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经济形势在恶化（论文文献综述）
胡炅坊[1]（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高度快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由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各种内部问题,以及由国际环境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外部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始终没有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走势持续低迷。加之2020年初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各地区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重创。在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下,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多个地区抬头,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浓厚阴影。从内部环境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过去几十年发展所带来的部分问题开始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如生态环境破坏、产能过剩、贫富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各种矛盾交织并行的特殊历史背景。为了应对处理国内外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各种风险挑战、积极求变,在指导新时代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经济指导思想。在2017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探索新时代经济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同时也是对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经济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既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演变范式,又克服了西方经济学重实证而轻实践的理论缺陷,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后带来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矛盾和困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通过系统总结以往经济发展理论的不足和缺陷,立足于新时代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科学揭示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准确判断了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势。具体来说,本文一共分文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以及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力图对本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明确研究思路,力图通过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科学完整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全貌。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概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结合相关资料,将其划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和成熟期。第四部分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从逻辑层面将其概括为“1+7+1”的逻辑架构,即为“新发展理念+七个坚持+新发展格局”。第五部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和理论特征进行了科学概括。在理论逻辑上具体体现为: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在理论特征上体现为科学性、现实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国际性的高度统一。第六部分集中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在理论贡献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在实践价值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贺孝康[2]（2021）在《霸权兴衰与战略选择：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行动逻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什么条件下,霸权国倾向于对崛起国使用武力或保持和平?除了战争与和平,霸权国对崛起国还有哪些可用的战略工具?既有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尽管汗牛充栋,但却莫衷一是。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这些存在于学术研究里的问题逐渐浮现于现实政治中。既有研究并不能合理解答上述问题。对于霸权国是否会对崛起国动武的问题,现实主义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在现实主义视野下,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关系被描述为“修昔底德陷阱”;力量的不均衡增长导致的权力转移是战争不可避免的根源;预防性战争则是霸权国消除挑战的最佳选择。然而,这种理论推论却很少得到历史证据支持。除传统的斯巴达对雅典的战争、西班牙对英战略符合预防性战争的预测外,英国对法国、俄国、德国、美国四个主要崛起国的战略中都没有使用预防性战争;美国对苏联、西欧、日本等国的战略行动也从未实际执行过大规模战争。遭遇预测与现实相矛盾的例子还有霸权和平论。实际上,霸权国的权力优势并不能保证其必然以和平合作的方式行事。英国凭借权力优势大肆进行殖民扩张;美国借助在冷战后初期的权力优势试图同化中国。因此,既有研究尽管能够提供部分的解释,但仍然无法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本研究根据实力相对变动提出影响霸权国对崛起国战略的三个结构性条件和三个中间变量,并将具体的战略工具分为四种类型。霸权优势、霸权挑战和霸权衰落是三个结构性条件。结构性条件塑造了霸权国的战略环境和目标以及战略选项的范围。在霸权优势条件下,霸权国拥有理想的战略环境,其目标是长期维持既有权力地位,有相当大的战略自由。在霸权挑战条件下,霸权国受到结构性压力,其目标是消除挑战,战争可能会成为霸权国的选择。在霸权衰落条件下,霸权国行动能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其目标是争取时间以恢复实力,因而往往采取绥靖政策。三个中间变量为霸权国的战略认知、既定关系和第三方因素。中间变量对霸权国的战略选择也有不同的影响。霸权国的战略工具有四种:战争、削弱、同化、绥靖。在结构性条件和中间变量的综合作用下,霸权国最终确定对挑战国的战略。本研究还根据战略类型进行案例研究:西班牙对英国的预防性战争（1585-1598）;美国对苏联的削弱战略（1982-1991）;美国对华同化战略（1996-2016）;英国对德国的绥靖政策（1933-1939）。本研究发现,战争很少被实际使用。面对崛起国的挑战,霸权国最常使用削弱战略。衰落的霸权倾向于缓和与崛起国的关系。2015年之后,美国经济发展有所恢复。在霸权再起背景下的特朗普政府看来,美国以前对中国的让步和妥协变得难以容忍。美国政府重新获得权力优势和对中国修正主义意图的判定促使特朗普将对华战略推向削弱。在全球化时代,美国的对华削弱战略既拥有有利因素,也面临很大的制约。中国与美国和世界发展的密切联系给予了美国削弱中国发展的机会,中国的发展越依赖世界,美国的削弱战略就越容易实施。但同样依赖中国和世界的美国也会从对华削弱中丧失部分收益。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对中国的削弱是一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选择。
岳红玲[3]（2021）在《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从国家大局出发,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出底线思维方法论并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其目标直指解决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面临的新问题和老问题,提高党运用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和水平。底线思维是集原则性、科学预见性、主观能动性、辩证性有机统一的思维方法。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底线思维的基本思想的继承发展,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底线思维智慧的创造性运用,是毛泽东思想关于底线思维的论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底线思维的论述的创新发展。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围绕如何防范化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性风险这一主题呈现出丰富内容,主要包括七个方面。第一,在政治领域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关乎道路、方向的问题上要立场坚定。第二,在经济领域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采取积极措施守住“六稳”“六保”底线,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在重大风险面前守住经济基本盘。第三,在意识形态领域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建设、哲学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各方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引导,重视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坚守道德底线。第四,在社会领域强调社会政策要兜底,守住社会稳定底线、安全生产红线、国家粮食安全底线、18亿亩耕地红线、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等,这些底线事关人民利益和福祉、事关国家大局稳定,体现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第五,在生态领域充分认识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意义;守住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划定并守住三条控制线,保护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第六,在党的建设领域党员干部要守住思想底线、初心底线、廉洁自律底线等,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第七,在外交领域坚决守住我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底线;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际社会的竞争要守住道德底线和国际规范,实现国际社会间的良性竞争。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论述包括:加强科学理论修养,坚持学以致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灵活运用科学思维方法提高化解矛盾、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练就过硬的防范风险的政治本领,科学研判风险,提高化解风险能力,提高制度执行力;发扬斗争精神,敢于善于斗争,加强斗争历练,提高斗争本领。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色表现为:在理论品质上其核心要义是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其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其本质特征是忧患意识,其重要抓手是两手准备;在理论立场上,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立场,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战胜风险和挑战,坚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从维护人民的利益出发,让人民群众满意;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问题就是矛盾,底线思维瞄着问题来、奔着问题去,充分估计最坏可能性、通过实际工作规避风险。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注重从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中发现问题;在筛选问题时注重统筹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全局性和局部性、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的当前和长远、问题的内部与外部等关系;在研究问题时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坚持两点论和重要论的统一;在解决问题时坚持一切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以点带面开展改革试点、坚持从群众智慧中寻找应对问题的办法。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有利于探索和把握党的执政规律,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指针,为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郭庆莹[4]（2021）在《美国对古巴贸易管制政策研究（1959-1968）》文中研究说明美西战争后,古巴成为美国的保护国。此后,美古关系一直良好。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对古巴的态度急剧转变。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对古巴实施贸易管制政策,美国历任总统都延续了这一政策基调。本文以美国对外政策文件集以及美国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相关文件为基础,对1959至1968年美国对古巴贸易管制政策的肇始和政策调整进行梳理,力求全面展现1959年至1968年期间,美国对古巴贸易管制政策发展脉络,从而揭示美国对古巴贸易管制政策的特点及影响。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正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美国对古巴贸易管制政策的肇始（1959-1961）”。主要梳理了美古关系破裂及美国对古巴初步实施贸易管制政策的举措。美国与古巴关系由来已久,自19世纪末,美国就将古巴视为自己的附属国,在古巴建立傀儡政权。古巴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决定摆脱美国干涉,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美古双方都采取了强硬态度,最终艾森豪威尔政府放弃对古巴的“观望”政策,走上了以经济手段打击古巴,在食糖及石油贸易问题上做文章。这标志着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古巴贸易管制政策初步形成。第二部分“肯尼迪时期美国对古巴贸易管制政策全面形成（1961-1963）”。这一部分分析了肯尼迪时期美国对古巴实施贸易管制政策的动因及具体举措。肯尼迪考虑了国际及国内因素,决定继续对古巴实施贸易管制。通过对古巴实施单边和多边贸易管制相结合的政策,扩大了对古巴贸易管制范围。并通过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将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管制系统化、法律化。第三部分“约翰逊时期美国对古巴贸易管制政策的调整（1964-1968）”。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对古巴的目标已经从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变为遏制卡斯特罗政权。约翰逊入主白宫后,考虑到国际形势发展,决定继承并发展了肯尼迪政府对古巴贸易管制政策。他意识到美国的贸易管制政策并不成功,于是约翰逊对古巴实施较其前任更为严格的贸易管制,食品与药品也成为美国对古巴贸易管制的对象。这标志着美国对古巴贸易管制的新高潮。第四部分“评估1959-1968年美国对古巴贸易管制政策”。该部分主要评析了美国对古巴贸易管制政策的特点以及这一政策的实施对美国、古巴和国际社会的影响。
李佩宝[5]（2021）在《二战前后埃及科普特基督徒与穆斯林族群关系研究》文中指出科普特群体作为埃及的主要少数族群,与主体族群穆斯林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埃及的社会秩序与经济发展。纵观历史,科普特人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但也存在相对缓和的情况,其中二战前便出现了一段关系稳定时期。自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建立以来,两者的关系冲突重重,鲜少有合作与平稳的状态。经过纳赛尔时期的矛盾积累,两者关系在萨达特时期愈加恶化,科普特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愈发被世界所关注,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塞西执政初期才开始有所转变。塞西上台后实行了一系列温和措施与宽容政策,以满足埃及族群友好相处的政治与社会需要,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科普特人同穆斯林的紧张关系,但科普特人问题依然严峻。本文运用族群研究理论与文献分析法,探究二战前后埃及科普特人与穆斯林关系的变化,通过分析促成族群关系缓和的原因、族群和睦相处的具体状况以及后续关系的恶化原因等,在历史维度层面寻找族群“和解”构建的基础,指出族群之间减少矛盾冲突与族群关系和谐发展的共同目标,从而为当今埃及族群治理路径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与思考。文章的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厘清科普特一词的概念与科普特人的界定,阐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理论与方法、研究思路与创新性;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讲述埃及科普特人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梳理科普特人问题的历史形成过程,提炼科普特人问题的主要表现,阐述作为问题根源的文化差异的具体内容以及所引发的宗教矛盾。第二章从政治、经济和历史三个层面详细分析二战前（1919-1939年）科普特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关系,包括政教关系与宗教族群政策、科普特人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以及科普特人与穆斯林关系的缓和。第三章论述二战以后（1939-195年）科普特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关系的转变,主要包含科普特族群政策严格化、社会地位边缘化以及社会分层中两极分化下的族群矛盾等内容。第四章进行分析与提炼,深入探究二战前后（1919-195,立宪君主制时期）族群关系对当代埃及共和国（195年以后）族群治理路径的启示,包括此阶段社会思潮对族群关系的影响以及族群认同转变与国家认同塑造等多方面内容,并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系,提出该时期一些积极因素对当代埃及族群治理的借鉴意义以及消极因素对当今族群治理的启示。结语部分的主要结论如下:科普特人问题由来已久,族群关系缓和在埃及历史中虽曾出现,但由于诸多因素而未能持续长久;现今的埃及在族群治理方面虽然拥有前人的经验,却仍有重要而基础的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族群之间的稳定关系可以尝试以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来维系,并通过构建科普特人平等公民身份来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埃及科普特人同穆斯林的关系持续向好发展需要双方坚持不懈的努力。
成向东[6]（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马程[7]（2020）在《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中国伙伴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国际形势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从全球性大国向世界大国迈进。在国际体系转型和中国崛起并行的情况下,作为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重要战略构成的中国伙伴关系如何通过构建中国与国际体系及其主要成员间互动,促进中国实现从实力提升向地位提升的转变。在研究思路上,本文沿着构建国际体系互动框架—阐释中国伙伴关系思想内涵—在单元互动中研究中国伙伴关系的运行逻辑—在系统互动中分析中国伙伴关系的行为作用—加强中国伙伴关系管理的路径展开。首先,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中国伙伴关系搭建行为分析框架,将国家行为体、伙伴关系和权力流动作为国际体系互动框架的主要构成。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以目的行为、交往行为、规范行为和自我表达行为存在于国际体系的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生活世界等社会空间中。与此同时,权力要素产生、流动并运行于国际体系互动框架中,权力是交往行为、目的行为的媒介,是目的行为意图获得的资源,是规范行为的对象,是自我表达行为的内容。其次,梳理中国伙伴关系交往进程。归纳二战后国际社会中的伙伴关系实践和文本分析冷战期间中国对伙伴关系的认知转变,并从中国伙伴关系初期探索、深化实践和全面展开三个阶段对冷战后中国伙伴关系实践进行总结,分别说明各阶段中国伙伴关系的建设情况、阶段特征和主要成果。再次,总结中国伙伴关系的内涵价值。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外交思想实践以及国际关系思想中探寻中国伙伴关系的思想来源;运用交往行为理论,在国际体系互动框架中思考中国伙伴关系的行为内涵、权力内涵和战略内涵。认为中国伙伴关系是延续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及深化国际关系理论探索的智慧结晶;中国伙伴关系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长远目标的合作关系,因共同利益而汇聚,以共同目标为指引;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构成,中国伙伴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系纽带,同其他外交战略共同服务于中国外交目标;中国伙伴关系在行为上包括宣示定位、国际合作、国家情感和国际机制;权力要素流动于伙伴关系互动行为中而产生和积累权力资源、转换和运用权力、获得和施加国际影响力。复次,在单元层面分析中国伙伴关系的运行逻辑。通过归纳中国伙伴关系的主要往来内容、横向搭建中国伙伴关系网络和纵向深化中国伙伴关系的层次,构建伙伴关系的运行框架;提炼在中国伙伴关系中流动的权力要素来阐释中国伙伴关系如何促进中国积累权力资源和提升影响力,以中国伙伴关系交往中的合作要素解释中国如何在伙伴关系网络中协调与伙伴间的利益,以弹性稳固总结中国伙伴关系面对竞争与冲突始终致力于维系伙伴关系框架的努力。认为经济和安全是中国伙伴关系的主要建设领域;中国在全球层面以中国为核心向外扩散构建非均质辐散式复合型伙伴关系网络,服务于中国外交布局;中国在区域层面发展机制性和区域性伙伴关系,推进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促进区域一体化。中国与不同层次的伙伴开展不同内容的合作,逐层达到支持中国获得权力合法性,积累权力资源和运用、施加权力的作用,并沿着信任—合作—协作的路径建立并深化伙伴关系;在伙伴关系往来中,中国不断与伙伴国积累信任和共识,促进中国伙伴关系从共同利益向共同目标的进发,提升中国国家实力和影响力。在利益和竞争的协调上,中国在宽领域深层次的伙伴合作中与伙伴国协调利益,在反复非零和博弈中建立互信;中国亦与非伙伴国积极开展双边合作和多边伙伴关系框架下的合作,以共同利益的羁绊管控分歧;对于中国与伙伴国的竞争,要在竞争中发展,在发展中协调,以有序的竞争稳固伙伴关系。然后,在系统层面探究中国伙伴关系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行为作用。在国际体系朝着去中心性网络化方向发展中,国际体系正在呈现多个大国引领的伙伴关系网络交融的局面,中国伙伴关系网络顺应了这一趋势;当前国际体系转型中,中美竞争是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中国伙伴关系的作用在于表达中国和平发展的意图,争取国际资源支撑、管控分歧和深化情感;基于全球治理考察中国获得和施加国际影响力,中国伙伴关系宣示了伙伴精神、强化了治理共识并在伙伴合作中开展治理实践。基于“一带一路”考察中国主导的区域发展模式中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中国伙伴关系宣示了正确的利益观和“责任共担、大国多担”的供给理念,在伙伴交往中促进理念共识的达成,在伙伴关系实践中丰富合作供给模式并强化供给制度设计。最后,以维护和拓展深化中国伙伴关系的战略管理。在中国伙伴关系维护上,基于当前伙伴关系已暴露的问题和潜在风险,中国伙伴关系面临着自我形象和理念传递不到位、国际合作的协调作用仍需细化、伙伴关系共识需进一步汇聚以及伙伴关系机制亟待完善等问题。为此要探索设定有效的管理指标来量化评估伙伴关系,从而更为客观地考量伙伴关系发展情况,明确伙伴关系的问题所在,并从合作成效、交往成本、竞争管理、机制化等方面展开维护。在中国伙伴关系拓展上,要从伙伴关系交往内容上深化、提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巩固经济优势、发展多元优势,扩大共同利益、汇聚共同目标;在伙伴关系范围上促进更多国际关系进入伙伴关系框架,设置战略支点国家,深化既有伙伴关系层次。
徐曼[8]（2020）在《中国的金融周期波动与货币政策调控》文中研究指明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和金融体系的日益完善,金融周期波动在宏观经济理论与调控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一方面,金融体系的波动态势直接关系到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原因在于金融冲击不仅是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诱因,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实体经济的波动;另一方面,价格稳定并不是金融稳定的充分条件,仅盯住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难以兼顾经济与金融的双重稳定。促进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良性循环与健康发展,构建兼顾经济与金融双重稳定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已经成为新时期宏观经济研究的重点与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有鉴于此,本文遵循“文献查找及汇总→理论演进梳理→实证结果分析→结论与政策建议”的研究逻辑,紧密围绕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之间的交互影响作用以及包含金融稳定目标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构建这两个关键问题展开研究。在研究思路方面,按照“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金融周期的测度与波动特征分析→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动态交互影响分析→货币政策对金融周期波动的调控效果分析→包含金融稳定目标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构建”依次展开。各部分的具体研究内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结合国际大环境以及国内的经济金融发展现状,明确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在仔细推敲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的基础上,确定每个部分所要研究的具体内容以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并阐述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第二,回顾金融周期相关理论的发展脉络与演进过程,对金融周期进行概念界定和内涵阐释,并对金融周期相关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与评述。研究表明,早期较为成型的金融周期理论建立在外生信贷约束机制的基础之上,主要包括信贷周期理论和金融加速器理论;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充分显示出金融体系本身就是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诱因,相关理论也随之发展至以内生信贷约束机制为基础的金融中介理论;而关于金融周期理论的近期研究则广泛采取各种方式在经济学理论模型中引入金融冲击、金融摩擦和金融中介,并探究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第三,系统比较几类经典金融周期测算方法的优势与不足,采用能够相对较好地克服主要测算方法弊端的TVP-FAVAR模型科学合理地测度中国的金融周期,并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和小波变换方法,从时域和频域两个视角出发全面分析其波动特征,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采用TVP-FAVAR模型测度金融周期,不仅能够充分体现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之间的交互影响,确保测算结果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允许纳入足够多的金融指标以充分覆盖金融体系的不同方面,不仅如此,还通过识别不同指标在测算过程中的参与概率,实现对于金融周期的动态测度,因此是新时期测算金融周期的一种重要方法。（2）中国的金融周期波动具有长扩张短收缩的非对称性特征,在密切监测金融体系波动态势,积极营造适度宽松金融环境的同时,应尤其注意警惕金融形势快速收紧对整体经济形势的冲击。（3）中国金融周期由略短于2年、3年至4年和略短于8年三种频率的波动成分叠加而成,并以3年至4年的中周期波动成分为主周期,高频波动成分主要出现在金融危机时期,而低频波动成分主要由信贷、汇率和房地产市场的波动驱动形成。第四,在直观考察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之间关联动态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时频双视角分别考察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动态溢出效应,探究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机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无论是在宽松状态还是紧缩状态,经济周期的期望持续期均显着长于金融周期,即经济周期的状态依赖性更强,而且金融周期一旦进入某种状态,经济周期会在数月之后进入相同的状态,即金融周期对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具有一定的“晴雨表”和“指示器”作用。（2）从基于全频域的时域溢出效应来看,金融体系的运行态势对宏观经济具有十分显着的溢出效应,而其接收到的来自宏观经济的信息溢出则十分有限,即金融体系具有明显的脱实向虚倾向。（3）从不同频域范围内的溢出效应来看,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中高频范围内,即以中短期效应为主,而宏观经济对金融体系的定向溢出效应水平则在各频域范围内均较低,且规律并不明显。第五,采用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分别绘制时点脉冲响应图和等间隔脉冲响应图,考察货币政策对金融周期波动调控效果的时变特征,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比较来看,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金融周期波动的调控效果呈现出起效快,但作用水平较小且持续时间较短的特点。（2）相比而言,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金融周期波动的调控效果更为明显且持续时间更长,但达到极大调控效果所需的时间要稍长一些。（3）尽管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金融周期波动的调控作用水平远远超过数量型货币政策,但近年来两种类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均呈现出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构建明确包含金融稳定目标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极为必要。第六,在包含金融稳定在内的多目标福利损失函数假设下,探究货币政策对价格波动、产出波动和金融波动的最优反应机理,并从实证角度对比分析金融危机前后货币政策对各目标的反应差异,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忽略金融因素对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会引起以产出和价格稳定为调控目标的货币政策在调控力度上出现偏误。（2）现阶段,后顾性货币政策能够更好地拟合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实践。（3）与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相比,危机后货币政策对金融波动的反应明显增强,但反应程度仍远低于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反应,货币政策对于金融稳定目标的关注程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兼顾金融与经济双重稳定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构建问题,是新时期宏观经济理论和调控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紧密围绕上述问题,开展了部分理论和系列实证研究,并得到了诸多经验依据和政策启示。本文认为,从时频两个维度系统监测金融体系的运行态势,积极引导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位,提高货币政策对金融波动的关注程度,并构建包含金融稳定目标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是实现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孟冰寒[9]（2020）在《列宁妥协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列宁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列宁主义,将社会主义首次由理论变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首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大胆探索并解答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时代未曾出现的社会主义新问题,形成了列宁妥协思想。列宁妥协思想贯穿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整个时期,是一笔丰厚的马克思主义遗产,内容丰富,涵盖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多个环节,对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如何相处的问题列宁提出了许多精辟论点和重要论述。妥协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无论是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深入研究列宁妥协思想不仅可以理解妥协思想的实质,更能从列宁妥协思想实施的前后过程及结果得出妥协策略的得与失,为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本文首先侧重于由历史的角度探讨列宁妥协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列宁妥协思想是应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变化而产生,是应俄国与欧洲大国外交局势的回应,是俄国革命斗争与社会建设的客观需求,是俄国社会发展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列宁主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事革命斗争活动,这一阶段欧洲各国都在发生巨大变化,俄国作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国不可避免的卷入欧洲与亚洲战场,国内外矛盾分外复杂,不同的社会思潮不断冲击着俄国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列宁妥协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西方社会传统妥协思想以及俄国社会政治传统为列宁提供了参考,列宁辩证地吸收了上述思想的精髓,整合形成了适合俄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妥协思想。俄国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促使无产阶级的力量也随之壮大,俄国的工人运动愈加高涨与复杂,列宁妥协思想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现实矛盾和问题。工人运动将如何前进,社会主义建设与革命将如何进行,各种思潮如雪涌般冲击着俄国各阶层,列宁妥协思想正是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需求。列宁妥协思想的形成过程可分为探索期、形成期和完善期三个阶段。为批判民粹派关于村社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谬论而于1893年完成的《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可以视为列宁妥协思想的开端。一直持续到十月革命前,列宁都在为传播马克思主义,鼓动俄国工人运动,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奋斗。在这长达二十四年的时间跨度里,俄国经历了第一次俄国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在革命运动的初期,妥协是不利于革命的发展,怎么区分不同的妥协,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就极为重要。列宁在多次革命实践中尤其是1905年革命失败后认真分析经验教训,认为俄国革命需要学会要在有利条件下发动进攻,也要认识到在不利形势下有组织的退却,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学会利用妥协,保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最艰难的历史关头中不断开辟通往胜利的道路。这一时期可以称为列宁妥协思想的探索阶段。从1917年二月革命取得胜利,到1921年新经济政策实施是列宁妥协思想的形成阶段。当布尔什维克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后,作为国力孱弱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与世界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处,如何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列宁以这些问题为契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的妥协思想,论证了妥协的必要性与客观性,进一步阐释了人类社会曲折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特点,对苏维埃俄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探索,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剖析。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如何改变苏维埃俄国窘迫的经济状况成为当务之急。长期战争造成了俄国生产水平大幅倒退,粮食与日常生活必需品完全无法满足人民的生存需要。而在战争结束的情况下继续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激起了农民更大的暴动,造成国家的混乱。但在当时的思想觉悟情况下,相当一部分共产党人认为如果向农民妥协,实行固定的粮食税,恢复农民自由处理余粮的政策就意味着商品交换原则的恢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在倒退,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列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作了大量工作,使退却从理论到实践,总结了苏维埃俄国退却工作的原则与内容,提出了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理论,从而对列宁妥协思想作出了重大的深化发展。随着列宁妥协思想的逐渐形成和发展,列宁在妥协思想的形成了丰富的基本内容,涉及包括经济、政治及外交等一系列的措施和过渡办法。在恢复国家的经济建设上,列宁在土地政策上由土地国有化向土地社会化的转变,认为要“善于同中农的妥协”,由“剥夺剥夺者”退到组织“计算和监督”以及实施新经济政策实施“退却”。俄共（布）要想成功掌握和巩固政权除了依靠无产阶级外,还必须处理好与其他阶层、阶级的关系。因此在内政上如何尽可能的争取广大中间阶层的信任和支持对俄共（布）巩固执政基础来说意义重大。此时的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只依靠无产阶级及其执政党来完成,俄共（布）必须团结和吸收其他阶层力量,将摇摆不定的“过渡阶层”吸引到无产阶级这边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巩固和扩大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向包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文明资本家、资产阶级专家以及少数民族在内其他阶层作适当的妥协,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和平共处思想是列宁外交的主要思想。在十月革命后,列宁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妥协”,主张以“和平共处”的方针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列宁此时的妥协思想不仅适应了苏维埃俄国在建国初期外交实践的需要,也为后期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同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往来提供了宝贵经验。正因为列宁的妥协思想涵盖了有关政治、经济及外交等多个方面,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在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一个内涵丰富并且完整的学说体系,针对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进行了创新回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妥协思想的科学性与革命性,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提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随着列宁的逝世,苏联的国家政策逐渐舍弃了列宁制定的线路,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逐渐发展。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继承并发展列宁的相关思想,推动统一战线,争取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最终胜利。推进两制关系的发展新方向,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发展新方向,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斗争模式,团结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列宁妥协思想虽然形成于20世纪,但是其中包含的革命性与科学性仍旧值得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为深化改革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唐诗[10]（2019）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70个年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历了国内国际形势的重重考验,已经成为地区性和世界性大国,并稳步向世界强国迈进。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继承、总结、发展、探索和创新后,形成了成熟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其精髓也不断发展完善,与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和任务相配合,与中国外交同步迈向新阶段。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确定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1953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继承和发展这一外交智慧,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环境做出不懈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和国际格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国外交政策第一次被明确地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写入党代会报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也是和平外交政策的支撑和依据,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理念,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目标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外交对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对外为实现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服务。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外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化解压力、抓住机遇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和平外交必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重要政治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要论断开启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升华。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深化发展的进程中,维护国家利益是其基本出发点。从建国之初为维护新中国的政权安全和国家独立,到为扞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再到为努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和助推经济建设发展,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立场。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最初的“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上的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在外交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规范。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始终顺应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注重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外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构建安全环境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贡献了重要力量。基于上述背景,研究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演变和基本经验十分必要。本文的主要叙述脉络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引言、正文及结语。引言部分主要对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及研究重点与难点进行了论述,是对论文整体架构的把握,为论文的渐次展开提供了依据。正文部分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主要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对其基本内涵、基本属性、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相关因素和基本逻辑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对和平外交政策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来源,其一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和平观、时代观和国际关系思想;其二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平观念;其三来源于近代中国以来晚清、民国、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三个阶段的和平观念,其中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为重点论述,此外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简要分析。第三章主要阐释了建国初期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在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内外背景后,详细分析了中国外交原则的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作用,同时对这一阶段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进行评价。第四章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在国内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国际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本文以对官方文本的分析得出和平外交政策在这一阶段徘徊发展的结论,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发生了重大转折,以“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中美关系的突破为关键节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得以继续发展。第五章记述了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发展,其内涵不断深化并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引领中国外交走向全方位发展阶段。此后中国外交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走向,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在这一阶段,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多边外交全面开展。第六章以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主要叙述内容,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迈向新阶段。第七章主要是总结了和平外交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和平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也进行了简要分析。本文的主体部分按时间脉络进行阐述,但不单纯叙述历史事件,在分析不同阶段影响和平外交政策的多种因素,如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和平外交政策内涵的丰富与发展进行阐释,对其实践成果加以分析,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发展历程、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和阶段性特点进行总结和评价。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观点进行了总体概述,再次强调了本论题的研究意义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外交未来走向进行简要说明,同时对中国外交工作满怀希望,其必将走向日益精进与成熟。
二、以经济形势在恶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经济形势在恶化（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资源 |
| 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
| 2.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
| 2.1.3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崭新且复杂 |
| 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资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相关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经济思想 |
| 2.2.3 西方经济学值得借鉴的相关理论 |
| 第3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 |
| 3.1 萌芽期:七年知青岁月的初期经验 |
| 3.1.1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树立 |
| 3.1.2 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开启 |
| 3.2 形成期:30 年的地方经济治理经验 |
| 3.2.1 正定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2 福建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3 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4 上海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 成熟期: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1 十八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2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3 十九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4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第4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 |
| 4.1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引领——新发展理念 |
| 4.1.1 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
| 4.1.2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
| 4.1.3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
| 4.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涵——“七个坚持” |
| 4.2.1 经济发展领导核心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
| 4.2.2 经济发展目的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4.2.3 经济发展阶段特征论: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 |
| 4.2.4 经济体制改革论:坚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关系 |
| 4.2.5 宏观经济管理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 |
| 4.2.6 经济发展战略论: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 |
| 4.2.7 经济工作方法论: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 |
| 4.3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格局 |
| 4.3.1 构建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
| 4.3.2 优化发展国际大循环 |
| 4.3.3 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
| 第5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及理论特征 |
| 5.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 |
| 5.1.1 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 |
| 5.1.2 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 |
| 5.1.3 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 |
| 5.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特征 |
| 5.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性 |
| 5.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现实性 |
| 5.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性 |
| 5.2.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人民性 |
| 5.2.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际性 |
| 第6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
| 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 |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 6.1.2 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 |
| 6.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实践价值 |
| 6.2.1 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
| 6.2.2 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霸权兴衰与战略选择：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行动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历史中的霸权战略 |
| 二、研究问题:霸权战略的迷思 |
| 三、注定一战?霸权战略的既有研究 |
| 四、研究框架 |
| 五、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霸权战略及其解释逻辑 |
| 第一节 霸权国与崛起国:定义、测量与经验证据 |
| 第二节 霸权战略:结构条件、中间变量与战略工具 |
| 第三节 案例选择与设计 |
| 第二章 战争:西班牙对英国的战略(1585-1598) |
| 第一节 战争之前:西班牙霸权及其挑战 |
| 第二节 选择战争:西班牙的“英国大业” |
| 第三节 第三方力量制约:再也无法实施的入侵 |
| 第三章 削弱:美国对苏联的战略(1983-1991) |
| 第一节 占优的霸权:美国在1970-80 年代 |
| 第二节 削弱苏联:“里根主义”的出台与实施 |
| 第三节 美国对苏削弱战略的启示 |
| 第四章 “同化”:美国对中国的战略(1996-2016) |
| 第一节 霸权优势:美国的“单极时刻” |
| 第二节 美国对华同化战略 |
| 第三节 美国对华同化战略的延续与失败 |
| 第五章 绥靖:英国对德国的战略(1932-1939) |
| 第一节 霸权衰落:英国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 |
| 第二节 英国对德国的绥靖战略 |
| 第三节 有比绥靖更好(合理)的战略吗? |
| 第六章 霸权战略的历史比较与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对华战略转变 |
| 第一节 霸权战略的历史比较 |
| 第二节 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对华战略转变 |
| 结论与启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启示:中国理念与新型大国关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件 |
（3）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及重、难点 |
| 第一章 底线思维的内涵和特征 |
| 第一节 底线思维的内涵 |
| 一、底线的内涵 |
| 二、思维的内涵 |
| 三、底线思维的内涵 |
| 第二节 底线思维的特征 |
| 一、原则性 |
| 二、科学预见性 |
| 三、主观能动性 |
| 四、辩证性 |
| 第二章 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
| 第一节 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底线思维的基本思想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底线思维的资源 |
| 三、毛泽东思想关于底线思维的论述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底线思维的论述 |
| 第二节 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现实依据 |
| 一、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要求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要求 |
| 三、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的要求 |
| 第三章 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基本形态的重要论述 |
| 第一节 关于政治方面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 |
|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二、坚持党的领导 |
| 第二节 关于经济方面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 |
| 一、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
| 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
| 三、贯彻新发展理念 |
| 四、守住农业农村改革的“三条底线” |
| 第三节 关于意识形态方面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
| 二、守牢网络意识形态阵地 |
| 三、重视青年思想政治工作 |
| 四、守住道德底线 |
| 第四节 关于社会方面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 |
| 一、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
| 二、坚守食品安全底线 |
| 三、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底线 |
| 四、“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
| 第五节 关于生态方面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 |
| 一、充分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
| 二、守住“三条控制线” |
| 三、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
| 第六节 关于党的建设方面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 |
| 一、牢守政治红线 |
| 二、牢守思想防线 |
| 三、牢守党的初心使命 |
| 四、牢守廉洁自律底线 |
| 第七节 关于外交方面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 |
| 一、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安全的底线 |
| 二、国与国要守住道德底线和国际规范 |
| 三、坚守军事底线 |
| 第四章 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论述 |
| 第一节 加强科学理论修养 |
| 一、学以致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
| 二、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新思想 |
| 三、坚持科学思维方法 |
| 第二节 练就过硬的防范风险的政治本领 |
| 一、增强战略定力 |
| 二、警惕“灰犀牛”防范“黑天鹅” |
| 三、提高科学研判风险能力 |
| 四、提高化解风险能力 |
| 五、提高制度执行力 |
| 第三节 发扬斗争精神 |
| 一、发扬斗争精神是时代的需要 |
| 二、保持斗争精神并敢于善于斗争 |
| 三、加强斗争历练以增强斗争本领 |
| 第五章 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色 |
| 第一节 理论品质 |
| 一、其核心要义是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
| 二、其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 |
| 三、其本质特征是忧患意识 |
| 四、其重要抓手是两手准备 |
| 第二节 理论立场 |
| 一、坚守人民立场 |
| 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
| 三、让人民群众满意 |
| 第三节 问题导向 |
| 一、发现问题是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起点 |
| 二、筛选问题是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丰富 |
| 三、研究问题是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关键 |
| 四、解决问题是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归宿 |
| 第六章 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
| 第一节 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
| 一、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 |
| 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工作方法 |
| 第二节 有利于党探索和把握执政规律 |
| 一、牢守纪律底线以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
| 二、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底线以夯实执政基础 |
| 第三节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指针 |
| 一、探索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结晶 |
| 二、有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三、有利于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
| 四、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 |
| 第四节 为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
| 一、有利于清醒认识我国面临的形势 |
| 二、有利于抓住中心工作促进多条底线动态平衡 |
| 三、有利于补齐短板并筑牢底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4）美国对古巴贸易管制政策研究（1959-196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二、选题意义、创新之处及研究方法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创新之处 |
| (三)研究方法 |
| 一、美国对古巴贸易管制政策的肇始(1959-1961) |
| (一)美国与古巴“传统友谊”破裂 |
| 1.古巴革命前美古关系回顾 |
| 2.古巴革命与美国“观望”政策 |
| 3.古巴改革与美古关系彻底破裂 |
| (二)美国对古巴初步形成贸易管制政策 |
| 1.减少食糖配额 |
| 2.石油禁运 |
| 二、肯尼迪时期美国对古巴贸易管制政策全面形成(1961-1963) |
| (一)国内外政治对肯尼迪政府政策影响 |
| 1.古巴因素 |
| 2.苏联因素 |
| 3.拉丁美洲因素 |
| 4.美国因素 |
| (二)以立法为依托对古巴实施的贸易管制 |
| 1.援引《与敌人贸易法》 |
| 2.修改1949 年《出口管制法》 |
| 3. 《巴特尔法》在古巴的适用 |
| (三)美国寻求对古巴实行的多边贸易管制 |
| 1.美洲国家 |
| 2.北约盟国 |
| 三、约翰逊时期美国对古巴贸易管制政策的调整(1964-1968) |
| (一)国内外政治对约翰逊政府政策影响 |
| 1.越南因素 |
| 2.古巴因素 |
| 3.第三世界因素 |
| (二)约翰逊时期美国对古巴政策变化 |
| 1.对资本主义阵营国家施压 |
| 2.食品和药品许可证制度 |
| 四、评估1959-1968 年美国对古巴贸易管制政策 |
| (一)美国对古巴贸易管制政策特点 |
| 1.持续时间长 |
| 2.涉及国家多 |
| (二)对古巴贸易管制政策的影响 |
| 1.对美国影响 |
| 2.对古巴影响 |
| 3.对国际社会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二战前后埃及科普特基督徒与穆斯林族群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信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及创新性 |
| 第一章 埃及科普特人问题的形成及根源 |
| 第一节 埃及科普特人问题的形成 |
| 一、科普特人问题形成历史 |
| 二、科普特人问题主要表现 |
| 第二节 科普特人问题的根源 |
| 一、科普特人与穆斯林文化差异 |
| 二、引发科普特人问题的宗教矛盾 |
| 第二章 二战前科普特人与穆斯林族群关系缓和(1919-1939) |
| 第一节 二战前科普特族群政策 |
| 一、科普特基督教的组织结构 |
| 二、科普特正教会与政府的关系 |
| 三、穆斯林政权的宗教族群政策 |
| 第二节 科普特人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 |
| 一、科普特人经济状况 |
| 二、科普特人社会地位 |
| 第三节 科普特人与穆斯林族群“和解” |
| 一、1919 年革命中埃及族群合作 |
| 二、华夫脱党包容接纳科普特人 |
| 三、“和解”环境下的族群互动模式 |
| 第三章 二战后科普特人与穆斯林族群关系恶化(1939-195) |
| 第一节 科普特族群政策严格化 |
| 一、族群限制性政策 |
| 二、科普特社会组织限制 |
| 第二节 科普特人社会地位变化 |
| 一、高层政治参与机会降低 |
| 二、社会地位趋向边缘 |
| 第三节 埃及社会分层与族群矛盾 |
| 一、埃及社会分层 |
| 二、两极分化下的族群矛盾 |
| 第四章 二战前后族群关系对当代埃及族群治理路径的启示 |
| 第一节 社会思潮与文化环境 |
| 一、地方民族主义作用 |
| 二、泛伊斯兰主义宗旨 |
| 三、营造族群“和解”的文化环境 |
| 第二节 族群认同转变与国家认同塑造 |
| 一、科普特人族群认同内涵及变化 |
| 二、科普特人国家认同思想塑造及实践 |
| 第三节 族群“和解”在当代埃及族群关系中的构建 |
| 一、族群“和解”构建的基石:维系共同目标 |
| 二、族群“和解”构建的关键:实现平等地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6）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辨析与研究议题界定 |
| 第一节 基础概念及关系辨析 |
| 一、“合作”与“国际合作” |
| 二、国际合作与竞争、斗争 |
| 三、国际合作与冲突、战争 |
| 四、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议题界定 |
| 一、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之辩 |
| 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合作”之题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整体性”之维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立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合作思想的指导 |
| 一、国际合作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 |
| 二、国际合作的本质属性:国家的阶级性 |
| 三、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民族独立自主平等 |
| 四、国际合作的价值旨归:人类的解放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精髓的滋养 |
| 一、人的范畴:人性善与道义传统 |
| 二、国家范畴:“和合主义” |
| 三、世界范畴:“天下主义” |
| 第三节 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经验教训 |
| 一、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积极探索 |
| 二、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 |
| 三、大国争霸的历史镜鉴 |
| 第四节 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的批判 |
| 一、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立场”批判 |
| 二、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观点”批判 |
| 三、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方法”批判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分析:一种系统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 |
| 一、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结构范式 |
| 二、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机理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形式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运行规律 |
| 一、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二、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三、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属性 |
| 一、人民性 |
| 二、实践性 |
| 三、发展性 |
| 四、包容性 |
| 五、正义性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的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进 |
| 一、起点与基础:实现“站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二、开创与拓展:实现“富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三、传承与创新:实现“强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第二节 三种类型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基于“世界观-能力-制度”的案例分析 |
| 一、“维护支持型”国际合作: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实践 |
| 二、“参与塑造型”国际合作:上海合作组织 |
| 三、“倡导引领型”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经验 |
| 一、党的领导:国际合作的根本保证 |
| 二、独立自主: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 |
| 三、求同存异:国际合作的基本方针 |
| 四、互利共赢:国际合作的基本精神 |
| 五、和平发展:国际合作的核心目标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认同困境 |
| 一、西方价值观的弊端与分化 |
|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挑战 |
| 三、中国和平发展的“信任”困境 |
| 第二节 国际合作能力面临的现实挑战 |
|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
| 二、大国博弈与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 |
| 三、国际合作的责任能力的不对称性 |
| 第三节 全球合作体制“低效失灵” |
| 一、联合国权威体系受到挑战 |
| 二、全球合作治理的制度供给滞后 |
| 三、国际合作机制运行功能紊乱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深化路径 |
| 第一节 增强国际合作“世界观”的认同 |
| 一、“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
| 二、“和平发展”的“诚意决心” |
| 三、“和合共生”的“文化自觉” |
| 第二节 提升实现和平发展的竞合“能力” |
| 一、国际合作中的动力与原则底线 |
| 二、国际合作中的竞争与斗争本领 |
| 三、国际合作中的能力与责任共担 |
| 第三节 推进全球合作体系的“制度”创新 |
| 一、国际合作的“核心”体制 |
| 二、国际合作的“制度”供给 |
| 三、国际合作的“关系”网络 |
| 结论:人类合作文明的理论前景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7）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中国伙伴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研究的现实背景 |
|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外伙伴关系研究 |
| 二、国内伙伴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安排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中国伙伴关系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交往行为理论 |
| 一、理论选择的反思 |
| 二、交往行为理论内容 |
| 三、对交往行为的认识和借鉴 |
| 第二节 权力合法性与权力的流动 |
| 一、大国权力与合法性 |
| 二、权力的流动与运行 |
| 第三节 国际社会中的交往行为与互动框架 |
| 一、国际关系领域对交往行为理论的应用 |
| 二、构建国际体系互动框架 |
| 第二章 中国伙伴关系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二战后国际体系中的伙伴关系实践 |
| 第二节 冷战时期中国对伙伴关系的认知转变 |
| 一、1953—1973:批判否定阶段 |
| 二、1973—1981:反思接受阶段 |
| 三、1981—1992:实践准备阶段 |
| 第三节 1993年以来中国伙伴关系建设 |
| 一、1993—2002:初期探索时期 |
| 二、2003—2012:深化实践时期 |
| 三、2013—至今:全面展开时期 |
| 第三章 中国伙伴关系的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思想基础 |
| 一、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
| 二、当代中国外交思想 |
| 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
| 第二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战略内涵 |
| 一、伙伴关系之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有效性 |
| 二、伙伴关系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定位 |
| 第三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行为内涵 |
| 一、宣示定位 |
| 二、国际合作 |
| 三、国家情感 |
| 四、国际机制 |
| 第四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权力内涵 |
| 一、产生和积累权力资源 |
| 二、转换和运用权力 |
| 三、获得和施加国际影响力 |
| 第四章 中国伙伴关系的单元互动 |
| 第一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运行框架 |
| 一、内容上的中国伙伴关系 |
| 二、网络状的中国伙伴关系 |
| 三、层次化的中国伙伴关系 |
| 第二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运行逻辑 |
| 一、中国伙伴关系中的权力积累 |
| 二、中国伙伴关系中的合作协调 |
| 三、中国伙伴关系中的弹性稳固 |
| 第五章 中国伙伴关系的系统互动 |
| 第一节 中国伙伴关系与国际体系转型 |
| 一、当前国际关系格局 |
| 二、当前国际体系转型与转型危机 |
| 三、大国伙伴关系网络与国际体系融合 |
| 第二节 中国伙伴关系与中美竞争 |
| 一、中美竞争态势 |
| 二、中美竞争原因 |
| 三、中国伙伴关系在中美竞争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中国伙伴关系与全球治理 |
| 一、全球治理和全球治理体系困境 |
| 二、全球治理中的中国作为 |
| 三、中国伙伴关系中的治理实践 |
| 第四节 中国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 |
| 一、“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建设 |
| 二、“一带一路”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
| 三、“一带一路”与中国伙伴关系的互动 |
| 第六章 中国伙伴关系的战略管理 |
| 第一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战略维护 |
| 一、中国伙伴关系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
| 二、中国伙伴关系的量化评估 |
| 三、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维护的建议 |
| 第二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战略拓展 |
| 一、中国伙伴关系的内容拓展 |
| 二、中国伙伴关系的范围拓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8）中国的金融周期波动与货币政策调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第2章 金融周期的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金融周期的概念与内涵 |
| 2.2 金融周期理论的发展与演进 |
| 2.3 金融周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金融周期的测度与波动特征分析 |
| 3.1 金融周期测度方法的梳理与比较 |
| 3.2 基于TVP-FAVAR模型的中国金融周期测度 |
| 3.3 中国金融周期的波动特征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动态交互影响分析 |
| 4.1 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联动态 |
| 4.2 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交互影响分析:基于时域视角 |
| 4.3 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交互影响分析:基于频域视角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货币政策对金融周期波动的调控效果分析 |
| 5.1 模型原理及估计过程 |
| 5.2 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金融周期波动的调控效果 |
| 5.3 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金融周期波动的调控效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金融与经济双重稳定目标下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研究 |
| 6.1 货币政策规则的产生与发展历程 |
| 6.2 包含金融稳定目标的最优货币政策反应机理分析 |
| 6.3 兼顾金融稳定目标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估计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列宁妥协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理由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列宁妥协思想的形成条件 |
| 一、列宁妥协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
| (一) 激变的欧洲大国政治 |
| (二) 改革与革命之间的俄国 |
| (三) 俄国外交形势的变化 |
| 二、列宁妥协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妥协思想 |
| (二) 西方社会传统妥协思想 |
| (三) 矛盾的俄国社会政治文化 |
| 三、列宁妥协思想形成的实践需求 |
| (一) 厘清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思想的需要 |
| (二) 非常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需要 |
| (三)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 |
| 第二章 列宁妥协思想的形成进程 |
| 一、列宁妥协思想的初步探索 |
| (一) 党的建设初期的妥协思想 |
| (二)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的妥协与斗争 |
| (三) 首次提出辩证地分析妥协 |
| 二、列宁妥协思想的形成发展 |
| (一) 首次明确妥协的概念 |
| (二) 对妥协进行进一步区分 |
| (三) 建构妥协思想的体系 |
| 三、列宁妥协思想的成熟完善 |
| (一) 过渡时期的两次退却 |
| (二) 及时停止退却 |
| 第三章 列宁妥协思想的基本内容 |
| 一、经济建设中的妥协 |
| (一) 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转变 |
| (二) 中农政策的转变 |
| (三) 工作形式的转变 |
| (四) 新经济政策的退却 |
| 二、政治联盟中的妥协 |
| (一) 无产阶级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妥协 |
| (二) 苏维埃政府对文明资本家的妥协 |
| (三) 苏维埃政府对资产阶级专家的妥协 |
| (四) 苏维埃政府对被压迫民族的妥协 |
| 三、外交政策中的妥协 |
| (一) 苏维埃政权的危机与机遇 |
| (二) 保障“两制”和平共处 |
| (三) 《布列斯特和约》的性质 |
| (四) 反对“革命空谈” |
| (五) 驳斥“左派”幼稚病 |
| 第四章 列宁妥协思想的评价及启示 |
| 一、妥协思想的评价 |
| (一) 阐明了妥协思想的科学性与革命性 |
| (二)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妥协理论 |
| (三) 提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基础 |
| (四) 妥协思想的局限性 |
| 二、妥协思想的启示 |
| (一) 坚持发展完善党的统一战线 |
| (二) 推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的新发展 |
| (三) 开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平斗争的新方向 |
| (四)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阐释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与内容 |
| (一)外交与外交政策的概念 |
| (二)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内容 |
| (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
| (四)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和平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属性与本质属性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属性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本质属性 |
| 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逻辑 |
| (一)外交政策演进的一般逻辑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理论逻辑 |
| (三)影响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历史逻辑 |
| (四)基于二元维度变化的演进逻辑 |
| 第二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有关和平外交思想的考察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和平观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时代观 |
|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国际关系思想 |
|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和平观念的承继 |
| (一)“和合”思想 |
| (二)“和而不同”思想 |
| (三)“义利双行”思想 |
| 三、近代以来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一)晚清时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二)民国时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四、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 |
| (一)国家主权原则的法理依据 |
| (二)外交原则和惯例的基本规定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初步探索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确立初期的背景 |
| (一)为巩固政权、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的必然选择 |
| (二)“一边倒”的战略选择 |
| (三)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及当前国际任务的判断 |
| (四)国际环境的重要影响 |
| (五)革命惯性的限制 |
| 二、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初步确立 |
| (一)新中国外交原则与框架的建构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石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评价 |
| (一)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取得重要进展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启中国外交崭新局面 |
| 第四章 和平外交政策在特殊阶段的曲折发展 |
| 一、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曲折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国内政策出现转向 |
| (二)动荡的国际形势 |
| (三)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 |
| 二、和平外交政策在曲折中发展 |
| (一)和平外交政策的曲折发展 |
| (二)从“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理论的发展 |
| 三、和平外交政策曲折发展阶段的实践依据 |
| (一)中国共产党为扭转“左”倾思想对外交事务冲击的实际行动 |
| (二)中美关系的缓和推动中国外交发生转向 |
| (三)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开展友好关系为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
| (四)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推动中国重新融入国际体系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化发展 |
| 一、推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发展的多重因素 |
|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新阶段 |
| (二)改革开放的新任务促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
| (三)对国际局势的精准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
| (四)国家定位与国家利益观的调整 |
| (五)国际局势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
| 二、改革开放背景下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化发展 |
| (一)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新内涵 |
| (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的提出 |
| (三)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 (四)“和而不同”的新理念 |
| (五)“和谐世界”的新构想 |
| 三、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实施 |
| (一)应用和平外交政策处理大国关系 |
| (二)积极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以切实行动维护世界和平 |
| (三)“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
| (四)实现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 |
| (五)重视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升华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背景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 (二)新时代下中国对时代的定位与判断 |
| (三)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与创新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创新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升华 |
| 三、全方位、立体化外交的推进 |
| (一)构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
| (二)构建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 |
| (三)秉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
| (四)以结伴不结盟政策带动多边外交发展 |
| (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 |
| (六)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
| (七)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
| 第七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经验 |
| 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根本保障 |
| 二、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相结合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必要方法 |
| 三、内政外交的互动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内生动力 |
| 四、坚决扞卫国家利益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出发点 |
| 五、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依据 |
| 六、国家角色定位的变化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发展诉求 |
| 七、意识形态因素是影响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重要变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以经济形势在恶化（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D]. 胡炅坊. 吉林大学, 2021(01)
- [2]霸权兴衰与战略选择：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行动逻辑[D]. 贺孝康. 外交学院, 2021(11)
- [3]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研究[D]. 岳红玲.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4]美国对古巴贸易管制政策研究（1959-1968）[D]. 郭庆莹.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5]二战前后埃及科普特基督徒与穆斯林族群关系研究[D]. 李佩宝.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1)
- [6]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7]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中国伙伴关系研究[D]. 马程. 吉林大学, 2020(06)
- [8]中国的金融周期波动与货币政策调控[D]. 徐曼. 吉林大学, 2020(08)
- [9]列宁妥协思想研究[D]. 孟冰寒.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10]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D]. 唐诗.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