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血压的诊断治疗及预后（论文文献综述）
邹永杰[1]（2021）在《脑出血患者预后因素分析及生物电阻抗技术用于脑出血监测的基础和临床研究》文中指出研究背景:据Lancet发布的《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报道,脑卒中是全世界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致死的第二高发疾病,出血性卒中在所有卒中类型中致死致残率最高,发病率占卒中类型的10-15%。脑出血（Intracerebral Hemorrhage,ICH）是出血性脑卒中的主要类型,在我国,ICH发病率高达17-51%,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饮食结构的改变以及工作生活压力剧增,ICH发病率不降反增,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严重的经济与精神负担。针对ICH治疗的研究层出不穷,但目前的手段并不能有效改善ICH患者的神经功能预后。所以寻找决定预后的关键因素,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是提高ICH疗效的希望所在。本研究首先通过对我院收治的1598例ICH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发现2010-2014年患者死亡率较2000-2004年患者下降,而存活患者预后没有明显改善。多因素分析显示,患者入院时病情严重程度是决定预后的关键因素,因此如何客观实时评估ICH入院时病情,是决定后续治疗方案和患者预后的第一环节。目前病情评估主要通过医护人员的观察,结合现有的评分量表进行,均有不同程度的主观性。更为重要的是,绝大多数脑出血患者第一次入院地点往往在基层医院,很多基层医院缺乏CT、MRI等客观检测设备,甚至连是否为脑出血的诊断难以明确,严重影响脑出血患者及时有效的救治。因此,本研究先将生物电阻抗技术与猕猴脑出血模型相结合,初步评估了生物电阻抗技术在脑出血病情监测与辅助诊断中的作用和价值。进一步,我们将生物电阻抗技术应用于临床脑出血患者的诊疗过程中,以探讨该技术是否可以帮助临床进行脑出血的辅助鉴别诊断、病情严重程度评估及患者的预后预测。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单中心大样本脑出血患者预后危险因素的回顾性分析研究目的:通过回顾性研究分析我院收治的ICH患者数据,从流行病学、临床特征等方面入手进行比较,寻找影响我院ICH患者预后的主要危险因素,为后续的临床研究提供基础和思路。研究方法:通过回顾性研究方法,依据纳入和排除标准,对2000年至2014年我院收治入院的脑出血患者的人口学资料、疾病发病情况、既往病史、个人史、入院时生命体征、影像学资料、住院经过与病情评估,并发症,以及随访资料等进行评估入组。根据时间段分为A组2000-2004年、B组2010-2014年,对两组分别进行流行病学研究和临床特征研究,同时根据90天m RS评分结果将预后情况分为预后良好组（m RS<3）和预后不良组（m RS≥3）进行预后因素分析。研究结果:1.两个时间段收治患者的高血压史、吸烟史、饮酒史等有显着差异（P<0.05）;2.高血压、吸烟和饮酒依然是ICH发病的主要危险因素;3.我院收治患者的死亡率较前有了明显的变化,由2000-2004年的26.9%降至2010-2014年的18.9%,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4.GCS评分、NIHSS评分、脑血肿量、年龄、再出血、脑疝、上消化道出血和肺炎等均为ICH患者预后不良的主要危险因素。结论:ICH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GCS评分、NIHSS评分、脑血肿量）和脑出血后并发症（再出血、脑疝、上消化道出血和肺炎）是判断患者预后的预测因素;进一步加强ICH患者病情评估的技术与方法,是未来ICH研究的重要方向。第二部分生物电阻抗技术在猕猴脑出血模型中的实验研究研究目的:我们前期研究发现,患者入院时病情严重程度是影响脑出血患者预后的重要危险因素,因此我们拟建立猕猴脑出血模型,模拟临床脑出血及血肿扩大的整个病理生理过程,观察生物电阻抗技术在脑内出血量增多过程中的参数变化规律,以明确该技术在脑出血病情严重程度评估和监测中的应用价值和意义。研究方法:采取自体血注入法建立猕猴脑出血模型,采用自身对照的方法,同时对造模动物进行有创颅内压和生物电阻抗技术监测,观察脑出血后出血量增加过程中及不同出血量时两种监测数值的变化情况,术后通过MRI确认模型稳定性。研究结果:1.建立了稳定的猕猴ICH模型,术中动物生命体征平稳,术后1、2、3和7天,动物的神经功能评分为28.67±0.89、27.33±1.11、25.33±1.11、23.67±0.89;2.MRI扫描可见左侧基底节区T1稍低信号影,T2稍高信号影,中线向右侧稍偏移,左侧脑室受压明显;3.ICH造模后,有创颅内压监测值由9.2±0.5mm Hg升高到27.2.±1.3mm Hg;扰动系数由102.5±6.0升高到146.5±5.3;全频相位斜率值由-0.9558±0.0038升高到-0.9445±0.0043。研究结论:在猕猴脑出血模型中,生物电阻抗技术监测指标（扰动系数、全频相位斜率）变化的趋势与有创颅内压监测指标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说明该技术可以反映脑出血量的多少和脑内血肿量增多的过程,在ICH的辅助诊断及病情严重程度的评估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第三部分生物电阻抗技术在脑出血患者辅助鉴别诊断中的应用研究研究目的:本实验拟将生物电阻抗技术应用到脑出血患者的早期病情监测中,探讨该技术在脑出血患者辅助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研究对象和方法:采用前瞻性临床研究设计,入组162例脑出血和脑梗死患者。所有患者使用便携式无创脑水肿动态监护仪监护,测定扰动系数值,统计患者的性别、年龄、入院GCS昏迷评分、NIHSS评分、脑病变部位等指标。最后经头颅CT/MRI影像学检查确诊。研究结果:1.脑出血组患者扰动系数值为80.29±7.80,脑梗死组患者扰动系数值为71.64±7.81,两组扰动系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线）显示扰动系数大于78.5时,提示脑出血的可能性大（敏感度52.4%,特异度88.9%）,其曲线下面积为0.778。在4.5-24h之间测得的扰动系数具有鉴别脑出血和脑梗死类型的价值。研究结论:生物电阻抗技术对脑出血和脑梗死的早期鉴别诊断有一定的辅助应用价值。第四部分生物电阻抗技术在脑出血患者病情评估和预后预测中的应用研究研究目的:本实验拟将生物电阻抗技术应用到脑出血患者的急性期诊疗过程中,探讨该技术在脑出血患者病情评估及预后预测中的应用价值。研究对象和方法:对我院2017年10月至2020年10月收治的脑出血患者进行前瞻性无创脑水肿监测,对监测患者的人口学资料、疾病发病情况、既往病史、个人史,观察并收集患者入院时生命体征、影像学资料、入院诊疗以及随访资料进行评估入组,根据监测患者的年龄、性别、血肿量,血肿部位进行回顾性匹配对照组患者,每组内再根据是否行手术治疗分为手术治疗组和保守治疗组。同时根据30天m RS评分结果将预后情况分为预后良好组（m RS<3）和预后不良组（m RS≥3）进行预后因素分析。研究结果:1.手术治疗的脑出血患者术后扰动系数较术前明显降低,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保守治疗的患者,扰动系数在急性期有随着水肿面积增大而降低的趋势;2.无创颅内压指数与患者的血肿量,绝对水肿体积呈正相关;死亡患者的无创颅内压指数高于存活患者,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手术患者的无创颅内压指数高于保守治疗的患者,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ROC曲线分析显示无创颅内压指数大于11.55时,提示患者应当行手术治疗（敏感性:73.63%,特异性:70.93%）,其曲线下面积:0.78;无创颅内压指数大于13.65时,提示患者死亡可能性大（敏感性:74.07%,特异性:60%）,其曲线下面积:0.70;4.监测组患者的死亡率（11.79%）低于对照组患者的死亡率（17.56%）,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监测组瞳孔变化发现时间早于对照组2小时,监测组发现血肿扩大时间早于对照组2小时,脑积水发现时间早于对照组23小时,癫痫发现时间早于对照组6小时,监测组术后脑水肿发现时间早于对照组2小时,监测组术后脑梗死发现时间早于对照组3小时,监测组术后颅内感染发现时间早于对照组12小时,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研究结论:对于脑出血患者,生物电阻抗技术可以用于评估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及时发现患者病情变化,协助判断患者手术时机,预测患者预后,是一种新的病情监测方法。
史张[2]（2021）在《基于高分辨率磁共振对动脉粥样硬化不稳定斑块诊疗的临床及实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第一部分基于高分辨率磁共振管壁成像对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所致卒中复发及预后评估的临床研究第一章: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特征预测复发性脑卒中的前瞻性研究目的:颅内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缺血性脑卒中复发率较高。然而,目前很少有研究利用高分辨率磁共振管壁成像（high-resolution vessel wal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hr-VW-MRI）技术预测复发性脑卒中。本研究旨在评估hr-VW-MRI在预测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所致复发性脑血管缺血事件风险的价值。材料与方法:本研究前瞻性纳入首次发生急性/亚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患者共58例（平均年龄57.7±11.5岁;男性45例）。所有患者分别在初次入院前及临床规范治疗大于三个月后行hr-VW-MRI检查,并对每个患者进行临床随访直到急性缺血性脑血管事件或短暂性缺血发作（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TIA）再次发生,随访时间不超过48个月。通过hr-VW-MRI评估并记录责任动脉最狭窄层面的狭窄率、斑块负荷（plaque burden,PB）、最小管腔面积（minimum luminal area,MLA）、斑块强化率及各种指标前后变化的百分比。PB的定义为（1-MLA/最狭窄层面的管壁面积）×100%。统计分析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预测复发性脑卒中,并计算风险比（hazard ratio,HR）和95%置信区间（95%confidence interval,95%CI）。结果:基线和随访两次hr-VW-MRI扫描的平均时间间隔为6.2±4.1个月,其中12例患者（占总人数的20.7%）在10.9±9.2个月内发生了同侧责任血管的复发性TIA或缺血性脑卒中。单因素分析表明基线的甘油三酯、PB变化百分比和PB进展与卒中复发显着相关（所有P<0.05）。多因素Cox回归发现PB进展（HR,6.293;95%CI,1.620-24.444;P=0.001）是复发性缺血事件预测的独立影像学特征。结论:PB进展与复发性缺血性脑血管事件独立相关,hr-VW-MRI有助于复发性脑卒中患者的预测和风险分层。第二章:强化药物治疗后对复发性脑卒中预测及神经功能预后评估的前瞻性研究目的:前期研究认为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技术有助于预测（intracranial atherosclerotic disease,ICAD）引起的复发性脑卒中,但采用二维非全脑成像技术和缺乏规范临床随访及预后评估是其主要缺陷。本章研究旨在基于三维hr-VW-MRI通过短期随访和长期随访两个时间维度,探讨经强化药物治疗后患者临床和影像特征的变化规律,并评估复发性缺血性脑血管事件和神经功能残障的独立危险因素。材料与方法:本研究前瞻性分析因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入院治疗的患者,所有患者均在入院前行三维头颈联合hr-VW-MRI检查,并要求患者在强化药物治疗3个月后进行临床指标（包括体育运动及与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临床症状和血液指标）和hr-VW-MRI影像特征的复查评估。随后在2021年3月1日前以电话采访形式进行患者症状和残障评估。通过改良兰金量表（modified rankin scale,m RS）来确定预后不佳和神经功能残障。统计分析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预测复发性脑卒中、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评估预后情况,并计算风险比（HR）、优势比（odds ratio,OR）和95%置信区间（95%CI）。结果:最终纳入研究的患者为80人（平均年龄:59.64±12.03）,两次MRI扫描的平均时间间隔为92.4±15.9天,长期随访的平均天数为583.4±130.8天。强化药物治疗后,斑块活性减弱（强化率减低,P<0.001;直方图均数值升高,P=0.012）。在复发性卒中的高危因素研究中,凸月形斑块与短期卒中复发显着相关（HR=7.137;95%CI,1.531-33.277;P=0.047）,而在长期随访中体育运动与否则是卒中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HR=0.104;95%CI,0.018-0.591;P=0.010）。在神经功能预后评估中,短期治疗后的预后优劣与患者高危因素控制不佳（OR=4.544;95%CI,1.238-24.761;P=0.045）、总运动代谢当量（OR=0.678;95%CI,0.465-0.990;P=0.044）和熵（OR=0.073;95%CI,0.011-0.473;P=0.006）显着相关,而斑块位于第二象限（OR=9.617;95%,2.0159-44.911;P=0.004）、服药依从性（OR=0.135;95%,0.030-0.610;P=0.009）和高危因素控制不佳（OR=6.234;95%,1.723-22.553;P=0.005）则与其长期治疗后神经功能残障有关。结论:hr-VW-MRI可评估强化药物治疗后斑块变化情况,并有助于ICAD引起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复发风险预测和功能残障评估。第二部分多功能纳米脂质体靶向巨噬细胞对动脉粥样硬化不稳定斑块的诊治一体化实验研究目的:不稳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造成的心脑血管疾病是全球死亡的主要原因,而M1型巨噬细胞向M2型的极化可能会使斑块的不稳定性转为稳定。我们设想构建一种共载125碘-氧化铁纳米粒(125I-ION)和姜黄素（Cur）的纳米粒脂质体(9-CCN(125I-ION/Cur)-LNPs),通过单光子发射断层扫描（SPECT）和磁共振成像（MRI）联合的多模态成像手段,将姜黄素靶向输送至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达到诊治一体化目的。材料与方法:首先,制备9-CCN(125I-ION/Cur)-LNPs,并检测铁和姜黄素的包封率、载药率以及该纳米脂质体的物理稳定性、放射化学稳定性和弛豫时间。其次,对该纳米脂质体进行体外评估,检测分析9-CCN(125I-ION/Cur)-LNPs在巨噬细胞中的摄取情况,并分离兔主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的巨噬细胞。进而,建立新西兰大白兔的动脉粥硬化动物模型,在注射前及每10天注射靶向纳米粒脂质体后,分别在注射后6h及36h进行体内SPECT和MRI扫描,评估斑块情况。最后,离体兔主动脉,进行病理切片、染色,分析斑块的病理学特征。结果:透射电镜显示9-CCN(125I-ION/Cur)-LNPs粒度均一、超顺磁性好、放射化学纯度为97.2%,且在体内循环中较为稳定。体外摄取研究发现,姜黄素和核素放射性均在RAW264.7细胞中摄取较高,而MRI图中ION的摄取在两种细胞中几乎相同,并且体外实验表明9-CCN(125I-ION/Cur)-LNPs和姜黄素可促进巨噬细胞极化为M2表型。此外,体内实验表明,9-CCN(125I-ION/Cur)-LNPs可以特异性地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的促炎M1型巨噬细胞结合,并将125I-ION和姜黄素传递到巨噬细胞中。由于M1向M2极化,不稳定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变得稳定,导致纳米粒脂质体的吸收显着减少,SPECT/CT核素摄取显着下降。结论:9-CCN(125I-ION/Cur)-LNPs实现了同时检测和改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易损性,核医学和磁共振联合成像的方式可精准检测斑块并评估疗效,实现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诊治一体化。
胡婧[3]（2021）在《低分化子宫内膜样癌与子宫内膜透明细胞癌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比较》文中认为目的:通过对低分化子宫内膜样癌（Grade 3 endometrioid endometrial carcinoma,G3EEC）患者（204例）及子宫内膜透明细胞癌（Endometrial clear cell carcinoma,ECCC）患者（44例）临床资料的对比分析,为今后G3EEC及ECCC的诊断、治疗及预后判断等提供一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江西省妇幼保健院2010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G3EEC患者（204例）及ECCC患者（44例）的临床资料:（1）临床特征:发病年龄,月经初潮,绝经情况,孕产次,首发症状,合并症（糖尿病,高血压,肥胖）;（2）术前检查:术前血中肿瘤标志物Ca125检测;（3）术后病理特征;（4）免疫组化结果;（5）误诊及漏诊;（6）预后分析。结果:1、G3EEC患者平均发病年龄为54.61±7.12岁,ECCC患者平均发病年龄为57.14±8.36岁。G3EEC患者平均发病年龄小于ECCC患者,两组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G3EEC患者及ECCC患者中中位月经初潮年龄（15（14,17）岁VS 15（14,16）岁）、月经初潮年龄>16岁（32.35%VS 22.73%）、中位绝经年龄（50（48,53）岁VS 51（48,53）岁）、绝经年龄≥55岁（7.64%VS 13.16%）、未产（2.94%VS 0.00%）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已绝经（71.64%VS86.36%）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G3EEC患者及ECCC患者首发症状分别为异常子宫出血（93.14%VS90.91%）、下腹胀痛（2.94%VS 6.82%）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G3EEC患者及ECCC患者首发症状分别为阴道流液（10.29%VS 25.00%）、多个症状（异常子宫出血、阴道流液、下腹胀痛中≥两个症状）（4.41%VS 22.73%）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首发症状为多个症状的差异极显着（P<0.001）。4、G3EEC患者及ECCC患者患有肥胖（8.63%VS 16.28%）、糖尿病（7.84%VS 4.55%）、高血压（21.08%VS 29.55%）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5、G3EEC组患者中术前血Ca125>35 U/ml患者为32例,占总人数的16.49%（32/194）;术前血Ca125>35 U/ml患者中手术病理分期为晚期（III-IV期）18例,占比56.25%（18/32）,术前血Ca125≤35 U/ml患者中手术病理分期为晚期（III-IV期）32例,占比19.75%（32/162）。两者对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ECCC组患者中术前血Ca125>35 U/ml患者为13例,占总人数的30.23%（13/43）;术前血Ca125>35 U/ml患者中手术病理分期为晚期（III-IV期）6例,占比46.15%（6/13）,术前血Ca125≤35 U/ml患者中手术病理分期为晚期（III-IV期）9例,占比30.00%（9/30）,两者对比亦无统计学差异（P>0.05）。6、G3EEC患者及ECCC患者中手术病理分期为III-IV期（晚期）（25.49%VS 34.09%）、肿瘤局限于宫腔下部（10.45%VS 12.20%）、肿瘤直径>2cm（74.62%VS 75.00%）、深肌层浸润（>1/2肌层）（36.76%VS 36.36%）、宫颈间质浸润（18.63%VS 29.55%）、脉管见癌栓（29.90%VS 20.50%）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G3EEC患者及ECCC患者中盆腔淋巴结转移（11.50%VS29.55%）、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5.52%VS 19.05%）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7、G3EEC患者及ECCC患者中ER阳性（74.33%VS 36.59%）、PR阳性（67.74%VS 26.19%）、Vimentin阳性（43.67%VS 61.54%）、P53强阳性（9.50%VS 25.64%）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G3EEC患者及ECCC患者中ER阳性、PR阳性的差异极显着（P<0.001）。8、G3EEC组及ECCC组诊刮误诊率分别为（33.68%VS 39.02%）,G3EEC组及ECCC组诊刮漏诊率分别为（2.59%VS 2.44%）,两组患者的诊刮误诊率及漏诊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9、G3EEC组患者和G3EEC组患者的5年无进展生存率（progress free survival,PFS）分别为83.1%和88.1%,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416,P=0.519）。G3EEC组和ECCC组患者的5年总体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分别为84.2%和88.1%。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42,P=0.517）。10、在G3EEC患者的单因素分析中,与OS有明显相关性的因素有腹水细胞学阳性（P=0.0069）、手术病理分期为III-IV期（晚期）（P=0.0185,P<0.0001）。根据单因素分析结果,行多因素预后分析,结果表明手术病理分期为III-IV期（晚期）（P=0.0127,P=0.0022）是影响G3EEC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在ECCC患者的单因素分析中,与OS有明显相关性的因素有宫颈间质浸润（P=0.0327）、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P=0.0062）、手术病理分期为III-IV期（晚期）（均P<0.0001）。根据单因素分析结果,行多因素预后分析,结果表明手术病理分期为III-IV期（晚期）（均P<0.0001）是影响ECCC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1、G3EEC平均发病年龄小于ECCC,ECCC大多数发生于绝经后妇女,两者临床症状缺乏特异性,阴道排液症状多见于ECCC。当首发症状为多个症状时,需首先排除ECCC。2、术前血Ca125对G3EEC及ECCC的术前肿瘤分期诊断无明显提示作用。3、相对于G3EEC,ECCC有更强的远处转移倾向,治疗方案的选择上,应充分考虑此因素。4、内分泌治疗适用于大部分G3EEC患者,对于II型的ECCC患者则效果不佳。Vimentin可能作为诊断ECCC的参考指标。P53可能作为鉴别G3EEC和ECCC的参考指标。5、术前分段诊刮术病理存在一定的误诊率及漏诊率,存在术后病理较术前病理升级的现象,临床在制定手术范围及辅助治疗方案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此因素。6、G3EEC及ECCC 5年PFS及5年OS无明显差异,G3EEC 5年PFS及5年OS略低于ECCC。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应重视G3EEC的诊断及治疗,并参考ECCC的方案。7、判断G3EEC预后情况时,出现宫颈间质浸润提示预后可能相对欠佳。判断ECCC的预后情况时,出现腹水细胞学阳性提示预后可能相对欠佳。当G3EEC及ECCC手术病理分期为III-IV期（晚期）时,提示预后较差。
朱永建[4]（2021）在《肺大动脉炎相关肺高血压队列及介入治疗研究》文中指出一、肺大动脉炎相关肺高血压多中心队列研究[背景]肺大动脉炎相关肺高血压（Pulmonary Takayasu’s arteritis associated pulmonary hypertension,PTA-PH）为大动脉炎血管并发症之一,是一类较罕见的肺血管疾病。PTA-PH患者因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而常导致延迟诊断或误诊,预后不良。目前关于PTA-PH患者的临床特征、治疗状况及远期预后的资料相对匮乏。[目的]描述PTA-PH患者的人口统计学、血流动力学和影像学特征,探讨PTA-PH患者的长期预后情况并分析与预后相关的临床因素。[方法]本研究为多中心队列研究,纳入全国13家转诊中心于2007年1月到2019年1月期间诊断的PTA-PH患者。所有大动脉炎患者需符合改良Ishikawa分类标准或1990年American Collegeof Rheumatology（ACR）分类标准,且合并明确的肺动脉受累。肺动脉受累由经导管肺动脉造影或CT肺动脉成像确定,肺高血压（Pulmonary hypertension,PH）的诊断标准为右心导管测定的肺动脉平均压（Mean pulmonary arterial pressure,mPAP）≥25 mmHg。所有患者均随访至 2019年10月31日,主要结局指标为随访期间患者发生的全因死亡事件。采用Kaplan-Meier法估算患者生存率。采用多因素Cox 比例风险模型评估与全因死亡相关的临床因素。采用多重插补方法对缺失数据进行插补,并基于完整数据集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共纳入140例PTA-PH患者,其中女性113例（81%）。患者起始症状年龄为36.1±14.3岁,确诊年龄为41.4±14.3岁,中位诊断延迟时间为2年。最常见的临床症状是劳力性呼吸困难（127例,91%）,其次为咯血（50例,36%）。患者六分钟步行距离中位数为400（308-456）米,73例（52%）患者就诊时处于WHO功能分级Ⅲ-Ⅳ级。患者mPAP中位数为48（38-59）mmHg,肺血管阻力中位数为9.4（5.7-14.0）WoodU。在药物治疗方面,86例（61%）患者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29例（21%）患者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127例（91%）患者接受PH靶向药物治疗。PTA-PH患者多为双侧肺动脉受累（118例,84%）,肺叶动脉是最常见的受累部位（135例,96%）。管腔狭窄（134例,96%）或闭塞（104例,75%）是肺动脉受累的主要影像学类型。118例患者（84%）为毛细血管前PH,14例患者（10%）为混合性PH（定义为mPAP≥25 mmHg,肺小动脉楔压>15 mmmHg且肺血管阻力>3Wood U）。无孤立性毛细血管后PH患者。与毛细血管前PH患者相比,混合性PH患者的诊断延迟时间更长（8.0年vs.2.0年,p=0.045）,mPAP（61 mmHg vs.48 mmHg,p=0.030）及右心房平均压（20 mmHg vs.7 mmHg,p<0.001）更高。81例（58%）患者在明确诊断时C反应蛋白和红细胞沉降率水平正常。相较于炎症标记物升高患者,炎症标记物正常患者的mPAP（50mmHgvs.45 mmHg,p=0.008）更高。首次临床随访的中位时间为6（3-15）个月。在92例完成首次临床评估的患者中,PH靶向治疗可以显着改善PTA-PH患者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水平、心指数及肺血管阻力。本研究中位随访时间为24（9-56）个月,期间20例患者死亡,主要死亡原因为右心衰竭（n=17）。PTA-PH患者1、3、5年生存率分别为94.0%、83.2%和77.2%。采用向后逐步回归多因素Cox风险模型发现,晕厥症状[风险比（Hazard ratio,HR）:5.38,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1.77-16.34;p=0.003]、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水平升高（每增加100 pg/mL HR:1.04,95%CI:1.03-1.06;p<0.001）和右心房平均压升高（每增加 1 mmHg HR:1.07,95%CI:1.01-1.13;p=0.015）是PTA-PH患者全因死亡风险增加的重要因素。[结论]（1）PTA-PH好发于年轻女性患者,临床症状以劳力性呼吸困难和咯血多见,确诊时血流动力学受损严重。（2）肺动脉受累是PTA-PH患者发生PH的重要原因,部分患者为混合性PH。肺叶动脉是最常见的受累血管,管腔狭窄或闭塞是肺动脉受累的主要影像学类型。（3）PTA-PH患者5年生存率为77.2%,晕厥症状、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水平、右心房平均压对预测患者预后具有重要价值。二、经皮腔内肺动脉成形术治疗肺大动脉炎相关肺高血压[背景]经皮腔内肺动脉成形术（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pulmonary angioplasty,PTPA）是一种经皮球囊扩张狭窄肺血管的介入技术,近年来广泛应用于慢性血栓栓塞性肺高血压患者（Chronic thromboembolic pulmonary hypertension,CTEPH）的治疗。PTPA可有效改善CTEPH患者肺动脉狭窄,降低肺动脉压力及肺血管阻力。但该技术治疗肺大动脉炎相关肺高血压（Pulmonary Takayasu’s arteritis associated pulmonary hypertension,PTA-PH）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尚待研究。[目的]评价PTPA治疗PTA-PH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分析影响PTPA治疗反应的临床因素。并评估PTPA治疗病变再狭窄发生率及患者远期预后。[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在本中心就诊的PTA-PH患者90例,其中50例接受PTPA治疗,40例接受单纯药物治疗。PTPA治疗有效性终点为治疗后血流动力学及心功能指标改善情况,安全性终点为围术期并发症及死亡。所有患者在PTPA治疗至少3个月后进行右心导管及肺动脉造影随访以评估治疗效果,随后每3个月进行1次规律临床随访。PTPA治疗反应定义为治疗后肺血管阻力较基线下降超过30%。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评估与PTPA治疗反应相关的临床因素,变量选择基于最小绝对收缩与选择算子模型（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 regression,LASSO）。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患者生存率,两组间生存曲线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采用多因素Cox 比例风险模型评估PTPA治疗对PTA-PH患者预后的影响。[结果]在50例完成PTPA治疗患者中,共进行了 150次PTPA手术处理360处肺动脉病变,在10例患者的近端血管病变中共植入14枚支架。血流动力学随访的中位时间为7（5-9）个月。患者经PTPA治疗后肺动脉平均压（中位数,48mmHgto 37mmHg,p<0.001）、肺血管阻力（中位数,9.6Wood U to 4.8Wood U,p<0.001）、心输出量（中位数,4.2 L/minto 6.1 L/min,p=0.016）较治疗前明显改善。WHO功能分级（Ⅰ-Ⅱ/Ⅲ-Ⅳ:26/24vs.43/7,p<0.001）、六分钟步行距离（412米vs.492米,p<0.001）和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水平（704 pg/mL vs.148pg/mL,p<0.001）同步显着改善。随访期间4例（8%）患者有5处（1.4%）病变发生再狭窄,包括3处支架内再狭窄。最常见的围术期并发症是肺动脉损伤（27/150,18%）,6例（4%）患者发生术后再灌注肺水肿,未发生围手术期死亡。35例（70%）患者经治疗后达到PTPA治疗反应标准。基于LASSO回归的多因素Logistic模型发现,心输出量是唯一可以预测PTPA治疗反应的基线变量（比值比:0.26,95%置信区间:0.07-0.98;p=0.046）。心输出量较低的患者容易获得PTPA治疗获益。PTPA治疗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39（26-54）个月,随访期间3例患者死亡。Kaplan-Meier生存分析发现PTPA治疗患者预后较非PTPA治疗患者显着改善（Log-rank p=0.008）。校正人口统计学、临床指标及治疗药物等因素后,PTPA仍是患者预后改善的重要预测因素。[结论]（1）PTPA可显着改善PTA-PH患者血流动力学及心功能指标,同时安全性良好。术后肺血管再狭窄发生率较低,但支架内再狭窄风险较高。（2）心输出量是PTPA治疗反应的独立预测因素。（3）与同期单纯药物治疗患者对比,PTPA治疗可显着改善PTA-PH患者远期生存。
张惠雯[5]（2021）在《新型脂代谢指标及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与冠心病风险的临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lipoprotein-cholesterol,LDL-C）升高是冠心病（coronaryarterydisease,CAD）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由于LDL颗粒的异质性差异,在CAD进展中的作用不尽相同,近年来有关LDL亚组成分与CAD的相关性研究也越来越多。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small dense low-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sdLDL-C）是LDL颗粒中一类重要的致动脉粥样硬化的脂蛋白胆固醇。既往很多研究已经证实sdLDL-C与CAD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然而到目前为止,有关sdLDL-C在CAD合并不同高血压状态患者的心血管风险的相关性研究很少,sdLDL-C对预测这类患者的临床不良结局的价值尚未明确。因此,本研究目的是为了探讨CAD患者中sdLDL-C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高血压状态和临床预后之间的关系。方法:从2012年1月到2017年2月,本研究共纳入了4594名经过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的稳定性CAD患者,进行了中位数为51个月的随访。收集了每个患者入组时的基线特征和实验室数据,记录随访期间心血管事件（cardiovascular events,CVEs）发生情况。患者的血清sdLDL-C水平使用全自动化学分析仪直接定量测定,研究根据sdLDL-C三分位水平将患者分为高、中、低分位三个亚组进行基线特征比较和分析。并且根据患者的血压状态将他们分为高血压组和非高血压组,高血压组进一步分为血压控制达标组和血压控制不良组。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采用冠状动脉狭窄血管总数、Gensini评分系统和Syntax评分系统评定。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评估患者血清sdLDL-C水平与冠状动脉狭窄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CVEs定义为全因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非致死性缺血性脑卒中、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术（包括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和/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和不稳定性心绞痛相关住院。采用Cox回归分析及Kaplan-Meier生存分析评估研究人群中不同sdLDL-C水平和CVEs的相关性。结果:分析结果显示,CAD合并高血压患者的sdLDL-C水平高于非高血压患者（30.68±-17.41 mg/dL vs29.39±15.55 mg/dL,P=0.010）。在高血压合并 sdLDL-C水平最高分位组的患者中,其Gensini评分、Syntax评分及多支血管狭窄发生率均显着高于sdLDL-C低分位的患者（P值均<0.05）。在51个月的中位随访中,CAD合并高血压患者组（n=3005）中共有363人发生了 CVEs,但在全部高血压结论:本研究结果首次提示了sdLDL-C水平升高对CAD合并高血压患者的心血管风险增加具有预测价值,这种相关性与高血压控制状态有关。提示sdLDL-C水平有助于CAD合并高血压患者的危险分层。目的:脂蛋白（a）[lipoprotein（a）,Lp（a）],是参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进程的一种重要血脂指标,近年来大量研究证实了 Lp（a）对冠心病发生发展中的预测价值。2型糖尿病（type2 diabetesmellitus,T2DM）作为冠心病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常常合并有血脂代谢异常,其中也包括Lp（a）水平的升高。但是目前关于Lp（a）在T2DM患者中冠心病风险的预测价值还未完全明确。因此,本次研究目的是为了探讨Lp（a）水平与T2DM患者中冠心病及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方法:本次研究共纳入了2040例接受冠状动脉造影（coronary angiography,CAG）检查的T2DM患者。入组时收集了每位患者的病史及实验室检测数据及CAG资料,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患者空腹血清Lp（a）水平,根据Lp（a）的四分位水平将患者分位4个亚组（第一分位:0-6.25 mg/dL;第二分位:6.26-14.55 mg/dL;第三分位:14.56-33.44;第四分位>33.44mg/dL）。同时根据CAG结果将所以患者分为冠心病组和非冠心病组。并且采用Gensini评分、冠状动脉血管狭窄数、有无心肌梗死病史来评定冠状动脉病变的严重程度,根据冠心病严重程度对患者进一步进行亚组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评估Lp（a）水平与T2DM患者中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结果:本研究发现在T2DM合并冠心病组的患者中,Lp（a）水平高于非冠心病组（15.00 mg/dL vs 11.88 mg/dL,P=0.025）。根据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将T2DM合并冠心病的患者分成亚组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在T2DM合并心肌梗死、多支冠状动脉血管病变（≥3支）和高Gensini评分的患者中,血清Lp（a）水平均高于其对照组（有心肌梗死比无心肌梗死:15.66 mg/dL vs 14.18 mg/dL,P=0.026;多支病变比单支病变:16.43 mg/dL vs 11.84 mg/dL,P=0.002;高Gensini评分比低 Gensini 评分:17.10 mg/dL vs 13.31 mg/dL,P=0.015）。同时,我们根据 Lp（a）四分位水平将患者分为4个亚组,单因素回归分析提示,Lp（a）升高最高分位患者的冠心病发生增加[冠心病:比值比（oddsratio:OR）=1.480,95%可信区间（confidenceinterval,CI）=1.019-2.150,P=0.039];并且 Lp（a）升高和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心肌梗死:OR=1.414,95%CI=1.048-1.908,P=0.023;高Gensini 评分:OR=1.369,95%CI=1.044-1.796,P=0.023;多支病变:OR=1.398,95%CI=1.069-1.828,P=0.014]。在校正了年龄、性别、高血压、高脂血症、血脂指标及降脂治疗等多项指标的多因素回归分析中,Lp（a）水平升高仍与冠心病的严重程度相关（心肌梗死:OR=1.523,95%CI=1.108-2.092,P=0.010;高 Gensini评分:OR=1.388,95%CI=1.049-1.837,P=0.022;多支病变:OR=1.455,95%CI=1.102-1.921;P=0.008）。结论:在T2DM合并冠心病患者中,血清Lp（a）水平升高,并且和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具有相关性。提示在临床上对糖尿病患者Lp（a）水平进行监测有助于对此类患者冠心病病情的评估。目的: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Heart-type 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H-FABP）,是一种新型心肌损伤标记物。既往研究报道,H-FABP对急性心肌损伤的早期诊断有重要临床价值,并且也有研究表明H-FABP可以作为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不良临床预后的有效预测因子。然而,到目前为止,有关于H-FABP对稳定性冠心病（coronary artery disease,CAD）患者的疾病进展及未来心血管事件预后作用的研究报道很少,其作用尚未明确。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稳定性CAD患者中H-FABP与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和心血管事件之间的关系。方法:本研究纳入了连续入院的经冠状动脉血管造影检查的稳定性CAD患者共4370例。收集患者的病史资料及血样,检测基线H-FABP水平,并对每位患者进行随访。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以Gensini评分和冠状动脉狭窄血管支数评价冠状动脉病变的严重程度,评估H-FABP与冠状动脉病变严重性的相关性;第二部分,采用Cox回归分析（结果表示为危险比:Hazard Ratio,HR;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和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曲线评估H-FABP与心血管事件的关系。本研究中心血管事件定义为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非致死性缺血性脑卒中和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术（包括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和/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结果:经过51个月的中位数随访期后,共有353例（8.1%）患者发生了心血管事件。将患者分为事件组和非事件组两组分析比较后,本研究发现有事件组的患者H-FABP水平显着高于无事件组患者（2.83±2.27ng/mL vs 2.38±1.72ng/mL,P<0.001）。根据基线H-FABP四分位水平将患者分成四个亚组（第一分位:<1.50 ng/mL,第二分位:1.50-2.20ng/mL,第三分位:2.21-3.00ng/mL,第四分位:>3.0 ng/mL）。对H-FABP与冠状动脉病变严重性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提示,与低水平H-FABP组患者相比,高水平H-FABP组的患者多支血管狭窄发生率更高（43.1%vs36.2%,P=0.012）,Gensini 评分也升高（37.9±35.7vs31.9±30.3,P<0.001）。随着H-FABP四分位水平升高,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也逐步升高（5.8%vs7.4%vs 8.3%vs 11.3%,P<0.001）。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中,H-FABP最高分位水平与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有关（校正前HR:1.767;95%CI:1.301-2.400,P<0.001）。并且在对年龄、性别、CAD家族史、高脂血症、高血压、吸烟史、糖尿病和糖化血红蛋白等多因素校正后,高水平的H-FABP仍然与心血管事件不良结局独立相关（校正后HR:1.453;95%CI:1.040-2.029,P=0.028）,尤其是与心血管死亡风险明显相关（校正前HR:4.427;95%CI:2.139-9.164,P<0.001;校正后 HR:2.865;95%CI:1.315-6.243,P=0.008）。结论:本研究结果表明,H-FABP基线水平升高与稳定性CAD患者冠状动脉病变严重性相关,并且H-FABP升高是稳定性CAD患者心血管事件的独立预测因子,提示在稳定性CAD患者中对H-FABP测量有助于这类患者的心血管事件风险评估。目的:既往研究报道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heart-typefattyacidbindingprotein,H-FABP）作为一种新型心肌标志物,不仅可以诊断心肌损伤,也可以作为预测冠心病（coronary artery disease,CAD）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预测因子。近年来还有一些研究报道,H-FABP水平在糖尿病（diabetes mellites,DM）、高血压、心力衰竭等患者也有所升高。临床上,CAD患者常常合并糖代谢异常（impaired glucose metabolism,IGM）,这类患者的未来心血管事件风险也增高,但是目前有关H-FABP对CAD合并IGM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尚不清楚。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H-FABP在伴有IGM的稳定性CAD患者中的临床预后价值。方法:本次研究共纳入4594例经冠状动脉血管造影检查的稳定性CAD患者。收集患者的病史资料及空腹血样测量基线H-FABP水平。根据患者的糖代谢状态将入组患者分为三个亚组[血糖正常组（normal glucose regulation,NGR）、糖尿病前期组（pre-DM）和DM组]。入组患者的血清H-FABP基线水平采用乳胶免疫比浊法测定,并根据其三分位水平分为三个亚组进行分析。对入组患者进行心血管终点事件随访,研究的终点心血管事件定义为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非致死性缺血性脑卒中和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术（包括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和/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通过Cox回归分析（表示为危险比:hazardratios,HR;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95%CI）和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曲线来评估H-FABP和糖代谢状态及心血管事件的关系。结果:在51个月的中位数随访期间,共发生了 380例心血管事件。数据表明,事件组患者H-FABP水平高于非事件组患者（2.95±2.52g/mL vs 2.41±1.79g/mL,P<0.001）。根据糖代谢情况将患者分为正常血糖组（NGR）和糖代谢异常组（包括pre-DM组,DM组）进行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在糖代谢异常组患者的H-FABP水平依次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NGR组vs pre-DM组vs DM组:2.10±1.13g/mL vs2.41±1.71g/mL vs2.64±2.21g/mL,P<0.001）。再将糖代谢异常患者根据H-FABP三分位水平分层分析,无论在Pre-DM还是DM组患者中,与低水平H-FABP组患者相比,H-FABP升高的患者未来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Pre-DM 组:HR:1.335,95%CI:1.059-1.772,P=0.039;DM 组:HR:1.322,95%CI:1.035-1.730,P=0.040;HR均校正了年龄、性别、高血压、高脂血症、体重指数、吸烟史和CAD家族史等危险因素）。本研究综合糖代谢状况和H-FABP三分位水平,将患者进一步分为9个亚组探讨IGM和H-FABP与心血管事件的关系。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DM组合并H-FABP最高分位水平的患者生存率最低（P<0.00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提示,与基线参考组（NGR加H-FABP的第一分位）相比,pre-DM组合并H-FABP第三分位水平的患者患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增加（校正 HR:1.855,95%CI:1.076-3.214,P=0.033）;在 DM 组患者中,随着H-FABP水平增加,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也逐步增加（第一分位:校正HR:2.131,95%CI:1.157-3.925,P=0.015;第二分位:校正 HR:2.171,95%CI:1.179-3.997,P=0.013;第三分位:校正 HR:2.560,95%CI:1.409-4.650,P=0.002）。结论:本研究的数据首次表明,H-FABP水平升高与伴有pre-DM和DM的CAD患者的未来心血管事件均独立相关,提示H-FABP可能作为预测CAD合并IGM患者临床预后的标志物。
范泸韵[6]（2021）在《儿童大动脉炎的临床特征和预后分析及基于宏基因组学与代谢组学和脂质组学分析的大动脉炎患者肠道菌群研究》文中认为第一部分:儿童大动脉炎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背景及目的:儿童或青少年时期起病的大动脉炎（儿童大动脉炎）是儿童或青少年人群中唯一的大血管炎。其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尚不明确,目前仅在全球17个队列、共计445例儿童大动脉炎患者中报道,存在较高不良预后风险。本研究旨在构建中国人群儿童大动脉炎队列,描述其临床病程,随访疾病结局,评估结局相关预后因素;研究进一步聚焦于合并高血压住院及随访期间行介入治疗的特定亚群,分析其临床及预后特征,以期助力于儿童大动脉炎的早期诊断及有效临床管理。方法:研究连续入选了自2002年01月至2017年12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首次住院的儿童大动脉炎患者。收集患者的人口学信息、临床特征、诊断及治疗特征等资料。随访大动脉炎相关结局,包括再次住院及大动脉炎相关不良事件,后者定义为血管并发症、疾病再活动、或全因死亡;高血压相关结局,即血压控制达标;介入治疗相关结局,包括介入治疗术后并发症与再次介入治疗。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进行描述,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变量与血压控制或介入治疗的关联分析。采用COX回归分析进行大动脉炎相关结局与介入治疗结局的预后因素评估。结果:首先,研究共纳入101例患者（女性,76.2%）,中位发病年龄为14岁（四分位数间距,interquartilerange（IQR）,12-16）。常见临床表现包括高血压（70.3%）、血压不对称（55.4%）、血管杂音（51.5%）等,以肾动脉（62.4%）、腹主动脉（42.6%）、锁骨下动脉（43.6%）、颈动脉（42.6%）受累多见。主要治疗特征包括激素（78.2%）、抗血小板（72.3%）、再血管化治疗（57.4%）。随访2.4（IQR,0.7-6.1）年期间,三例患者死亡,不良事件和再次住院分别见于44.6%和37.6%的患者。三年无不良事件生存率和无再次入院生存率分别为55%（95%CI,44.3%-67.3%）和60.2%（95%CCI,49.9%-72.5%）。体重指数（风险比（hazardratio,HR）=0.49,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0.30-0.81,p=0.005）、脑卒中（HR=7.37,95%CI2.35-23.1,p=0.001）、再血管化治疗（HR=0.51,95%CI 0.27-0.94,p=0.032）是不良事件的预后因素。年龄（HR=0.81）、肾动脉受累（HR=0.49）、C反应蛋白升高（HR=2.49）是再次住院的预后因素（p<0.05）。第二,共计71例（男性,28.2%）患者住院时合并高血压。相较于不合并高血压的患者,该人群处于活动期、合并系统性症状、或出现间歇性运动障碍、晕厥等肢体或脏器缺血性症状的比例较低（p<0.05）,而更多接受了再血管化治疗（66.2%vs.36.7%,p=0.006）。影像学分型以局限性腹主动脉和/或肾动脉受累的IⅣ型为主（50.7%vs.6.7%,p=0.001）。肾动脉受累（78.9%）是儿童大动脉炎合并高血压的主要因素。中位随访三年期间,血压控制达标和不良事件分别见于53%和39%。三年无不良事件生存率为63.0%（95%CI48.1%-74.7%）,优于不合并高血压的人群（p=0.014）。介入治疗（比值比（odds ratio,OR）=3.46）、基线收缩压（OR=0.96）与血压控制独立相关（p<0.05）。最后,中位随访3.1年期间,共计69例患者（121个病变）接受了介入治疗,成功率为96.7%。介入治疗与男性（OR=0.27,p=0.035）以及Ⅳ型受累（OR=17.92,p=0.001）相关。男性与再次介入治疗风险呈正相关趋势（HR=3.22,p=0.05）。提示介入治疗的主要临床特征包括继发于肾动脉（59.4%）或中段主动脉（14.5%）狭窄的高血压、心力衰竭（21.7%）、间歇性运动障碍（21.7%）。自介入治疗至末次随访中位2.88年期间,共计28例患者中36个病变出现术后并发症、17例患者中22个病变行再次介入治疗,以肾动脉或者中段主动脉为主。三年无术后并发症生存率和无再次介入治疗生存率分别为59.5%（95%CI,44.9%-71.5%）和75.4%（95%CI,60.5%-85.3%）。术周双联抗血小板药物治疗（HR=0.31）,合并外科手术治疗（HR=26.5）,以及介入治疗失败（HR=3.65）是术后并发症的预后因素（p<0.05）。入院时继发于高血压的眼底病变（HR=3.41）和肺动脉高压（HR=3.64）是术后并发症的风险因素（p<0.05）。结论:儿童大动脉炎死亡率可达3%,均在出院后第一年发生。近45%的患者三年内可能出现不良事件或再次住院。高血压,肾动脉受累,抗炎、抗血小板、再血管化治疗是儿童大动脉炎的核心临床、影像和治疗特征;其中肾动脉受累和再血管化治疗与预后改善相关;而体重指数降低、较年轻的入院年龄、合并脑卒中、C反应蛋白升高可提示不良预后风险。相较于不合并高血压的人群,合并高血压患者的大动脉炎临床特征不典型,以局限性Ⅳ型受累为主,无不良事件生存更优。肾动脉狭窄是儿童大动脉炎导致高血压的主要病因。三年血压达标率约50%,介入治疗或有助于血压改善。超过2/3的儿童大动脉炎患者需行介入治疗,术后三年无并发症生存率为59.5%。男性、入院时出现眼底病变、肺动脉高压可提示术后并发症风险。中段主动脉和/或肾动脉狭窄是需要行介入治疗的主要病变,也是出现术后并发症或再次介入治疗的主要病变,需要密切监测。术周双联抗血小板药物治疗或有助于预防术后并发症发生。第二部分:肠道微生态与大动脉炎的关联分析背景及目的:大动脉炎是一类罕见的、病因不明的慢性进展性血管炎,以主动脉及其一级分支受累多见,常兼具心血管疾病与炎症免疫相关疾病的特征。近期研究表明肠道菌群作为环境因子,或可参与调节肿瘤、心血管疾病、系统性炎症性或自身免疫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生发展。特定菌种单独或联合代谢物（或脂质）可以作为生物标记物有效诊断并区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炎症性肠病等疾病的临床亚型。本研究旨在鉴定大动脉炎特征性的肠道菌群、代谢物与脂质,分析上述特征与大动脉炎临床表型的关联,并评估其诊断效能。方法:连续入选2018年09月至2019年12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住院57例大动脉炎受试者和按照年龄、性别、体重指数,以～1.5:1的比例进行匹配的来自体检人群的健康志愿者40例（阜外队列）。采用宏基因组测序比对分析其粪便样本的肠道菌群的结构及功能特征。采用非靶向代谢组学分析和脂质组学分析鉴定大动脉炎血浆和粪便样本的代谢物与脂质特征,并且评估代谢物或脂质介导的肠道菌群特征与大动脉炎临床表型的关联。进一步纳入经混杂校正后、与大动脉炎临床表型直接或间接关联的差异菌种,评估其诊断大动脉炎的效能,并在独立队列（山西队列,山西省人民医院,15例大动脉炎受试者,9例健康志愿者）中验证。结果:首先,研究基于Bray-Curtis距离进行β多样性检验可有效区分阜外队列大动脉炎患者与健康对照（Adonis分析,p=0.016）。采用回归函数envfit分析了大动脉炎临床特征与肠道菌群结构的关联,鉴定到白介素-2R和疾病病程与菌群结构存在显着相关（p<0.01）。基于Wilcoxon秩和检验的差异菌属或菌种,进一步采用MaAsLin2进行混杂校正后,鉴定到八个菌属与十六个菌种与大动脉炎显着相关。第二,菌群功能注释鉴定到34个大动脉炎关联通路,主要与能量供应,辅因子、载体、维生素合成,核苷和核苷酸合成,细胞壁合成,磷脂合成,含硫化合物代谢,以及4-氨基丁酸分解相关。第三,联合应用OPLS-DA模型、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临床表型关联分析筛选、随机森林模型鉴定到具有较高诊断效力的七个血浆代谢物集群与十一个血浆脂质集群,八个粪便代谢物集群与十五个粪便脂质集群,功能注释与甘油磷脂代谢,丙氨酸、天冬氨酸和谷氨酸代谢,卟啉和叶绿素代谢,磷酸戊糖途径,精氨酸生物合成,鞘脂类代谢等通路相关。第四,采用Spearman偏相关分析,筛选与包括疾病活动度或炎症评估、血管受累情况、预后评估及随访不良结局在内的大动脉炎临床表型直接相关,或通过差异代谢物集群或脂质集群介导而间接相关的差异肠道菌群特征。最后,根据上述筛选后的菌群特征构建随机森林模型,共计十个菌种包括未分类埃希氏菌（unclassified Escherichia）,大肠埃希菌（Escherichia coli）,小韦荣球菌（Veillonella parvula）,副血链球菌（Streptococcups arasnanguinis）,唾液链球菌（Streptococcus salivarius）,克雷伯杆菌（Klebsiella pneumoniae）,产甲酸多尔氏菌（Dorea formicigenerans）,青春双岐杆菌（Biifdobacterium adolescentis）,毛螺科菌7 1 58FAA（Lachnospiraceae bacterium 7 1 58AA）和毛螺科菌 5163FAA（Lachnopiraceae bacterium 5163FAA）,可有效诊断大动脉炎,以阜外队列为发现队列的训练集和测试集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82.1%和98%,以山西队列作为独立验证队列的曲线下面积可达94.8%。结论:本研究首次在鉴定到可有效诊断大动脉炎的十个差异菌种。上述菌种与疾病活动度或炎症评估、血管受累情况、预后评估及随访不良结局等大动脉炎临床表型直接相关、或通过代谢物或脂质介导而间接相关。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菌种和/或代谢物（或脂质）作为大动脉炎临床表型的潜在生物标记物的可能,以及上述特征在大动脉炎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周亚青[7]（2021）在《高血压患病率及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文中认为众所周知,高血压及其并发症的危害很大,但国人高血压的患病率高,知晓率、治疗率及控制率却较低,如此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明显增加。准确评估高血压患病率才能明确人群的患病情况、制定合理的疾病方案、合理分配医疗资源。但是目前高血压诊断标准的变动、筛查方式及测量方式的不同均可能对高血压的患病率产生一定的影响。本研究分别从不同的高血压诊断标准、不同的筛查方式及血压测量方式的角度评估高血压患病率的情况。与此同时,本研究在探讨传统的高血压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可逆的高血压影响因素,以期能够为降低高血压的患病情况、采取适当的防治措施、改善心脑血管疾病预后提供一定的依据。第一部分2017ACC/AHA美国高血压指南对高血压患病率的影响目的:2017年美国心脏病学会/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CC/AHA）更新了《美国成人高血压预防、检测、评估和管理指南》,该指南将140/90mm Hg的高血压诊断标准调整为130/80mm Hg。本研究的目的是调查不同诊断标准的高血压患病率的情况,并评估2017ACC/AHA美国高血压指南对国人高血压患病率的影响,同时对高血压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方法:本研究以2012年1月-2017年12月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体检中心进行体检的人群作为研究对象,收集年龄、性别、身高、体重等人口统计学信息和高脂血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病史、吸烟、饮酒史及高血压家族史等可能与高血压有关的危险因素,对高血压的患病率进行普查,分别按照不同的诊断标准计算高血压的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及控制率,评估2017ACC/AHA高血压指南对高血压的患病率的影响。除此之外,本研究也对高血压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结果:以140/90mm Hg作为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得出其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及控制率分别为30.54%、44.33%、32.52%和13.04%;根据2017年ACC/AHA高血压诊断标准,高血压人数由20453人增至34460人,高血压患病率从30.54%增加到51.45%,知晓率从44.33%降低到26.31%,治疗率从32.52%降低到19.30%,控制率从13.04%下降到2.72%。对高血压的危险因素进行筛查发现男性、高龄、超重或肥胖、高脂血症病史、糖尿病病史、心血管病史、脑血管病史及高血压家族史是2018ESC/ESH指南及2017ACC/AHA指南高血压患病的危险因素（P<0.05）。但2017ACC/AHA指南增加诊断的高血压人群多为既往无明显的高血压家族史、高脂血症、糖尿病病史、心血管病史的年轻低风险群体（P<0.01）。结论:如果采用130/80mm Hg的诊断标准将会使高血压的患病率显着增加,这将给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带来严峻的挑战。2017ACC/AHA美国指南增加诊断人群多为无高危病史的年轻低风险人群,因此是否采用2017ACC/AHA美国高血压指南值得深思。第二部分以单次访问的方式普查对高血压患病率的影响目的:目前高血压患病率主要以单次访问的方式进行普查,使用单次访问重复测量的血压平均值代表真实的血压状态,但血压具有变异性的特点,以单次访问的方式可能会使高血压患病率被高估,但究竟被高估多少以及被高估人群的特征很少有人研究。而目前指南推荐使用24小时动态血压（24-hour ambulatory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ABPM）筛查及诊断高血压,本研究诣在通过使用白天动态血压和单次访问测量血压结果来比较白天多次与单次访问测量血压对高血压诊断的意义,评估单次访问的普查方式对高血压患病率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于2018年01月-2019年12月连续对1116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经过培训的专业医生负责收集一般临床资料,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等基本信息、有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脂血症、慢性肾脏病等病史及高血压家族史等情况,并记录身高、体重等体格检查信息,对肝、肾功能、血脂、血糖等指标进行化验。本研究同时使用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与单次访问的方式对血压进行监测,通过使用白天动态血压和单次访问测量血压结果来比较白天多次与单次访问测量血压对高血压诊断的意义,评估单次访问的普查方式对高血压患病率的影响。与此同时,对单次访问被高估的人群特征进行分析,除此之外,本研究探讨了单次访问的血压水平对真阳性高血压的预测价值。结果:单次比白天多次访问血压测量的平均值高8mm Hg左右,而单次访问的高血压患病率为29.84%,白天多次访问的高血压患病率为14.07%,单次访问较白天多次访问的高血压患病率显着升高,以单次访问的方式普查可能会使高血压的患病率被高估。而被高估人群的危险因素是女性、BMI<24.00 kg/m2及DBP<100mm Hg（OR=2.42,95%CI:1.33-4.41,P<0.01;OR=2.55,95%CI:1.37-4.77,P<0.01;OR=20.11,95%CI:4.32-93.64,P<0.01）。与此同时,本研究发现单次访问诊断高血压的阳性预测值为36.34%。进一步在单次访问的高血压群体中使用ROC分析评估单次访问的血压对真阳性高血压的预测价值。结果显示:在男性群体中,单次访问的收缩压的曲线下面积为0.65（0.58-0.73）,最佳诊断临界值为147.50mm Hg（灵敏度为49.43%,特异度为81.08%）;单次访问的舒张压的曲线下面积为0.80（0.74-0.86）,最佳诊断临界值为95.50mm Hg（灵敏度为68.97%,特异度为81.98%）;而在女性群体中,单次访问的收缩压及舒张压对真阳性高血压无明显的预测价值（P>0.05）。结论:单次比白天多次访问测量的血压平均值高8mm Hg左右,目前单次访问的方式普查可能会使高血压的患病率被高估一倍之多,而被高估的人群多为DBP<100mm Hg、BMI正常的女性群体。除此之外,单次访问的高血压阳性预测值较低,单次访问普查高血压阳性的男性群体中,应该将高血压的阈值提升到148/96mm Hg以更好地筛查高血压,而在女性群体中,单次访问的血压水平对真阳性高血压无明显的预测价值,需进一步行动态血压监测来明确有无高血压。第三部分单纯肾囊肿是高血压发生风险的独立危险因素目的: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最主要的病因,其并发症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寻找可逆的高血压危险因素对改善心脑血管疾病预后至关重要。而单纯肾囊肿是常见的肾脏疾病,目前单纯肾囊肿与高血压的关系并未明确。本研究主要探究单纯肾囊肿与高血压的关系,以寻找可逆的高血压危险因素从而降低高血压的患病情况,进而改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后。方法:本研究纳入66883例于2012年1月-2017年12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体检中心进行体检的体检者。专业的医师和护士负责收集体检者的信息,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姓名、年龄、性别、身高、体重、收缩压、舒张压等）、可能与高血压有关的危险因素（高脂血症病史、糖尿病病史、心血管病史、脑血管病史、吸烟史、饮酒史等）、血液生化指标及是否有高血压及肾囊肿。高血压是研究目标,将总体人群分为高血压组与非高血压组;单纯肾囊肿作为自变量,将总人群分为肾囊肿组与非肾囊肿组,分别在单因素分析、不同模型的多因素回归分析、亚组分析及倾向性匹配后分析了单纯肾囊肿与高血压的关系;与此同时,将单纯肾囊肿按照不同的分类分别分为:单侧囊肿和双侧囊肿组、小囊肿和大囊肿组、单发囊肿与多发囊肿组,进一步分析不同的肾囊肿亚型与高血压的关系,同时根据肾囊肿的亚型特征建立肾囊肿负荷的综合评分系统,探讨肾囊肿负荷对高血压的影响。结果:1.单因素分析单纯肾囊肿与高血压的关系,发现了单纯肾囊肿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P<0.01）;2.多因素模型分别在未调整模型、最小调整模型及完全调整模型中分别逐步调整混杂因素分析了单纯肾囊肿与高血压的关系,结果在三个模型中均显示了单纯肾囊肿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OR=2.60,95%CI:2.46-2.76,P<0.01;OR=1.31,95%CI:1.23-1.40,P<0.01;OR=1.32,95%CI:1.23-1.41,P<0.01）。3.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单纯肾囊肿在各个亚组分层中均是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且该结果在各个亚组分层中显示了良好的一致性（Interaction P>0.05）。4.使用倾向性匹配基线资料后分析单纯肾囊肿与高血压的关系,结果显示单纯肾囊肿依旧是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OR=1.22,95%CI:1.13-1.32,P<0.01）。5.在肾囊肿人群中研究了单纯肾囊肿的不同亚型与高血压的关系,结果证实双肾囊肿、大囊肿及多发囊肿均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OR=1.37,95%CI:1.14-1.66,P<0.01;OR=1.16,95%CI:1.00-1.34,P<0.05;OR=1.37,95%CI:1.16-1.61,P<0.01）。为结合不同的肾囊肿亚型特征对高血压进行综合评价,根据肾囊肿的亚型特征在总体人群中建立肾囊肿负荷的综合评分系统,分析评分系统对高血压的预测作用。结果显示:随着囊肿负荷的增加,高血压的发生风险也逐步增加。结论:单纯肾囊肿是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且肾囊肿负荷与高血压之间呈正相关的关系,随着囊肿的增大,数目及位置的增多,高血压的发生风险逐步增加,这可能对单纯肾囊肿的治疗、寻找及纠正高血压的可逆病因提供了理论基础,对公共卫生事业有一定的影响。第四部分单核细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率与高血压的关系目的: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严重威胁人类健康。早期发现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对改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后意义重大。然而能够用来评估高血压严重程度的血液学指标较少。本研究通过分析单核细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率（Monocyte to HDL-C Cholesterol Ratio,MHR）与高血压的关系来评价单核细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率在高血压诊断和治疗中的价值。方法:本研究选取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体检中心进行体检的人群7565人,所有入选者均进行血压及血液指标检查,收集人口统计学资料（姓名、年龄、性别、身高、体重、收缩压、舒张压等）、临床相关资料（高脂血症病史、糖尿病病史、心血管病史、脑血管病史、吸烟史、饮酒史及高血压家族史等）及MHR。高血压为应变量,MHR为自变量,按照四分位数分为四组:MHR<4.72,4.72≤MHR<6.36,6.37≤MHR<8.68,MHR≥8.69。分别用不同的方式验证MHR与高血压的关系。结果:1.单因素分析了MHR与高血压的关系,结果显示MHR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P<0.01）;2.多因素回归分析在未调整模型、最小调整模型及完全调整三种模型中,将MHR按分类变量、连续变量及连续变量标准化等方式分别验证MHR与高血压的关系。MHR按分类变量处理的过程,在未调整的模型、最小调整模型及完全调整模型中,MHR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OR=2.25,95%CI:1.96-2.58,P<0.01;OR=1.88,95%CI:1.60-2.20,P<0.01;OR=1.27,95%CI:1.06-1.52,P<0.01）。在MHR作为连续变量及连续变量标准化处理的过程中也发现MHR是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3.广义相加模型的平滑函数分析发现MHR与高血压呈现连续的线性正相关关系（P<0.05）,且这种线性关系持续贯穿MHR的全部数据,不存在阈值与饱和效应（P=0.565）。4.亚组分析结果发现MHR在各个分层中均是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且MHR与高血压的正相关关系在各个亚组分层中显示了良好的一致性（Interaction P>0.05）。结论:MHR是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且MHR与高血压之间呈连续的线性正相关关系,这种线性关系持续贯穿MHR的全部数据。这些发现或许能够为早期预测及诊断高血压提供一种简便、廉价的指标。
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专家组[8]（2021）在《糖尿病肾脏疾病临床诊疗中国指南》文中提出糖尿病肾脏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是我国常见病与多发病,同时也是引起终末期肾脏病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强DKD防治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外已颁布了多种有关糖尿病诊断、治疗、管理的临床指南或专家共识,其中也涉及了DKD诊疗的部分内容,但并不能满足肾科医生的需求。对DKD患者这一特殊人群,合理用药、规范诊疗、细化管理等问题仍有待解决。另外,随着医疗新技术的发展,有关DKD的知识不断更新,特别是新型药物的临床应用,拓展了DKD诊疗策略,因此有必要编写一部适用于中国人群的DKD诊疗指南。鉴于此,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组织了专家组编写了这部《DKD临床诊疗中国指南》。该指南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指南与专家共识,整合了中国肾脏病专家的临床经验,系统地介绍了DKD诊断、肾脏病理活检、治疗与管理、合并症处理及常用药物的合理应用等问题。另外,专家组在编写过程中本着严谨、简明、权威的原则,参阅了国际指南格式,提出诊疗要点、逐条列证说明。该指南反映了当今DKD诊疗的新趋势、新观点,对进一步加强DKD认识、规范DKD诊疗体系、制定合理治疗原则、指导精准用药、延缓肾脏病进展、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价值,可供广大医师在临床工作中参考。
王林[9]（2021）在《中国西北欠发达地区人群高血压合并抑郁状态的流行病学与代谢组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1）调查中国西北欠发达地区18岁以上人群抑郁的患病现状及探讨抑郁与高血压患病风险、高血压知晓、治疗和控制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通过荟萃分析探讨联合治疗（降压+抗抑郁）对高血压合并抑郁患者降压效果的影响;（2）探讨高血压患者中抑郁患病的影响因素,并基于对抑郁有显着预测意义的影响因素建立和验证预测高血压患者抑郁患病风险的列线图模型;（3）基于液相色谱-质谱法（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LC-MS）的非靶向代谢组学分析高血压合并抑郁与单纯高血压患者之间的差异代谢物并进行相关代谢通路分析及生物标志物的筛选。方法:（1）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19年3月至10月对新疆额敏县18岁以上的居民进行抽样调查。运用医院焦虑和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Depression,HADS-D）对调查对象进行抑郁评估。分别在总人群及不同亚组中（高血压vs非高血压;高血压知晓vs高血压不知晓;高血压治疗vs高血压未治疗;高血压控制vs高血压未控制）对抑郁的患病率进行描述和比较。采用有向无环图（Directed Acyclic Graph,DAG）筛选最小充分校正混杂因素集和套索回归（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筛选最优混杂因素校正集。进一步基于校正上述混杂因素集的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抑郁与高血压患病及高血压不知晓、未治疗和未控制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探讨联合治疗（降压+抗抑郁）对高血压合并抑郁患者的降压效果,进行了一项荟萃分析（荟萃分析在PROSPERO上的注册码为CRD42020213430）。利用电子数据库系统检索截至2020年12月31日发表的关于联合治疗对高血压合并抑郁患者血压影响的随机对照试验。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对纳入研究进行文献筛选、资料提取和严格质量评价后,采用Stata 14.0软件进行荟萃分析。（2）将第一部分筛出的高血压患者随机分为含70%样本量的建模组和30%样本量的验证组。在建模组中运用LASSO回归筛选抑郁的预测因素,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抑郁患病的影响因素。应用R语言软件基于Logistic回归方程构建预测高血压人群抑郁患病风险的列线图模型,并在建模组和验证组中采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下面积（AUC）、校准曲线和拟合优度检验（Hosmer-Lemeshow）对列线图模型的诊断效能和校准度进行评估和内部验证。进一步在验证组中采用决策曲线（Decision Curve Analysis,DCA）及临床影响曲线对列线图模型的临床实用性进行评估。（3）在汉族高血压患者中随机选取30例抑郁患者作为病例组,采用民族-年龄-性别匹配的方法选择30例非抑郁患者作为对照组。以血清为标本进行LC-MS分析,获得两组患者的代谢指纹谱。通过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PCA）、正交偏最小二乘法-判别分析（Orthogonal projections to latent structures discriminant analysis,OPLS-DA）明确两组代谢谱之间的差异。进一步通过两组间代谢物定量均值的t检验、OPLS-DA和聚类分析筛选差异代谢物。将代谢物的质荷比与人类代谢组数据库（HMDB）及KEGG数据库进行匹对和分析对差异代谢物进行结构鉴定、富集及拓扑分析,探讨差异代谢物涉及的代谢通路。进一步使用随机森林分析、ROC曲线及Logistic回归方程筛选可用于高血压患者中筛查诊断抑郁的生物标志物。结果:（1）共纳入6294例调查对象,平均年龄45.26±13.07岁,其中女性占49.3%,农牧区人群占66.8%,少数民族占52.2%。18岁以上人群抑郁患病率为8.9%[95%置信区间（CI）,8.2%～9.6%],其中女性抑郁患病率高于男性（10.2%vs.7.7%,P<0.001）,农牧区人群显着高于城镇人群（9.9%vs.6.9%,P<0.001）,哈萨克族人群显着高于汉族人群（11.1%vs 7.9%,P<0.001）。不同高血压状态分层分析显示:高血压患者抑郁患病率显着高于非高血压人群（13.7%vs.6.9%,P<0.001）,高血压未治疗组高于治疗组（15.1%vs.11.4%,P=0.022）,血压控制未达标组高于高血压控制组（14.5%vs.7.4%,P=0.005）,而高血压知晓组与不知晓组之间抑郁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2.6%vs.14.9%,P=0.155）。DAG识别出两个最小充分校正集,构建了两个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1和2）;LASSO回归模型筛选了一个最优校正集,构建了Logistic回归模型3。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的3个模型中,抑郁无论是作为连续变量、二分类变量,还是作为抑郁程度分层的有序多分类变量均为高血压患病的影响因素（OR>1,P<0.05）。进一步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抑郁与高血压不知晓、未治疗和未控制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抑郁与高血压未治疗和未控制的风险增加有关（OR分别为2.04和1.94,P值均<0.05）,而与高血压不知晓无关。荟萃分析共纳入27项RCT研究（共2606名研究对象）,结果显示,相对于单纯降压治疗,联合治疗额外降低11.27mm Hg的收缩压[加权均数差（WMD）=-11.27,95%CI:-14.12～-8.43]和8.21mm Hg的舒张压（WMD=-8.21,95%CI:-10.73～-5.69）,并提高42%的降压治疗有效率（RR=1.42,95%CI:1.32～1.52）。（2）共入选1856例高血压患者,建模组中1299例和验证组中557例。抑郁的独立预测因子包括年龄、区域、民族、婚姻状况、体育活动量、睡眠质量和高血压控制状态。基于预测因子构建的预测模型在建模组中的AUC为0.760（95%CI:0.724～0.797）,在验证组中的AUC为0.761（95%CI:0.702～0.819）。无论是建模组还是验证组的校准曲线图和拟合优度检验均显示列线图模型具有良好的准确度（拟合优度检验在建模组中P=0.960,验证组中P=0.368）。决策曲线分析显示,高血压患者抑郁预测概率阈值为8%～82%时,使用该模型预测抑郁患病风险比不预测产生更多的净效益。（3）在正负两种离子模式下,高血压合并抑郁患者与单纯高血压患者的血清代谢谱存在差异。满足OPLS-DA模型的VIP值>1.0和两组均数差异t检验P<0.05标准的差异代谢物共62种。差异代谢物的代谢通路分析显示高血压合并抑郁患者主要存在甘油磷脂代谢（impact=0.387）,色氨酸代谢（impact=0.048）和苯丙氨酸代谢（impact=0.048）异常。随机森林分析及ROC曲线分析（AUC>0.8）共筛选出8个代谢物作为高血压患者中筛查诊断抑郁的生物标志物,分别是:壬二酸、天竺葵酸、9,10-环氧十八烷酸、2,5-二氢-2,4-二甲基恶唑、吗啡糖苷B、β-茄边碱、1,3-二异丙基苯和苯甲酸。基于Logistic回归方程对这8个生物标志物进行耦合构建联合诊断模型,该模型的AUC为0.989（95%CI:0.966～1.000）。结论:（1）在中国经济欠发达的西北基层环境中,18岁以上人群抑郁的患病率较高,其中农牧区和哈萨克族人群抑郁患病率分别高于城镇区和汉族人群。高血压患者抑郁患病率是非高血压人群的两倍。抑郁与高血压未治疗、未控制的风险增加相关,而与高血压不知晓无关。相对于常规单纯降压治疗,联合治疗可显着降低高血压合并抑郁患者的血压水平和提高降压有效率。（2）高血压患者中抑郁患病的独立影响因素分别是:年龄、区域、婚姻状况、民族、体育活动量、睡眠质量及高血压控制状态。基于这7个因素建立的抑郁预测模型具有较好的诊断效能和校准度。运用该模型能够个体化地对高血压患者抑郁患病风险进行预测,可指导基层和临床医生筛查高血压患者中的高风险抑郁患者。（3）高血压合并抑郁患者与单纯高血压患者的代谢谱存在差异,其中差异代谢物主要涉及的代谢通路包括甘油磷脂代谢通路、色氨酸代谢通路及苯丙氨酸代谢通路。高血压患者中筛查诊断抑郁的8种潜在生物标志物及联合诊断模型具有很高的诊断效能,可发展为筛查诊断抑郁的客观方法。
范晓婷[10]（2020）在《5539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横断面调查研究及风险预测模型的构建》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及目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的患病率目前仍处于持续上升的阶段,《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8》指出:据推算我国冠心病现患病人数达到1100万。《2017年全球疾病负担系统分析》中指出,缺血性心脏病伤残调整生命年在2017年已达到1.7亿年。在美国,大约每40秒,就有一个美国人罹患急性心肌梗死。在整个欧洲,冠心病每年约造成180万人的死亡。近年来我国心血管病死亡率持续居首位,农村地区冠心病死亡率已高于城市。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是冠心病最严重的表现类型,农村地区AMI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均已超过城市。影响AMI预后的危险因素有很多,近年来美国对吸烟、体力活动不足、肥胖、高血压等危险因素的控制虽初显成效,但仍未达到理想状态;欧洲的一项研究显示几乎所有的危险因素,如高血压、糖尿病、肥胖、高盐高糖饮食等,近年来均表现出上升趋势,也正是这些危险因素的上升趋势阻碍了欧洲冠心病死亡率的进一步降低。高润霖院士在《冠心病疾病负担-中国出路》中指出,当前我国AMI的相关危险因素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农村人口近年来发病率明显增加,而诊疗水平却相对落后。因此关注农村地区AMI患者的死亡相关危险因素,提高救治水平,是降低农村人口 AMI死亡率的关键所在。目前关于农村地区AMI危险因素的研究为数不多,且我国地域辽阔,各个地区居民的生活习惯、经济基础、对疾病的认知情况,以及当地医院的救治能力均不相同。而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之前传统的危险因素,如高脂血症、吸烟、肥胖,已经被最近的大型多中心注册研究——中国急性心肌梗死注册研究（CAMI研究）证实是AMI患者住院期间死亡的保护性因素。因此针对危险因素的研究应凸显地区特点,并与时俱进。关于AMI,当前临床上应用最多的风险预测模型是GRACE（Global Registry Acute Coronary Events）评分。然而GRACE研究仅纳入了少量的亚洲人群,且评分系统构建时间较早,其准确性和适用性了受到临床医师的怀疑。当前国内最新的CAMI研究的终点事件为住院期间病死率,且仅纳入了发病3天之内的患者;而农村地区的患者治疗依从性较差,院前延误时间较长,因此该研究结果并不适用于农村地区。综上所述,构建有地区特点的AMI风险预测模型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协助临床医师早期识别高危患者并选择最佳诊疗方案,进而降低病死率,改善预后。临沂市是山东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地级市,2019年末,市内常住人口约260万。当地经济文化水平较低。临沂市人民医院是当地最大的三级甲等医院,所接诊的患者大多是来自各县区的农民,对本地区各种疾病（包括AMI）的流行情况及诊疗现状有一定代表性。本研究以临沂市人民医院AMI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期望可以完成以下三个目标:1.农村人口 AMI的诊疗现状调查,观察其临床基线特征、院内治疗及预后情况;2.发现影响AMI患者短期（6个月）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3.建立简便有效的风险预测模型,为临床决策提供参考。本研究中农村人口占研究对象的77.9%,可以弥补我国农村地区大样本研究较少的缺陷,对于降低我国冠心病死亡率,使得拐点早日出现至关重要。且本研究终点事件为短期死亡,有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意义。本研究应用短期死亡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构建有地区特点的AMI风险预测模型,可以协助临床医师早期识别高危患者并给予差异化治疗。同时这一研究也明确了我院AMI诊疗的优势及不足,为我院心内科的学科发展提供方向,为往后更多更大型的研究提供循证医学证据。第一章 农村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临床特点及变化趋势分析研究目的:观察并分析本中心农村人口的临床特点及近年来的变化趋势,为往后此类患者的诊断治疗及风险评估提供参考和循证医学证据。研究方法:纳入2013年至2017年于临沂市人民医院住院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收集患者的基线特征,院内治疗情况,出院后对患者随访6个月。将患者分为农村组和城镇组进行比较;并进一步纵向观察农村组患者近年来临床特征及预后情况的变化趋势。结果:1.与城镇组患者相比,农村组Killip Ⅱ-Ⅳ级的患者比例较高;男性,合并糖尿病、高血压病,接受 PCI（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治疗,应用氯吡格雷的患者比例较低;血肌酐、肺动脉收缩压、左心室射血分数较低;住院时间较短;住院总费用较低。两组间的短期病死率无统计学差异。2.从2013年至2017年,农村组患者的年龄逐渐增大,NSTEMI（Non ST-Elevated Myocardial Infarction）患者所占的比例显着上升;且Killip Ⅲ-Ⅳ级患者的比例,以及合并脑梗死、高血压、糖尿病、心律失常、陈旧性心肌梗死的患者比例都存在上升趋势。3.从2013年至2017年,农村组患者接受PCI治疗的比例,以及应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低分子肝素的比例逐渐降低;NSTEMI患者短期病死率逐渐升高,而STEMI（ST-Elevated Myocardial Infarction）患者的短期病死率则无明显变化。4.在农村组患者中,心电图表现为NSTEMI是影响短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与STEMI患者相比,NSTEMI患者短期病死率增加了20.6%。结论:1.与城镇组相比,农村组AMI患者病情严重程度较高,接受PCI治疗的比例较低。两组间短期病死率无统计学差异。2.从2013至2017年,农村组AMI患者合并症逐渐增多,PCI及药物治疗不充分,NSTEMI患者短期病死率呈上升趋势,应受到重点关注。第二章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死亡危险因素相关分析研究目的:观察本研究中6个月内发生死亡事件的AMI患者临床特点,并分析影响短期死亡的相关危险因素。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到2017年12月于临沂市人民医院住院的AMI患者,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并随访6个月。按照6个月内是否发生死亡事件分为死亡组和存活组,应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筛选AMI死亡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1.（1）死亡组患者年龄较大,男性比例较低;表现为广泛前壁心肌梗死、合并室性心律失常的患者比例较大;（2）死亡组患者入院时心率较快、收缩压及舒张压较低,Killip Ⅱ-Ⅳ级的患者比例较高,接受PCI治疗的患者比例较低;（3）死亡组患者合并脑梗死、心律失常、糖尿病、心力衰竭的患者比例较高;（4）死亡组患者白细胞、血糖、血肌酐等水平均较高;肺动脉收缩压较高,而左室射血分数值较低。2.COX回归分析显示以下6个指标是影响AMI患者短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年龄、PCI治疗、Killip Ⅳ级、血糖、血肌酐、肺动脉收缩压。结论及意义:年龄、PCI治疗、Killip Ⅳ级、血糖、血肌酐和肺动脉收缩压是AMI患者短期死亡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一结论有助于临床医师早期识别高危患者并选择最佳诊疗策略。第三章 不同肺动脉收缩压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短期预后的影响研究目的:本研究首次发现肺动脉收缩压（Pulmonary artery systolic pressure,PASP）是影响AMI患者短期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为进一步明确PASP对AMI患者预后的影响而进行此研究。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到2017年12月于临沂市人民医院住院的AMI患者,进一步排除可影响PASP的既往疾病后,共纳入5401例患者。按患者入院48小时内PASP分为3组:A组（PASP≤30mmHg）,B组（30<PASP≤50mmHg）,C 组（PASP>50mmHg）进行分析和比较;并应用 COX回归分析影响短期死亡的危险因素;并绘制各组的死亡风险曲线及PASP预测短期死亡的ROC曲线。结果:1.从A组到C组,患者年龄逐渐增大;男性、STEMI患者比例逐渐降低;Killip Ⅰ级患者比例逐渐下降,而KillipⅡ-Ⅳ的患者比例逐渐升高;GRACE评分、血糖、尿素氮、血肌酐水平逐渐升高,左室射血分数逐渐降低;接受PCI治疗比例逐渐降低;短期病死率逐渐增高。2.COX回归分析显示PASP是影响AMI患者短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B组与A组相比,短期死亡风险增加38.7%;C组与A组相比,短期死亡风险增加 55.9%。3.PASP与GRACE评分呈正相关;Killip Ⅲ-Ⅳ级患者的PASP水平高于Killip Ⅰ-Ⅱ级患者。4.在PASP预测AMI患者短期死亡的ROC曲线中,曲线下面积为0.621（95%可信区间:0.601-0.641;P<0.001）。PASP 的 Cut-off 值为 30mmHg（敏感度为59.8%,特异度为 62.5%）。结论:AMI患者入院后48小时之内的PASP与短期死亡有显着的相关性,即AMI患者的短期死亡风险随着PASP的升高而增加。第四章 急性心肌梗死短期死亡风险预测模型的构建研究目的:应用本研究中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得到的独立危险因素,探索一种可简便有效的预测AMI患者短期死亡的风险预测模型。研究方法:选择2013年至2017年于临沂市人民医院住院的AMI患者作为模型组;纳入2018年1月至12月入院的AMI患者作为验证组。收集所有患者基线特征,院内治疗情况并随访6个月。在模型组中,应用一般线性模型构建风险预测模型,并在验证组中进行外部验证。再根据该模型将AMI患者进行危险分层,评价该模型对病情严重程度的区分能力。结果:1.本研究应用了 AMI患者的年龄、血糖、血肌酐、PASP、Killip Ⅳ级、是否行PCI治疗这6个独立危险因素构建出可预测AMI患者短期死亡事件的风险预测模型,即优化评分方法。2.在模型组中,优化评分方法预测AMI患者短期死亡的曲线下面积（AUC值）为 0.816（95%CI:0.779-0.844）,在验证组中为 0.811（95%CI:0.776-0.846）,均优于GRACE评分（模型组AUC=0.76,验证组AUC=0.75）。3.根据优化评分,将患者各分为四个小组:低度危险组（优化评分<84）、中度危险组（优化评分范围84-110）、高度危险组（优化评分范围111-152）、极高危险组（优化评分>152）。不同危险组间短期病死率差异显着（P<0.05）。结论及意义:本研究建立的多指标风险预测模型可准确预测AMI患者的短期死亡事件,且对AMI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有较好的区分能力。
二、高血压的诊断治疗及预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高血压的诊断治疗及预后（论文提纲范文）
（1）脑出血患者预后因素分析及生物电阻抗技术用于脑出血监测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缩写一览表 |
| Abstract |
| 中文摘要 |
| 第一部分 单中心大样本脑出血患者预后危险因素的回顾性分析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第二部分 生物电阻抗技术在猕猴脑出血模型中的实验研究 |
| 前言 |
| 实验材料 |
| 实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第三部分 生物电阻抗技术在脑出血患者辅助鉴别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第四部分 生物电阻抗技术在脑出血患者病情评估和预后预测中的应用研究 |
| 前言 |
| 材料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全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一生物电阻抗技术在神经疾病临床应用的现状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二脑出血后脑水肿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基于高分辨率磁共振对动脉粥样硬化不稳定斑块诊疗的临床及实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表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基于高分辨率磁共振管壁成像对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所致卒中复发及预后评估的临床研究 |
| 第一章 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特征预测复发性脑卒中的前瞻性研究 |
| 一、引言 |
| 二、方法 |
| 三、结果 |
| 四、讨论 |
| 五、结论 |
| 第二章 强化药物治疗后对复发性脑卒中预测及神经功能预后评估的前瞻性研究 |
| 一、引言 |
| 二、方法 |
| 三、结果 |
| 四、讨论 |
| 五、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多功能纳米脂质体靶向巨噬细胞对动脉粥样硬化不稳定斑块的诊治一体化实验研究 |
| 一、引言 |
| 二、材料和方法 |
| 三、结果 |
| 四、讨论 |
| 五、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一 动脉粥样硬化成像技术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二 多功能纳米粒在动脉粥样硬化疾病诊治中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低分化子宫内膜样癌与子宫内膜透明细胞癌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前言 |
| 第2章 资料与方法 |
| 2.1 资料收集 |
| 2.1.1 临床资料 |
| 2.1.2 病例选择标准 |
| 2.2 方法 |
| 2.2.1 一般资料 |
| 2.2.2 疾病诊断 |
| 2.2.3 疾病治疗 |
| 2.2.4 随访 |
| 2.3 观察指标 |
| 2.4 统计学方法 |
| 第3章 结果 |
| 3.1 临床特征比较 |
| 3.1.1 平均发病年龄 |
| 3.1.2 月经婚育史 |
| 3.1.3 临床症状 |
| 3.1.4 合并症 |
| 3.2 术前血Ca125 |
| 3.3 病理相关比较 |
| 3.3.1 病理分期 |
| 3.3.2 病理特征 |
| 3.3.3 免疫组化比较 |
| 3.4 误诊及漏诊 |
| 3.5 预后 |
| 3.5.1 预后比较 |
| 3.5.2 影响预后因素分析 |
| 第4章 讨论 |
| 4.1 临床特征比较 |
| 4.2 术前血Ca125 |
| 4.3 病理相关比较 |
| 4.3.1 病理特征 |
| 4.3.2 免疫组化 |
| 4.4 误诊和漏诊比较 |
| 4.5 预后 |
| 4.5.1 预后比较 |
| 4.5.2 影响预后因素分析 |
| 4.6 本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
| 第5章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子宫内膜透明细胞癌的诊治进展 |
| 参考文献 |
（4）肺大动脉炎相关肺高血压队列及介入治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肺大动脉炎相关肺高血压多中心队列研究 |
| 1. 前言 |
| 2. 资料与方法 |
| 2.1 研究设计 |
| 2.2 研究对象 |
| 2.3 基线数据收集 |
| 2.4 随访及结局指标 |
| 2.5 统计分析方法 |
| 3. 结果 |
| 3.1 患者临床特征 |
| 3.2 肺动脉影像学特征 |
| 3.3 不同PH类型患者差异 |
| 3.4 不同炎症状态患者差异 |
| 3.5 PH靶向药物疗效分析 |
| 3.6 PTA-PH患者长期预后 |
| 3.7 PTA-PH患者预后危险因素 |
| 4. 讨论 |
| 4.1 临床特征分析 |
| 4.2 肺动脉受累与肺高血压 |
| 4.3 炎症状态 |
| 4.4 药物治疗 |
| 4.5 患者预后及其影响因素 |
| 4.6 研究局限性 |
| 4.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经皮腔内肺动脉成形术治疗肺大动脉炎相关肺高血压 |
| 1. 前言 |
| 2. 资料与方法 |
| 2.1 研究设计 |
| 2.2 研究人群 |
| 2.3 数据收集 |
| 2.4 PTPA操作流程 |
| 2.5 PTPA治疗观察指标 |
| 2.6 随访及结局指标 |
| 2.7 统计分析方法 |
| 3. 结果 |
| 3.1 基线数据分析 |
| 3.2 治疗效果 |
| 3.3 治疗肺动脉病变类型 |
| 3.4 围术期并发症 |
| 3.5 PTPA治疗反应 |
| 3.6 病变再狭窄 |
| 3.7 PTPA治疗患者远期预后 |
| 4. 讨论 |
| 4.1 PTPA治疗有效性分析 |
| 4.2 PTPA治疗安全性分析 |
| 4.3 PTPA治疗反应及其预测因素 |
| 4.4 治疗病变再狭窄 |
| 4.5 PTPA治疗改善PTA-PH患者远期预后 |
| 4.6 研究局限性 |
| 4.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肺大动脉炎相关肺高血压诊疗进展 |
| 1. 前言 |
| 2. 流行病学 |
| 3. 临床表现 |
| 4. 影像学表现 |
| 4.1 经导管血管造影 |
| 4.2 CT肺血管成像和MR肺血管成像 |
| 4.3 PET-CT |
| 4.4 经胸超声 |
| 4.5 肺通气灌注扫描 |
| 5. 诊断 |
| 5.1 大动脉炎分类标准 |
| 5.2 PTA-PH患者诊断 |
| 5.3 单纯肺动脉受累 |
| 6. 患者病情评估 |
| 6.1 炎症生物标记物 |
| 6.2 疾病活动性评估 |
| 6.3 肺动脉受累程度评估 |
| 6.4 PH危险分层 |
| 7. 治疗 |
| 7.1 大动脉炎基础治疗 |
| 7.2 PH靶向治疗 |
| 7.3 外科手术治疗 |
| 7.4 经皮腔内肺动脉成形术 |
| 8. 预后 |
| 9.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文章 |
| 致谢 |
| 附录 |
（5）新型脂代谢指标及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与冠心病风险的临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表 |
| 第一部分 新型脂代谢指标与冠心病的相关性研究 |
| 第一节 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相关性研究 |
| 摘要1 |
| Abstract1 |
| 前言 |
| 材料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节 脂蛋白(a)与2型糖尿病患者的冠心病及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探究 |
| 摘要2 |
| Abstract2 |
| 前言 |
| 材料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对稳定性冠心病患者的预后价值研究 |
| 第一节 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对稳定性冠心病患者的心血管事件预测价值的研究 |
| 摘要3 |
| Abstract3 |
| 前言 |
| 材料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节 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与冠心病合并糖代谢异常患者的预后研究 |
| 摘要4 |
| Abstract4 |
| 前言 |
| 材料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简历 |
| 致谢 |
（6）儿童大动脉炎的临床特征和预后分析及基于宏基因组学与代谢组学和脂质组学分析的大动脉炎患者肠道菌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关键词) |
| 英文摘要(关键词)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儿童大动脉炎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
| 背景 |
| 研究方法 |
| 受试者入选 |
| 影像学检查 |
| 基线资料收集 |
| 药物治疗和介入治疗 |
| 随访与结局指标 |
| 统计学分析 |
| 结果 |
| (一) 101例儿童大动脉炎的临床及预后特征分析 |
| (二) 儿童大动脉炎合并高血压的临床特征与预后分析 |
| (三) 儿童大动脉炎患者的介入治疗特征与预后分析 |
| 讨论 |
| (一) 101例儿童大动脉炎的临床及预后特征分析 |
| (二) 儿童大动脉炎合并高血压的临床特征与预后分析 |
| (三) 儿童大动脉炎患者的介入治疗特征与预后分析 |
| 研究局限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肠道微生态与大动脉炎的关联分析 |
| 背景 |
| 研究方法 |
| 研究人群和研究设计 |
| 研究队列临床资料收集 |
| DNA提取与宏基因组测序 |
| 代谢组学及脂质组学分析 |
| 数据分析 |
| 统计学分析 |
| 结果 |
| 大动脉炎患者与健康对照的临床特征 |
| 大动脉炎肠道菌群的结构特征 |
| 大动脉炎肠道菌群的结构特征与临床表型的关联 |
| 大动脉炎肠道菌群的功能特征 |
| 大动脉炎代谢物和脂质特征 |
| 大动脉炎肠道微生物结构特征与代谢物和脂质特征的关联 |
| 大动脉炎肠道菌群特征用以疾病诊断及验证 |
| 讨论 |
| 研究局限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大动脉炎研究进展 |
| 引言 |
| 流行病学特征 |
| 病因与发病机制 |
| 诊断与疾病活动度评估 |
| 治疗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英文缩略词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7）高血压患病率及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写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2017ACC/AHA美国高血压指南对高血压患病率的影响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以单次访问的方式普查对高血压患病率的影响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单纯肾囊肿是高血压发生风险的独立危险因素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四部分 单核细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率与高血压的关系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结论 |
| 综述 高血压患病率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中国西北欠发达地区人群高血压合并抑郁状态的流行病学与代谢组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部分:中国西北欠发达地区基层居民抑郁流行现状及与高血压患病和管理之间关系的研究 |
| 1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内容 |
| 1.3 判断标准 |
| 1.4 质量控制 |
| 1.5 联合治疗(降压+抗抑郁)对高血压合并抑郁患者血压影响的荟萃分析 |
| 1.6 统计学分析 |
| 1.7 技术路线图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第二部分:高血压患者中抑郁预测列线图模型的建立和验证 |
| 1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高血压和抑郁的定义 |
| 1.3 纳入的指标 |
| 1.4 统计学分析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第三部分:高血压合并及不合并抑郁状态的代谢组学研究 |
| 1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样品收集与准备 |
| 1.3 实验部分 |
| 1.4 统计学分析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高血压与抑郁的流行现状及其代谢组学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 个人简历 |
| 导师评阅表 |
（10）5539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横断面调查研究及风险预测模型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缩略词表 |
| 前言 |
| 参考文献 |
| 研究总览 |
| 第一章 农村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临床特点及变化趋势分析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死亡危险因素相关分析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不同肺动脉收缩压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短期预后的影响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急性心肌梗死短期死亡风险预测模型的构建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小结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 English Paper Ⅰ |
| English Paper Ⅱ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高血压的诊断治疗及预后（论文参考文献）
- [1]脑出血患者预后因素分析及生物电阻抗技术用于脑出血监测的基础和临床研究[D]. 邹永杰.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2021(01)
- [2]基于高分辨率磁共振对动脉粥样硬化不稳定斑块诊疗的临床及实验研究[D]. 史张.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 2021(01)
- [3]低分化子宫内膜样癌与子宫内膜透明细胞癌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比较[D]. 胡婧. 南昌大学, 2021(01)
- [4]肺大动脉炎相关肺高血压队列及介入治疗研究[D]. 朱永建.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1(02)
- [5]新型脂代谢指标及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与冠心病风险的临床研究[D]. 张惠雯.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1(02)
- [6]儿童大动脉炎的临床特征和预后分析及基于宏基因组学与代谢组学和脂质组学分析的大动脉炎患者肠道菌群研究[D]. 范泸韵.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1(02)
- [7]高血压患病率及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D]. 周亚青. 河北医科大学, 2021(02)
- [8]糖尿病肾脏疾病临床诊疗中国指南[J]. 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专家组. 中华肾脏病杂志, 2021(03)
- [9]中国西北欠发达地区人群高血压合并抑郁状态的流行病学与代谢组学研究[D]. 王林. 新疆医科大学, 2021(08)
- [10]5539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横断面调查研究及风险预测模型的构建[D]. 范晓婷. 山东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