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形态演进与社会形态发展的非对称性（论文文献综述）
肖鹏[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意识形态教育因其具有极度重要性而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建设的社会事业,它在抓牢意识形态教育领导权,充分发挥其在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团结、培育社会认同、推动个人成才过程中的强大功用,一直都是党的重要政治任务。高校作为知识创造、人才培养的摇篮,尤其是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人才竞争的角力场和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一直以来都是意识形态博弈的重要场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成为某些域外国家的强劲竞争者,他们为了扭转其在竞争中的颓势和比较优势的日渐丧失,进而对我国展开了长期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渗透和攻击,而高校又是其重要对象。新时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高等教育网络化的持续发展以及“双一流”大学建设工程的深入开展,在高等教育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域外思想、价值观随着互联网的方便之门进入高校,加之国内社会思潮的冲击以及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内部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严重影响了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高效开展及意识形态安全。因此,本选题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发展的史实,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主渠道、主阵地为主要研究对象,透视思政课改革发展的历史,总结其所取得的成效和有益经验,考究其现实发展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并尝试探求应对策略,以期对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李珊珊[2]（2021）在《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文中指出政党制度是人类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共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全新概括,其中具有两大主体,一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二是作为参政党的八个民主党派。作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党概念,民主党派是与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亲密友党,而参政党的称谓则是一个具有集体含义的政治名词,彰显了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独特位置和作用。它突破了西方政治学对“政党”的一般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特色”所在。新型政党制度是一个系统性构成,参政党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其角色定位的规范化程度,及其与其他结构性要素的互动关系对这一制度具有重要的型塑作用。因而以参政党为视角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需要从要素分析系统、从部分考察整体,这与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性,可以借鉴其角色、结构与体系的分析模型,将参政党角色定位于组织、制度与治理三个层面,再以此为基础分析参政党与执政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体系中的结构性互动,以及参政党的角色功能向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效能的转化,从而形成从参政党视角出发考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框架。参政党的三种角色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首先,参政党只有具备完善的组织体系,才能在此基础上建构规范化的制度,进而充分发挥治理功能;其次,合理有效的制度设计,也为参政党组织的良性发展,及其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必要保障;再次,随着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的不断深化,又反过来对其组织建设和制度设置的规范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角色定位在新型政党制度演进的过程中不断明确,同时其自身的规范化进程也深刻影响着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模式,使后者呈现出平稳渐进、合作共识的总体特征。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包括组织模式、制度模式与治理模式三重要素。在组织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的互动遵循民主集中的组织原则,形成了非竞争性的组织关系,具有非对称性的组织特征。在制度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在国家政权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执政—参政”的制度模式,在政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多党合作的制度模式,在社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政治协商的制度模式。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新型政党制度全方位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形成了“嵌入式”治理的模式,具有一主多元的权力配置格局,以及科学化与民主化的政策优化机制。从总体上看,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合作型特征,其中执政党领导合作,参政党协同参与,有效提升了治理绩效。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效能包括体系效能、过程效能与政策效能三个维度。参政党自身具有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利益综合、社会服务与政策反馈等功能,它与执政党互动则形成了政治沟通、科学决策、民主协商以及民主监督等功能。这些功能维系着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提升了该制度的效率与稳定性,充分展现了该制度治理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政策效果。尽管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显着的制度优势,但它在结构运作与能效发挥等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而参政党自身建设也有待进一步规范。鉴于外在的环境的复杂多变,新型政党制度尤需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提升运行效能、增强适应能力,从而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宋晓娟[3]（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指出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郭光宇[4]（2021）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历史反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是英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一位蜚声海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通晓近现代全球史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霍布斯鲍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客观看待社会主义的历史现象,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历史情境、历史特点进行具体的思考,从而得出反映社会主义本质与变化规律的内容,形成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新的价值判断。霍布斯鲍姆的社会主义思想深植于对社会主义历史的考察之中。他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凭借精神与思维上的自觉沉淀,形成了他自己独有的关于社会主义本义、结构要素、阶级组成、实践旨归、具体模式、演化规律的思想,表现出其深刻的历史意识。本文旨在对霍布斯鲍姆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在梳理、把握和分析其思想观点的基础上,呈现其理论内涵的独特性、丰富性与价值性,以期形成对霍布斯鲍姆的社会主义思想较为系统而全面的认识,从而揭示其现实意义以及之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启发。遵循这一基本框架,本文的逻辑结构分为七个部分:导论部分首先整理和介绍了霍布斯鲍姆的生平及学术历程,对他的人生经历、学术特征和着述情况作了详细的概括与总结,意在揭示其生命历程与思想主张间的关联。其次阐述了本文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必要性,说明主题的价值。接着论述了与之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呈示出国内外学者对此议题的前沿性观点,对他们所涉及的认知、旨趣和思想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进而在分析的基础上形成本论文研究的主题。最后阐明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力求突出理论视野的独特性,指出研究领域的空白,回答本文在哪些地方、维度和层面上做了何种创新工作。第一章分析了霍布斯鲍姆历史反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渊源。首先,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历史分析直接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的分析进路和立场所表达的内容成为影响其思想形成的主要因素。其次,霍布斯鲍姆生平受到苏联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影响,其思想充斥着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吸收。再次,霍布斯鲍姆不仅以唯物史观作为认识论依据,还吸取了法国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的历史分析方法,二者共同构成了他关于社会主义史学研究活动的基本特点。另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与葛兰西,为他提供了阶级分析与政治理论的新视角和新理念。最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氛围、英国工人阶级不断变动中的实践历程,启发了霍布斯鲍姆关于社会主义分析与判断的新理路,促使他根据新的具体形势修正自己的思想。第二章释读了霍布斯鲍姆对于社会主义本体的结构性反思,即在霍布斯鲍姆的视阈中,回答了社会主义的本体具有哪些层次上的内容,内容间的关系和逻辑结构是什么,以及需要对其进行怎样的反思。霍布斯鲍姆从“社会主义”这一名词出发,探究了社会主义的演变历史,指出社会主义最早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意识而存在的,其后在与马克思主义和雅各宾派政治传统的相融下,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它的意识形态、物质依托和制度要求指向了它的实践旨归。本章对霍布斯鲍姆眼中的社会主义本体,以及在本体阐述过程中表现出的结构性反思进行了逻辑归纳,阐明社会主义的精神本体——本义、物质依据本体——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群众以及国家、价值本体——制度实践的目标皈依,共同构成了霍布斯鲍姆社会主义思想的本体结构。同时,通过他关于社会主义本体内涵及其演变过程的历史描述,形成对社会主义本体结构的概念与功能界定,继而体现了霍布斯鲍姆对社会主义本体结构的反思性过程。第三章论述了霍布斯鲍姆从社会主义的本体出发,对社会主义的转向与趋势进行的现实反思,阐明与分析了他对于社会主义思潮以及运动发生重大变化的解释观点。在20世纪中后期,社会主义的传统物质论据受到削减,社会主义的结构标准被弱化,霍布斯鲍姆剖析了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同时,对于潜藏着社会主义因子而又区别于苏联国家模式的其他社会形态——社会民主主义、东西方政治文明的有机结合、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模式等,霍布斯鲍姆都进行了动态的、历史的分析。此外,霍布斯鲍姆以其全球化的视野,阐释了经济一体化、科技跃升和大众文化对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具有的意义。通过研究,本章得出了霍布斯鲍姆对于社会主义变化和趋势的反思性认识,基本形成了对他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理解。第四章阐述了霍布斯鲍姆在社会主义新的转变、演化之际,对全球化时代下的社会主义所进行的价值评估与反思的思想。20世纪末,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遭受重大挫折,这使得霍布斯鲍姆对社会主义的功能、机制和现实表现进行再评价,以探索社会主义新的时代解释力。他认为,第一,民族国家和民族事业最终要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在于它是民族等关联事物的最终归宿;第二,在新的时期里,社会主义在社会异化、生态危机等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后果方面,具有比以往更加充分的说服性和批判效力;第三,社会主义在资源配置、消除贫富分化方面依然是当今社会最主要的力量。本章霍布斯鲍姆在新形势下关于社会主义价值的重估进行的分析,突出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现状和应用前景所做出的拓展性努力。第五章主要考察了霍布斯鲍姆对社会主义进行过程分析和反思后的启益,分析了其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启迪。世纪之交,霍布斯鲍姆在一些关乎社会主义实际运作的焦点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与观点,并期许社会主义者应当重视这些问题。本章在分析这些论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挖掘霍布斯鲍姆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作用。最后一部分为全文的结语。这部分在对全文主旨思想、逻辑框架等概括总结的基础上,对当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总括,突出了霍布斯鲍姆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的历史反思性以及关照现实与未来的生命力。同时,重申了霍布斯鲍姆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内核,对霍布斯鲍姆的哲学遗产进行了评价,陈述并分析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的追问以及留给后人探索的部分,呈现了其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时代价值。全文基于逻辑和时间的双向线索,通过紧紧围绕霍布斯鲍姆社会主义理论展开,在深入解析其思想的脉络、社会主义要素、内容、结构和动力机制的本真求索中,探寻霍布斯鲍姆理论观点的特征、逻辑与要旨,形成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历史反思意识下的社会主义思想。霍布斯鲍姆以历史反思为导引的思维方式,使他致力于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整体链条中看待一切复杂事物的联系,表达出连续性的历史态度,展现了他对社会主义理论及现实运动的历史化宏观审视。正因如此,在我们看来,他的社会主义理论表现出鲜明而独特的两大核心内涵:其一,社会主义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认识活动,它以诠释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方式,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时代局限性,反映了人类对于历史事实和世界本质的把握能力。其二,人类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反思不仅是一种思维认识环节,还扩展为人类以社会主义的意识来继承历史、创造历史的实践能力。正是在此能力下,人类确证了自身的历史主体性,加深了对于客观世界的作用程度,使历史认识具备了宏观的社会意义。霍布斯鲍姆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与分析研究方法,体现出了霍布斯鲍姆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新思维和新特质,是其社会主义的价值主张和马克思主义精神品质的实践追求的展现,这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可供辩证吸收的理论。
季宪[5]（2020）在《城市历史景观动态完整性认知与保护研究 ——以丹东老城为例》文中指出历史城市可以视作文化景观的一种类型,它不仅是文化和自然两方面价值、属性及特征在“人地互动”过程中层层积淀的产物,更是当下城市居民的生活场所。然而,城市人居环境与其历史意义之间的时空联系被缺乏管控的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所割裂,导致地方特色逐渐丧失,人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不断削弱。同时,遗产保护与城市其他方面发展之间的失衡,又使得遗产地居民的生活品质遭受严重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景观方法”逐渐成为遗产保护和城市规划的重要工具。在上述背景下,在城市遗产保护领域中,城市历史景观（Historic Urban Landscape）概念应运而生。它既代表了不断扩大的文化遗产范畴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又强调了遗产不应仅仅作为保护对象,而应更多地纳入到巩固地方特色和改善人居环境的城市发展框架之中。本文围绕上述框架下“保护什么”和“怎么保护”的问题,探究了城市历史景观的认知与保护中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主要研究目的是建构统筹性理论以及提出认知和保护的方法与途径。本文的研究从城市历史景观的认识论基础谈起,在其基础上进行理论思辨与探索,建构认知和保护城市历史景观的动态完整性理论,并提出指导后续研究的认知与保护范式,其内涵是针对时间、空间和人三个维度线索进行剖析,并将多维线索进行拟合。时间线索对应的是针对城市历史景观历时性层积过程与模式的认知,即从城市历史景观的视角来审视历史城市,梳理城市历史景观在时间维度上的演进脉络,并进一步解析其层积性。空间线索主要围绕城市历史景观的共时性特质进行认知研究,内容包括剖析共时界面中城市历史景观特质单元概念,提出基于Arc GIS和模糊逻辑的历史地理空间数据叠加分析方法,从而进一步提出界定和识别城市历史景观特质单元的一系列方法,并逐步揭示各单元及其整体在多个维度上的特质。而人本线索则以城市历史景观中居民的感知与认同量度为切入点,首先从居民感知的视角诠释人与历史性人居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而从多个层面厘清居民主观感知、客观城市历史景观环境和主观认同感受三者之间的关联,并在明晰感知绩效与认同影响原理的基础上,引入非对称性影响与绩效分析方法（Asymmetric Impact-Performance Analysis）,建立感知与认同量度评估模型,针对历史环境要素对于居民认同感的影响类型和程度进行分析与辨别。最终以线索拟合为切入点,综合考量来自三个维度线索的认知成果,围绕双评价决策、对变化的管理和多元协同三个方面的内容,探讨了城市历史景观动态完整性保护的可行途径。本文研究取得的创造性成果包括:建构了认知与保护城市历史景观的动态完整性理论;提出了基于信息层叠加和模糊逻辑建模的城市历史景观单元区划方法;建立了基于AIPA的历史环境感知与认同量度评估模型;以及提出了兼顾特质贡献度和认同影响度的双评价保护决策方法。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建构的动态完整性理论丰富了历史城市保护理论体系和城市历史景观理论体系。实践意义在于提出单元区划方法、特质识别方法、特质贡献度评价方法、认同影响量度评价方法以及双评价拟合决策的途径,为城市遗产保护和更新实践提供方法指导和现实依据;而本文研究中涉及的居民感知与认同量度和动态延续性的内容为历史城市的宜居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
教育部[6]（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指出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孙佩欣[7]（2020）在《恩格斯生态自然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基于《自然辩证法》》文中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五位一体”总布局的重要一位,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现如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依然面临严峻挑战,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矛盾依然突出。论文在厘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对《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自然观从其生成背景、主要内容和当代价值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概括总结。恩格斯生态自然观有其特定的生成背景。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方式对自然进行毫无节制的开采和利用,打破了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的最大限度,自然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立足于十九世纪“三大发现”等蕴含普遍联系的自然科学成果,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观的基础上,克服了资本主义机械自然观的局限性,构建起系统的生态自然观。恩格斯生态自然观涵盖“自然演进论”“人与自然关系论”“自然报复论”等主要内容,具有唯物性与辩证性、实践性与前瞻性等鲜明的理论特质。“自然演进论”探究了自然界的生成演化规律,从而揭示出人类的起源和进化,这是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理论基础。“人与自然关系论”是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核心议题。它科学阐述了自然界是一个天然存在且具有自我调控能力的生态系统,“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并且依赖于自然而发展。相对于自然而言,人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体,人类可以主动改造自然,同时也会被动接受自然强加在人类身上的结果。因此最终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自然报复论”着重探究了生态失衡的原因和消解路径。自然报复人类并不是自然“主动挑起”,而是人类被迫接受自己实践活动的后果。因此,只有把人类实践活动置于自然规律之下,才能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从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资本主义现状出发,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生态失衡的根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固有矛盾不仅直接导致资本主义劳动产品分配的不公平性,而且承担生态后果的群体不对称性也凸显出来。即资产阶级成为产品的占有者和优质生态环境的享用者,而无产阶级既丧失了对劳动产品的占有又沦为生态环境恶化的直接受害者。因此,变革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建构合理的社会制度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根本之所在。恩格斯自然生态观对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启示。一方面,它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人和自然不是简单的主客体对立关系,自然需要突破作为受动性的客观存在,人类也应该超越消极无为,这些观点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四个一”思想的理论先导。另一方面,它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实践启示。生态失衡、自然报复的惨痛教训让我们认识到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及至当下,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坚持以“生态就是生产力”为导向,依赖科技创新打造经济发展新常态,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建设美丽中国。
陈俊秀[8]（2020）在《我国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的反思与重构》文中指出腐败问题已然成为我国社会的沉疴积弊,当前我国反腐败逐渐形成压倒性态势,反腐的重心逐步由“治标”转向“治本”。作为制度反腐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刑事反腐自古以来都是整饬吏治的有力手段。在刑事立法上,当前我国腐败犯罪罪名的增设、构成要件的修正、法定刑配置的调整进入非常频繁的时期,学界对腐败犯罪的研究也呈现“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繁荣景象,然而表象的繁荣背后却暗藏着腐败犯罪基础理论建树不足、腐败犯罪罪刑结构前后龃龉、左支右绌的隐忧,具体表现在:刑事立法上腐败犯罪的罪刑配置科学性和合理性饱受理论界和实务界诟病;刑事司法中大量腐败犯罪案件的判决结果也屡遭公众的公正性质疑。有鉴于此,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刑事反腐尤为必要,是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成果的必然要求。腐败的概念界定是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研究的基石,科学界定“腐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有效开展刑事反腐的逻辑前提。通过对“腐败”内涵“语义-语用”二元框架的分析,以及对腐败核心要素的剖析,尝试对传统的经典腐败定义进行修正:取消对腐败主体“公职人员”或“国家工作人员”的限定;将腐败行为对象“公共权力”扩大为“权力”,在传统腐败行为对象的范畴里融入“私权力”要素,使得滥用私权力的情形也纳入腐败行为的范畴。我国腐败犯罪体系存在分布散乱、类型化程度不足的弊端,为了实现庞大的腐败犯罪罪群的体系化,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犯罪体系罪名庞杂、混乱无序的问题,本文按照腐败的行为模式不同,将腐败犯罪类型划分为自体型腐败犯罪和交易型腐败犯罪。无论腐败行为的具体方式和手段如何多样化,自体型腐败和交易型腐败依然是腐败的最基本形态,任何新型腐败行为均可以还原到上述两种基本腐败形态之中。其主要区别在于自体型腐败犯罪是“权力追逐利益”,典型的如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而交易型腐败犯罪（除索贿外）主要是“利益追逐权力”,典型的如受贿罪、行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同时,在交易型腐败犯罪中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行贿型腐败犯罪和受贿型腐败犯罪。腐败犯罪之罪刑配置不是立法者恣意而为之事,它必须得到某种合理化的控制。不同阶段的腐败态势牵动着反腐败刑事立法的不断修改、完善。罪刑结构是否合理,是一个国家刑事法治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当前我国腐败犯罪的罪刑结构完善首先应当对刑法理念进行更新,从“政策型”向“法理型”,从“碎片化”向“体系化”,从“回应型”向“内生型”,从“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转型。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应当坚持“报应刑并合主义”,报应为刑罚正当化的主要根据,预防为刑罚正当化之次要依据。报应刑论（绝对主义刑罚论）和目的刑论（相对主义刑罚论）所彰显的价值理念之间存在着基本立场上的冲突。而化解这一冲突的合理路径在于立法阶段和司法阶段二元分离,即刑事立法以责任刑所蕴含的报应主义价值理念为鹄,刑事司法以预防刑所倡导的功利主义价值理念为旨趣。规范保护目的理论、法益理论与社会危害性理论是贯穿腐败犯罪体系、重构我国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的重要理论资源,也是指导和制约反腐败犯罪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理论根基。罪刑体系的建构需要从目的出发,行为可罚性的建构需要充分考虑规范保护目的。通过对我国腐败犯罪的规范保护目的的宏观把握、腐败犯罪法益理论的中观考量、腐败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法经济学微观探索,为我国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的重构奠定理论基础。腐败犯罪的规范保护目的为公共资源的分配正义,包括物质、权利、发展机会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的分配。传统的受贿罪法益“廉洁性说”“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说”“公正性说”“信赖说”“不可收买性说”与“类型化法益说”均存在着一系列非此即彼的困境。在交易型腐败犯罪中,社会分配正义受损包括两个层面:受贿人获得的腐败利益和行贿人获得的不正当利益。与之相对应,交易型腐败犯罪法益应当包括两个层面:“禁止职务或职务行为上的不当得利”和“公共资源分配上的机会平等”。自体型腐败犯罪的法益为公共财物的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能）。“廉洁性”法益并非自体型腐败犯罪中具有独立价值的法益,廉洁性的高低依附于公共财物受损程度。我国贪污罪和受贿罪并轨制罪刑结构下并发的“同罚异害”罪刑不均衡难题,以及法益侵害、不法内涵、犯罪生成模式、责任程度等实质差异,决定了贪污罪和受贿罪的罪刑结构应采取分离制。通过2097份刑事判决书的大样本实证考察,发现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贪污罪的刑罚显着高于受贿罪”的司法经验和规律,揭示“并轨制”立法下并发的“同罚异害”罪刑不均衡弊病,进而提出“贪污罪和受贿罪法定刑应当分立”这一理论命题。同时,我国刑事立法中行贿犯罪和受贿犯罪的罪刑结构左右龃龉,折射出立法者对贿赂犯罪摇摆不定的治理策略。贿赂犯罪的应然罪刑结构应深入考察受贿犯罪的复合行为结构、复合法益结构的特殊性。通过受财行为与谋利行为的区分、贿赂犯罪生成机制考量以及共同犯罪中教唆犯与实行犯之法理借鉴,揭示行贿和受贿行为不法与责任程度,从根本上消除贿赂型腐败犯罪惩治策略以及罪刑结构上的分歧。通过对自体型腐败犯罪和交易型腐败犯罪、行贿型腐败犯罪和受贿型腐败犯罪的反思与解构,提出了腐败犯罪的建构路径。在交易型腐败犯罪中,应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要件要素,对“贿赂”范畴予以重构并类型化。对受贿型腐败犯罪应当采取“数额与情节并重”模式,并提出受贿罪情节要素体系建构的基本设想。受贿罪的法定刑应采取“基本刑+特殊刑”模式,以“枉法受财”为受贿罪的“基本犯”,而单纯收受贿赂,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或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的,应当按照受贿罪的法定刑从轻处罚。在此基础上,提出受贿罪罪刑立法修改之可行性方案。在自体型腐败犯罪中,通过贪污罪行为主体和行为类型之教义学限缩以纾解“权贵刑法”的诘问与质疑。自体型腐败犯罪的死刑适用应当从司法控制走向立法废除。在行贿型腐败犯罪和受贿型腐败犯罪的罪刑结构建构中,提出应当坚守行贿型腐败犯罪与受贿型腐败犯罪非对称性罪状结构;确立行贿型腐败犯罪之特别自首制度;行贿型腐败犯罪和受贿型腐败犯罪合理的罪刑阶梯应该设置为:（枉法）受贿>行贿罪≥（不枉法）受贿,即在贿赂犯罪中,除（不枉法）受贿外,受贿罪原则上应当重于行贿罪。成熟的体系性研究应当遵循融贯性与合目的性的双重要求。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的体系融贯之目标是避免腐败犯罪法秩序内部的诸规范发生冲突、矛盾,确保法安定性。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的重构能够与既有刑法体系相衔接、融贯。在刑事司法层面,能够有效指导司法实践中诸多疑难、复杂的贿赂类型,为腐败犯罪的法益恢复、“事后受贿”情形、“感情投资”情形、交易型腐败犯罪的既遂形态、罪数问题以及自体型腐败犯罪与相关财产犯罪竞合等疑难问题的司法应对提供足够的阐释力和理论支撑。
孙振杰[9]（2020）在《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研究 ——以京津冀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旅游业具有广泛关联、综合性强的特点,不仅内部各要素之间联系密切,在区域协同发展中的作用受到重视,与相关产业融合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并且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综合功能正在逐步显现。旅游业发展已进入了“大旅游”时代,功能不断多元化,发展目标不仅包括经济目标,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目标;面向新时代,旅游成为人民美好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党十八大及以后提出和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给旅游业转型升级带来了机遇。共生理论主要用于研究生物种群之间物质能量交流关系,为认识旅游业与相关各方面的关联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但目前的旅游共生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和城市旅游共生、旅游产业和企业共生、旅游资源和产品共生等方面,还缺乏系统完善的理论框架。长期以来对旅游发展与“五位一体”各方面共生研究的不充分导致旅游业无法发挥应有的效益,面向旅游发展的新时代,迫切需要开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加强旅游发展与各方面的协调共生,在“五位一体”建设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本文遵循“协调共生、协同共赢”理念,将旅游发展的定位提高到社会经济整体的高度,把旅游发展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位一体”的各方面对接,提出旅游共生体系统及其协调演化的理论框架,并以京津冀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有利于实现“大旅游”管理。全文共分为研究背景与基础理论、理论构建、实证分析、结论与展望四个部分,包括八章内容,具体如下:研究背景与基础理论部分包括第一、二章,指出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理论基础。首先说明了研究背景与缘起,论述了旅游共生体系统的提出过程及研究意义、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然后介绍了共生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及其生物学、生态学和社会科学含义,回顾共生理论在城市与区域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情况,综述了旅游共生相关研究的国内外进展,然后概括介绍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等其他基础理论。理论构建部分包括第三、四章,提出旅游共生体系统理论及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理论。首先界定了旅游共生、旅游共生单元、旅游共生体系统、旅游共生度与共生系数等概念,在研究旅游共生的现实表现和基础动因、旅游共生关系的主要类型、旅游共生体形成条件的基础上,形成旅游共生体系统理论;然后通过分析旅游共生关系在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两个维度上演化的不同特征,提出运用共生度和共生系数判定两个维度上旅游共生关系演化状态的方法,阐释其演化机制,形成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理论。实证分析部分包括第五、六、七章,是对京津冀旅游内部共生体系统、外部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及评价的研究。首先解释了京津冀旅游共生的基础,研究了京津冀旅游行业共生体和旅游市场共生体的时空演化情况,从京津冀旅游协同过程及进展和构建旅游发展指数角度,整体上认识京津冀旅游内部共生体系统的协调演化;然后把京津冀旅游发展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位一体”各方面分别视为单个共生单元,从共生关系、共生体的时空演化等角度分别对京津冀旅游-经济、旅游-政治、旅游-文化、旅游-社会和旅游-生态共生体展开研究;最后,对京津冀旅游共生体系统的协调演化状态和关联协调程度进行评价,分析旅游共生体系统演化中的主要风险,提出了促进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进化的对策措施。研究结论与展望部分,即第八章。该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归纳,指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可能的创新之处,并提出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研究发现:（1）运用共生理论把各种旅游关联现象抽象为旅游共生单元的共生关系,能够整合形成旅游共生体系统,既包括旅游内部的共生体系统,也包括对接“五位一体”各方面形成的旅游外部共生体系统。（2）旅游共生关系在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两个维度上都形成了四种基本类型的关系,任何共生关系都是这两个维度上的不同组合。（3）旅游共生体演化是共生单元通过相互适应走向协调关系的过程,实质上是旅游共生关系在两个维度上的协调演化,用共生度和共生系数指标的正负值、大小比较等标准可以判定旅游共生体协调演化所处的不同阶段和状态。（4）京津冀旅游内部共生体系统演化过程顺利,旅游行业共生体形成了一体化的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旅游市场共生体正在向高水平的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演化。（5）京津冀旅游外部共生体系统整体处于明显的进化过程,表现为京津冀旅游-经济共生体和旅游-社会共生体进化良好,旅游-政治共生体和旅游-文化共生体进化较好,旅游-生态共生体进化一般;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京津冀旅游共生体系统的关联协调度,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刘燕妮[10]（2019）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治理”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话语之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上的全新理念,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研究的重要范畴。地方是民众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是民众利益诉求表达和利益矛盾的集中地,倡导国家治理议题必须关注地方治理水平和治理绩效。地方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环节。打造中国特色的地方治理,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因此要将党的领导与建设嵌入到地方治理中。我国地方治理转型是地方党委、政府、社会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角色,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基础性论述及国家回归社会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当代中国地方治理变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社会是两个重要的行为主体,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与互动样态必然深刻影响着地方治理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构成了地方治理的重要论域。本文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探讨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对推动地方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自产生以来深深地扎根于社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的执政党和领导党,并带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党始终保持和传承了扎根于社会、依托于群众的优良传统。因此党社关系问题（或其所包含的党群关系）长期以来是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的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从历史维度看,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始终在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互动关系及架构中运作并寻找平衡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在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宏大背景下,我国党社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同构化”、改革开放以来“初步分离”关系形态的发展变革。地方治理现代化为我国党社关系建构提供了新逻辑和新思维。但不可否认,当前党社关系的互动方式和存在样态与地方治理现代化尚存在一定张力,表现为党的社会基础出现弱化的风险、党服务社会功能转型滞后、党与社会沟通出现脱节现象以及党在社会主体性发展中的功能发挥不足等问题。剖析党社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可归结为: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社会基础的变化、地方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地方党组织与社会民众之间平等民主的话语秩序尚未建构、地方党组织社会化失衡等因素。本文对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研究基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论证,一方面从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引领与培育。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已逐渐脱离国家权力的控制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但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社会组织化程度、自治水平较低,广大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及应具备的公民意识、公民精神还不适应我国现代治理变革。为此,在地方治理框架下,党社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与培育社会,促进社会相对独立自治体系的形成,培育现代公民、培育社会生活共同体价值规范、支持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进程,建立政府与社会协作共治的平台和机制,以适应治理现代化这一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目标和政治规划需求。另一方面从社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权能的增益与制约。当前中国社会主体性觉醒对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维护公共利益、回应民众诉求、推动民主政治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在地方治理中,社会的公益性、志愿性等道德精神与品质能够克服党的决策忽视民众意愿,或是出现阶级利益倾斜的取向。同时,现代社会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民间性、自治性等优势,在代表和维护特定群体利益、整合社会资源、汇聚人才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优势,对党的功能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另外,社会转型带来公民权利的增长和发展,强化了公民权利对党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实现地方党权授予和行使的人民性,进而优化地方治理。依据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党社关系基本内容深入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构建地方治理中党全面领导下的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党的全面领导是“服务与协商”党社关系模式的基本原则和政治前提,两者表现出互促共强的有机统一性。地方治理现代化蕴含的民主、责任、回应、参与等精神理念极大地凸显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回归,党服务社会是地方治理中党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内容,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贯之的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体现。协商为民众参与地方治理提供了广阔平台,党社协商契合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要义,在地方治理中,有利于党与社会的广泛合作、党与社会的对话沟通和党有效集中民意,是党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
二、经济形态演进与社会形态发展的非对称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形态演进与社会形态发展的非对称性（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概念解读及其价值分析 |
| 一、意识形态的相关理论概述 |
| 二、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涵义、载体和意义 |
| (一)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内涵及特征 |
| (二)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载体:高校思政课(公共政治课) |
| (三)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意义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历史回顾 |
| 一、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重新步入正轨阶段(1978 年—1984 年) |
| (一)清除“文革”遗毒的消极影响 |
| (二)重申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性 |
| (三)坚持科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针 |
| (四)改革教材内容及思政课程设置 |
| 二、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改革、规范阶段(1985 年—1997 年) |
| (一)实践发展倒逼思政课改革 |
| (二) “85”方案的内容及新特点 |
| 三、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反思发展阶段(1998 年—2004 年) |
| (一) “98”方案关于思政课课程的设置 |
| (二) “中特理论”思想的“三进”过程 |
| (三)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 |
| 四、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支撑、前进阶段(2004 年—2011 年) |
| (一) “05”方案对思政课课程体系的改革发展 |
| (二)教材编写管理的官方化、权威性 |
| (三)马工程建设的学科支撑实践 |
| 五、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提升、巩固阶段(2012 年至今) |
| (一)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及其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
| (二)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校思政课及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取得的成效与经验 |
| 一、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取得的成效 |
| (一)课程体系与时俱进 |
| (二)教材体系不断发展 |
| (三)教学方法逐渐丰富、教学载体多样发展 |
| (四)教学环境持续改善 |
| 二、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取得的经验 |
| (一)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
| (二)以课程、教材建设为主要抓手 |
| (三)政策保障是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发展的重要擎引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的挑战 |
| 一、西方意识形态渗透 |
| (一)全球化、网络化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提供渠道 |
| (二)部分思想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武器 |
| 二、国内社会思潮冲击 |
| (一) “重理轻文”思想消弭高校意识形态教育话语权 |
| (二)历史虚无主义曲解历史、消解认同 |
| 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冲击“五个认同” |
| (一)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考验制度优越性 |
| (二)其他具体社会问题不同程度地造成了“五个认同”资源的流失 |
| 四、网络化新媒体运用带来的困境 |
| (一)互联网+教育的冲击 |
| (二)新媒体教学带来的震荡 |
| 五、高校意识形态教育自身的不足 |
| (一) “第一课堂”意识形态教育主阵地作用逐渐弱化 |
| (二)思政课教材体系内容设计仍未解决的“两个问题” |
| (三) “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同向同行问题 |
| (四)教育方式与学生发展需求的协同不够 |
| (五)学生意识与教育目标间的冲突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路径思考 |
| 一、坚持我国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与原则 |
| (一)坚持我国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 |
| (二)坚持我国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原则 |
| 二、新时代加强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对策措施 |
| (一)建立健全反意识形态渗透常态机制 |
| (二)加强社会思潮引领 |
| (三)不断增强“五个认同”意识 |
| (四)提升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应变能力 |
| (五)夯实思政课意识形态教育主渠道地位 |
| (六)重视学生工作,矫正学生观念,提高教育实效性 |
| 三、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2）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对中国新型(特色)政党制度的研究状况 |
| 二、国外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状况 |
| 三、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和评价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何谓参政党 |
| 二、何谓新型政党制度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困难与不足 |
| 第一章 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参政党视角的形成 |
| 一、政党制度研究的西方路径 |
| 二、中国政党制度的既有解释 |
| 三、参政党: 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新角度 |
| 第二节 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功能分析 |
| 一、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缘起与发展 |
| 二、本文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借鉴 |
| 三、角色定位、角色互动与功能转化:参政党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的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参政党角色定位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变迁 |
| 第一节 参政党的角色定位及其规范化发展 |
| 一、作为组织的参政党 |
| 二、作为制度的参政党 |
| 三、治理中的参政党 |
| 四、参政党三种角色间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变迁 |
| 一、20世纪40年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 |
| 二、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党制度的曲折发展 |
|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党制度的健全与制度化 |
| 四、新时代以来“新型政党制度”概念的提出 |
| 第三节 参政党角色规范化对新型政党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 |
| 一、新型政党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二、新型政党制度变迁中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角色定位 |
| 三、参政党角色规范化与新型政党制度变迁关键节点的契合 |
| 四、参政党文化建设对新型政党制度的意义 |
| 第三章 参政党和执政党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 |
| 第一节 组织角色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组织模式 |
| 一、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 |
| 二、组织关系——非竞争性 |
| 三、组织特征——非对称性 |
| 第二节 制度角色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模式 |
| 一、政党与政权关系——执政-参政 |
| 二、政党与政党关系——多党合作 |
| 三、政党与社会关系——政治协商 |
| 第三节治理角色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机制 |
| 一、嵌入式治理——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机制 |
| 二、一主多元: 治理主体的权力分配机制 |
| 三、协商整合: 治理过程的协同互动机制 |
| 四、科学民主: 治理绩效的提升机制 |
| 第四节 参政党与执政党互动下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 |
| 一、合作型: 新型政党制度结构的整体特征 |
| 二、参与型: 参政党在新型政党制度结构中的定位 |
| 三、参政党政治参与对新型政党制度合作型结构的塑造 |
| 第四章 参政党功能与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效能 |
| 第一节 体系维持: 参政党与新型政党制度的体系效能 |
| 一、政治录用: 参政党的人才吸纳效应 |
| 二、政治沟通: 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党际交流 |
| 三、政治社会化: 参政党的文化传播 |
| 第二节 治理优化: 参政党与新型政党制度的过程及政策效能 |
| 一、利益表达与聚合: 参政党的利益整合作用 |
| 二、政策制定与实施: 参政党对决策科学化的推动 |
| 三、职权行使、社会服务与政策监督: 参政党的政策输出与反馈功能 |
| 第三节 参政党功能转化对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积极作用 |
| 一、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特点 |
| 二、参政党对新型政党制度体系的巩固效应 |
| 三、参政党对新型政党制度过程与政策效能的优化作用 |
| 第五章 参政党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
| 第一节 参政党角色缺位及其对新型政党制度的影响 |
| 一、参政党角色规范化的不足 |
| 二、参政党自身的结构性瓶颈 |
| 三、参政党的功能局限 |
| 第二节 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
| 一、国内社会环境的压力 |
| 二、国际局势的影响 |
| 第三节 参政党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化路径 |
| 一、在执政党领导下完善参政党建设 |
| 二、完善政党协商机制与新型政党制度合作型制度结构 |
| 三、提升参政党治理能力与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效能 |
| 四、增强参政党与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适应性 |
| 结语 |
| 一、理论价值 |
| 二、治理价值 |
| 三、民主价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关注热点的社区管理研究 |
| (二)以社区网络化治理为前沿议题的社区治理研究 |
| (三)社区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发展研究 |
| (四)共生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城市社区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 |
| (四)共生 |
| 二、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共生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同质下延: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兴起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缘起 |
|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初始历程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创形态(2004)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步成长(2005-2012) |
| 二、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同质化下延分析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主体多数属于体制内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推进了政策执行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与限度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偏利共生:网格化管理强化与治理主体培育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新探(2012 年末-2015) |
| (一)2013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减负增效 |
| (二)2014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三社联动 |
| (三)2015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政社互动 |
| (四)2013-2015 年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总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偏利共生行为模式研判 |
| (一)共生单元具备: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设立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单向为主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提升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与困境 |
| (一)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 |
| (二)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非对称互惠共生:网格化管理新突破与治理要素新发展 |
| 一、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新实践(2016-至今)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新突破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新发展 |
| (三)近年来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整体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非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剖释 |
| (一)共生单元具备:丰富的治理主体生成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多方发起的活动开展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多向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组织间非同步性进化 |
|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与问题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导向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前行的目标、动力与阻力 |
| 一、网络化治理:中国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
| (一)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发展的理想状态 |
| (二)网络化治理:实现理想状态的工具设计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系统结构 |
| (四)网络化治理系统结构建构的基础条件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党政领导力 |
| (二)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利益驱动力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科技支撑力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阻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 (二)目标和利益冲突下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在张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
| 一、共生: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 |
| (一)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 |
| (二)价值理念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共生价值体系 |
| 二、丰富共生主体: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建设 |
| (一)在双向需求导向下,选择刚性约束 |
| (二)在目标需求导向下,采用弹性约束 |
| (三)在利益需求导向下,实施有效激励 |
| 三、完善共生界面: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行动选择 |
| (一)以协商为基础,形成主体间的共识共信 |
| (二)以共治为主线,强化主体间的共担共监 |
| (三)以共享为旨归,推动全主体的双维进化 |
| 四、优化共生条件: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技术支撑 |
| (一)以用户为中心,建设治理网络平台 |
| (二)以平台为依托,联通社区治理主体 |
| (三)以问题为导向,健全运行保障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历史反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霍布斯鲍姆生平及学术历程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思想渊源 |
| 1.1 科学社会主义的分析进路和立场 |
| 1.1.1 科学社会主义的分析进路 |
| 1.1.2 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 |
| 1.2 俄国-苏联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吸收 |
| 1.2.1 列宁主义的历史前瞻性 |
| 1.2.2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全能型政治经济体制 |
| 1.3 西方政治与历史思想的优秀成果 |
| 1.3.1 卢卡奇的阶级分析方法 |
| 1.3.2 葛兰西的政治理论 |
| 1.3.3 法国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 |
| 1.4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和社会现实 |
| 1.4.1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氛围 |
| 1.4.2 英国工人运动的实践历程 |
| 小结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本体的结构性反思 |
| 2.1 社会主义的本义 |
| 2.1.1 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 |
| 2.1.2 自由、平等和公正的价值判定 |
| 2.1.3 “社会为上”的理想社会形态观 |
| 2.2 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蕴 |
| 2.2.1 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阐释 |
| 2.2.2 无产阶级国家专政的内涵 |
| 2.3 社会主义的实践旨归 |
| 2.3.1 充分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制度 |
| 2.3.2 谋求人的解放的根本依托 |
| 小结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现实转向与趋势的反思 |
| 3.1 社会主义要素的嬗变 |
| 3.1.1 物质论据的削减 |
| 3.1.2 结构标准的弱化 |
| 3.2 社会主义潜在形态谛视 |
| 3.2.1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 |
| 3.2.2 东西方政治文明的有机结合 |
| 3.2.3 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曙光 |
| 3.3 全球化视野下的浪潮 |
| 3.3.1 经济一体化的突出作用 |
| 3.3.2 科技跃升的深远意义 |
| 3.3.3 大众文化的广泛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的价值反思 |
| 4.1 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 |
| 4.1.1 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脉向 |
| 4.1.2 民族事业的前景与希望 |
| 4.2 现代性后果的反思 |
| 4.2.1 复归人与自然的本真属性 |
| 4.2.2 财富分配的制度保障 |
| 小结 |
| 第五章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启迪 |
| 5.1 理性基础 |
| 5.1.1 把握社会历史的规律性 |
| 5.1.2 坚持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 |
| 5.2 目标导向 |
| 5.2.1 根植民族思考和世界格局的现代化建设 |
| 5.2.2 创立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城市历史景观动态完整性认知与保护研究 ——以丹东老城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
| 1.2.1 城市历史景观 |
| 1.2.2 动态完整性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
| 1.3.3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综合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动态完整性理论 |
| 2.1 动态完整性理论的认识论基础 |
| 2.1.1 第三类型学及其历史连续性视角 |
| 2.1.2 文化景观理论及其人地关系思想 |
| 2.1.3 城市历史景观方法及其核心观念 |
| 2.2 动态完整性理论的思辨与探索 |
| 2.2.1 保护范式的转型 |
| 2.2.2 多维交互的认知模式 |
| 2.2.3 动态完整性理论初探 |
| 2.3 动态完整性认知与保护范式构建 |
| 2.3.1 时间线索——历时性层积 |
| 2.3.2 空间线索——共时性特质 |
| 2.3.3 人本线索——感知与认同 |
| 2.3.4 线索拟合——综合保护途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城市历史景观的历时性层积解构 |
| 3.1 作为城市历史景观的历史城区 |
| 3.1.1 丹东老城历史景观概况 |
| 3.1.2 典型构成要素及其价值 |
| 3.1.3 价值存续的多元困境 |
| 3.2 城市历史景观的历时演进 |
| 3.2.1 缘起 |
| 3.2.2 发生雏形阶段 |
| 3.2.3 发展成型阶段 |
| 3.2.4 剧变转型阶段 |
| 3.2.5 稳中有变阶段 |
| 3.3 城市历史景观的层积性分析 |
| 3.3.1 层积空间结构与机制 |
| 3.3.2 层积空间的叠构规律 |
| 3.3.3 层积效应的作用模式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城市历史景观的共时性特质揭示 |
| 4.1 共时界面中的特质单元解析 |
| 4.1.1 城市景观形态单元 |
| 4.1.2 景观特征类型单元 |
| 4.1.3 历史景观特质单元 |
| 4.2 城市历史景观特质单元区划 |
| 4.2.1 信息层创建与密度区聚合 |
| 4.2.2 特征斑块提取与单元内核识别 |
| 4.2.3 模糊逻辑建模与单元范围划定 |
| 4.3 单元特质挖掘与整体特质揭示 |
| 4.3.1 单元特征的积聚现象解析 |
| 4.3.2 单元特质的文化溯源探究 |
| 4.3.3 城市历史景观特质整合揭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城市历史景观的感知与认同量度 |
| 5.1 基于居民感知的人地观诠释 |
| 5.1.1 从空间地域到场所地方 |
| 5.1.2 人地观中的情感内涵阐释 |
| 5.1.3 人地观中的双向认同建构 |
| 5.2 人地观视角下的维度关联探析 |
| 5.2.1 城市历史景观的感知维度 |
| 5.2.2 感知维度的关联机制 |
| 5.2.3 感知绩效与认同影响 |
| 5.3 感知与认同量度评估模型构建 |
| 5.3.1 感知与感受数据的获取 |
| 5.3.2 样本概况与影响因子提取 |
| 5.3.3 量度评估模型构建与解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城市历史景观动态完整性保护途径 |
| 6.1 动态完整性保护中的双评价决策途径 |
| 6.1.1 基于特质承载度的要素评价 |
| 6.1.2 认同影响评价结果分类重构 |
| 6.1.3 双评价的搭接耦合辅助决策 |
| 6.2 动态完整性保护中的变化管理途径 |
| 6.2.1 以变化管理为核心的保护逻辑 |
| 6.2.2 针对变化的动态趋势引导 |
| 6.2.3 应对变化的动态均衡调控 |
| 6.3 动态完整性保护中的多元协同途径 |
| 6.3.1 动态完整性保护纳入到控规框架之中 |
| 6.3.2 动态完整性保护纳入到可持续框架下 |
| 6.3.3 动态完整性保护中的多层次主体协作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城市保护理论发展历程及重要文件梳理 |
| 附录2 相关国际宪章和建议文件内容对比 |
| 附录3 丹东老城现存主要遗产清单 |
| 附录4 丹东老城主要历史时期地图 |
| 附录5 针对城市历史景观感知与认同量度的调查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他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恩格斯生态自然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基于《自然辩证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国外研究综述 |
| 2.国内研究综述 |
| 3.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3.创新之处 |
| 一、基本概念概述 |
| (一)自然观与生态观的内涵 |
| 1.自然观的内涵 |
| 2.生态观的内涵 |
| (二)自然观发展的当代形态 |
| 1.系统自然观 |
| 2.人工自然观 |
| 3.生态自然观 |
| 二、恩格斯生态自然观产生的背景 |
| (一)恩格斯生态自然观产生的社会背景 |
|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生态系统的平衡 |
| 2.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导致社会矛盾的凸显 |
| (二)恩格斯生态自然观形成的自然科学基础 |
| 1.物理学的奠基 |
| 2.化学的新进展 |
| 3.生物学的发展 |
| (三)恩格斯生态自然观产生的理论渊源 |
| 1.康德“星云假说”的影响 |
| 2.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继承 |
| 3.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 |
| 三、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
| (一)自然演进论 |
| 1.天体观和生命观 |
| 2.物质观和意识观 |
| 3.运动观和时空观 |
| 4.人类起源进化观 |
| (二)人与自然关系论 |
| 1.原初状态:“人是自然的产物” |
| 2.过渡阶段:人可“支配自然界” |
| 3.终极目标: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
| (三)自然报复论 |
| 1.“自然报复”的机理研究 |
| 2.“自然报复”的表现 |
| 3.“自然报复”的消除 |
| (四)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特征 |
| 1.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立场的唯物性 |
| 2.恩格斯生态自然观方法的辩证性 |
| 3.恩格斯生态自然观内容的科学性 |
| 4.恩格斯生态自然观思想的实践性 |
| 5.恩格斯生态自然观方向的前瞻性 |
| 四、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当代价值 |
| (一)合理的社会制度是消除自然报复的根本所在 |
| 1.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文明存在不可兼容性 |
| 2.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亲生态性” |
|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 |
| (二)人与自然关系论引导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协调发展 |
| 1.树立“生态就是资源和生产力”的价值理念 |
| 2.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
| (三)恩格斯生态自然观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四个一”思想的理论先导 |
| 1.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其中一位 |
| 2.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基本方略的其中一条 |
| 3.绿色发展是五大发展理念的其中一大发展理念 |
| 4.污染防治是三大攻坚战的其中一大攻坚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我国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的反思与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论文的基本框架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腐败与腐败犯罪概述 |
| 第一节 “腐败”:语义分析和语用阐释 |
| 一、“腐败”的语义分析 |
| 二、“腐败”的语用阐释 |
| 三、腐败的核心要素提炼 |
| 四、腐败的概念梳理与修正 |
| 第二节 腐败犯罪及其罪刑结构 |
| 一、腐败犯罪的范畴界定 |
| 二、腐败犯罪之罪刑结构 |
| 第二章 我国腐败犯罪罪刑结构之规范演进与理念转向 |
| 第一节 我国腐败犯罪罪刑结构之规范演进 |
| 一、自体型腐败犯罪阶段: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 |
| 二、自体型和交易型腐败犯罪混合阶段:改革开放—1997 年《刑法》 |
| 三、交易型腐败犯罪阶段:1997 年《刑法》—至今 |
| 第二节 我国腐败犯罪罪刑结构配置之理念转向 |
| 一、从“政策型”到“法理型” |
| 二、从“碎片化”到“体系化” |
| 三、从“回应型”到“内生型” |
| 四、从“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 |
| 第三章 腐败犯罪罪刑结构配置的基本原理 |
| 第一节 罪刑结构配置的基本原理 |
| 一、报应刑论视角下的罪刑均衡 |
| 二、目的刑论视角下的罪刑均衡 |
| 三、纾解路径:不同语境下刑罚的正当化根据 |
| 第二节 罪刑结构配置的实质考量 |
| 一、罪刑结构配置的宏观考量要素:规范保护目的 |
| 二、罪刑结构配置的中观考量要素:法益保护理论 |
| 三、罪刑结构配置的最终落脚点:腐败犯罪之社会危害性考察 |
| 第四章 我国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的反思与解构 |
| 第一节 自体型腐败犯罪与交易型腐败犯罪——以贪污罪和受贿罪为例 |
| 一、贪污罪和受贿罪量刑实践的实证考察 |
| 二、贪污罪与受贿罪“异害同罚”现象之纰缪 |
| 第二节 行贿型腐败犯罪和受贿型腐败犯罪——以受贿罪和行贿罪为例 |
| 一、行贿型腐败犯罪与受贿型腐败犯罪罪刑结构之立场分野 |
| 二、行贿型腐败犯罪和受贿型腐败犯罪悖反现象之反思 |
| 第五章 我国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的重构 |
| 第一节 交易型腐败犯罪和自体型腐败犯罪罪刑结构之重构 |
| 一、应然维度之交易型腐败犯罪罪刑结构——以受贿罪为例 |
| 二、应然维度之自体型腐败犯罪罪刑结构——以贪污罪为例 |
| 第二节 行贿型腐败犯罪和受贿型腐败犯罪罪刑结构之重构 |
| 一、行贿型腐败犯罪与受贿型腐败犯罪非对称性罪状结构之坚守 |
| 二、确立行贿型腐败犯罪之特别自首制度 |
| 行贿罪≥(不枉法)受贿'>三、罪刑阶梯:(枉法)受贿>行贿罪≥(不枉法)受贿 |
| 第六章 我国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的体系融贯与司法展开 |
| 第一节 我国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的体系融贯 |
| 一、交易型腐败犯罪体系的梳理与衔接 |
| 二、受贿罪双层法益结构与“数额+情节”入罪模式相契合 |
| 三、普通受贿类型与斡旋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类型的融贯 |
| 第二节 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的司法展开 |
| 一、退赃情节与腐败犯罪的量刑 |
| 二、“事后受贿”情形的处理 |
| 三、“感情投资”情形的处理 |
| 四、交易型腐败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 |
| 五、受贿罪与渎职罪竞合时之罪数认定 |
| 六、自体型腐败犯罪与财产犯罪竞合的处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腐败感知指数CPI统计表(2002年—2018年) |
| 附录二:贪污罪裁判文书数据统计(数额较大区间) |
| 附录三:受贿罪裁判文书数据统计(数额较大区间)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9）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研究 ——以京津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缘起 |
| 一、旅游业的功能不断多元化 |
| 二、旅游发展的目的是助力人民美好生活 |
| 三、人地关系协调发展 |
| 四、京津冀旅游协同持续推进 |
| 第二节 旅游共生体系统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一、旅游共生体系统的思考过程 |
| 二、旅游共生体系统研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三、旅游共生体系统研究的意义 |
| 四、旅游共生体系统的相关说明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框架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三、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与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共生理论的内涵 |
| 一、共生理论的提出——生物学内涵 |
| 二、共生理论的发展——生态学内涵 |
| 三、共生理论的发扬——社会科学内涵 |
| 四、共生理论的前景 |
| 第二节 共生理论在城市与区域等研究中的综述 |
| 一、概述 |
| 二、微观经济领域 |
| 三、城市与区域协调 |
| 四、区域产业经济 |
| 五、管理学领域 |
| 六、共生哲学 |
| 第三节 旅游共生研究综述 |
| 一、旅游共生研究的总体进展 |
| 二、旅游共生理论的探索 |
| 三、区域和城市旅游共生研究 |
| 四、旅游利益相关主体共生研究 |
| 五、旅游与生态环境共生研究 |
| 六、旅游产业和旅游企业共生研究 |
| 七、旅游资源整合和旅游产品共生研究 |
| 第四节 其他基础理论 |
| 一、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 二、协同论 |
| 三、产业生态学理论 |
| 四、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五、博弈论 |
| 第三章 旅游共生体系统构建 |
| 第一节 旅游共生的基础解释 |
| 一、旅游共生 |
| 二、旅游共生单元 |
| 三、旅游共生的现实表现 |
| 四、旅游共生的基础动因 |
| 第二节 旅游共生关系分析 |
| 一、旅游共生关系及其类型 |
| 二、旅游共生度与共生系数 |
| 三、旅游共生界面与共生环境 |
| 四、旅游共生成本与共生效益 |
| 第三节 旅游共生体系统理论模型构建 |
| 一、旅游共生体形成的条件 |
| 二、旅游共生体与旅游共生体系统 |
| 三、旅游共生体系统的结构 |
| 四、旅游共生体系统理论模型 |
| 第四章 旅游共生体系统的协调演化 |
| 第一节 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概述 |
| 一、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的含义 |
| 二、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的实质 |
| 三、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的研究视角 |
| 第二节 组织形式维度上旅游共生体系统的协调演化 |
| 一、组织形式维度上不同旅游共生关系的特征 |
| 二、组织形式维度上不同旅游共生关系的对比 |
| 三、组织形式维度上不同旅游共生关系的判定 |
| 第三节 行为方式维度上旅游共生体系统的协调演化 |
| 一、行为方式维度上不同旅游共生关系的特征 |
| 二、行为方式维度上不同旅游共生关系的对比 |
| 三、行为方式维度上不同旅游共生关系的判定 |
| 第四节 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的机制 |
| 一、旅游共生对象选择的机制 |
| 二、内生动力机制 |
| 三、外生动力机制 |
| 第五章 京津冀旅游内部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 |
| 第一节 京津冀旅游共生关系的基础 |
| 一、京津冀地区概况 |
| 二、京津冀旅游共生关系的条件 |
| 三、京津冀旅游共生关系的基础 |
| 第二节 京津冀旅游行业共生体的协调演化分析 ——对旅行社和旅游饭店行业共生关系的研究 |
| 一、旅游行业间的共生关系 |
| 二、共生单元的主质参量 |
| 三、旅游行业共生体协调演化的过程 |
| 四、旅游行业共生体协调演化的空间格局 |
| 第三节 京津冀旅游市场共生体的协调演化分析 ——对国内旅游市场共生关系的研究 |
| 一、京津冀旅游市场共生体 |
| 二、主质参量的选择 |
| 三、旅游市场共生体的协调演化 |
| 四、旅游市场共生体协调演化的规律与建议 |
| 第四节 京津冀旅游内部共生体系统的协调演化 |
| 一、京津冀旅游共生关系的形成 |
| 二、京津冀旅游共生关系的新阶段 |
| 三、京津冀旅游内部共生体系统的协调演化 |
| 第六章 京津冀旅游外部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 |
| 第一节 京津冀旅游外部共生关系的形成与表现 |
| 一、京津冀旅游外部共生关系概述 |
| 二、京津冀旅游-经济共生关系 |
| 三、京津冀旅游-政治共生关系 |
| 四、京津冀旅游-文化共生关系 |
| 五、京津冀旅游-社会共生关系 |
| 六、京津冀旅游-生态共生关系 |
| 第二节 京津冀旅游外部共生体系统的质参量 |
| 一、各共生单元的主质参量 |
| 二、各共生单元的指标选择和数据来源 |
| 三、各共生单元主质参量的计算 |
| 第三节 京津冀旅游外部共生体系统的协调演化 |
| 一、京津冀旅游-经济共生体的协调演化 |
| 二、京津冀旅游-政治共生体的协调演化 |
| 三、京津冀旅游-文化共生体的协调演化 |
| 四、京津冀旅游-社会共生体的协调演化 |
| 五、京津冀旅游-生态共生体的协调演化 |
| 第七章 京津冀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的评价与对策 |
| 第一节 京津冀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的评价 |
| 一、京津冀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概况 |
| 二、京津冀旅游共生体系统的关联协调度分析 |
| 三、京津冀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的主要特征 |
| 四、京津冀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的主要风险 |
| 第二节 京津冀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进化的对策 |
| 一、形成旅游共生观念 |
| 二、完善旅游共生界面 |
| 三、优化旅游共生环境 |
| 四、推进全域旅游共生 |
| 五、大力实施“旅游+”和“+旅游”战略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一、旅游共生体系统及其协调演化理论 |
| 二、京津冀旅游共生体系统的协调演化 |
| 第二节 可能的研究创新 |
| 一、整合形成统一的旅游共生研究框架 |
| 二、提出旅游共生体系统理论模型 |
| 三、形成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理论 |
| 四、京津冀旅游共生体系统的协调演化及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一、旅游共生体系统理论模型仍需完善 |
| 二、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的指标和方法还要充实 |
| 三、旅游共生关系的形成机制有待深入 |
| 四、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进化对策措施的针对性还应强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一) 国内文献综述 |
| (二) 国外文献综述 |
| (三) 国内外文献综述简析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 |
| 第一章 党社关系:我国地方治理中的重要论域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 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内涵 |
| (二) 关于政党的理解 |
| (三) 关于社会的解析 |
| 二、理论基础阐释 |
|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职能的论述 |
| (二) 马克思恩格斯市民社会理论 |
| (三)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论述 |
| (四) 西方地方治理的理论借鉴 |
| 三、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意蕴 |
| (一) 政党与社会的普遍性关系 |
| (二) 本文指称的“党社关系”内涵 |
| (三) 党社关系与党群关系辨析 |
| 四、地方治理现代化中党社关系的中国特色 |
| (一) 西方地方治理中的政党与社会关系 |
| (二) 我国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的特色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方治理模式演进中党社关系形态的发展变革 |
| 一、改革开放前地方治理模式及党社关系形态 |
| (一) “全能型”政党领导体制 |
| (二) 被政治权力全面控制的社会领域 |
| (三) 从统治到管理的地方政治模式 |
| (四) 党社“同构化”的关系形态 |
| 二、改革开放后地方治理模式及党社关系形态 |
| (一) 政党领导体制的现代化转变 |
| (二) 社会初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存在样态 |
| (三) 从管理到治理的地方行政模式 |
| (四) 党社“初步分离”的关系形态 |
| 第三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一、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 |
| (一) 党的社会基础出现弱化的风险 |
| (二) 党服务社会的功能转型滞后 |
| (三) 党与社会沟通存在脱节的现象 |
| (四) 党在社会主体性发展中的功能发挥不足 |
| 二、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问题的原因剖析 |
| (一) 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社会基础的变化 |
| (二) 地方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力 |
| (三) 地方党组织与社会民众之间平等民主的话语秩序尚未建构 |
| (四)地方党组织社会化失衡 |
| 第四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中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引领与培育 |
| 一、中国共产党引领和培育社会的现实基础 |
| (一)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的领导力量 |
| (二) 现代社会内生机制偏弱需要党的推动 |
| (三) 社会自身的不自足性需要党的适度调控 |
| 二、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 推动地方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 |
| (一) 地方治理结构现代转型的基础性要素 |
| (二) 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的基本点 |
| 三、中国共产党培育社会: 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地方治理 |
| (一)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 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形式 |
| (二) 公民理性有序参与地方治理的基本要素 |
| (三) 中国共产党培育社会的着力点 |
| 第五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中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权能的增益与制约 |
| 一、社会对党的权能的增益: 推动地方治理善治目标的达成 |
| (一) 社会主体性成长有效克服党的公共性不足 |
| (二) 社会自治性提升有效克服党集权对民主的损害 |
| (三) 社会组织对党的功能补充 |
| 二、社会对党的权力的制约: 促进地方治理中权力与权利的理性互动 |
| (一) 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理论渊源: 社会制约权力理论的检视 |
| (二) 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理论依据: 权利制约权力 |
| (三) 地方治理中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现实指向 |
| 第六章 构建地方治理中党全面领导下的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 |
| 一、党的全面领导与“服务与协商”党社关系模式的逻辑关联 |
| (一) 党的全面领导: “服务与协商”的政治前提 |
| (二)服务与协商: 加强党的领导的核心内容 |
| (三) 服务与协商: 改进党的领导的重要面向 |
| 二、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的内在机理 |
| (一) 服务: 党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和价值定位 |
| (二) 协商: 党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 |
| 三、构建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的策略 |
| (一) 发挥意识形态功能调适党社关系 |
| (二) 增强地方治理中党的服务功能 |
| (三) 加强地方治理中党社协商力度 |
| (四) 推动地方治理中党的权力法治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经济形态演进与社会形态发展的非对称性（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发展研究[D]. 肖鹏.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2]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D]. 李珊珊. 山东大学, 2021(02)
- [3]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4]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历史反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D]. 郭光宇. 山西大学, 2021
- [5]城市历史景观动态完整性认知与保护研究 ——以丹东老城为例[D]. 季宪.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
- [6]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7]恩格斯生态自然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基于《自然辩证法》[D]. 孙佩欣.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8]我国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的反思与重构[D]. 陈俊秀. 吉林大学, 2020(08)
- [9]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研究 ——以京津冀为例[D]. 孙振杰.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10]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D]. 刘燕妮. 山东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