔保教”——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的孔子观 |
| 二、 “尊孔不必保教”——梁启超学术思想的独立发展 |
| 第三节 流亡日本初期的反思与启蒙：作育新民 |
| 一、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突破——新民思想的来源 |
| 二、 由公德向私德的转变——1903 年前后新民思想的变化 |
| 三、 由公德向私德转变的原因——日本阳明学的影响 |
| 第四节 萌生救国新理念：以《李鸿章》传为例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 |
| 一、 新史之作——过渡时代的传记 |
| 二、 新民启智——以史救国的新史学理想 |
| 三、 知人论事——传论结合的新史学文风 |
| 四、 不必问功罪——新史学的史德和史法 |
| 第四章 1898-1906 年梁启超思想演变的原因 |
| 第一节 对康有为思想的师承和突破 |
| 一、 对康有为思想的师承——万木草堂时期“康有为式思想”的形成 |
| 二、 对康有为思想的突破——关于改良与革命的争论 |
| 第二节 黄遵宪等友人的督责与劝诫 |
| 一、 梁启超与黄遵宪的交往——敬才与惜才 |
| 二、 黄遵宪对梁启超的影响——两次思想的回归 |
| 第三节 日本友人及东学的影响 |
| 一、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的日本观—— 一场自上而下的成功改良 |
| 二、 流亡时期梁启超思想转变中的日本因素 |
| 第四节 漫游新大陆的新启发 |
| 一、 对美式共和的失望——黑暗的民主政治 |
| 二、 新大陆之行带来的启示——选择君宪放弃共和 |
| 第五章 1898-1906 年梁启超自身理论的飞跃 |
| 第一节 由温和到激进：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接纳和阐释 |
| 第二节 由激进到彷徨：面对理论与现实两难的困境 |
| 第三节 由彷徨到回归改良：以伯伦知理和波伦哈克国家学说为基础的新理论构建 |
| 结语 善变与持守：“彷徨求索”的一生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中日近代高等教育的比较——以戊戌变法、明治维新为中心（论文参考文献）
- [1]心态史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以中国近代史前期（1840-1919）课程为例[D]. 党明丽.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20(02)
- [2]史学研究成果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以“甲午战争”为例[D]. 屈冰琪. 河南大学, 2019(01)
- [3]从“唐人屋敷”到“中华街”—十七到十九世纪在日中国人聚居区沿革[D]. 吕品晶.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7)
- [4]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D]. 李艳红.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5]朱舜水思想在日传播研究[D]. 周逢年. 浙江大学, 2017(11)
- [6]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的中朝宗属关系衍变研究[D]. 李晓光. 长春师范大学, 2017(09)
- [7]中国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与日本明治文化启蒙运动比较研究[D]. 魏书玲. 延边大学, 2016(12)
- [8]近代中日两国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以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为例[J]. 李莹. 科技展望, 2015(35)
- [9]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 ——现代文学思潮与主体性批判[D]. 刘绍峰.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10]梁启超思想的内在理路及成因（1898-1906年）—变与常的交织[D]. 邱丹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