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计工作 诚信至上（论文文献综述）
胡国栋,王天娇[1]（2022）在《“义利并重”：中国古典企业的共同体式身股激励——基于晋商乔家字号的案例研究》文中提出以股东利益至上为治理逻辑的现代股权激励制度,具有物质报酬本位和短期行为色彩,难以从根本上打造企业与员工的利益共同体。如何避免股权激励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并长期激发员工的组织认同感以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是现代企业面临的重要治理难题。基于社会嵌入理论,本研究运用建构扎根理论对乔家字号身股激励进行理论挖掘,乔家字号以儒家共同体思想为社会价值观基础,以儒家义利观为商业伦理,将情感、信任等社会因素嵌入于经济组织之中,其身股激励形成了构建"地缘文化共同体—社会身份共同体—经济利益共同体"的生成路径,在此基础上抽象出中国古典企业的共同体式身股激励以"价值生成—制度耦合—利益强化"为逻辑进路的内在机理。本研究深化了对于中国古典企业股权激励制度的认识,对于修正股权激励以物质利益为本位进行理性计算的制度逻辑,从社会嵌入角度改进企业治理方式和员工持股办法具有启发意义,有助于解决员工激励的稳定性、综合性与长期性问题。
张玉玲[2]（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羊婕[3]（2021）在《基于舞弊风险因子的财务舞弊案例研究 ——以獐子岛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目前我国A股拥有4000多只股票加上新三板的8000多只,相比美国三大证券交易所拥有的8000多只股票来说,就数量而言我国已然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国家。但是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繁荣发展,财务舞弊问题也越发突出,舞弊手段更加隐蔽且花样百出,舞弊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大毒瘤。企业舞弊行为会影响其可持续发展能力、损害信息使用者权益,还会对证券市场的正式运行造成干扰。想要从根本上遏制财务舞弊现象,我们必须结合财务舞弊理论,查清企业舞弊的根本原因以及其常用舞弊手段,从根本上提出利于企业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对策。虽然2020年新颁布的《证券法》大幅度增加了证券违法的成本,表明政府对财务舞弊行为的打击态度十分坚决。但目前我国对于财务舞弊案件惩罚力度还不够高,企业舞弊的成本远低于舞弊带来的利益,在防治舞弊方面还应作出更大努力。我国目前虽有将刑事处罚用于舞弊案件的案例,但目前真正受到刑事处罚的舞弊企业较少,而行政处罚力度较低无法起到震慑作用。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完善处罚机制,加强对财务舞弊案例的刑事责任追究。而完善的基础是发现问题所在,因此通过对最新舞弊案例的研究分析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对于防治舞弊以及完善相关法律是十分必要的。2020年6月15日证监会发出对獐子岛实施行政处罚的公告,该公告证实其存在舞弊行为,獐子岛利用其海产养殖的特殊性多次导演扇贝出逃事件,因其存货难以审计,证监会不得不动用北斗卫星系统进行监察。证监会在公布的2020年20起典型舞弊案例中称其“系一起上市公司‘寅吃卯粮’、调节利润的恶性舞弊案件”,獐子岛舞弊行为对信息披露制度的严肃性和市场诚信基础进行了挑战、损害了相关利益者利益,目前证监会已决定将其移送公安部门等待接受刑事处罚。因此选择獐子岛作为案例对象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借鉴已有的文献基础上,利用舞弊风险因子理论对獐子岛造假背后的动机进行进一步研究,最后提出对应的解决办法。本文可分为三个部分:对舞弊现状和舞弊理论的概述为提出问题部分;对案例公司基本情况和舞弊前因后果的介绍梳理以及动因分析属于分析问题部分;最后根据动因分析结果提出相应对策为解决问题部分。
唐耀祥[4]（2021）在《关于会计专业精神的思考——从《会计口述历史》得到的启发》文中提出会计专业精神随会计专业的职业化应运而生,应时而变。本文拟比较分析教师、医者与会计专业精神,在《会计口述历史》第一辑基础上挖掘会计专业精神的丰富内涵。对会计专业精神的传承、坚守与创新,是新时代会计人的共同使命。
王雨[5]（2020）在《电子商务会计诚信缺失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环境下,电子商务企业间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抢占市场竞争优势,各企业采用了资源整合、成本降低等一系列有效手段。然而,不可避免的是,由于成本无法无限制地减少,存在部分电商企业选择一些非法手段获取收益,其中,逃税、漏税问题尤为严重。因此,电商企业会计诚信问题不仅被学术界所关注,更是实际中的关注重点。会计诚信对于社会各方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旦会计诚信出现问题,那么其带来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因此,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会计诚信缺失问题上,提出现存的会计诚信缺失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利益驱使、会计信息不对称、经济立法不完备、监管力度弱、会计从业人员诚信意识淡薄,并针对这些问题提供了相应的优化方案。
张建东[6]（2020）在《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是公司法当中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公司治理的目的确定与路径选择,而且还会影响到公众公司法律规范结构、公司各利益相关者权益保护、董事信义义务构成等具体制度设计,甚至触及公司独立法律人格这一现代公司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石。因此,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成为各国公司法立法与学理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域外公司法制发达国家,自从伯利与米恩斯于1932年洞见公众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以来,即聚焦于公司权力如何适当且有效率地在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分配,并由此引发股东大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两大理念的长期论争,至今仍未平息。我国新一轮公司法改革已经启动,公众公司权力分配模式的改革亦是其核心内容,并承载着促进我国公司治理水平整体提高的功能使命。本文以我国公众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公司独立人格和独立利益的维护为研究的起点和归宿,立基于我国本土的公司法理与实践,借鉴域外相关理论成果与立法经验,对于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模式的应然选择开展系统性研究。在对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法律地位予以重新界定的基础之上,综合考量各项影响因素,厘定我国应当选择的分配理念与分配原理,最终在董事会中心主义理念指导之下,提出我国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法律制度重构的具体方案。本文研究内容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五部分具体展开:一、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中国问题公司机关的法律地位直接决定着其所拥有的权力内容,对此,我国现行《公司法》未曾区分公众公司与私人公司,而是采取一体规制的方法,将股东大会界定为公司的“权力机关”,而董事会须“对股东大会负责”。并在此基础之上,赋予了股东大会过于庞大的权力,而使董事会沦为其办事机构。由此导致在控股股东“一股独大”的现实境况下,公司独立法律人格难以彰显,以及董事会独立性被严重弱化等弊端。为破除上述立法缺陷,我国学界提出控股股东中心主义、经理层中心主义以及董事会中心主义等多种改革方案,但均未臻完善,故仍有予以重新深入思考探究的必要。二、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理念争鸣关于公司内部权力的分配,揆诸全球公司法学理论,始终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大的理念——股东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这两大理念在公司治理的目的与路径方面,持有迥然不同的立场。前者认为,公司治理的目的应当是为了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故在公司权力分配方面,应当将公司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力保留给股东。而后者则认为,公司治理的目的应当是实现所有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应当赋予董事会对于公司经营决策的绝对权力,以使其发挥公司内外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平衡中枢功能。理念的纷争无疑会对公司权力分配法律制度的构建产生深远影响,故有必要从基本立场与法理基础等方面深入探究这两大理念,并剖析其对公司权力分配所可能产生的现实影响,以期为公司权力分配合理化方案的构建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三、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域外实践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当今世界各国的公司法正在整体上发生着形式上或实质上的融合、趋同乃至一体化的深刻趋势性变化。（1）其中,公司法制发达国家关于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法律制度,历经上百年的发展演进,积累了丰富、成熟的经验。虽受各国具体国情的影响,公司内外部权力分配的具体法律规则难以完全统一,但各国公司法制发展进程中早已达成高度共识的立法例,值得我国公司法改革工作期间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国情予以适当借鉴。因此,基于对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国、日本、韩国以及英美法系的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代表性国家相关立法的全面考察并总结其共识性立法经验,能够为我国未来公司法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镜鉴。经对比分析,域外两大法系的公司法发展均表现出股东大会权力逐渐弱化与董事会权力逐渐增强的特征,即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是现代公众公司相关立法的发展趋势,我国公司法应当依此作出相应调整。四、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总体思路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受到公司独立法律人格、公司股权结构、经营效率、利益冲突以及公司社会责任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在对相关制度重构进行理念选择和方案设计时,应当予以全面考量,不宜所有偏颇。我国立法与学理对于公司法人本质实在说的一致认同、公众公司股权结构依然高度集中以及公司社会责任愈加受到重视等现实条件,共同决定了董事会中心主义应为我国重构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制度更为适当的理念。未来公司立法权力分配的法律标准以及法律效力,也应以此为出发点展开并变革。五、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具体方案在转向董事会中心主义理念之后,公众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严格分离,我国现行公司法中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体系也应当随之进行重构。股东大会的权力应当采取具体列举式的界定方法。具体而言,应将其权力严格限定于选择管理者和监督者并同时确定他们薪酬方案的人事任免权,以及对于公司章程修改、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变更终止等结构性重大变更事项的决定权。与此同时,董事会的权力则应当采取概括式的界定方法,即除法律明确规定属于股东大会权力之外的其它公司经营决策权均归属于董事会独立行使。概言之,股东大会的法定权力即是董事会权力的“负面清单”,对董事会的法定权利公司立法不适宜进行具体列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下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商业实践需要。
潘博[7]（2020）在《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新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和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如《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等。将城市基层党建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紧密衔接起来,以发挥党组织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强化党的基层政权、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绩效,是当前城市基层党建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所共同面临的重大现实议题,也是亟待学术界予以系统、深入探讨的理论命题。在理论和实践中,将城市基层党建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紧密衔接的具体形式,一般呈现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这一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关系模式,中国的“国家-社会”呈现出“政党-政府-社会”三分的关系模式。中国共产党依托该关系模式,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核心性的主导作用,以强化国家能力的方式提升着治理绩效;而且中国共产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政治立场的政党,这一核心的政治价值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存在着高度的内在契合,能够保障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正确方向。因此,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作为“中国之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契合中国独特的国情、党情和社情的治理模式,同时也呈现出有别于西方社会治理模式的显着特征和巨大优势。从城市基层党组织的本质属性审视,我们可以将其界定为特定形态的政治系统;而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党建引领”,可以被视为城市基层党组织的特定政治功能。政治系统的生存、发展和作用,需要通过获取不断信息、能量来达成;而这要求政治系统不仅需要不断调适、优化自身的结构,也需要持续与外部环境进行良好、有效的互动。鉴于此,城市基层党组织实现“党建引领”政治功能的前提和关键,在于明确与外部环境展开良好互动的有效途径,即充分结合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逻辑,并将其融入到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之中,以期实现“‘党建引领’的政治功能”和“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逻辑”之间更为精准、有效的衔接。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格局呈现出党的领导发挥自上而下的整合作用、多元主体围绕治理目标展开协同合作和强调治理主体履行自身责任三方面显着特征,这也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未来发展的关键着力点。相较于协同治理、网络化治理、多中心治理和合作治理等社会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因为其在强调自上而下的有效整合、以协调促进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发挥权威性主体的主导作用和对各项治理要素的无缝隙整合等方面,与我国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格局和关键特征最为契合,而且该理论的理论内涵最为丰富,所以可以将整体性治理视为最适合描述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情境和阐释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逻辑的治理理论。结合整体性治理的基本内涵和作用机制,可以将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逻辑归纳为:在“党建引领”的积极作用下,以强化自上而下的有机统合打破碎片化治理的“多中心”倾向,通过协调主体间关系建设“共建”、“共治”的治理格局,并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政治立场的基础上推进治理成果的社会共享。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逻辑为归纳和建构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奠定了基础。只有将治理逻辑融入到”党建引领”的运作逻辑中,才能保证运作逻辑真正契合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情境、现实需求和客观规律,使运作逻辑更加具有现实指向性、情境针对性和内容系统性,从而在“党建引领”的运作逻辑中实现“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的充分结合。对于城市基层党组织而言,这是自身政治功能的发挥,是在城市中的执政行为,也是自身政治目标和政治主张的实现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将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归纳为:城市党组织通过自身的执政行为,将政策目标、治理需求、组织结构和机构职能等要素统一纳入整体性的框架中,以协调、整合、信任和责任为着力点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的“良好治理”的治理目标、进而实现自身政治目标和政治主张的过程。该运作逻辑为构建强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党建引领”的具体实践路径,奠定了结构性框架、主导性价值观念、治理原则导向和整体思路等学理基础。诚然,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所明确的,是我国城市基层党建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构想和重要导向;但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于构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而言是很重要的,这凸显出总结相关实践经验并整合到实践路径之中的重要性。从相关的既有经验审视,我国在单位制时期,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所呈现的发挥精英人物的积极作用、培育邻里间稳定的熟人关系等经验,可以被适当转化、整合到当前的“党建引领”之中;从近些年“党建引领”的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和珠海市“青春党建”等优秀案例中,可以汲取关于“党建引领”优化治理资源获取配置、动员和组织治理参与的优秀经验;而在批判地借鉴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适当汲取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活动经验,以及美国城市社区治理中重视公民和社会组织作用等经验。由于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党的执政环境变化和社会原子化加剧等一系列变化,城市基层党组织在发挥协调、整合、信任和责任作用中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不仅包括一些党组织自身的问题,亦涵括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情境中出现的可能弱化“党建引领”政治功能的所有其他问题。通过对相关的实践现状进行分析,当前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包括部分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存在着一定的阻碍、一些治理要素处于高度离散化状态、部分社会场域内存在信任水平过低的现象、部分城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存在失责现象等四方面问题,这意味着城市基层党组织需要通过构建有效的实践路径来应对来自自身和治理情境的双重挑战。当然,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不仅提供了问题导向,同时也是强化“党建引领”的良好契机。因此,应当依循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这一框架,以现实问题为问题导向,结合中外相关治理经验,以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关于城市基层党建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指示为依归,从“以党建引领强化对治理中信息共享、社会认知和利益关系的协调”、“以党建引领对科层制行政体制、城市治理空间和社会中产阶层的整合”、“以党建引领强化互信的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以党建引领强化多元协同监督、强化问责机制实效和培育责任文化促进履责”等四个方面构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虽然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探索性、创新性的政治过程,但从其坚持党的执政地位和作用、符合中国独特的基本国情、契合社会治理发展规律等方面审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党建引领”能够不断从协调、整合、信任和责任四个方面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实现党建引领下城市基层社会的“良好治理”目标,并实现“强化党的城市基层政权”和“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绩效”的双向互促,从而最终使“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成为提升人民幸福感、获得感和强化“中国之治”的国际话语地位的重要途径。
祝雅柠[8]（2020）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研究 ——以规制道德风险为核心》文中认为金融机构道德风险是金融市场的“灰犀牛”,几乎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与其密切相关,如何解决金融机构道德风险一直以来都是金融监管领域的重要命题。2008年金融危机使学术界与金融监管部门意识到金融机构行为监管已经不足以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故提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监管,以进一步完善与强化金融监管。2019年,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 Bolton）等四位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发表《金融体系终于稳健了吗?近十年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回顾与评估》研究报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金融监管改革尚未有效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监管并未遏制其过度风险经营倾向。实际上,以公司为组织形式的金融机构是法律抽象的结果,法律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其形成与运作产生重要影响。实践中,金融监管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缺乏自足性,通过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解决其道德风险问题是后危机时代金融法与公司法交互与融合的重要命题,须针对金融机构的特殊公司治理改革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从而改变其行为动机与风险偏好,进一步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尽管,我国金融系统并未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但我国特殊金融市场体制存在极为突出的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并且,我国金融市场化正进入提速期,民营资本不断进入银行业,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可兑换的推进使金融业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与更宽领域开放,金融机构道德风险规制与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意味着更高的制度要求与更国际化的视野。本文以我国金融市场为研究背景,结合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存在的本土问题,借鉴域外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相关理论成果与制度改革经验,对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展开具有前瞻性的法律制度改革研究:突破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以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改革为路径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从而为我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转型、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提供法律保障。本文对以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改革为路径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改革规制其道德风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道德风险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却被广泛适用于法学领域研究。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来看,道德风险并非风险而是由事后信息不对称形成的、产生或扩大风险的行为机制。规制道德风险的基本原理是激励相容理论,即对代理人的奖惩与其行为相关信息相联系,从而将委托人的成本与收益内部化为代理人的成本与收益,换言之,通过激励机制促使代理人为委托人利益行事。法律作为重要的激励机制之一,其通过要求行为人对自身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使相关社会成本与收益转化为私人成本与收益,从而通过个体行为的最优选择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优状态。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发生机制是多元的,包括金融安全网的设立、金融市场的创新等,其法律制度根源则是权利义务的失衡。以公司为组织形式的金融机构是法律抽象的结果,其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人意志的影响,相较于侵权责任法、合同法等行为法维度上的权利义务失衡,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在组织法层面形成的权利义务失衡亦不容忽视。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监管既有传统的命令与控制型监管,也逐步确立了金融机构后设型监管,前者包括金融机构资本监管与结构性监管等措施,后者则是围绕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展开的董事会构成、董事、高管薪酬奖励等公司治理监管措施。但是,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与金融机构特殊公司治理错位、现代公司法激励机制缺失体系化的公司治理法律责任制度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金融机构权利义务失衡,使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监管对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激励相容作用极为有限。并且,我国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发生与规制上存在本土化问题,即金融市场存在突出的政府隐性担保,且其正处于市场化提速期,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变革、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进一步诱发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但目前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规制仍依赖于金融监管的强化,对我国金融机构隐性道德风险的规制效果极为有限。因此,有必要基于我国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特点,改革现行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重塑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相关权力配置、行为规则与权利义务安排,以填补金融监管空隙,调整金融机构行为动机与风险偏好,从而进一步解决我国政府隐性担保与金融市场化交织为主要发生机制的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理论演进与基本原则的确立当下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公司的时代”,任何一种单一理论都不可能为公司治理的所有问题提供全部答案。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基于其与传统公司治理实践的客观差异,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需要理论上的演进指导制度上的改革。股东利益至上被认为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英美等国在后危机时代针对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监管与立法上的改革,仍深受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的影响,聚焦于股东与经营者代理利益冲突,通过股东赋权强化监督经营者行为,实现股东与经营者利益的统一,实质上进一步加剧了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公司利益以何为准的问题上给出与股东利益至上理论截然相反的答案。但是,以德国为代表,适用利益相关者保护公司治理目标的公司法国家,其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同样差强人意,一方面,利益相关者理论受制于难以界定利益相关者范围的固有问题,不仅存在较高的制度成本,还易引发金融机构经营者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后危机时代,诸多学者围绕利益相关者理念提出了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思路,即以董事信义义务制度为依托,引入债权治理。但是,与非金融业公司债权人风险厌恶不同,金融监管与金融安全网机制形成了债权人的风险中立,其缺乏激励与能力参与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已然是一个更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英国学者安德烈亚斯·科基尼斯（Andreas Kokkinis）基于安德鲁·凯伊（Andrew Keay）提出的实体最大化与可持续发展（EMS）公司治理理论,针对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提出金融可持续发展（Financial Sustainability）理论,以规制道德风险,遏制金融机构过度风险经营,从而确保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该理论对以公司治理为路径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具有重大的理论启发: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终极目标,立足于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体系化地重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责任制度,克服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制度内生因素,从而为以规制道德风险为核心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三、金融机构股东责任制度重构对金融机构股东道德风险的直接规制股东有限责任是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重要制度根源,公司人格否认适用条件缺乏预测性与可操作性、法官对否认公司独立人格的审慎态度、非自愿债权人集体行动困境等问题使其在实践中适用范围极为有限,难以解决股东有限责任的道德风险问题。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背景,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为场域,影子银行的产生与扩张以及机构投资者的兴起表明,金融机构特殊性实质上改变了股东有限责任的理性预设,从而加剧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最终导致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负外部性问题产生的社会成本高于其带来的制度收益。实际上,相较于非金融业公司股东有限责任,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的立法确认较晚,但其发展迅速,推动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也不断积聚金融系统性风险,现有商事风险分配与控制机制不足以解决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的道德风险问题,故通过考察与梳理金融法与公司法学者提出的股东有限责任改革建议与方案,包括股东双倍责任、股东比例责任、选择性股东责任、金融系统性风险基金与比例责任以及股东加重责任,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阶段、金融体制特点以及相关立法现状,以类型化金融机构为前提,以“事实状态预设、权利与义务规则以及法律后果”为逻辑结构,重构金融机构股东责任制度,即银行业金融机构适用股东加重责任,非银行业金融机构适用金融系统性风险基金与股东比例责任。四、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重塑对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直接规制以2008年金融危机与我国金融市场实践为研究场域,现行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造成董事治理职责与激励机制的结构性扭曲,形成了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实践与理念的偏差,从而诱发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在路径依赖理论框架内,通过检视与反思金融机构内部公司治理改革实践,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监管强化对道德风险的规制作用极为有限,有必要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重塑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进一步改革违反信义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考察并分析既有董事信义义务制度改革建议与方案,包括直接扩张董事勤勉义务适用范围、引入董事诚信义务与董事公共治理义务;在我国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视阈下,结合金融立法现状,在不完备法律理论指导下,重置“强监管、弱司法”的权力配置格局,以渐进主义法律改革模式,在现行法律框架中嵌入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规则,构建董事信义义务三元结构体系。以区分银行业与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前提,前者应引入董事公共治理义务以解决我国银行依赖政府隐性担保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后者则通过引入董事诚信义务,纳入债权人利益,构建董事信义义务的三元结构,以实现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目标,从而起到规制道德风险的作用;反思与重构金融机构董事违反信义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制度,构建利益相关者派生诉讼制度,使其成为实现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目标,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重要制度依托。五、金融机构监事会职能完善对道德风险的间接规制相较于其他行业公司的监事会制度,我国金融机构监事会的运作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管控具有重要作用,应在“强化监事会实质性监督权力、优化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会监督权限配置以及构建金融机构监事会激励与约束制度”问题上作出实质性的制度改革。与德国等国一样,我国监事会制度固有缺陷使其面临严重的公司治理困境,造成监事信义义务制度虚置,且我国公司监事会还存在独立性缺失、公司法激励与约束制度的结构性扭曲等本土化问题。以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为公司治理目标,结合我国公司内部特殊的监事会——独立董事复合监督结构,借鉴德日等国监事制度相关立法经验,通过构建金融机构监事会信息权、同意保留权与风险管理监督职责赋予其实质性的监督权力;构建针对监事会监督职能特点的薪酬制度与信义义务制度,确保监事会独立性的同时,激励其充分行使监督职权,从而在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上发挥金融机构监事会内生的、间接的规制作用。
张茜[9]（2020）在《重庆市中职学校学生诚信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职学校作为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基地,肩负着提高中职学生专业技能、完善中职学生人格和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等重要使命。随着全国上下越来越意识到诚信的重要作用,以及党和国家建立诚信社会的总体要求,加强中职学校学生诚信教育是对中职学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对中职学生提出的新要求,更是推动国家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职学生诚信教育的主要场所,中职学校是中职学生诚信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尽管中职学生诚信教育效果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是学校诚信教育一直是诸多因素中的重中之重。本文的正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了解中职学校学生诚信教育所涉及的理论和方法。通过阅读书籍、文献资料等强对中职学生诚信教育理论知识的认识,学习了相关理论,分析了中职学生诚信教育的意义、内容和特点。第二部分,精心设计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选取了重庆市具有代表性的6所中职学校的学生进行调查,对12位教师进行访谈,对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从学校、家庭、社会、学生四个角度分析了中职学校学生诚信教育现状的影响因素。第三部分,从学校、家庭、社会和自身四个方面来探讨中职学生诚信教育的对策。学校层面拓展学校诚信教育形式,包括环境熏陶、文化浸润、教师范行、课程育信、活动扬长;家庭层面提高家庭诚信教育参与度,树立正确观念,营造优良家风,改善家教方式,引导家长垂范,配合学校教育,加强家校联动;社会层面构建社会弘扬诚信价值的观念,加快诚信法规建设,健全诚信评价体系,加强诚信监督力度,完善诚信奖惩机制,重视诚信舆论引导,培养“诚信至上”意识;学生层面,自觉加强自我诚信教育,引导诚信行为自省,培养自我诚信意识,加强诚信知识学习,提升道德精神修养,增强诚信道德体验,塑造健全诚信人格。在论述家庭、社会、个人层面的时候,笔者始终站在中职学校教师的角度,对学校、社会和个人对中职学生诚信教育提出了改进对策与建议。
崔凌玉[10]（2020）在《会计师事务所整体质量控制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XY会计师事务所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描述现状、存在问题、原因分析、提出建议”的思路展开,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案例总结法等研究方法,对国内外文献的阅读与归纳,说明文章的创新与不足,并在第二章阐述概念及相关理论。然后,结合《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准则第5101号》中对业务质量承担的领导责任、职业道德规范、客户关系和具体业务的接受与保持、人力资源、业务执行和监控六个要素,结合各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的检查情况,阐述了当前会计师事务所整体质量控制存在的重点问题。例如,一些会计师事务所缺乏相关政策程序;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即使有相关政策与程序,也没有执行到位。然后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由于竞争激烈,会计师事务所生存发展压力过大;领导层对整体质量控制制度建设重视程度不够;现有审计委托模式存在缺陷;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等。随后笔者提出解决方法,包括宏观方面的改善会计师事务所从业环境,也包括事务所需要做的,建立完善的政策和程序,辅之对执行过程的监督等。最后,本文以XY会计师事务所为研究对象,结合上文的研究,先叙述了XY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架构与人力资源、项目安排等基本情况,并从质量控制六要素方面描述了XY会计师事务所整体质量控制制度现状。然后,总结XY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中存在的问题,如对被审计单位审前调查执行不到位,项目质量控制复核程序不到位,对审计实习生指导培训不够,部分薪资项目不具体,缺少与监控有关的质量控制制度等。总结完问题后,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法,包括:谨慎接受委托,加强项目质量控制复核的执行,加强对实习生的筛选和培训,优化员工薪酬结构,加强对监控制度的制定和执行等。
二、会计工作 诚信至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会计工作 诚信至上（论文提纲范文）
（1）“义利并重”：中国古典企业的共同体式身股激励——基于晋商乔家字号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提出 |
| 二、理论述评 |
| （一）儒家共同体与社会嵌入理论 |
| （二）唯利是图：股权激励中的委托代理困境 |
| （三）义利并重：晋商身股制与社会激励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选择 |
| （二）案例选择 |
| （三）数据收集 |
| （四）数据分析 |
| 1. 初始编码 |
| 2. 聚焦编码 |
| 3. 理论编码 |
| 四、乔家字号共同体式身股激励的生成路径 |
| （一）第一阶段：身股资质获取的约束条件——选聘本地人构建地缘文化共同体 |
| （二）第二阶段：身股配置的制度基石——培养泛家族化信任构建社会身份共同体 |
| （三）第三阶段：身股激励的长效机制——获取心理所有权构建经济利益共同体 |
| 五、中国古典企业共同体式身股激励的内在机理 |
| 六、结论与启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贡献 |
| （三）实践启示 |
| Pursuing Both Righteousness and Interests:Community-based Shen Gu Equity Incentive of Chinese Classical Enterprise:A Case Study Based on Shanxi Merchants QiaoJiaZiHao a,b a |
| 《“义利并重”：中国古典企业的共同体式身股激励——基于晋商乔家字号的案例研究》附录 |
（2）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 (二)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观点简介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与结构模式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权力与腐败 |
| (二)监督、监督制度、监督体系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化 |
| (二)学界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的探讨 |
| (三)梳理与整合:党和国监督体系的“十大要素”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结构模式 |
| (一)“多维立体协同”监督结构模式及其结构分析 |
| (二)“多维立体协同”结构模式的特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 |
|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 |
| (一)党内监督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
| (二)国家监督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打造廉政为民政府 |
| (三)社会监督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筑人民监督网 |
| 二、厘清监督主体——“谁来监督” |
| (一)厘清党内监督多元主体 |
| (二)厘清国家监督多元主体 |
| (三)厘清社会监督主体 |
| 三、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 |
| (一)党内监督对象始终坚持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相结合 |
| (二)国家监督逐步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 |
| (三)社会监督对象的统一性和全覆盖 |
| 四、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 |
| (一)压实责任,党内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二)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三)依法有序监督,社会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 |
| 一、始终坚守马列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 |
|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监督思想内核的坚守 |
| (二)对列宁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继承 |
| 二、始终继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的精神内核 |
| (一)学习借鉴苏联的党政监督模式 |
| (二)党政监督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
| (三)重视党政监督法规建设 |
| (四)建立局部政权条件下的行政监察制度体系 |
| 三、始终秉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 |
| (一)对我国传统法治监察思想的传承 |
| (二)对我国传统监察制度体系建设思想的借鉴 |
| (三)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教育的扬弃 |
| 四、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思想的借鉴 |
| (一)各国应在共同反腐中交流互鉴 |
| (二)对资产阶级权力监督思想的批判吸收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 |
| (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制度框架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 |
| (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恢复发展(1978-2012) |
| (三)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发展(2012——)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必须坚持紧扣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心任务 |
| (三)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 |
| (四)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 |
| (五)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 |
| 一、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 |
|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 |
| (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 |
| 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贡献 |
|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
| (二)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 |
| (三)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 |
| (四)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与完善对策 |
| 一、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 |
| (一)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 |
| (二) “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仍是党内监督的短板 |
| (三)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
| 二、健全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对策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协同监督机制 |
| (二)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同级监督难题 |
| (三)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基于舞弊风险因子的财务舞弊案例研究 ——以獐子岛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舞弊风险因子理论的研究 |
| 1.2.2 关于财务舞弊动因的研究 |
| 1.2.3 关于财务舞弊手段的研究 |
| 1.2.4 关于财务舞弊治理的研究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财务舞弊的概述 |
| 2.1 财务舞弊的概念 |
| 2.1.1 财务舞弊的定义 |
| 2.1.2 财务舞弊的特点 |
| 2.1.3 财务舞弊的类型 |
| 2.2 财务舞弊风险因子理论 |
| 2.2.1 舞弊动机 |
| 2.2.2 道德品质 |
| 2.2.3 舞弊机会 |
| 2.2.4 暴露的可能性 |
| 2.2.5 受惩罚的性质和程度 |
| 2.3 财务舞弊的一般手段 |
| 2.3.1 会计信息违规披露 |
| 2.3.2 利用关联方交易舞弊 |
| 2.3.3 虚构公司的业务活动 |
| 2.3.4 虚增收入,虚减成本 |
| 2.4 财务舞弊的危害 |
| 2.4.1 影响公司可持续发展 |
| 2.4.2 损害公司利益相关方的利益 |
| 2.4.3 干扰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 |
| 3 獐子岛财务舞弊案例介绍 |
| 3.1 獐子岛基本情况介绍 |
| 3.1.1 獐子岛简介 |
| 3.1.2 獐子岛治理结构及股权结构 |
| 3.2 獐子岛财务舞弊事件回顾 |
| 3.2.1 獐子岛舞弊过程 |
| 3.2.2 事件涉及主要机构及人员 |
| 3.2.3 证监会对獐子岛的处罚结果 |
| 3.3 獐子岛舞弊手段分析 |
| 3.3.1 虚造营业成本和营业外支出 |
| 3.3.2 虚假记录存货盘点 |
| 3.3.3 推迟披露重大事项 |
| 3.4 獐子岛财务舞弊的危害 |
| 3.4.1 破坏信息披露制度严肃性 |
| 3.4.2 破坏市场诚信基础 |
| 3.4.3 损害有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利益 |
| 4 獐子岛舞弊的风险因子分析 |
| 4.1 獐子岛舞弊的动机 |
| 4.1.1 保壳防止退市 |
| 4.1.2 融资动机 |
| 4.1.3 降薪公告后管理层期望恢复薪资水平 |
| 4.2 道德品质因素分析 |
| 4.2.1 管理层不诚信 |
| 4.2.2 企业管理者法律意识淡薄 |
| 4.3 舞弊的机会分析 |
| 4.3.1 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
| 4.3.2 对实际控制人权力制衡的缺乏 |
| 4.4 舞弊暴露的可能性分析 |
| 4.4.1 养殖业存货难以审计 |
| 4.4.2 外部审计水产养殖的专业知识缺乏 |
| 4.4.3 政府相关部门监管力度不够 |
| 4.5 财务舞弊受惩罚程度分析 |
| 4.5.1 受罚程度远小于收获利益 |
| 4.5.2 投资者维权之路艰难 |
| 5 獐子岛事件对防范上市公司舞弊的启示 |
| 5.1 消除舞弊动机 |
| 5.1.1 完善ST退市机制 |
| 5.1.2 拓宽融资渠道 |
| 5.2 提高企业人员道德品质 |
| 5.2.1 塑造可持续发展的利益观 |
| 5.2.2 加强企业诚信道德建设 |
| 5.2.3 提高会计人员从业职业道德 |
| 5.3 减少上市公司舞弊机会 |
| 5.3.1 加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建设 |
| 5.3.2 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避免一股独大 |
| 5.4 完善发现上市公司舞弊机制 |
| 5.4.1 随着科技进步不断提高审计手段 |
| 5.4.2 聘请专家协助审计 |
| 5.4.3 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监督 |
| 5.4.4 监督机构的警惕性应提高 |
| 5.5 加强惩罚力度 |
| 5.5.1 完善惩处机制 |
| 5.5.2 完善相关民事诉讼制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关于会计专业精神的思考——从《会计口述历史》得到的启发（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相关文献简要回顾 |
| (一)有关教育教师专业精神的文献 |
| (二)有关医学医师专业精神的文献综述 |
| (三)有关会计专业精神的文献综述 |
| 二、《会计口述历史》所传递的会计专业精神 |
| (一)国家社会层面 |
| (二)行业组织层面 |
| (三)个人职业发展层面 |
| 三、重塑新时代会计专业精神 |
| (一)传承 |
| (二)坚守 |
| (三)创新 |
（5）电子商务会计诚信缺失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会计诚信的定义 |
| 二、电商企业会计诚信缺失问题的原因 |
| 1. 利益驱使 |
| 2. 会计信息不对称 |
| 3. 经济立法不完备、监管力度弱 |
| 4. 会计从业人员诚信意识淡薄 |
| 三、我国会计诚信缺失问题的优化方案 |
| 1. 设计合理的电商企业会计制度 |
| 2. 建立健全可靠的内部控制制度 |
| 3. 管理层进行适当的费用预算 |
| 4. 加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管理监督力度 |
| 5.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电商企业管理人员的素质 |
| 6.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电商企业管理人员的素质 |
（6）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中国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立法现状 |
| 一、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法律地位 |
| (一)股东大会的法律地位 |
| (二)董事会的法律地位 |
| 二、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构造 |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构造 |
| (二)董事会的权力构造 |
| (三)剩余权力的归属 |
| 第二节 我国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案 |
| 一、我国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现存问题 |
| (一)未能区分公众公司与私人公司 |
| (二)股东大会权力过于庞大 |
| (三)董事会独立性的严重弱化 |
| 二、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现有解决方案 |
| (一)控股股东中心主义模式 |
| (二)经理中心主义模式 |
| (三)董事会中心主义模式 |
| 三、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重思 |
| 第二章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理念争鸣 |
| 第一节 公司权力分配的股东中心主义理念 |
| 一、基本立场 |
| 二、法理基础 |
| (一)所有权理论 |
| (二)委托-代理理论 |
| (三)公司合同理论 |
| (四)公司宪制理论 |
| 三、股东中心主义理念的最新修正 |
| 第二节 公司权力分配的董事会中心主义理念 |
| 一、基本立场 |
| 二、法理基础 |
|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二)团队生产理论 |
| (三)社群理论 |
| (四)实体最大化及可持续性理论 |
| 第三章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域外实践 |
| 第一节 大陆法系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一、德国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分配 |
| (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二、法国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分配 |
| (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三、日本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分配 |
| (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四、韩国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分配 |
| (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第二节 英美法系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一、英国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分配 |
| (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二、美国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分配 |
| (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三、澳大利亚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分配 |
| (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四、加拿大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分配 |
| (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第三节 域外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之总结 |
| 一、域外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存异 |
| (一)二元制与三元制 |
| (二)股东大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 |
| 二、域外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趋同 |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逐渐缩小且以法律明定范围为限 |
| (二)董事会的权力逐渐扩大且为概括性规定 |
| 第四章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总体思路 |
| 第一节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考量因素 |
| 一、公司人格 |
| 二、股权结构 |
| 三、经营效率 |
| 四、利益冲突 |
| 五、社会责任 |
| 第二节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理念选择 |
| 一、我国确立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现实依据 |
| (一)公司法人本质实在说的确立 |
| (二)公众公司股权结构仍然高度集中 |
| (三)公司社会责任愈加受到重视 |
| 二、董事会中心主义下公司权力分配原理 |
| (一)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法律标准 |
| (二)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法律效力 |
| 第五章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具体方案 |
| 第一节 公众公司股东大会的权力配置 |
| 一、人事任免权 |
| (一)董事提名权 |
| (二)董事选举权 |
| (三)董事解任权 |
| (四)薪酬决定权 |
| 二、公司重大变更决定权 |
| (一)章程修改批准权 |
| (二)重大资产重组批准权 |
| (三)公司终止决定权 |
| 第二节 公众公司董事会的权力配置 |
| 一、公司资本结构决定权 |
| 二、利润分配决定权 |
| 三、利益冲突交易审批权 |
| 四、敌意收购防御策略决定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价值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城市基层社会中党的建设相关研究 |
|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研究 |
| (三)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研究 |
| (四)对既有研究的评析与总结 |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结构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可能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党建引领 |
|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 |
| (三)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 |
| 二、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 |
| (一)政党功能理论 |
| (二)国家治理理论 |
| 三、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分析框架 |
| (一)“党建引领”是城市基层党组织重要的政治功能 |
| (二)我国城市基层社会中的治理逻辑 |
| 第二章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生成机理 |
| 一、“政党-政府-社会”模式下党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 |
| (一)不同的现代国家衍生路径:党发挥主导作用的基本前提 |
| (二)“政党-政府-社会”关系模式及其分析框架的提出 |
| (三)党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 |
| 二、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治理历程中党的领导的核心地位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治理历程 |
| (二)坚持党的领导: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治理的成功关键 |
| 三、依据“以人民为中心”政治立场达成治理的核心价值目标 |
| (一)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 |
| (二)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政治立场与治理价值的内在契合 |
| 第三章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 |
| 一、协调逻辑:打破治理主体间的协同障碍 |
| (一)以对治理资源的吸收、整合与调配能力来协调治理资源配置 |
| (二)以“刚性”+“软性”相结合的协调方式强化协调能力 |
| (三)以主流治理文化潜移默化地协调个体行为和主体间关系 |
| 二、整合逻辑:推动治理要素形成有机整体 |
| (一)整合目标:型塑政社互嵌的一体化结构 |
| (二)整合形式:发挥“元治理”主体的积极作用 |
| 三、信任逻辑:为主体间合作提供社会资本支持 |
| (一)以执政合法性补强城市基层社会的政治信任存量 |
| (二)以政治信任提升城市基层社会的社会信任水平 |
| 四、责任逻辑: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履责保障 |
| (一)以问责机制嵌入推动基层党组织履责的内在逻辑 |
| (二)以问责机制嵌入推进“党建引领”的关键着力点 |
| 第四章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可借鉴的相关经验 |
| 一、“后单位”时代对单位制经验的汲取和转化 |
| (一)充分发挥社会中精英人物的积极作用 |
| (二)邻里间形成了稳定的熟人社会关系 |
| (三)对单位制经验的借鉴 |
| 二、国内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和经验借鉴 |
| (一)以“党建引领”协调资源获取和配置的案例 |
| (二)以“党建引领”组织和动员治理参与的案例 |
| 三、对国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相关经验的理论借鉴 |
| (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经验借鉴 |
| (二)美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相关举措的经验借鉴 |
| 第五章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 |
| 一、部分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存在着一定的阻碍 |
| (一)部分场域的信息壁垒导致主体间的协同阻碍 |
| (二)部分社会主体的认知偏差导致协同阻碍 |
| (三)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利益冲突导致协同阻碍 |
| 二、一些治理要素处于高度离散化状态 |
| (一)政府机构“条块分割”导致政府治理要素的离散化 |
| (二)权责不对等导致城市社区组织统合能力弱化 |
| (三)中产阶层的治理参与意愿和水平依然偏低 |
| 三、部分社会场域内存在信任水平过低的现象 |
| (一)一些居民对基层政府和“过度行政化”社区缺乏信任 |
| (二)一些居民对治理活动中的其他社会成员缺乏信任 |
| 四、一些城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存在失责现象 |
| (一)一些党员干部存在形式主义问题 |
| (二)少数代理方存在贪污腐败的现象 |
| 第六章 进一步完善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 |
| 一、提升对治理中信息共享、社会认知和利益关系的协调水平 |
| (一)以党建引领推动治理信息的共享与协同 |
| (二)以党建引领强化社会认知的调适与型塑 |
| (三)以党建引领推进利益关系的协调和优化 |
| 二、强化对科层制行政体制、城市治理空间和社会中产阶层的整合 |
| (一)以党建引领推动对科层制行政体制的有机整合 |
| (二)以党建引领推动对城市治理空间的有机整合 |
| (三)以党建引领推动对中产阶层的有机整合 |
| 三、以培育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提升信任存量和增量 |
| (一)以强化情感纽带和完善制度体系提升政治信任 |
| (二)以型塑诚信文化和强化居民接触培育社会信任 |
| 四、以强化多元协同监督、提升问责机制实效和培育责任文化促进履责 |
| (一)型构针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同监督体系 |
| (二)以科学问责决策和用好问责结果强化问责实效 |
| (三)培育政府和行政化社区内的责任文化氛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访谈提纲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研究 ——以规制道德风险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框架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的前提问题:廓清规制道德风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第一节 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基本认识 |
| 一、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内涵 |
| 二、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表现 |
| 三、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危害性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形成的理论探析 |
| 一、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形成的信息经济学解释 |
| 二、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形成的法理解释:权利义务失衡 |
| 三、我国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发生机制的本土化问题 |
| 第三节 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道德风险规制的检视与反思 |
| 一、金融机构道德风险规制的基本原理:激励相容 |
| 二、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监管实践的困境与局限 |
| 三、金融机构特殊公司治理及其法律意义 |
| 四、我国金融机构道德风险规制的公司治理路径 |
| 第二章 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的理论演进与基本原则 |
| 第一节 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股东利益至上理论 |
| 一、股东利益至上的理性基础与理论范式 |
| 二、股东利益至上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实践 |
| 三、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视阈下股东利益至上的价值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一、利益相关者利益保护的基本原理 |
| 二、利益相关者利益保护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实践 |
| 三、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视阈下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适用迷局 |
| 第三节 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基本原则 |
| 一、原则一: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应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 |
| 二、原则二:以金融可持续发展为公司治理目标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
| 三、原则三:金融可持续发展下改革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 |
| 第三章 直接规制股东道德风险:金融机构股东责任制度重构 |
| 第一节 金融机构股东道德风险的形成:有限责任 |
| 一、股东道德风险的形成机理 |
| 二、股东道德风险的公司法规制:公司人格否认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的检视与改革 |
| 一、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的制度沿革 |
| 二、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的制度异化与规制虚空 |
| 三、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限度突破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我国金融机构股东责任的反思与重构 |
| 一、金融机构股东责任的路径选择与立法模式 |
| 二、金融机构股东责任规则的建构思路 |
| 三、金融机构股东责任的规则设计 |
| 第四章 直接规制道德风险: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重塑 |
| 第一节 传统公司治理中董事激励与约束机制诱发金融机构道德风险 |
| 一、全球金融危机与我国金融实践视阈下董事激励与约束的法律考察 |
| 二、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董事激励与约束机制改革之检视 |
| 三、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董事激励与约束机制改革之反思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重塑 |
| 一、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重塑必要性 |
| 二、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重塑路径 |
| 三、我国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重塑方案 |
| 第三节 金融机构董事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强化 |
| 一、我国金融领域监管与司法的权力配置格局重置 |
| 二、我国金融机构董事责任强化的立法路径 |
| 三、我国金融机构董事责任强化的司法路径 |
| 第五章 间接规制道德风险:金融机构监事职能完善 |
| 第一节 金融机构监事规制道德风险的原理与现实困境 |
| 一、金融机构监事规制道德风险的基本原理 |
| 二、金融机构监事规制道德风险的现实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监事会监督职能之完善 |
| 一、金融机构监事会信息权制度 |
| 二、金融机构监事会同意保留权与风险管理职责 |
| 三、金融机构监事会激励与约束机制 |
| 第三节 我国金融机构监事会本土化问题与制度改革 |
| 一、金融机构内部监督机制的法律供给现状 |
| 二、金融机构监事会法律制度评估 |
| 三、金融机构监事会制度改革建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重庆市中职学校学生诚信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的可行性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五)文献综述 |
| (六)研究思路、方法、重难点与拟创新点 |
| 一、中职学生诚信教育概述 |
| (一)中职学生诚信教育的重要意义 |
| 1.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
| 2.培养新时代合格技能型人才 |
| 3.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
| (二)中职学生诚信教育的主要内容 |
| 1.传统文化诚信教育 |
| 2.人际关系诚信教育 |
| 3.学习生活诚信教育 |
| 4.经济领域诚信教育 |
| 5.法律法规诚信教育 |
| (三)中职学生诚信教育的基本特点 |
| 1.教育对象的特殊性 |
| 2.教育内容的广泛性 |
| 3.教育方向的职业性 |
| 4.教育方式的多样性 |
| 5.教育过程的系统性 |
| 二、重庆市中职学生诚信教育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重庆市中职学校学生诚信教育现状 |
| 1.调查目的 |
| 2.调查对象 |
| 3.调查方法与内容 |
| 4.基于学生调查结果分析 |
| 5.基于教师访谈结果分析 |
| (二)中职学生诚信缺失影响因素分析 |
| 1.学校教育薄弱制约着诚信教育的质量 |
| 2.家庭教育缺失抑制着诚信家风的形成 |
| 3.社会机制滞后影响着诚信氛围的营造 |
| 4.自身素质缺陷阻碍着诚信修养的提升 |
| 三、加强重庆市中职学生诚信教育的对策及措施 |
| (一)学校层面:拓展学校诚信教育形式 |
| 1.环境熏陶——感受诚信 |
| 2.文化浸润——领悟诚信 |
| 3.教师范行——感染诚信 |
| 4.课程育信——培养诚信 |
| 5.活动扬长——践行诚信 |
| (二)家庭层面:提高家庭诚信教育参与度 |
| 1.树立正确观念,营造优良家风 |
| 2.改善家教方式,引导家长垂范 |
| 3.配合学校教育,加强家校联动 |
| (三)社会层面:构建社会弘扬诚信价值的观念 |
| 1.加快诚信法规建设,健全诚信评价体系 |
| 2.加强诚信监督力度,完善诚信奖惩机制 |
| 3.重视诚信舆论引导,培养“诚信至上”意识 |
| (四)学生层面:自觉加强自我诚信教育 |
| 1.引导诚信行为自省,培养自我诚信意识 |
| 2.加强诚信知识学习,提升道德精神修养 |
| 3.增强诚信道德体验,塑造健全诚信人格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会计师事务所整体质量控制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XY会计师事务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审计质量的研究 |
| 1.2.2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整体质量控制的研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 |
| 2.1 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相关概念 |
| 2.1.1 审计质量的概念 |
| 2.1.2 质量控制的概念 |
| 2.1.3 注册会计师审计业务质量控制的概念 |
| 2.1.4 会计师事务所整体质量控制的概念 |
| 2.2 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相关理论 |
| 2.2.1 内部控制理论 |
| 2.2.2 政策执行偏差理论 |
| 2.2.3 委托代理理论 |
| 2.2.4 审计声誉理论 |
| 第3章 会计师事务所整体质量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3.1 会计师事务所整体质量控制现状 |
| 3.2 会计师事务所整体质量控制存在的问题 |
| 3.2.1 对业务质量承担领导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 |
| 3.2.2 相关职业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 |
| 3.2.3 客户关系和具体业务的接受与保持方面存在的问题 |
| 3.2.4 人力资源方面存在的问题 |
| 3.2.5 业务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 |
| 3.2.6 监控方面存在的问题 |
| 3.3 会计师事务所整体质量控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3.1 会计师事务所生存发展压力大 |
| 3.3.2 领导层对建立完善的质量控制制度重视不够 |
| 3.3.3 现有审计委托模式存在缺陷 |
| 3.3.4 人员整体素质不高 |
| 第4章 完善会计师事务所整体质量控制的对策 |
| 4.1 明确对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的领导责任 |
| 4.1.1 建立风险导向的质量控制管理制度 |
| 4.1.2 领导层树立质量至上意识 |
| 4.1.3 明确合伙人机制 |
| 4.1.4 对委托业务进行分类 |
| 4.1.5 质量控制制度责任主体 |
| 4.2 建立违反职业道德的处分制度 |
| 4.3 完善业务承接与保持过程记录 |
| 4.4 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
| 4.4.1 制定员工考核制度 |
| 4.4.2 制定员工晋升制度 |
| 4.4.3 制定员工薪酬制度 |
| 4.4.4 制定员工考评、培训记录的制度 |
| 4.5 完善业务执行方面相关措施 |
| 4.5.1 完善业务执行过程信息沟通机制 |
| 4.5.2 完善对质量控制复核的记录 |
| 4.5.3 完善对业务档案归档的记录 |
| 4.6 落实会计师事务所监控政策及程序 |
| 4.6.1 落实监控过程 |
| 4.6.2 制定处理投诉或指控的政策和程序 |
| 4.7 改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环境 |
| 4.7.1 加强监管力度 |
| 4.7.2 扩大注册会计师的业务范围和市场需求 |
| 第5章 XY会计师事务所整体质量控制案例分析 |
| 5.1 XY会计师事务所概况 |
| 5.1.1 XY会计师事务所简介 |
| 5.1.2 XY会计师事务所整体质量控制现状 |
| 5.2 XY会计师事务所整体质量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5.2.1 XY会计师事务所整体质量控制存在的问题 |
| 5.2.2 XY会计师事务所整体质量控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5.3 完善XY会计师事务所整体质量控制的对策 |
| 5.3.1 谨慎接受委托 |
| 5.3.2 加强项目质量复核工作 |
| 5.3.3 加强对实习生的筛选与培训 |
| 5.3.4 优化员工薪酬结构 |
| 5.3.5 加强监控的建设和执行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会计工作 诚信至上（论文参考文献）
- [1]“义利并重”：中国古典企业的共同体式身股激励——基于晋商乔家字号的案例研究[J]. 胡国栋,王天娇. 管理世界, 2022
- [2]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基于舞弊风险因子的财务舞弊案例研究 ——以獐子岛为例[D]. 羊婕.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4]关于会计专业精神的思考——从《会计口述历史》得到的启发[J]. 唐耀祥. 交通财会, 2021(04)
- [5]电子商务会计诚信缺失问题研究[J]. 王雨. 商场现代化, 2020(24)
- [6]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研究[D]. 张建东. 吉林大学, 2020(03)
- [7]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D]. 潘博. 吉林大学, 2020(03)
- [8]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研究 ——以规制道德风险为核心[D]. 祝雅柠. 吉林大学, 2020(08)
- [9]重庆市中职学校学生诚信教育研究[D]. 张茜. 西南大学, 2020(01)
- [10]会计师事务所整体质量控制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XY会计师事务所为例[D]. 崔凌玉.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