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中国资金流量分析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卢侃[1]（2021）在《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有关中国企业“走出去”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然而母国层面的动因较少受到关注,目前文献提到的主要有四种:“规模经济”说、产业集聚、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关于这四种动因的研究至少存在两个偏向:其一是彼此分离,每种动因自成体系,鲜有置于同个框架下的综合研究;其二是以实证研究为主,理论脉络模糊,尤其是缺乏作用机制分析。本文主旨就在于将这四种动因置于同一个框架下,先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而后基于最新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模型方面,民营企业ODI根本上是出于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考量,故而对上述动因的研究可在这个框架下展开,即探究四种动因的外生变化如何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逻辑相结合而导向ODI。本文拓展了Melitz and Ottaviano（2008）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并考虑本国企业ODI有市场寻求和技术寻求两种类型,前者指支付固定成本来节省出口的冰山成本;后者指在进入海外市场的同时,还会提升企业在本国的生产率。在均衡状态下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求得四种动因对本国企业两类ODI平均倾向的影响、并解析作用机制。主要的推论是:1)国内市场规模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其机制为“企业规模扩张”效应和“竞争加剧”效应;2)多样性集聚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其机制为“协同分工”效应;3)商品市场分割对两类ODI均起阻碍作用,机制为“竞争阻碍”效应;4)信贷市场扭曲对本国民企两类ODI均起阻碍作用,机制为“竞争阻碍”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继而将上述推论概括为8个命题。实证研究方面,以2004～2013年（除2010年）中国规模以上民营制造业企业ODI数据为样本,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主要步骤是:首先基于企业的备案信息、以关键词识别法识别出企业投资目的并分类,随后以各东道国经济特征对分类后的结果进行回归检验,避免分类出现系统性偏误;其次用学界公认的指标测度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基准回归;再次用工具变量法和拟自然实验法作为因果识别的策略,以排除“内生性”问题,并通过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消除“稀有事件偏差”做稳健性检验;最后进行机制检验和拓展性检验。另外,本文也将四种动因置于同个回归方程中综合考量,以判断各个动因的解释力是否无可替代。主要结论是:1)国内市场规模和企业自身规模对我国民企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企业规模扩张”效应和“竞争加剧”效应成立;2)多样性的集聚类型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是通过“分工协作”效应,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3)商品市场分割对两类ODI均有阻碍作用,“竞争阻碍”效应成立;4)信贷市场扭曲对两类ODI均有阻碍作用,“竞争阻碍”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成立。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三:其一,研究框架上,将四种动因纳入到同一个逻辑框架中通盘考虑,填补了相关研究在理论脉络和作用机制上的空白,也增加了既有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具体包括对“规模经济”说、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之影响和作用机理的描述和刻画;将产业集聚之于融资约束、融资约束之于民企ODI两条线索对接;并且将我国民企ODI的类型差异考虑在内,使研究更能贴合我国现实情况。其二,理论建模型方面,以拓展的MO“异质性企业”模型为基本框架,打通四种动因与本国民企两种类型ODI决策的逻辑关联,一方面克服了HMY模型仅考虑市场寻求型ODI的缺陷,另一方面解决了SB模型由同质性企业假设导致的局限性。其三,实证研究方面,选用学界认可的指标作解释变量对理论部分的命题予以验证,并以合适的工具变量和准自然实验排除“内生性”问题,确保得到可靠的因果推论。研究的现实意义体现在其政策寓意上,本文发现规模经济和由产业集聚提供的分工协作关系对我国民企“走出去”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主要起阻碍作用,这与“制度逃离说”的预测相反,或可启示决策者: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打破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是支持民企“走出去”的长远之道。
翟梦瑜[2]（2021）在《复杂条件下城市生态环境及经济系统均衡优化管理》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急剧膨胀,城市内部的物质代谢和城市间的资源交换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现代城市“病”问题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如何解析城市系统管理多过程、多要素、多重不确定性的复杂特征,量化各过程与要素间的互动效应,表征多维风险对不同尺度城市系统的影响,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制约关系,已成为制约城市系统管理方案有效性的关键和管理者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做好城市系统复杂性辨识和优化管理等相关方面的工作迫在眉睫。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目标是针对中国典型城市和多区域城市群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考虑能源、环境、经济、水资源和气候之间的制约关系,提供全链条的“数据收集-现状评估-风险识别-责任预判-决策管理”系统评价和城市综合管理方法体系。具体地,本文通过13个案例研究,解释上述城市系统复杂性辨识、责任划分和集成管理等问题。城市代谢系统多要素复杂性辨识方面:1)考虑不同能源使用形式（一次能源、二次能源）的广东省能源代谢系统的动态分析,探索广东省城市能源代谢的问题和解决方案;2)通过回顾性分解（1997-2017年）和前瞻性预测（2035年）,从供应端、生产端和消费端回顾能源代谢变化并预测广东省未来能源系统发展风险;3)识别水利工程对长江经济带各部门用水变化的影响,以提供水利工程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4)采用自上而下的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三废问题的管理问题提出前瞻性的建议,以实现废水、废气、废渣的集成优化管理;5)面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挑战,制定不同视角（供应、生产、消费）下中国地区产业级别的具体碳排放清单。多区域城市代谢模拟与环境责任划分方面:1)根据中国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及环境现状进行区域间的创新聚类,识别区域贸易中存在的环境不平等问题;2)以南方电网为例,模拟随着大规模电力运输而转移的碳减排责任的具体分配问题;3)模拟国家电能替代政策的干预下,输电网络体现的跨区域碳排放转移问题;4)量化隐藏在食物中的虚拟水的跨区域转移,以实现中国实体水和虚拟水的综合管理;5)考虑变化的气候条件下,中国地区的能源、水和空气污染物的复杂关系,并探究三者的协同治理方式。多尺度城市系统集成管理方面:1)模拟广东省阶梯碳税政策对本省和全国各省份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影响;2)分析中国碳政策（两阶阶梯碳税政策）和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对系统的交互效应;3)探究贸易战背景下,考虑环境约束情境下的未来中国能源系统管理方案。综上,本文通过引入城市代谢的概念,整合投入产出分析、生态网络分析、多元统计分析、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能源系统优化模型,构建了涵盖城市、多区域与国家三个尺度的城市系统管理模型,探讨了城市系统管理面临的环境保护、经济发展、气候变化与水资源利用等问题,提出了适用于不同尺度城市系统清洁、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结果能够为产业结构调整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
王永仓[3]（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康瑞英[4]（2020）在《融资约束、生产率分布与中国企业国际化》文中提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身为外向型经济体,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经济高度依赖海外出口,但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贸易形势不明朗,都为中国贸易的进一步扩张埋下了隐患。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保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国家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并提出了“一带一路”等政策措施。但盲目的对外投资扩张也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隐患,如资本外逃,产业转移等。与出口相比,OFDI对中国经济和就业的影响前景并不明确。部分研究认为OFDI可以促进母国就业和经济增长,另一部分研究则认为OFDI是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适度控制OFDI,促进产业升级,避免产业空心化是国内政策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现有研究表明,生产率和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但既往研究多将两者视为两种独立的研究,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两者纳入同一理论模型框架下,分析生产率、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选择,这种选择如何影响影响不同产业的国际化结构,进而影响宏观经济中出口和OFDI的结构?首先,在HMY模型的框架下,加入融资约束的假设条件,重构理论模型,得到如下结论:第一,融资约束通过提高出口和OFDI的生产率门槛抑制企业出口和OFDI;第二,融资约束对OFDI生产率门槛的影响大于对出口生产率门槛的影响;第三,融资约束会减少出口和OFDI的企业数量,具体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行业的生产率分布情况,行业生产率分布越分散,受影响的出口企业和OFDI企业数量越少。第四,内源融资约束和外源融资约束一起会提高企业的相对出口销售比,行业生产率越分散,替代弹性越大,融资约束对相对出口销售比的影响越小;第五,金融发展程度对企业出口和OFDI方式参与国际市场结构具有调节作用,金融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企业以OFDI方式参与国际市场的比重越大。其次,分别从微观企业、中观产业和宏观国家多个层面层层递进,证明理论模型的结论。发现我们的理论模型主要适用于具有OFDI能力的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理论模型的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第一,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的出口和OFDI,对企业出口和OFDI的影响呈倒U型,即在生产率门槛附近最大,其他区间依次减小。第二,融资约束会提高企业出口销售比例,降低海外子公司销售占比。第三,生产率分布在上述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生产率分布越分散,融资约束的上述影响越小。最后,根据理论模型和实证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控制金融发展速度,保证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第二,根据不同行业特征,采取差异性金融政策;第三,适当采用金融抑制政策,调整出口和OFDI结构。
吴天博[5]（2020）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研究》文中提出步入21世纪后,中国林业产业为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国际贸易自由化浪潮以及世界木质林产品需求日益增加的现状,不断提升自身生产加工水平、扩大产品生产种类及规模,促使我国林业产业生产及供给能力得到了飞速发展,木质林产品外贸规模显着扩大、贸易流量逐年攀升,产品与市场结构也日趋完善。时至今日,中国林业产业已在国际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木质林产品生产国、加工国及贸易国,被誉为“世界木材工厂”。尽管如此,林业作为我国战略性基础产业,随着中国经济逐渐步入“三期叠加”时期,中国林业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压力也在与日俱增。一方面,随着我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持续推进及“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政策”的贯彻实施,中国林业经济结构随着国家森林资源禀赋水平及比较优势发生了深刻调整,在这种背景下,有效利用国内外森林资源与市场是我国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也是维护我国木材安全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时至今日我国木质林产品进出口市场仍长期高度集中于北美、东南亚、东亚及少数欧盟国家,没有形成规模化的木质林产品全球供应链及稳定出口渠道。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战略构想,以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建设为具体途径,秉承包容性发展理念,强调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包容和平衡发展,通过提高区域间开放水平,开展跨国互通互联,提升经贸合作水平,以此实现全球经济的蓬勃发展与再平衡。“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为我国打造稳定的、高质量、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林业开放发展新格局提供了有利契机。本文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视角研究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背景,以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为研究对象,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综合分析了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特征及存在问题,从贸易规模、贸易产品质量及贸易竞争力等三个层面入手,对双边贸易影响因素及发展潜力进行了测度,对中国进口产品质量及提升潜力进行了分析,对中国与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并对竞争力提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最终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的中国木质林产品发展对策,以期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及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的长足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参考。本文具体结论如下: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特征及存在问题的分析表明:21世纪后,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阶段性变化特征明显,我国常年处于贸易顺差。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出口产品结构及市场稳定且集中,进口产品以原木、锯材、木浆等木材原料为主,出口产品以人造板、纸制品、木制品、木家具等木材制成品为主,进口对象主要集中于东欧及北欧国家,出口对象主要集中于西亚及西欧地区国家。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与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贸易水平得到了显着提升,但双边木质林产品贸易合作空间仍未得到充分开拓,仍需要深入挖掘。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规模的研究表明:双边人均经济水平的增长对木质林产品贸易规模的提升作用最为显着,双边人口规模的扩大同样有利于提升木质林产品贸易规模,空间距离对贸易的阻碍作用仍然存在;“五通”建设整体水平及各分项指标水平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各类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效率均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现阶段看来,“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对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效率提升的贡献更大,但从发展角度而言,“民心相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贸易效率提升潜力层面,双边贸易效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除“资金融通”外,其他“五通”建设水平的提升均有利于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各类木质林产品贸易效率的升级。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研究表明: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后,中国从大部分沿线国家进口木质林产品质量呈显着上升趋势,除原木进口质量小幅下滑外,其余各类产品进口质量均稳步提升。“五通”建设总水平对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作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均有助于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的升级,但由于现阶段我国与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建设水平的相对滞后,“民心相通”指标回归结果显着为负;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不断推进,“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质量升级潜力有着巨大的正向促进作用,表明贸易便利化和民意基础对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贸易畅通”和“民心相同”应是未来的重点关注领域。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研究表明:中国木质林产品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于国际市场占有率方面,但限于我国森林资源禀赋水平、林产工业发展水平及投入资本等诸多因素,我国木质林产品在出口产品质量、生产效率与国际化水平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木质林产品综合竞争力在研究国家中处于下游,“大而不强”仍是我国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国在木材原料产品的竞争劣势表现明显,且在短时间内无法逆转。但木材加工产品在国际竞争中优势明显,人造板、木制品及木家具等3类产品竞争优势突出,印证了近年来中国林产工业发展水平的突飞猛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竞争优势与中国相似,多集中于木材加工产品,表明未来沿线木质林产品国际市场的竞争将会日趋激烈;“贸易畅通”和“设施联通”水平的提升以及科技的进步对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增强起关键作用。最后,依据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结果,从完善“丝绸之路经济带”木质林产品贸易环境、提升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及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多元化木质林产品市场等三个层面提出政策启示,以期为推进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及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的长远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参考。
李泊祎[6]（2020）在《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上市公司金融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股利政策选择一直是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课题。国内外关于股利政策选择的已有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如何制定最优股利政策和投资者的股利偏好两个方面。而随着生命周期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以及金融地理学等交叉学科在公司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股利政策选择逐渐呈现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为从时间和空间视角考察公司股利政策提供了可能。为此,本文首先对国内外股利政策选择的相关成果进行了分类回顾与梳理,明确了本文的研究视角;其次,基于股利政策选择的特征性事实,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选择逻辑进行了分析,并着重从时间视角和空间视角,提出了相应的经济学解释及理论猜想;再者,结合公司治理及信息环境等要素,分别从生命周期和上市时间这两个角度,证实了股利政策的时间效应,从地理位置和地区同群这两个角度,考察了股利政策选择的空间效应;最后,在梳理全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按照如下逻辑展开:围绕股利政策选择的特征性事实,进而提出时间和空间维度下的理论逻辑。研究表明,股利政策选择表现出了时间趋势特征与地区差异化特征。大多数公司的股利支付意愿谷值出现在5—7年,股利支付率的谷值则出现在6—8年,且受到半强制分红政策的显着影响;股利支付意愿和支付率均随着成长性分位数的提升而呈现出了倒U趋势;上市公司距离中心城市越近,其股利支付意愿和股利支付率越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股利支付意愿及支付率总体低于经济发达地区,且存在地区粘性。基于上述股利政策选择逻辑的特征性事实,本文给出了时间视角和空间视角下的理论猜想,以体现股利政策选择特征背后所隐含的经济学逻辑。对股利政策选择的特征性事实与理论逻辑的梳理,有助于更为清晰地刻画分红行为及其所呈现出的规律特征,为后续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数据基础。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的股利政策时间效应,验证了上市公司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对股利政策选择的作用效果和影响机理。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和代理理论等,以2003—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市场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生命周期与股利政策的关系,以及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下,股权结构治理、内部控制质量及投资者保护水平对股利政策的进一步影响。研究表明,股利支付意愿和支付率均在成熟期较高,而在成长期和衰退期较低。此外,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下,股权结构治理、内部控制质量及投资者保护水平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存在差异,其影响程度由成长期至衰退期均呈现出一定的变动趋势。基于上市时间视角的股利政策时间效应,实证判别了股利政策U型时变规律的理论猜想及其隐含的经济学内涵,扩展了已有文献中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分析模型。基于信息反映周期和行为股利理论等,选取2003—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测度并验证了16年间股利政策“是否”以及“如何”随上市时间动态波动。研究发现,公司股利政策的两个维度,支付意愿及支付率均随着上市时长增加而服从U型曲线特征,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时变规律;支付意愿的拐点通常出现在上市后6年左右,支付率的极值点位置约在7年左右,且不同样本组别的拐点位置基本稳定。因此,股利政策存在显着并稳健的时变效应。基于地理位置视角的股利政策选择的空间效应,对上市公司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重新估算,探讨其所处中心地区或偏远地区对股利支付行为的影响。基于金融地理学和地理空间决策,以2003—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所处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的关系,并对可能存在的传导路径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进一步研究。研究发现,地处偏远地区的上市公司不倾向于多发股利。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自由现金流、融资约束对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的相关关系存在中介效应,同时信息环境、资产负债表质量对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的相关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且作用效果对中心地区与偏远地区存在差异。基于地区同群视角的股利政策选择的空间效应,主要考察同一地区内公司之间互动行为对股利政策的交叉影响。依据股利信号理论、行为理论和新制度理论的逻辑模仿率,地区内企业存在动态竞争关系,本企业易受到地区内同伴企业股利政策的影响,股利政策容易产生同群,进而响应地区企业集群行为。选取2003—2018年中国沪深A股的市场数据,对股利政策选择的地区同群进行实证判别,探讨股利政策地区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内部产生机制和影响因素,以进一步完善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及选择动机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股利政策选择,存在显着的地区同群效应,同一地区内部选择向上模仿领头企业;低成长性、股价低估的公司股利政策地区同群效应更显着,同时,地区市场化程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其集群行为存在正向调节作用。本文基于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的视角,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判别,并基于研究结论给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为管理者、投资者和市场监管者正确制定、合理评估和科学监督公司股利政策选择给出了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周旭枚[7]（2020）在《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不仅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近年来,一方面在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要求下,中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逐步完善,从而保障了公司价值的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上市公司也常有高管犯案,侵食公司利益,频发财务丑闻,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声誉和市场价值。那么,从公司价值提升出发,我们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运行机制呢?内部控制究竟是如何影响公司价值的呢?抑或说内部控制与公司价值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传导机制呢?深入研究探讨这些问题,不仅对上市公司治理,而且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来说,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内部控制产生于公司契约的不完备性。内部控制作为公司一项内部机制安排,有其自身的效应和运行机制,它必须与公司各要素有机结合起来,其运行机制才通顺,其自身的效应也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在公司“自然选择”和“适应性学习”过程中,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风险管控、管理效率有机结合起来,奖励、支持、强化满意的适应性,惩罚、制止、淘汰不满意的适应性,成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基石,风险管控的重要举措,管理效率的重要保障,防范“公司失败”,引导“公司发展”,终极对公司价值产生极其重要性影响。因而内部控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途径具有复杂性、内隐性,两者间的关系绝非统计学意义上简单的线性关系或非线性关系。本文基于理论分析、现状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对策分析的总体思路。首先对内部控制与公司价值的理论框架进行探讨,不仅阐述了内部控制和公司价值的本质和本体,而且构建了内部控制通过公司治理、风险管控、管理效率三个途径影响公司价值的理论机理,也是本文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基本假设;其次是指标测度与现状分析,为了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和公司价值进行准确的定量描述,在计量模型分析之前,必须先对内部控制和公司价值采取一定的指标进行评价和统计测度。本文不仅收集了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公司治理、风险管控、管理效率及公司价值评价指标,进行了指标的现实描述;而且对代理指标较多的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及公司价值进行了因子分析,计算出综合得分并进行评价和测度,为本文的实证分析奠定基础;再次是实证分析,为证实内部控制通过公司治理、风险管控、管理效率三个机理影响公司价值的理论假设,本文选取2008-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采用AMOS25.0软件,分三章对三个机理进行实证分析,从实证结论来看,本文提出的三个理论假设是符合现实的。继而是比较分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借助他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本文不仅收集了国外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先进经验资料,总结出他人的优点,而且对比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不足与主要问题,并从思想、制度、文化、人才等方面分析了问题存在的原因。最后是对策建议,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论,提出通过内部控制完善公司治理,增强风险管控和提升管理效率的建议和对策。本文区别于国内外同类研究,具有创新性的研究结论如下:（1）内部控制可以促进公司建立内部“泛治理”结构,即完善的内部控制可以使公司内部建立上下级纵向之间与同级横向之间的制衡关系,从而使公司治理得到帕累托改进;（2）内部控制与公司价值之间的中介效应存在异质性,即内部控制不仅通过公司治理、风险管控、管理效率三个途径对公司价值产生影响,而且这三个机制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3）内部控制与公司价值间存在正U型非线性关系,即内部控制使公司价值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有效的内部控制最终可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4）提出了上市公司“泛治理”概念,为中国上市公司建设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朱玮玮[8]（202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文中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不断壮大,渐已成为影响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关键力量。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OFDI的发展又迎来新的高潮。2019年,中国OFDI流量为1171.2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8.91%,位居世界第四;存量为20994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6.07%,位列世界第三。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输出国中,中国已居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国OFDI的区位范围和产业分布广泛,投资区域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近些年跨国企业的投资领域不断向产业链的高端迈进,投资产业已涵盖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后起国家,中国OFDI异军突起的关键推动力量究竟是什么?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的主流OFDI理论普遍认为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活动的前提条件是具备某些竞争优势,包括市场、产品、技术、管理经验等,对不具备明显竞争优势的中国跨国企业的大规模国际扩张,这些理论难以给出全面科学的解释。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母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企业国际化优势的重要来源,并且,仍处于完善过程中的制度体系也会影响企业的跨国投资。本文从母国政策和制度视角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力求为国内企业大规模的跨国投资寻求新的解释,丰富新兴经济体OFDI的研究,并为中国企业高水平“走出去”提供政策参考,为国内制度环境的改善和制度体系的健全提供理论依据。首先,本文对中国OFDI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对OFDI的特征事实进行阶段性分析,包括经济特征和结构特征。在阶段性经济特征分析中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货币环境、对外贸易、劳动力成本和能源需求指标;在阶段性结构特征分析中,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中国全球投资跟踪）两套数据对投资行业结构、区域结构、主体结构进行剖析。另一方面,对中国的OFDI进行跨国比较,对照组分别为大型经济体美国和日本、经济外向型国家韩国、新兴经济体俄罗斯和印度,比较内容涉及OFDI的规模与结构。其次,本文全面梳理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演变,并对政策效果进行实证检验。“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是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意义的国家战略,为推动战略实施,国家全力打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助力企业的境外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由审批制转变为核准制,再转为备案制,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不断放宽,管理体制更趋完善和规范。外汇管理政策由管制转为放松,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登记核准、资金汇入和结汇方面的程序不断简化,给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管理政策演变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相契合,推动了企业的国际化。第三,本文采用行业层面数据,研究金融财税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金融财税政策是“走出去”战略以来政府所推行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信贷融资支持、财政专项资金、税收激励三个方面。政府通过税收饶让抵免、优惠税率、财政贴息、专项贷款、专项资金等政策鼓励和支持各行业企业“走出去”,可以缓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融资压力,减低投资成本,提升投资收益率。实证结果表明,“走出去”战略后实施的金融财税政策显着促进了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和境外企业数量规模的扩张,具有显着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这与政府的政策制定初衷相一致。第四,本文采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货币政策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货币政策是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也是微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经济环境因素。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资金,但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使企业普遍面临融资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可能会产生影响。从理论层面看,通过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货币政策可以改变银行流动性水平,改变企业的非货币资产价值和有价证券价格,改变利率水平和投资者情绪,最终作用于OFDI。实证结果证明,宽松的货币政策显着增加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并且能显着降低融资约束对企业国际化的制约作用,但上述影响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中,对非国有企业而言,货币政策的影响及调节作用均不显着。第五,本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关于金融制度,当前中国仍处于金融抑制状态,一方面,金融抑制扭曲了资本成本和资本分配,造成经常账户的较大顺差,拥有净储蓄的企业通过OFDI可以提升投资收益和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金融抑制阻碍了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通过OFDI能更快提升技术水平。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当前中国的知识产权实际保护水平仍较弱,一方面,较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会降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意愿,低水平的研发投入使技术水平难以快速提升,企业转而通过海外投资获得先进技术;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使企业研发成果易被窃取,企业会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研发转向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较健全的国家以保护研发成果。母国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缺陷是企业海外投资的“被动”推力,随着制度的逐渐健全,OFDI会趋于减少。实证结果显示,各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确存在显着的规避金融制度约束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约束的特征;分区域的实证结果证明,东部地区OFDI存在显着的规避金融制度约束的特征,中西部地区的OFDI则存在显着的规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约束的特征。本文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政策和制度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进一步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体系,同时加强对投资项目的后续监管以防范风险,保障对外直接投资的高质量发展;建立预警及应对机制,防范逆全球化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不利影响,同时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多角度完善金融财税政策,缓解信贷资源错配问题,支持企业高水平“走出去”;继续推进制度建设,完善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实现国内和国外投资的均衡发展。
胡云莉[9]（2020）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文中研究说明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如何才能确立最行之有效的外交战略是每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代永恒的命题。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以来,世界局势更是呈现出完全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国际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这种趋势下应运而生。分析国家地区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因素复杂,牵涉广泛,然而“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祥”,其中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是其中的“一”与“要”。经济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战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投资外交作为经济外交的重要分支,受到的关注日益增加。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方法,分析了这一经济手段对国家间双边关系、区域政治、全球政治的影响;同时,对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进行了梳理,以此展现出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经互动。文章的主体论述可分为四点:一、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不是单纯的跨国公司追逐经济利益,而是源于国家利益,服务于国家利益;二、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经济与外交双重属性,只有从政经互动角度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和运用投资外交手段;三、伴随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全面进入新阶段;四、依托“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突破,通过投资外交带动经济外交,进而推动全面外交,服务于国家的整体政治经济战略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来讲,绪论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提出研究问题。首先,明确并梳理的几个重要概念: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外交与投资外交、国家利益等。然后,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文献综述。发现迄今绝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用分析。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对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也大多局限于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或者母国的政治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手段之一的经济外交逐渐在国家的外交战略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探究如何能够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外交效应,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很重要却一直被忽略的一大领域。由此提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确定研究方法,并分析了本文研究的局限。第一章从现实与理论梳理出发,全面详细地对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及理论进行了阐述。第二章通过阐述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经济效应;同时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带来的政治效应,以及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第三章运用案例分析法,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政治经济学考察,展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发挥的政治效用。第四章分析梳理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分析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以及当前面临的新挑战。第五章结合现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及我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尤其是“一带一路”视野下,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新时期经济外交。结论部分总结回顾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对新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给出了政策建议,并探讨了今后的研究方向。通过本文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在当今世界经济外交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为此,中国政府应该更加及时地做出政策指导,并制定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有力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灵活调控投资区位与产业布局,使对外直接投资在服务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从而推进新时期大国外交开创新局面。
周琳[10]（2020）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我国加快了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长,我国已经连续四年成为净直接投资国;同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迈上了新的台阶,资本项下人民币交易迅速增长,人民币国际使用结构正在由贸易为主体向资本金融为主体进行转变,对外直接投资成为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新动力。因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探究对外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基于此,本文从“一带一路”倡议的视角出发,重点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首先,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具体展示了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历程与现状,重点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特点,并详尽剖析人民币国际化在贸易项和资本项下的发展现状。其次,本文明确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机制,为全文研究提供理论支撑。最后,本文以实证检验方法,通过格兰杰检验、脉冲响应分析比较“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在上述研究中,本文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张,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投资方式不断创新,对外直接投资中人民币结算量增长迅速。“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展现出新的发展特征,主要体现在规模贡献、渠道创新和金融支持三方面。（2）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总体稳步提升,人民币国际金融交易功能进一步强化,资本金融项下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显着提升。（3）对外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机制主要以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货币稳定、贸易扩大、融资扩大和预期效应）两个方面为主。（4）“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实施后,对外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显着且长期稳定,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最后,本文立足“一带一路”倡议,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这一途径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2002年中国资金流量分析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中国资金流量分析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问题及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 |
| 1.2.2 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 |
| 1.2.3 多种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企业ODI动因的研究 |
| 2.1.1 跨国公司理论 |
| 2.1.2 国际贸易理论 |
| 2.1.3 其他理论 |
| 2.2 中国民营企业ODI动因的研究 |
| 2.2.1 宏观环境的动因 |
| 2.2.2 制度层面的动因 |
| 2.2.3 企业自身的动因 |
| 2.3 规模经济、产业集聚与企业ODI动因 |
| 2.3.1 规模经济 |
| 2.3.2 产业集聚 |
| 2.4 商品市场分割、信贷市场扭曲与企业ODI动因 |
| 2.4.1 商品市场分割 |
| 2.4.2 信贷市场扭曲 |
| 2.5 现有研究的缺失 |
| 3 中国民营企业ODI及动因:现状描述 |
| 3.1 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 |
| 3.1.1 总量和发展趋势 |
| 3.1.2 空间和行业分布 |
| 3.1.3 投资类型之构成 |
| 3.2 规模经济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2.1 国内市场规模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2.2 企业规模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3 产业集聚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3.1 我国各制造业行业空间集聚的现状和趋势 |
| 3.3.2 我国各省份的产业集聚类型现状与趋势 |
| 3.3.3 集聚类型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4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和现实关联 |
| 3.4.1 商品市场分割现状与变动趋势 |
| 3.4.2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5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5.1 信贷市场扭曲现状和变动趋势 |
| 3.5.2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6 本章小结 |
| 4 理论模型 |
| 4.1 模型的基本框架 |
| 4.2 企业ODI动因之“规模经济”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市场寻求型ODI |
| 4.2.3 技术寻求型ODI |
| 4.3 企业ODI动因之产业集聚类型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市场寻求型ODI |
| 4.3.3 技术寻求型ODI |
| 4.4 企业ODI动因之商品市场分割 |
| 4.4.1 模型设定 |
| 4.4.2 市场寻求型ODI |
| 4.4.3 技术寻求型ODI |
| 4.5 企业ODI动因之信贷市场扭曲 |
| 4.5.1 模型设定 |
| 4.5.2 市场寻求型ODI |
| 4.5.3 技术寻求型ODI |
| 4.6 本章小结 |
| 5 实证研究(上):规模经济与产业集聚 |
| 5.1 样本信息 |
| 5.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5.2.1 被解释变量 |
| 5.2.2 解释变量 |
| 5.2.3 其余控制变量 |
| 5.2.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 模型设置与主要结果 |
| 5.3.1 “规模经济”说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5.3.2 产业集聚类型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5.4 本章小结 |
| 6 实证研究(下):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 |
| 6.1 样本信息 |
| 6.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6.2.1 被解释变量 |
| 6.2.2 解释变量 |
| 6.2.3 其余控制变量 |
| 6.2.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3 模型设置与主要结果 |
| 6.3.1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6.3.2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6.3.3 四种动因的通盘考虑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政策含义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含义 |
| 7.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2）复杂条件下城市生态环境及经济系统均衡优化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城市代谢概念的历史与演变 |
| 1.2.2 城市代谢的核算与模型方法发展 |
| 1.2.3 城市系统的范围研究 |
| 1.2.4 城市系统的管理研究 |
| 1.3 问题提出 |
| 1.4 研究内容 |
| 1.5 论文结构 |
| 第2章 城市代谢系统多元复杂性协同识别 |
| 2.1 问题阐述: 系统复杂性特征分析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投入产出分析 |
| 2.2.2 生态网络分析 |
| 2.2.3 多元统计分析 |
| 2.3 案例一: 基于不同能源使用形式的广东省动态能源投入产出分析 |
| 2.3.1 引言 |
| 2.3.2 模型建立 |
| 2.3.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2.3.4 主要结论 |
| 2.4 案例二: 未来能源系产业级预测与互动风险评估 |
| 2.4.1 引言 |
| 2.4.2 模型建立 |
| 2.4.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2.4.4 主要结论 |
| 2.5 案例三: 水利工程影响下的长江经济带各部门用水变化分析 |
| 2.5.1 引言 |
| 2.5.2 模型建立 |
| 2.5.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2.5.4 主要结论 |
| 2.6 案例四: 基于逐步聚类假设提取模型的中国三废治理 |
| 2.6.1 引言 |
| 2.6.2 模型建立 |
| 2.6.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2.6.4 主要结论 |
| 2.7 案例五: 中国地区三视角多层次产业级的具体碳排放清单 |
| 2.7.1 引言 |
| 2.7.2 模型建立 |
| 2.7.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2.7.4 主要结论 |
| 2.8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多区域城市代谢模拟与环境责任划分 |
| 3.1 问题阐述: 环境不平等分析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 |
| 3.2.2 网络平衡方法 |
| 3.2.3 多元统计分析 |
| 3.3 案例一: 集群规模下的区域贸易中存在的环境不平等分析 |
| 3.3.1 引言 |
| 3.3.2 模型建立 |
| 3.3.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3.4 主要结论 |
| 3.4 案例二: 南方电网碳排放转移轨迹下的具体环境责任分配 |
| 3.4.1 引言 |
| 3.4.2 模型建立 |
| 3.4.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4.4 主要结论 |
| 3.5 案例三: 电能替代政策干预下的输电网络中体现的跨区域碳转移 |
| 3.5.1 引言 |
| 3.5.2 模型建立 |
| 3.5.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5.4 主要结论 |
| 3.6 案例四: 中国地区隐藏在食物中的虚拟水的跨区域转移研究 |
| 3.6.1 引言 |
| 3.6.2 模型建立 |
| 3.6.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6.4 主要结论 |
| 3.7 案例五: 气候变化条件下中国能源,水和空气污染物关系的经济模拟 |
| 3.7.1 引言 |
| 3.7.2 模型建立 |
| 3.7.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7.4 主要结论 |
| 3.8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系统交互式生态环境经济均衡优化管理 |
| 4.1 问题阐述: 城市系统管理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系统优化模型 |
| 4.2.2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
| 4.3 案例一: 阶梯碳税清单下的多级区域均衡联动响应分析 |
| 4.3.1 引言 |
| 4.3.2 模型建立 |
| 4.3.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4.3.4 主要结论 |
| 4.4 案例二: 碳政策对中国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影响的交互均衡分析 |
| 4.4.1 引言 |
| 4.4.2 模型建立 |
| 4.4.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4.4.4 主要结论 |
| 4.5 案例三: 贸易战背景下的未来中国电力系统管理 |
| 4.5.1 引言 |
| 4.5.2 模型建立 |
| 4.5.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4.5.4 主要结论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主要结论 |
| 5.2 贡献与创新 |
| 5.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荣誉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融资约束、生产率分布与中国企业国际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世界经济发展前景不明,世界经济增速放缓 |
| 1.1.2 全球贸易增长前景不确定性增大 |
| 1.1.3 全球投资大幅下滑 |
| 1.1.4 中国对外贸易稳步增长,进一步增长空间收窄 |
| 1.1.5 中国对外投资逆势提高 |
| 1.1.6 对外直接投资正在取代出口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2.3 政策意义 |
| 1.3 概念的界定、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1.3.1 概念的界定 |
| 1.3.2 相关理论 |
| 1.3.3 文献综述 |
| 1.4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1.5 研究框架、内容及方法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融资约束、生产率分布、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演变 |
| 2.1 中国出口贸易的历史演变 |
| 2.1.1 中国出口企业所有制类型 |
| 2.1.2 中国出口产品行业 |
| 2.1.3 中国出口市场分布 |
| 2.1.4 中国出口产品生产地区分布 |
| 2.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演变 |
| 2.2.1 国家地区分布 |
| 2.2.2 行业分布 |
| 2.2.3 境内投资者注册类型 |
| 2.2.4 省市分布 |
| 2.3 中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历史演变 |
| 2.3.1 按行业分类 |
| 2.3.2 按地区分类 |
| 2.3.3 按企业注册类型分类 |
| 2.4 中国生产率分布情况的历史演变 |
| 2.4.1 按行业分类 |
| 2.4.2 按地区分类 |
| 2.4.3 按企业注册类型分类 |
| 2.5 中国企业融资约束历史演变 |
| 2.5.1 按行业分类 |
| 2.5.2 按地区分类 |
| 2.5.3 按企业注册类型分类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框架 |
| 3.1 基准模型 |
| 3.2 加入融资约束的假设条件 |
| 3.3 融资约束、行业生产率分布与国际化企业数量 |
| 3.4 融资约束、行业生产率分布与行业国际化销售结构 |
| 第4章 融资约束对出口和OFDI生产率门槛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
| 4.1.1 模型设定 |
| 4.1.2 数据来源 |
| 4.2 变量描述 |
| 4.2.1 被解释变量 |
| 4.2.2 解释变量 |
| 4.2.3 控制变量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出口生产率门槛的识别 |
| 4.3.2 出口生产率门槛的进一步识别 |
| 4.3.3 中国海外投资生产率门槛的识别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稳健性检验——实证方法 |
| 4.4.2 稳健性检验——生产率变量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融资约束、行业生产率分布与国际化企业数量 |
| 5.1 模型设定、变量描述和数据来源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数据来源 |
| 5.1.3 变量描述 |
| 5.2 实证结果分析 |
| 5.2.1 融资约束、生产率分布与出口企业数量 |
| 5.2.2 融资约束、生产率分布与OFDI企业数量 |
| 5.2.3 生产率分布对企业出口和OFDI影响的比较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稳健性检验——生产率分布变量 |
| 5.3.2 稳健性检验——回归方式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融资约束、行业生产率分布与行业国际化销售结构 |
| 6.1 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模型设定 |
| 6.2 变量描述及说明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相关系数检验 |
| 6.3.2 逐步回归结果 |
| 6.3.3 代理变量的引入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金融发展与母国企业国际化结构 |
| 7.1 模型设定和变量描述 |
| 7.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基础回归结果 |
| 7.3.2 异质性分析——按照国家发展水平分类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内生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1.1 理论模型结论 |
| 8.1.2 实证模型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控制金融发展速度,保证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
| 8.2.2 根据不同行业特征,采取差异性金融政策 |
| 8.2.3 适当采用金融抑制政策,调整出口和OFDI结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的研究综述 |
| 1.2.2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发展的研究综述 |
| 1.2.3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下国际贸易的研究综述 |
| 1.2.4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2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的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理论框架 |
| 2.1 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理论基础 |
| 2.1.1 国际贸易规模相关理论 |
| 2.1.2 国际贸易质量相关理论 |
| 2.1.3 国际贸易竞争力相关理论 |
| 2.2 “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站位 |
| 2.2.1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理论内涵与意义 |
| 2.2.2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国际贸易规模 |
| 2.2.3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国际贸易质量 |
| 2.2.4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国际贸易竞争力 |
| 2.3 理论框架的构建 |
| 2.3.1 国际贸易规模、国际贸易质量与国际贸易竞争力的逻辑关系 |
| 2.3.2 国际贸易影响因素的理论支撑与经验支撑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的中国与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分析 |
| 3.1 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及特征分析 |
| 3.1.1 中国木质林产品整体贸易现状 |
| 3.1.2 中国木质林产品分类产品贸易现状 |
| 3.1.3 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特点 |
| 3.2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2.1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范围界定 |
| 3.2.2 双边贸易流量分析 |
| 3.2.3 双边贸易结构分析 |
| 3.2.4 双边贸易互补性关系分析 |
| 3.2.5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存在问题分析 |
| 3.3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五通”建设水平分析 |
| 3.3.1 “丝绸之路经济带”五通指标体系构建 |
| 3.3.2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五通水平测算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的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规模及潜力评估 |
| 4.1 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 |
| 4.1.1 贸易引力模型的构建 |
| 4.1.2 研究国家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1.3 模型回归结果及相关分析 |
| 4.2 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
| 4.2.1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构建 |
| 4.2.2 模型回归结果及相关分析 |
| 4.2.3 变量相对重要性分析 |
| 4.3 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效率提升潜力评估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的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分析 |
| 5.1 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测度 |
| 5.1.1 国际贸易产品质量测算方法选取 |
| 5.1.2 研究国家选取及数据来源 |
| 5.1.3 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测算结果及相关分析 |
| 5.2 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设定 |
| 5.2.2 模型回归结果及相关分析 |
| 5.2.3 变量相对重要性分析 |
| 5.2.4 影响机制讨论 |
| 5.3 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的提升潜力评估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的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研究 |
| 6.1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评价 |
| 6.1.1 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经验及理论综述 |
| 6.1.2 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选取 |
| 6.1.3 研究国家选取 |
| 6.1.4 木质林产品整体国际竞争力评价 |
| 6.1.5 木质林产品分类国际竞争力评价 |
| 6.2 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2.1 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指标选取及模型构建 |
| 6.2.2 数据来源 |
| 6.2.3 模型回归结果及相关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政策启示 |
| 7.1 完善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环境 |
| 7.2 提升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 |
| 7.3 打造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多元化木质林产品市场结构 |
| 7.4 研究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东北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6）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基本思路与创新点 |
| 1.6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文献回顾 |
| 2.1 国外相关研究 |
| 2.2 国内相关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股利政策选择的时间效应与空间效应研究 |
| 3.1 引言 |
| 3.2 股利政策选择的特征性事实分析 |
| 3.2.1 股利政策选择的时间趋势特征 |
| 3.2.2 股利政策选择的地区差异特征 |
| 3.3 股利政策选择的理论逻辑 |
| 3.4 基本结论 |
| 第4章 股利政策的时间效应: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企业生命周期与股利政策 |
| 4.2.2 企业生命周期、股权结构治理与股利政策 |
| 4.2.3 企业生命周期、内部控制质量与股利政策 |
| 4.2.4 企业生命周期、投资者保护水平与股利政策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定义 |
| 4.3.3 模型构建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2 实证结果分析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5 基本结论 |
| 第5章 股利政策的时间效应:基于上市时间视角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定义 |
| 5.3.3 模型构建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2 实证结果分析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基本结论 |
| 第6章 股利政策选择的空间效应:基于地理位置视角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 |
| 6.2.2 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的传导路径 |
| 6.2.3 信息环境、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 |
| 6.2.4 资产负债表质量、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定义 |
| 6.3.3 模型构建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2 实证结果分析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基本结论 |
| 第7章 股利政策选择的空间效应:基于地区同群视角 |
| 7.1 引言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2.1 股利政策地区同群效应的存在性识别 |
| 7.2.2 股利政策地区同群效应的内部产生机制 |
| 7.2.3 股利政策地区同群效应的影响因素检验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7.3.2 变量定义 |
| 7.3.3 模型构建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7.4.2 实证结果分析 |
| 7.4.3 稳健性检验 |
| 7.5 基本结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科研成果 |
| 后记 |
（7）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内部控制的研究 |
| 1.2.2 关于公司价值的研究 |
| 1.2.3 关于内部控制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研究 |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内容结构安排 |
| 1.5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主要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内部控制影响公司价值的理论分析 |
| 2.1 内部控制与公司价值实质论与本体论讨论 |
| 2.1.1 内部控制的本质与本体 |
| 2.1.2 公司价值的本质与本体 |
| 2.1.3 公司价值源的决定因素 |
| 2.2 公司治理作用机制 |
| 2.2.1 公司治理的内涵与界定 |
| 2.2.2 内部控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机制 |
| 2.2.3 公司治理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机制 |
| 2.2.4 内部控制、公司治理与公司价值的影响机制 |
| 2.3 风险管控作用机制 |
| 2.3.1 风险管控的内涵与界定 |
| 2.3.2 内部控制对风险管控的影响机制 |
| 2.3.3 风险管控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机制 |
| 2.3.4 内部控制、风险管控与公司价值的影响机制 |
| 2.4 管理效率作用机制 |
| 2.4.1 管理效率的的内涵与界定 |
| 2.4.2 内部控制对管理效率的影响机制 |
| 2.4.3 管理效率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机制 |
| 2.4.4 内部控制、管理效率与公司价值的影响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指标测度与现实描述 |
| 3.1 内部控制的测度 |
| 3.1.1 内部控制的测度指标体系 |
| 3.1.2 内部控制的测度方法 |
| 3.1.3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测度结果与现实描述 |
| 3.2 公司价值的测度 |
| 3.2.1 公司价值的测度指标体系 |
| 3.2.2 公司价值的测度方法 |
| 3.2.3 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价值测度结果与现实描述 |
| 3.3 公司治理、风险管控与管理效率的测度 |
| 3.3.1 测度指标体系 |
| 3.3.2 测度方法讨论 |
| 3.3.3 测度结果与现实描述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对公司价值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研究设计与计量模型 |
| 4.2 变量选取和模型路径图构建 |
| 4.2.1 变量选取 |
| 4.2.2 模型路径图 |
| 4.3 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对公司价值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3.1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3.2 稳健性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内部控制、风险管控对公司价值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研究设计与计量模型 |
| 5.2 变量选取和数据描述 |
| 5.2.1 变量选取 |
| 5.2.2 数据描述 |
| 5.3 内部控制、风险控制对公司价值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3.1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内部控制、管理效率对公司价值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研究设计与计量模型 |
| 6.2 变量选取和数据描述 |
| 6.2.1 变量选取 |
| 6.2.2 数据描述 |
| 6.3 内部控制、管理效率对公司价值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3.1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3.2 稳健性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国内外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比较分析 |
| 7.1 部分内部控制较完善国家的现状与经验 |
| 7.1.1 部分内部控制较完善国家的现状 |
| 7.1.2 部分内部控制较完善国家的经验总结 |
| 7.2 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7.2.1 内部控制外部制度问题 |
| 7.2.2 内部控制内部环境问题 |
| 7.2.3 内部控制执行问题 |
| 7.2.4 内部控制监督问题 |
| 7.3 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7.3.1 认识与思想的原因 |
| 7.3.2 制度与法律的原因 |
| 7.3.3 内部人控制与相关利益者淡漠的原因 |
| 7.3.4 人才与信息技术的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完善内部控制,提升上市公司价值的政策建议 |
| 8.1 通过完善内部控制提升公司治理的政策建议 |
| 8.1.1 打破思想壁垒推进公司治理发展 |
| 8.1.2 构建耦合机制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
| 8.1.3 建立自强化机制提升公司治理效果 |
| 8.1.4 发挥文化催化作用提高公司治理效能 |
| 8.2 通过完善内部控制加强风险管控的政策建议 |
| 8.2.1 加强人才培养促进风险管控能力 |
| 8.2.2 增进技术创新提升风险管控效能 |
| 8.3 通过完善内部控制提高管理效率的政策建议 |
| 8.3.1 增强执行力提高公司资源配置率 |
| 8.3.2 强化监督效应降低管理者自利行为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主要概念的界定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结构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主流的OFDI理论 |
| 2.2 新兴经济体的OFDI理论 |
| 2.3 新兴经济体OFDI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4 中国OFDI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事实分析 |
| 3.1 引言 |
| 3.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划分 |
| 3.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经济特征事实分析 |
| 3.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结构特征事实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比较 |
| 4.1 引言 |
| 4.2 OFDI规模与绩效的比较 |
| 4.3 OFDI产业结构的比较 |
| 4.4 OFDI区域结构的比较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演变及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政策的演变 |
| 5.3 管理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财税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行业层面的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政策概述与研究假设 |
| 6.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6.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货币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层面的分析 |
| 7.1 引言 |
| 7.2 影响机制、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 7.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7.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制度因素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省级数据的检验 |
| 8.1 引言 |
| 8.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8.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8.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9）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说明 |
| (一)选题背景与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意义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
| (一)对外直接投资 |
| (二)经济外交与投资外交 |
| (三)国家利益 |
| 三、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与发展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
| 一、跨国公司与OFDI |
| 二、OFDI的分类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一、经济学视野 |
|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 |
| 第三节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
| 第四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中政经互动的一般分析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 |
| 一、OFDI与母国经济 |
| 二、OFDI与经济全球化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效应 |
| 一、OFDI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
| 二、OFDI与地缘政治 |
| 第三节 政治因素与外交策略与对外直接投资 |
| 一、平稳安定的双边关系有利于OFDI |
| 二、政治冲突对OFDI产生负面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关于日本OFDI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
| 第一节 从国家利益角度回顾日本OFDI的历史变迁 |
| 一、经济效益优先,OFDI促进日本复苏为经济大国 |
| 二、谋求政治大国,外交战略转型与对外投资调整:OFDI的停滞和调整阶段(1991-1999) |
| 三、OFDI新时期:OFDI的新衰退和恢复发展阶段(2000-至今) |
| 第二节 日本OFDI中的政经互动 |
| 一、 “美日同盟”与日本OFDI |
| 二、中日关系曲折中的OFDI波动 |
| 三、美日贸易摩擦与日本对美投资 |
| 四、重在谋求政治影响力的东南亚直接投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关于中国OFDI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OFDI的历史发展 |
| 一、中国OFDI的规模发展 |
| 二、中国OFDI主要行业现状 |
| 三、中国OFDI的驱动因素 |
| 四、中国OFDI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中国OFDI中的政经互动 |
| 一、双边投资协定与中国OFDI |
| 二、双边政治关系影响中国OFDI |
| 三、外交活动影响中国OFDI |
| 四、国际政治环境与OFDI |
| 第三节 关于中国OFDI格局的政治考量 |
| 一、投资周边:通过经济外交,稳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周边安全 |
| 二、投资欧美:强调合作共赢,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
| 三、投资发展中国家:承担大国责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四节 当前中国OFDI面临的新挑战 |
| 一、世界范围内的跨国投资阻碍增多 |
| 二、多边投资框架仍未有效建立 |
| 三、OFDI回报率逐年下降 |
| 四、国内经济结构面临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OFDI与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产生背景及战略意义 |
| 一、产生背景 |
| 二、战略意义 |
| 三、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格局现状 |
| 一、“一带一路”沿线OFDI的发展与现状 |
|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投资外交 |
| 第三节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背景下投资外交的重要支撑 |
| 一、亚投行成立背景 |
| 二、亚投行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投资外交的重要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以OFDI带动经济外交,进而促进全面外交,服务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
| (二)围绕外交总体布局,主动完善经济外交,促进OFDI,保护海外经济利益 |
| 二、未来研究方向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 |
| 1.2.2 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研究 |
| 1.2.3 对外直接投资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分析 |
| 2.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逐年扩大,地域分布趋于集中 |
| 2.1.2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更注重高质量发展 |
| 2.1.3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不断创新,投资主体日趋多元 |
| 2.1.4 对外直接投资中人民币结算比例不断提升 |
| 2.2 人民币国际化现状 |
| 2.2.1 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进程 |
| 2.2.2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规模企稳回升 |
| 2.2.3 人民币国际金融交易功能进一步强化 |
| 2.2.4 人民币全球外汇储备占比持续增长 |
| 3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特征 |
| 3.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长 |
| 3.2 “一带一路”沿线大规模基建需求带动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不断创新 |
| 3.3.1 跨国并购稳步发展 |
| 3.3.2 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质量不断提升 |
| 3.4 “一带一路”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多元化发展 |
| 3.4.1 政策性金融机构 |
| 3.4.2 中资商业银行 |
| 3.4.3 政策性股权投资基金 |
| 3.4.4 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投资基金 |
| 3.4.5 多、双边开发金融机构 |
|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 对外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直接影响 |
| 4.1.1 直接提升人民币的投资使用比例 |
| 4.1.2 对外直接投资的货币替代效应 |
| 4.1.3 对外直接投资的货币乘数效应 |
| 4.2 对外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间接影响 |
| 4.2.1 提升人民币计价结算份额 |
| 4.2.2 促进金融机构国际化和本币离岸市场发展 |
| 4.2.3 有助于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 |
|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国际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1.1 人民币国际化水平(International RMB) |
| 5.1.2 对外直接投资水平(OFDI) |
| 5.1.3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 |
| 5.2 模型构建与稳定性检验 |
| 5.3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4 脉冲响应分析 |
| 5.5 方差分解模型分析 |
| 5.6 结果分析 |
|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建议 |
| 6.2.1 利用多元化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促进人民币对外投资 |
| 6.2.2 中资商业银行助力“走出去”企业境外投融资 |
| 6.2.3 通过跨国并购和产业园区建设推动人民币的使用 |
| 6.2.4 体制机制变革和法律体系完善带动人民币对外投资便利化 |
| 参考文献 |
四、2002年中国资金流量分析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D]. 卢侃. 浙江大学, 2021(01)
- [2]复杂条件下城市生态环境及经济系统均衡优化管理[D]. 翟梦瑜.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1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4]融资约束、生产率分布与中国企业国际化[D]. 康瑞英. 辽宁大学, 2020(07)
- [5]“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研究[D]. 吴天博.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9)
- [6]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的视角[D]. 李泊祎. 吉林大学, 2020(01)
- [7]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D]. 周旭枚. 湘潭大学, 2020(10)
- [8]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D]. 朱玮玮. 东南大学, 2020
- [9]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D]. 胡云莉. 外交学院, 2020(08)
- [10]“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研究[D]. 周琳. 浙江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