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资本与中国企业的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黄嫚丽[1]（2022）在《制度资本对竞争优势的影响：来自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周期上升期的证据》文中研究指明Oliver（1997）提出了"制度资本"的概念并建立了制度资本与资源资本并存的竞争优势来源理论框架,然而却鲜有验证两者关系的经验证据。本文从跨国并购中主并企业视角出发,考察主并企业在本国所拥有的制度资本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同时将资源资本具象化为企业特定优势（FSA）,探索企业特定优势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制度资本与跨国并购绩效正相关,然而资源资本越强的企业,其制度资本对并购绩效的正效应在减弱;制度资本与资源资本并未呈现出相互强化的正向效应,反而是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本文是对当前"how institutions matter"理论之问的一种深入和创新,深化了关于制度资本与资源资本在竞争优势作用上存在差异的认识。同时本文研究结论为中国企业理解基于国家或政府力量的制度资本在跨国并购中的效应提供有价值的实践启示,即制度资本对跨国并购绩效是有利的,但却是有条件的,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战略行动中,需善用制度资本,通过与资源资本的结合发挥制度资本的正向效应。
刘紫薇[2]（2021）在《要素国际流动对中国跨国并购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移民网络和全球金融网络的视角》文中认为
卢侃[3]（2021）在《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有关中国企业“走出去”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然而母国层面的动因较少受到关注,目前文献提到的主要有四种:“规模经济”说、产业集聚、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关于这四种动因的研究至少存在两个偏向:其一是彼此分离,每种动因自成体系,鲜有置于同个框架下的综合研究;其二是以实证研究为主,理论脉络模糊,尤其是缺乏作用机制分析。本文主旨就在于将这四种动因置于同一个框架下,先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而后基于最新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模型方面,民营企业ODI根本上是出于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考量,故而对上述动因的研究可在这个框架下展开,即探究四种动因的外生变化如何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逻辑相结合而导向ODI。本文拓展了Melitz and Ottaviano（2008）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并考虑本国企业ODI有市场寻求和技术寻求两种类型,前者指支付固定成本来节省出口的冰山成本;后者指在进入海外市场的同时,还会提升企业在本国的生产率。在均衡状态下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求得四种动因对本国企业两类ODI平均倾向的影响、并解析作用机制。主要的推论是:1)国内市场规模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其机制为“企业规模扩张”效应和“竞争加剧”效应;2)多样性集聚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其机制为“协同分工”效应;3)商品市场分割对两类ODI均起阻碍作用,机制为“竞争阻碍”效应;4)信贷市场扭曲对本国民企两类ODI均起阻碍作用,机制为“竞争阻碍”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继而将上述推论概括为8个命题。实证研究方面,以2004～2013年（除2010年）中国规模以上民营制造业企业ODI数据为样本,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主要步骤是:首先基于企业的备案信息、以关键词识别法识别出企业投资目的并分类,随后以各东道国经济特征对分类后的结果进行回归检验,避免分类出现系统性偏误;其次用学界公认的指标测度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基准回归;再次用工具变量法和拟自然实验法作为因果识别的策略,以排除“内生性”问题,并通过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消除“稀有事件偏差”做稳健性检验;最后进行机制检验和拓展性检验。另外,本文也将四种动因置于同个回归方程中综合考量,以判断各个动因的解释力是否无可替代。主要结论是:1)国内市场规模和企业自身规模对我国民企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企业规模扩张”效应和“竞争加剧”效应成立;2)多样性的集聚类型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是通过“分工协作”效应,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3)商品市场分割对两类ODI均有阻碍作用,“竞争阻碍”效应成立;4)信贷市场扭曲对两类ODI均有阻碍作用,“竞争阻碍”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成立。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三:其一,研究框架上,将四种动因纳入到同一个逻辑框架中通盘考虑,填补了相关研究在理论脉络和作用机制上的空白,也增加了既有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具体包括对“规模经济”说、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之影响和作用机理的描述和刻画;将产业集聚之于融资约束、融资约束之于民企ODI两条线索对接;并且将我国民企ODI的类型差异考虑在内,使研究更能贴合我国现实情况。其二,理论建模型方面,以拓展的MO“异质性企业”模型为基本框架,打通四种动因与本国民企两种类型ODI决策的逻辑关联,一方面克服了HMY模型仅考虑市场寻求型ODI的缺陷,另一方面解决了SB模型由同质性企业假设导致的局限性。其三,实证研究方面,选用学界认可的指标作解释变量对理论部分的命题予以验证,并以合适的工具变量和准自然实验排除“内生性”问题,确保得到可靠的因果推论。研究的现实意义体现在其政策寓意上,本文发现规模经济和由产业集聚提供的分工协作关系对我国民企“走出去”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主要起阻碍作用,这与“制度逃离说”的预测相反,或可启示决策者: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打破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是支持民企“走出去”的长远之道。
闫盼盼[4]（2021）在《海归背景董事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影响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跨境并购不仅是我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获取战略性资源、加强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的必然选择。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走出去”、“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与推进,我国政府积极推动本土企业进行跨境并购,跨境并购交易的数量和金额持续增长。据Wind数据显示,我国企业跨境并购近十年的年度交易金额均在300亿美元以上,跨境并购活动保持活跃状态。然而,在如火如荼的跨境并购热情下,高溢价率和经营亏损引起了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因此,在利用跨境并购“走出去”的同时,如何提高跨境并购质量以实现“走得远、走得顺、立得住”,促进中国企业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成为跨境并购研究领域的实践焦点与理论热点。围绕着“如何提高跨境并购质量”这一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及企业层面三个角度进行解答。学者们更多关注宏观层面及微观层面的客观因素,虽然制度、政治关系、文化差异、地理距离、行业特征等因素会对企业跨境并购产生影响,但这些因素对企业来说都是“既定”的约束,企业更多地是被动接受,而微观层面因素的探讨则更有助于找出企业在面临相同并购环境时所呈现出差异化行为的症结所在。在微观企业层面,影响企业跨境并购的因素众多,但企业管理层方面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管理者在企业跨境并购前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跨境并购决策取决于企业管理层的治理行为。而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和企业权利结构的重要实体,是企业并购战略的决策和实施控制部门,其特征和行为与企业跨境并购息息相关,其能否有效发挥职能将对企业跨境并购产生直接影响。而董事的个人特质和能力决定了其能否高效率地履行职责。我国各级政府在加速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陆续出台并提供了一系列引智引才的优惠政策和便利条件,越来越多的具有海归背景的国际化人才进入董事会。海归背景人才的海外求学或工作经历往往使其拥有广泛的境外关系网络、合理的知识结构及丰富的跨国跨文化的管理技能等资源与能力优势,这些优势都已促使海归背景人才逐步成长为地区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主要力量。具体到微观层面,上述优势作为一项弥足珍贵的资源将会对企业的行为产生影响。现有研究已证实董事的海归背景能够促进董事会有效发挥职能,会对企业的绩效、创新、审计、战略等方面产生影响。而董事会作为企业跨境并购的决策和实施监督部门,海归背景董事的存在能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跨境并购,目前尚未有文献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海归背景董事这一视角对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跨境并购的问题进行探讨:在跨境并购交易的不同阶段,海归背景董事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跨境并购?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影响作用的强弱是否受制于具体的决策情境?尽管前期探讨海归背景董事与企业国际化决策关系的研究已经辨识了一系列情境因素（Laufs等,2016;李竞等,2017）,但这些多是以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公司为研究对象,目前从中国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治理实践出发,对何种情况下海归背景董事将对企业跨境并购产生较强、较弱乃至无影响进行的研究不足。此外,不同的海外经历及董事会职位赋予董事不同的“发声”能力和影响力,拥有直接经验和实质性话语权才有能力和动力做出更有利于公司发展的决策。那么,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的影响是否因其海外经历的类型及职位的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呢?本文以2009-2017年发生并购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考察了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并购交易前的跨境并购发起、并购交易中的跨境并购溢价及跨境并购交易后取得的并购绩效的影响,明确了海归背景董事影响企业跨境并购的作用机理。本文研究发现:（1）海归背景董事的存在促使企业更倾向于发起跨境并购。海归背景董事可以凭借其自身积累的独特资源与能力优势,提升企业进行跨境并购的能力,降低企业与跨境并购相关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帮助企业以较小的成本识别出不同国家或地区中所存在的并购机会,增强企业发起跨境并购获取潜在收益的动机。而且,海归背景董事还能够有效监督管理层,实质性地减少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对企业跨境并购发起的不利影响。从而当企业意图并购时,海归背景董事促使企业更倾向于发起跨境并购。（2）海归背景董事有助于降低企业跨境并购溢价。在企业跨境并购定价过程中,海归背景董事可以帮助主并企业更好地开展尽职调查,提高对目标企业价值评估的准确性,降低跨境并购定价过程中的风险,优化跨境并购定价谈判策略,从而提高企业跨境并购定价效率,降低跨境并购溢价的支付。（3）海归背景董事可以促进企业跨境并购绩效的提升。海归背景董事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企业跨境并购整合提供额外信息渠道和解决问题新视角的同时,还能够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的监督,实质性地减少管理层在跨境并购整合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低效率行为,以此促进企业跨境并购完成后的整合,最终带来跨境并购绩效的提升。路径分析结果表明,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绩效的提升效应存在部分的整合能力路径。（4）主并企业所处地域差异、市场竞争程度以及股权性质可以调节海归背景董事与企业跨境并购（跨境并购的发起、跨境并购溢价及跨境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不同决策情境的检验发现,沿海地区企业、面临激烈竞争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发起的促进作用更显着;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溢价的抑制效应在沿海地区企业、面临更大的国内市场竞争的企业及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绩效提升的增量贡献在沿海地区企业、面临更大的国内市场竞争的企业及国有企业中更大。（5）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跨境并购发起、跨境并购溢价及跨境并购绩效）的影响因其海外经历类型及职位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海归背景董事的分类检验发现,相较于海外学习经历,海归背景董事的海外工作经历对企业跨境并购的影响更显着;相较于普通职位的海归背景董事,关键职位的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发起和跨境并购绩效的边际效用更大;相较于具有海归背景的执行董事,具有海归背景的非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溢价的抑制效应更显着。综上分析,基于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议为:首先,从宏观政策制定者角度,政策制定者应重视海归人才的社会资本积累;加强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体系的优化与实施;完善外派留学人员的现行培养体系建设;加强我国不同区域的制度建设;完善有关董事会的制度。其次,从企业角度,企业不仅应引入海归背景董事,加强对董事会的建设,健全现行董事会治理机制;还要加强风险评估和防范,进一步优化跨境并购。最后,针对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其在考虑投资对象时可以将主并企业董事会中是否存在海归背景董事作为考量标准之一,以便做出更为合理的投资决策。
王淑娟[5]（2021）在《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及其缓解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不同于一般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投资由于周期长、不确定性高、风险大等原因使得企业往往会遭受严重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是导致企业研发投资水平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金融体系作为企业研发投资的重要外部融资来源能够有效地缓解融资约束,尤其是新兴的数字金融更是为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开辟了一种新的融资渠道。然而,现实情况是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外部融资占比却逐年下降,内部融资占比逐年上升。那么,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究竟面临何种程度的融资约束呢?随着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对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起到了什么作用?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服务的有益补充,能否有效地缓解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呢?基于此,本文在梳理已有研发投资和融资约束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中国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及其缓解的理论研究框架。从融资约束后果出发重新界定了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内涵,用企业实际研发投资支出与最优研发投资支出的偏离程度表示,偏离程度越大代表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就越高。接着,从资金供给侧与需求侧双重视角探讨了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形成机理。基于金融功能理论,从“信息管理”、“融资来源”和“融资成本”三种路径阐释传统融资渠道和数字金融对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机制,并描述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及其面临的融资的现实状况。接着,基于研发投资融资约束内涵及其形成机理,利用2008-2018年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定量测度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及其动态变化趋势。在融资约束程度度量的基础上,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欧拉方程实证检验传统融资渠道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和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实证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和作用路径。此外,本文还通过理论和实证考察了企业异质性下的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以及不同融资渠道对其缓解效果的差异性表现。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企业研发投资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程度且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而一般固定资产投资融资约束程度较低且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中国企业研发投资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融资约束,反映了企业实际的研发投资水平远低于最优投资水平,说明中国研发投资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传统融资渠道对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主要通过企业内部融资、股权融资和商业信用得以实现,且内部融资对缓解融资约束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股权融资和商业信用,而债务融资不利于缓解研发投资融资约束。表明中国企业主要依靠内部融资渠道来缓解研发投资融资约束,而外部融资渠道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从中介效应的传导机制看,债务融资不利于通过“信息管理”和“融资成本”两种作用机制来缓解中国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相反股权融资发挥了积极的缓解作用,且主要是通过“融资成本”这一机制来实现的;（3）数字金融显着降低了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程度,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起到了积极的缓解作用,从中介效应机制看,数字金融通过“融资成本”和“信息管理”两条路径来缓解融资约束,但是“融资来源”中介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虽然提升了企业融资来源,但因债务融资会提高融资约束程度,导致数字金融通过扩展融资来源缓解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作用被抵消。同时,从企业异质性看,不同融资渠道对不同类型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存在显着差异。本文的创新点为:（1）首次将研发投资资金需求这一视角加入,从资金的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共同探讨中国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形成机理,并就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与一般固定资产投资融资约束进行了区分;（2）定量测度了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及其动态变化趋势。对比分析企业一般固定资产投资融资约束和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大小,从而更深入和清晰地认识中国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问题;（3）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和中介机制,探讨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体系的补充和优化作用,更全面地了解不同融资渠道对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为优化企业研发投资融资安排提供决策参考。
邵东[6]（2021）在《CEO背景特征，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全球经济下行趋势明显,经济“逆全球化”现象日益加剧,国际政治局势剧烈动荡,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面对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形势,我国全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突出科技创新在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格局中的重大推动作用。创新是当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是“十四五”时期直至更长时期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与关键。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于全面推进创新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为此,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单元,但我国企业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面临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和发达国家高端压制的双向挤压。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实现技术突破和技术独立,我国企业需要将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要义,提高创新效率和效益,实现企业层面的高质量发展,为社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面推进打下坚实基础。创新是一项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投资收益期较长的企业战略层面的选择,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作为企业战略决策制定与实施的最高管理者,其背景特征塑造了个人的思维模式和决策偏好,进而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和实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的创新意愿和能力。因此,本研究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和中国企业创新的特质,随着国家鼓励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从事商业活动,随着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日益提升并占据社会生活的主流,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聘用外籍高管人员,选取现有研究较少涉及、且对企业创新管理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意义的CEO学术、名人和外籍三种背景特征（简称学术CEO、名人CEO、外籍CEO）,用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作为创新在企业中的具体体现,逐步递进分析并对比这三种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关系中的边界作用、CEO三种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能够为CEO影响企业战略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为企业选聘有益于促进企业创新战略的高管团队成员提供借鉴意义。本文按以下结构展开具体研究:第一章,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概括了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构建了论文的具体结构。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本章对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概念进行明确地界定,确定了具体的研究范围,梳理并总结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和现有文献,为实证研究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并对现有研究进行系统地分析和评述,发现当前研究中的不足,引出本文的切入点。对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企业绩效进行理论分析,深入探讨了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活动和企业绩效水平的作用方式和内在机理,将CEO背景特征与企业战略、企业行为和结果有机结合,为下文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第三章,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本章实证检验了CEO学术背景特征、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并对比学术、名人、外籍三种背景特征对创新投入与产出的作用强度,从CEO工作经历、社会地位和国籍文化三个层面考察了企业创新的前置影响因素,为不同视角的高管特征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第四章,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分析。本章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视角出发,引入CEO个人权力,CEO管理激励和企业股权结构三个维度,采用CEO两职合一、CEO兼任股东企业职务;CEO薪酬激励、CEO股权激励;企业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六个分组或调解变量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结构要素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第五章,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分析。本章从创新效益的角度出发,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作为中介变量,构建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分析模型,实证检验并对比了CEO三种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展望。本章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和深入分析,探讨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内在机理,阐述了本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指明了本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并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做出展望。本研究利用中国沪深两市2009年至2017年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手工搜集整理上市企业CEO背景特征的一手数据,与企业二手数据和信息相结合,共得到16,584个“企业-年”样本。在此基础上,建立26个研究假设和70个回归模型,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和Tobit回归分析方法,得出以下结论:（1）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促进作用的是CEO学术、名人和外籍背景特征,CEO名人背景特征越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越大,同时,CEO名人背景特征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最强,学术背景特征次之,外籍背景特征最弱。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的是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外籍背景特征对创新产出的作用强于学术背景特征,而CEO名人背景特征对创新产出没有显着作用,表明CEO通过增加研发支出以维持名人地位的动机和行为造成了企业创新效率的降低。（2）CEO两职合一抑制了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促进作用,提升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CEO在股东企业兼职抑制了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促进作用,提升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上述结果表明CEO个人权力的增大抵消了学术CEO和外籍CEO的创新意愿,使其在面临创新风险时更加谨慎和保守,只有名人CEO会随着个人权力的增大而提高企业创新投入。（3）CEO薪酬激励增强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也增强了CEO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但薪酬激励在CEO学术背景特征促进创新投入和产出的过程中没有发挥调节作用;CEO股权激励抑制了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仅加强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对CEO背景特征与创新产出的关系没有发挥调节效应,表明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4）股权集中度在总体上抑制了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对CEO学术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投入、对CEO外籍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没有发挥调节作用,表明控股大股东的存在使企业更加关注当前的盈利水平,影响了企业创新的发展;国有控股的所有权性质提高了CEO学术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促进作用,却降低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表明学术CEO能够充分利用国有企业丰富的创新资源,而名人CEO因国企领导者的官员属性和特殊社会地位减轻了其为了保持名人地位而采取积极行动的动机。（5）企业创新投入在CEO三种背景特征促进企业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企业创新产出在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促进企业绩效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在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促进企业绩效过程中没有发挥中介作用。上述结果表明创新投入和产出能够在部分领导环境中提高企业的绩效水平,CEO能够通过加强创新提升企业经济效益,也再一次证实了名人CEO促进企业创新的目的在于保持其名人地位,而非切实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了企业创新资源的效率。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关于CEO背景特征的研究中,很少有文献涉及CEO学术、名人和外籍背景特征以及这三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的影响,也鲜有文献对比不同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的强弱关系,对此展开实证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代表性,更能够发现三种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和企业战略产生的独特作用。因此,本文从CEO工作经历、社会地位、国籍文化三个维度引入学术、名人和外籍背景特征构建了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和绩效的作用模型,这在当前学术、名人和外籍CEO日益增加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具有充分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能够在理论上揭示三种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实际作用和强弱关系,拓展CEO特征与企业战略领域的相关研究,在实践中为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和绩效水平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第二、本研究拓展了高阶梯队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三种理论与创新管理和战略管理有机结合,丰富了高阶梯队理论的研究对象,延伸了社会认同理论在企业战略中的研究内容,为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问题提出了可供借鉴的解决方案。第三,在现有测量体系的基础上,改良了CEO名人背景特征的测量方式,通过大量的手工搜集整理工作,获得了近十年来中国上市企业CEO社会背景的一手资料,建立起独有的名人CEO数据库,测量指标从顶级媒体所授予的奖项扩展为各个级别政府和媒体所设置的各类社会奖项和荣誉称号,并将名人效应的强弱加入到实证模型当中,打破了现有测量方式的局限性,使研究结果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和说服力。第四,本文对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所发挥的边界作用和权变效应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得出了与现有文献和公司治理常识有所不同的结论,揭示了不同公司治理结构下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的差异。本文从CEO个人权力、CEO管理激励和企业股权结构三个维度出发,引入CEO两职合一、CEO在股东企业兼任、CEO薪酬和股权激励、企业股权集中度和所有权性质六个公司治理结构要素,实证检验了治理要素在CEO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实际作用,对企业构建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五,本文深入分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意义的CEO背景特征通过企业创新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和内在机理,将创新投入和产出置于CEO特征情景下,揭示了不同CEO领导下创新投入和产出的经济效益转化能力,探讨了企业创新对绩效水平的实际作用,深入挖掘了创新在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和价值,提出了高管通过增强企业创新水平和能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可行办法。
李翠妮[7]（2021）在《人口结构转变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凭借低要素成本优势推动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然而“老是在产业链条的低端打拼,老是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摸爬,总是停留在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而占领不了附加值高的研发和销售这两端,不会有根本出路”。并且,伴随着近年来中国“人口红利”触底、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制造”所依靠的传统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尽快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成为了摆在中国高质量发展面前的一道难题。劳动力作为企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其结构的变化对于企业生产决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正处于人口结构转变的关键时期,随着人口政策、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中国人口结构表现出“老龄化、技能化、高学历化”特征。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加剧,导致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丧失,使我国“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我国近年来相继启动了一系列教育发展与人才战略,促使人口质量结构的劳动力技能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得到了快速提升。这两方面事实构成了未来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机遇与挑战,而若要更好的把握机遇和应对挑战,首先需要充分厘清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作用和内在机制。鉴于此,本文从要素数量、要素质量及其结构性出发系统研究人口结构转变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首先,厘清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界定人口结构转变和出口质量升级的内涵,构建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并利用数学模型予以证明。其次,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与人口结构转变的特征性事实进行统计分析,并基于宏观地区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利用静态和动态实证检验、门限面板模型检验、倍差法检验等多种计量方法,分别从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技能结构、人力资本结构三个方面系统地考察了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的“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资本-技能互补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将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影响研究视野进一步延伸与拓宽。最后,试图为中国未来协调人口结构和生产结构转变,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提供政策启示。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包括:第一,人口老龄化对出口质量升级的“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具体结论为:基于门限面板模型实证检验发现,当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较低时,即低于门限值时,老龄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微弱的负向作用但并不显着;而当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超过门限值时,老龄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由负转正,实现了“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促进了出口质量升级。老龄化和人工智能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分别存在门限效应,老龄化初期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老龄化不断加深,老龄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负向作用不断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前期,由于资产投资回报较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一定的拖累,当跨过门限值后就会对出口质量升级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对影响机制检验后发现人工智能与老龄化的“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主要是通过优化劳动力结构、提升技术创新效率、提高资本形成率三个渠道来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第二,劳动力技能结构对出口质量升级的“资本-技能互补效应”。具体来讲: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能显着促进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主要表现为增加企业对技能劳动力的雇佣需求,减少了对非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使企业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雇佣比提升,实现雇佣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进一步验证了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通过实现“资本-技能互补效应”,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且“资本-技能互补效应”仅对技能劳动力显着,而非技能劳动力则不显着。第三,人力资本对出口质量升级的“技术创新效应”。具体来讲: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发现,高校扩招带来的人力资本扩张能显着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加入所有制性质分组变量后发现,仅在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中,人力资本扩张带来的企业出口质量效应显着为正,而在集体企业和个人企业中显着为负,法人企业和港澳台企业中并不显着。通过引入“是否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分组变量分析后发现,相对于未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人力资本扩张对实施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强,体制改革的政策红利会更大。进一步地,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人力资本扩张—技术创新—出口质量升级”这条传导机制对人力资本扩张的出口质量升级效应进行检验,结果验证了技术创新在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中发挥着显着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主要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三点:（1）将包含人口老龄化、技能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同时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基于数理模型、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较为系统地探究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2）现有研究仍然缺乏关于老龄化、人工智能和出口质量升级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更鲜有文献对其中的内在机制进行探索。鉴于此,本文基于“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效应,从劳动力结构、技术创新效率和资本形成三个作用机制出发,理论上拓展了老龄化、人工智能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的研究边际;经验上利用中国数据填补了老龄化、人工智能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的实证空缺。（3）基于“资本-技能互补性”假说,探索在资本优惠政策的冲击下劳动力技能结构与出口质量升级的关系,为探寻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是对“资本-技能互补”假说加以验证,又能进一步拓展出口贸易的理论边界。本研究有助于拓展学术界对人口结构转变与出口质量升级的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并为我国制定有关完善贸易政策、人口政策、教育政策、产业政策以及优化劳动力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郭天娇[8]（2021）在《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在知识经济与信息化浪潮下,产品生命周期大幅缩短,技术革新进程逐步加快,知识与信息对于企业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中国转型经济体制下,企业如何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进行战略选择,同时更好地整合知识、信息技术资源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实现创新以保持持续竞争优势是战略管理领域的关注焦点。战略管理领域的学者们逐渐认识到高管团队作为企业知识、技能、信息决策的核心单元对于企业创新的重要意义,进而探索了高管团队运作过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已有研究引入了高管团队行为整合这一概念,从而探究了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对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和企业创新绩效二者间关系展开了实证研究,其中,对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学者们通常从合作行为、信息交换与联合决策三个维度展开探讨。现有实证研究表明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重要影响,但关于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目前尚未展开。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如何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制如何?作用机制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对中国情境下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探讨,深入探索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机理与调节机制。本文以高阶梯队理论为基础,从动态能力的视角切入,将组织学习作为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环境动态性、高管主动性人格作为调节变量整合到理论模型之中,分析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具体地,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及其各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否成立;其次,组织学习在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及其各维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是否成立,即高管团队行为整合是否会通过组织学习过程来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再者,环境动态性是否对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及其各维度与组织学习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方向如何;高管主动性人格是否对组织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方向如何;最后,环境动态性、高管主动性人格是否会作用于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即是否会影响高管团队行为整合通过组织学习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路径。本文依据现有研究以及理论推演提出了研究假设,以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吉林省六个省域的创新型企业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研究。通过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调研,本研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信度与效度以及共同方法偏差等达到了基本要求,并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1）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合作行为、信息交换、联合决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2）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组织学习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合作行为、信息交换、联合决策对于组织学习具有显着正向作用;（3）组织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着正向作用;（4）组织学习在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及其各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5）环境动态性对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及其各维度与组织学习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环境动态性越高,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组织学习的正向作用越强,反之则越弱;（6）高管主动性人格对组织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高管主动性人格越高,组织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越强,反之则越弱;（7）环境动态性对组织学习在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着;（8）高管主动性人格对组织学习在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为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首先,本文为打开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制的黑箱做了有益尝试,现有研究中关于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二者间中介机理的实证研究尚缺乏,本文将组织学习作为中介变量来解释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路径;其次,本文从环境动态性以及高管主动性人格内外两因素出发,分析外部环境因素、内部特质因素对于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作用机制的调节作用,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影响这一作用机制的边界条件进行分析。最后,本文基于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的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推动了高阶梯队理论情境化研究,丰富了企业高管团队的研究视角,推进了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相关研究的发展。尽管如此,由于研究样本、数据测量方式与方法的限制导致本研究存在诸多不足,这是在未来要注意并修正的,本文结尾给出了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
嵇正龙[9]（2021）在《中国制造业企业动态的增长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再工业化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与趋势,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愈发受到重视。而国家间的制造业竞争,终究是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制造业企业的市场进入、成长与退出的动态调整直接影响企业绩效和竞争力,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熊彼特经济增长理论借助企业动态将创造性破坏思想模型化,以研究创新驱动增长。这也使得企业动态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议题。但由于对企业动态的描述较为抽象,缺乏具体性和直观性,限制了其对于许多具体问题的解释力。而且,目前学者对于企业动态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阐释尚不充分。由此,本文试图通过企业活动场景扩展企业动态内涵,并遵循微观到宏观的逻辑层次,较为系统的探讨企业动态的经济增长效应,以期从理论上阐释其从微观到宏观的传导机制,并从经验上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检验相关假说,在为中国经济增长从微观企业层面寻找对策的同时,推进熊彼特经济增长理论的企业动态机制研究。本文前两章主要阐释研究背景和综述企业动态及其相关的经济增长理论,进而构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首先,在制造业国际竞争和智能制造的现实背景下,陈述企业作为宏观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然后,从企业动态涵义切入,回顾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企业动态,并在熊彼特经济增长数理模型中推演企业动态机制,以奠定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最后,融合企业动态的内涵扩展逻辑线索和微观到宏观的递进逻辑线索,搭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的第三章至第七章,从场景化的企业动态出发,沿着微观到宏观的经济增长传导机制过程,探讨具体的企业动态对企业市场存活、企业生产率、区域生产率、区域创新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机理,并为理论假说提供经验证据。第三章是全文的微观分析起点,通过理论分析和设定Cox PH模型实证分析,发现企业异质性规模动态对企业市场存活的影响呈现递增特征,但是增加的速度是递减的。第四章通过构建企业间社会网络,考察企业网络位置动态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企业可以通过调整网络位置以增加获取信息技术的便利程度,或者增强控制社会关系的优势,进而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第五章基于企业层面微观数据,设计了产业空间集聚引力指数和企业更替率的新算法,验证了企业空间集聚动态,能够通过企业更替机制,促进区域生产率持续改善。第六章通过构建企业异地进入的创新收敛数理模型做理论分析,并设置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做实证检验,发现企业异地进入显着促进创新的空间收敛,同时存在绝对收敛和相对收敛,且创新要素中研发人员的区际流动具有显着的中介效应。第七章是基于前几章的分析,以长三角区域为研究对象,提出新的空间法以测度市场分割指数,采用工具变量法检验企业异地进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发现企业异地进入能够显着的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中心城市群和外围城市群表现出显着的差异。最后,针对上述理论分析结论及其实证检验结果,本文阐述了相应的政策启示,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和领域,进行展望分析。
朱简妮[10]（2021）在《中国电子品类品牌出海的国际传播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大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国际形势推动中国提升国际竞争力,跨境电商崛起以及在企业自身寻求进步的驱动之下,对于品牌出海的提出与探究成为了产业发展的必然。本文在中国品牌出海现状的研究中,发现中国品牌实力与企业实力不匹配这一核心问题,并以此问题为原点,探究品牌出海的国际传播方式。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锁定在2020年《Brand Z?中国全球化品牌50强》榜单中的15个电子品类品牌上。通过文献研究发现目前学界对“出海”的研究集中在“企业”而非“品牌”上;结合案例研究,归纳总结品牌为什么出海、出海现状与困境、如何解决以及带来的启示。从电子品类品牌出发,深入探究品牌的出海问题是本文的创新点,能够在学术研究方面进行一定的整理、深化以及补充。但也由于本文难以穷尽研究文本和对象以及研读的欠缺带来了研究视野和对象分析的局限,无法更全面地反映所有出海品类品牌的现状、问题和品牌建设的历时性策略。通过研究发现,品牌出海相比企业出海有更高的要求,是企业在出海过程中寻求进一步自我提升的途径,同样也是顺应目前宏观国际环境以及国家政策的必由之路。在经过了产品出海阶段、品牌觉醒阶段以及互联网带来的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出海品牌呈现出整体稳定增长,品类发展动荡,欧洲市场发展稳定,重点满足消费者情感需求的特点。中国的品牌出海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企业国际化程度低,中国制造刻板印象以及品牌自身文化不自信的问题。通过对电子品类品牌的国际传播策略研究发现,这些品牌必须强化品牌基础,抵抗出海风险;培养国际基础,布局海外市场,管理品牌形象,提升品牌实力;加强品牌底蕴,促进文化认同。品牌出海应是以品质为船,以沟通为帆,向世界讲好中国品牌的故事;以多元文化共同繁荣为核心,坚守中国的底线,促进海外国家对中国文化与品牌文化的认同,促进品牌忠诚;用全球视野进行本土化执行,让更多的中国品牌出海,让更多的出海品牌成功上岸;通过在全球市场展现出属于中国品牌的声名,让中国品牌成为中国的最佳名片,助力中国国家形象建设;而中国国家形象同样也会反哺中国品牌形象,促成中国品牌出海。
二、社会资本与中国企业的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社会资本与中国企业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制度资本对竞争优势的影响：来自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周期上升期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制度资本的概念 |
| （二）制度资本与竞争优势的关系 |
| 三、研究假设 |
| （一）制度资本与跨国并购绩效的关系 |
| （二）企业特定优势对制度资本与跨国并购绩效的调节作用 |
| 四、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测量与统计方法 |
| 1. 因变量 |
| 2. 自变量 |
| 3. 调节变量 |
| 4. 控制变量 |
|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 |
| （一）样本特征 |
| （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
| （三）回归结果与分析 |
| 1. 制度资本与跨国并购绩效的关系 |
| 2. 企业特定优势的调节作用 |
| （四）稳健性检验 |
| 1. 更换跨国并购绩效测量方式 |
| 2. 反向因果检验 |
| 六、结论 |
（3）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问题及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 |
| 1.2.2 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 |
| 1.2.3 多种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企业ODI动因的研究 |
| 2.1.1 跨国公司理论 |
| 2.1.2 国际贸易理论 |
| 2.1.3 其他理论 |
| 2.2 中国民营企业ODI动因的研究 |
| 2.2.1 宏观环境的动因 |
| 2.2.2 制度层面的动因 |
| 2.2.3 企业自身的动因 |
| 2.3 规模经济、产业集聚与企业ODI动因 |
| 2.3.1 规模经济 |
| 2.3.2 产业集聚 |
| 2.4 商品市场分割、信贷市场扭曲与企业ODI动因 |
| 2.4.1 商品市场分割 |
| 2.4.2 信贷市场扭曲 |
| 2.5 现有研究的缺失 |
| 3 中国民营企业ODI及动因:现状描述 |
| 3.1 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 |
| 3.1.1 总量和发展趋势 |
| 3.1.2 空间和行业分布 |
| 3.1.3 投资类型之构成 |
| 3.2 规模经济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2.1 国内市场规模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2.2 企业规模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3 产业集聚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3.1 我国各制造业行业空间集聚的现状和趋势 |
| 3.3.2 我国各省份的产业集聚类型现状与趋势 |
| 3.3.3 集聚类型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4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和现实关联 |
| 3.4.1 商品市场分割现状与变动趋势 |
| 3.4.2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5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5.1 信贷市场扭曲现状和变动趋势 |
| 3.5.2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6 本章小结 |
| 4 理论模型 |
| 4.1 模型的基本框架 |
| 4.2 企业ODI动因之“规模经济”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市场寻求型ODI |
| 4.2.3 技术寻求型ODI |
| 4.3 企业ODI动因之产业集聚类型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市场寻求型ODI |
| 4.3.3 技术寻求型ODI |
| 4.4 企业ODI动因之商品市场分割 |
| 4.4.1 模型设定 |
| 4.4.2 市场寻求型ODI |
| 4.4.3 技术寻求型ODI |
| 4.5 企业ODI动因之信贷市场扭曲 |
| 4.5.1 模型设定 |
| 4.5.2 市场寻求型ODI |
| 4.5.3 技术寻求型ODI |
| 4.6 本章小结 |
| 5 实证研究(上):规模经济与产业集聚 |
| 5.1 样本信息 |
| 5.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5.2.1 被解释变量 |
| 5.2.2 解释变量 |
| 5.2.3 其余控制变量 |
| 5.2.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 模型设置与主要结果 |
| 5.3.1 “规模经济”说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5.3.2 产业集聚类型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5.4 本章小结 |
| 6 实证研究(下):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 |
| 6.1 样本信息 |
| 6.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6.2.1 被解释变量 |
| 6.2.2 解释变量 |
| 6.2.3 其余控制变量 |
| 6.2.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3 模型设置与主要结果 |
| 6.3.1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6.3.2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6.3.3 四种动因的通盘考虑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政策含义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含义 |
| 7.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4）海归背景董事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 海归背景董事相关文献回顾 |
| 2.3 跨境并购相关文献回顾 |
| 2.4 文献评述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基础 |
| 3.1 高阶理论 |
| 3.2 资源依赖理论 |
| 3.3 委托代理理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发起的影响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 研究设计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进一步分析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溢价的影响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进一步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绩效的影响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进一步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创新点 |
| 7.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5）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及其缓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3 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研发投资 |
| 2.1.2 融资约束 |
| 2.1.3 研发投资融资约束 |
| 2.1.4 数字金融 |
| 2.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2.1 融资约束的识别与度量 |
| 2.2.2 融资约束的影响因素 |
| 2.2.3 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 |
| 2.2.4 数字金融与融资约束 |
| 2.2.5 文献评述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信息不对称论 |
| 2.3.2 代理成本理论 |
| 2.3.3 融资优序理论 |
| 2.3.4 金融功能理论 |
| 2.3.5 平台经济理论 |
| 3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理论分析 |
| 3.1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理论成因分析 |
| 3.1.1 研发投资融资的资金需求侧分析 |
| 3.1.2 研发投资融资的资金供给侧分析 |
| 3.2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形成机理分析 |
| 3.3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机制分析 |
| 3.3.1 传统融资渠道缓解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作用机理 |
| 3.3.2 数字金融缓解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作用机理 |
| 3.4 企业异质性下的研发投资融资约束问题 |
| 3.4.1 企业规模与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 |
| 3.4.2 企业年龄与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 |
| 3.4.3 所有制性质与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及其融资概况分析 |
| 4.1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现状分析 |
| 4.1.1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总体状况 |
| 4.1.2 不同行业企业的研发投资状况 |
| 4.1.3 不同所有制企业研发投资状况 |
| 4.1.4 不同地区的企业研发投资状况 |
| 4.2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现状分析 |
| 4.3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困境分析 |
| 4.3.1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渠道窄 |
| 4.3.2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成本高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程度测度 |
| 5.1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的测度方法 |
| 5.1.1 随机前沿模型介绍 |
| 5.1.2 随机前沿模型设定 |
| 5.2 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 5.2.1 数据与样本筛选 |
| 5.2.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 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程度估计结果分析 |
| 5.3.1 随机前沿模型基准估计结果 |
| 5.3.2 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程度 |
| 5.3.3 企业异质性下的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 |
| 5.4 不同度量标准的融资约束程度对比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基于传统融资渠道的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缓解的实证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内部融资渠道与研发投资融资约束 |
| 6.1.2 外部融资渠道与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6.2.2 变量选取 |
| 6.2.3 数据及描述性统计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 |
| 6.3.2 企业异质性下融资渠道与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 |
| 6.3.3 传统融资渠道缓解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中介机制检验 |
| 6.3.4 模型估计结果的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
| 6.4 融资渠道、研发投资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 |
| 6.5 本章小结 |
| 7 基于数字金融的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缓解的实证研究 |
| 7.1 研究假设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计量模型设定 |
| 7.2.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7.3 数字金融缓解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 |
| 7.3.2 企业异质性下数字金融与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 |
| 7.3.3 数字金融缓解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中介机制检验 |
| 7.3.4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
| 7.4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 |
| 7.4.1 数字金融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 7.4.2 不同维度数字金融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效应分析 |
| 7.5 不同融资渠道的影响效应差异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不足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CEO背景特征，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重要概念界定 |
| 2.1.1 CEO背景特征 |
| 2.1.2 企业创新 |
| 2.1.3 公司治理结构 |
| 2.1.4 企业绩效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高阶梯队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3 社会认同理论 |
| 2.3 文献回顾 |
| 2.3.1 CEO背景特征相关研究 |
| 2.3.2 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2.3.3 公司治理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 |
| 2.3.4 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2.4.1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和绩效影响的研究有待深化 |
| 2.4.2 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关系中的作用尚不明确 |
| 2.4.3 创新对企业绩效的真实作用缺乏深入挖掘 |
| 2.5 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的理论分析 |
| 2.5.1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 2.5.2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第3章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
| 3.1 引言 |
| 3.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1 CEO学术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影响 |
| 3.2.2 CEO名人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影响 |
| 3.2.3 CEO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影响 |
| 3.3 研究设计 |
| 3.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3.3.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 3.3.3 模型设定 |
| 3.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3.4.1 描述性统计 |
| 3.4.2 相关性分析 |
| 3.4.3 回归结果 |
| 3.5 稳健性检验 |
| 3.5.1 稳健性检验一:使用替代变量改变因变量的测量方式 |
| 3.5.2 稳健性检验二:前置一期因变量 |
| 3.6 结果讨论与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研究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CEO个人权利的作用 |
| 4.2.2 CEO管理激励的作用 |
| 4.2.3 企业股权结构的作用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 4.3.3 模型设定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相关性分析 |
| 4.4.3 回归结果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稳健性检验一:使用替代变量改变因变量的测量方式 |
| 4.5.2 稳健性检验二:使用前置一期因变量的检验方式 |
| 4.6 结果讨论与本章小结 |
| 第5章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创新的中介作用研究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CEO学术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5.2.2 CEO名人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5.2.3 CEO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5.2.4 创新投入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
| 5.2.5 创新产出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 5.3.3 模型设定 |
| 5.3.4 中介作用检验方法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相关性分析 |
| 5.4.3 回归结果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稳健性检验一:使用替代变量改变因变量的测量方式 |
| 5.5.2 稳健性检验二:前置一期因变量 |
| 5.6 结果讨论与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 6.1.2 公司治理结构对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 |
| 6.1.3 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
| 6.2 理论与实践启示 |
| 6.2.1 理论启示 |
| 6.2.2 实践启示 |
| 6.3 创新点 |
| 6.4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6.4.1 研究局限 |
| 6.4.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和致谢 |
（7）人口结构转变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述评 |
| 2.1 人口结构转变相关研究 |
| 2.1.1 人口转变理论研究回顾 |
| 2.1.2 人口结构相关研究回顾 |
| 2.2 出口质量升级的相关研究 |
| 2.2.1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
| 2.2.1.1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概念 |
| 2.2.1.2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 |
| 2.2.1.3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 |
| 2.2.2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
| 2.2.2.1 出口产品质量的概念 |
| 2.2.2.2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 |
| 2.2.2.3 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 |
| 2.3 人口结构转变与出口质量升级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3.1 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出口质量升级的研究综述 |
| 2.3.1.1 人口老龄化与出口贸易 |
| 2.3.1.2 人口老龄化与出口质量升级 |
| 2.3.2 关于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与出口质量升级的研究综述 |
| 2.3.2.1 劳动力技能结构的经济效应 |
| 2.3.2.2 劳动力技能结构与出口质量升级 |
| 2.3.3 关于人力资本扩张与出口质量升级的研究综述 |
| 2.3.3.1 人力资本的经济效应 |
| 2.3.3.2 人力资本与出口质量升级 |
| 2.4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人口结构转变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人口结构转变与出口质量升级的内涵界定 |
| 3.1.1 人口结构转变的内涵界定 |
| 3.1.2 出口质量升级的内涵界定 |
| 3.2 人口结构转变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的分析框架 |
| 3.3 人口结构转变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的数理模型 |
| 3.4 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 |
| 3.4.1 人口老龄化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 |
| 3.4.1.1 人口老龄化对出口质量升级的直接影响机制 |
| 3.4.1.2 人口老龄化对出口质量升级的间接影响机制——人工智能的补偿作用 |
| 3.4.2 劳动力技能结构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资本-技能互补效应 |
| 3.4.2.1 资本积累与出口质量升级 |
| 3.4.2.2 资本积累与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 |
| 3.4.2.3 资本积累、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与出口质量升级 |
| 3.4.3 人力资本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技术创新效应 |
| 3.4.3.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出口质量升级 |
| 3.4.3.2 人力资本、所有制与出口质量升级 |
| 第四章 中国人口结构转变与出口质量升级的特征性事实 |
| 4.1 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特征性事实 |
| 4.1.1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
| 4.1.2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
| 4.2 中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特征性事实 |
| 4.2.1 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分析 |
| 4.2.2 劳动力技能结构的特征分析 |
| 4.2.3 人力资本的特征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计量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选取 |
| 5.1.3 数据说明 |
| 5.2 实证分析 |
| 5.2.1 老龄化、人工智能与出口质量升级的实证检验 |
| 5.2.2 老龄化、人工智能的出口质量效应的区域异质性检验 |
| 5.2.3 老龄化、人工智能的出口质量效应的机制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劳动力技能结构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1 研究设计 |
| 6.1.1 计量模型设定 |
| 6.1.2 数据、变量与实证策略 |
| 6.2 实证分析 |
| 6.2.1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实证检验 |
| 6.2.2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实证检验 |
| 6.2.3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劳动力技能结构与出口产品质量的中介机制检验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人力资本扩张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设计 |
| 7.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7.1.2 模型设定 |
| 7.1.3 变量说明 |
| 7.2 实证分析 |
| 7.2.1 人力资本扩张的出口产品质量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2.2 人力资本扩张的出口产品质量效应的中介机制检验 |
| 7.2.3 人力资本扩张的出口产品质量效应的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1.5 研究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5.3 论文基本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创新绩效 |
| 2.1.1 创新绩效的概念 |
| 2.1.2 创新绩效的维度 |
| 2.1.3 创新绩效的测量 |
| 2.1.4 小结 |
| 2.2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 |
| 2.2.1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的概念 |
| 2.2.2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的维度与测量 |
| 2.2.3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创新行为、组织绩效 |
| 2.2.4 小结 |
| 2.3 组织学习 |
| 2.3.1 组织学习的概念 |
| 2.3.2 组织学习的类型 |
| 2.3.3 组织学习的维度 |
| 2.3.4 组织学习的测量 |
| 2.3.5 组织学习与创新行为、创新绩效 |
| 2.3.6 小结 |
| 2.4 环境动态性 |
| 2.4.1 环境动态性的定义 |
| 2.4.2 环境动态性的测量 |
| 2.4.3 环境动态性相关研究 |
| 2.4.4 小结 |
| 2.5 高管主动性人格 |
| 2.5.1 主动性人格 |
| 2.5.2 高管主动性人格的概念与测量 |
| 2.5.3 中国情境下的高管主动性人格研究 |
| 2.5.4 小结 |
| 2.6 本章总结 |
| 第3章 研究框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
| 3.1 高阶梯队理论 |
| 3.1.1 高阶梯队理论的产生 |
| 3.1.2 高阶梯队理论的新发展 |
| 3.1.3 高阶梯队理论的中国情境化 |
| 3.2 动态能力理论 |
| 3.2.1 动态能力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 3.2.2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动态能力形成 |
| 3.2.3 小结 |
| 3.3 研究框架 |
| 3.4 研究假设 |
| 3.4.1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 |
| 3.4.2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组织学习 |
| 3.4.3 组织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 |
| 3.4.4 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 |
| 3.4.5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
| 3.4.6 高管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 |
| 3.4.7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
| 3.5 本章总结 |
| 第4章 研究设计与预调研 |
| 4.1 变量测量量表 |
| 4.1.1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量表(TMT Behavioral Integration Scale) |
| 4.1.2 组织学习量表(Organizational Learning Scale) |
| 4.1.3 企业创新绩效量表(Fir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Scale) |
| 4.1.4 环境动态性量表(Environmental Dynamism Scale) |
| 4.1.5 高管主动性人格量表(Top- Manager Proactive Personality Scale) |
| 4.2 问卷设计 |
| 4.2.1 设计过程 |
| 4.2.2 问卷结构 |
| 4.3 预调研样本描述 |
| 4.4 量表修订 |
| 第5章 数据分析与讨论 |
| 5.1 正式调研 |
| 5.2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5.2.1 信度分析 |
| 5.2.2 效度分析 |
| 5.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5.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
| 5.4 假设检验 |
| 5.4.1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主效应检验 |
| 5.4.2 组织学习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4.3 调节效应检验 |
| 5.4.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5 研究结果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启示 |
| 6.2.1 理论启示 |
| 6.2.2 实践启示 |
| 6.3 研究局限 |
| 6.4 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攻读博士学位学术成果 |
| 致谢 |
（9）中国制造业企业动态的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综述与分析框架 |
| 2.1 理论综述 |
| 2.1.1 企业动态涵义 |
| 2.1.2 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企业动态 |
| 2.1.3 熊彼特经济增长模型中的企业动态 |
| 2.1.4 理论述评 |
| 2.2 分析框架 |
| 2.2.1 两条逻辑线索 |
| 2.2.2 一个基本框架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企业异质性规模动态、生产率与市场存活 |
| 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3.1.1 企业规模与市场存活 |
| 3.1.2 企业生产率与市场存活 |
| 3.2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 3.2.1 模型设置 |
| 3.2.2 变量选择 |
| 3.2.3 数据处理 |
| 3.3 实证结果分析 |
| 3.3.1 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 |
| 3.3.2 Cox PH模型分析 |
| 3.3.3 稳健性检验 |
| 3.3.4 异质性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企业网络位置动态、吸收能力与企业生产率 |
| 4.1 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1.1 多维企业网络及其位置动态 |
| 4.1.2 网络位置动态与生产率 |
| 4.1.3 企业网络位置与吸收能力 |
| 4.2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 4.2.1 模型设置 |
| 4.2.2 变量选择 |
| 4.2.3 数据处理 |
| 4.3 基本估计分析 |
| 4.3.1 基本估计结果讨论 |
| 4.3.2 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
| 4.4 异质性分析 |
| 4.4.1 产权异质性 |
| 4.4.2 区域异质性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企业空间集聚动态、企业更替与区域生产率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2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 5.2.1 模型设置 |
| 5.2.2 变量选择 |
| 5.2.3 数据处理 |
| 5.3 基本估计分析 |
| 5.3.1 基本估计结果讨论 |
| 5.3.2 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
| 5.4 异质性分析 |
| 5.4.1 时期异质性 |
| 5.4.2 区域异质性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企业异地进入、创新要素流入与区域创新空间收敛 |
| 6.1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
| 6.1.1 基本假设 |
| 6.1.2 理论模型 |
| 6.1.3 机制与假说 |
| 6.2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 6.2.1 模型设置 |
| 6.2.2 变量选择 |
| 6.2.3 数据处理 |
| 6.3 基本估计分析 |
| 6.3.1 区域创新的全局自相关检验 |
| 6.3.2 区域创新收敛的估计结果 |
| 6.3.3 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
| 6.4 区域创新收敛机制检验 |
| 6.4.1 创新要素的调节效应机制 |
| 6.4.2 创新要素的中介效应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企业异地进入与市场一体化的增长效应 |
| 7.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7.2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 7.2.1 模型设置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数据处理 |
| 7.3 基本估计分析 |
| 7.3.1 基本估计结果讨论 |
| 7.3.2 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
| 7.4 异质性分析 |
| 7.4.1 时期异质性 |
| 7.4.2 区位异质性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启示与研究展望 |
| 8.1 结论启示 |
| 8.1.1 主要结论 |
| 8.1.2 政策启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中国电子品类品牌出海的国际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产业发展之必然 |
| 1.1.1 改革开放助力中国经济腾飞 |
| 1.1.2 中国出口额整体呈上升趋势 |
| 1.1.3 众多中国自主品牌走向国际市场 |
| 1.1.4 “一带一路”助推品牌国际化 |
| 1.2 相关概念与文献综述 |
| 1.2.1 品牌 |
| 1.2.2 品牌出海 |
| 1.2.3 品牌出海与企业出海 |
| 1.2.4 品牌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
| 1.2.5 中国品牌的国际传播研究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内容 |
| 1.3.4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品牌出海驱动因素的历史探究 |
| 2.1 宏观背景 |
| 2.1.1 经济全球化引发“出海”意识 |
| 2.1.2 “走出去”战略开拓“出海”道路 |
| 2.1.3 逆全球化反推“出海”高质量 |
| 2.1.4 “一带一路”搭建“出海”新平台 |
| 2.1.5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 |
| 2.2 土洋之争 |
| 2.2.1 以广告树立在华品牌形象 |
| 2.2.2 以创新传播打造在华时尚范式 |
| 2.2.3 土洋之争导致中国品牌之殇 |
| 2.2.4 缩小中外品牌差距 |
| 2.3 微观背景 |
| 2.3.1 顺应“走出去”趋势 |
| 2.3.2 寻求未饱和市场 |
| 2.3.3 丰富品牌资产 |
| 2.3.4 提升品牌全球形象 |
| 2.3.5 弘扬中国特色文化 |
| 第3章 品牌出海的现状与挑战 |
| 3.1 品牌出海的发展历程 |
| 3.1.1 产品出口阶段 |
| 3.1.2 品牌觉醒阶段 |
| 3.1.3 快速发展阶段 |
| 3.2 品牌出海的现状 |
| 3.2.1 品牌力持续增长但电子品类品牌力回落 |
| 3.2.2 品类动荡但强势品类始终占据半壁江山 |
| 3.2.3 出海品牌马太效应显着 |
| 3.2.4 出海品牌品牌力在欧洲市场增长乐观 |
| 3.2.5 满足消费者情感需求是品牌出海的重要沟通点 |
| 3.3 品牌出海的挑战 |
| 3.3.1 外部环境多变导致出海风险增大 |
| 3.3.2 中外品牌国际化程度差距明显 |
| 3.3.3 制造大国与品牌小国 |
| 3.3.4 去中国化容易失去品牌的国别性 |
| 第4章 电子品类品牌出海的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
| 4.1 夯实品牌基础抵抗出海风险 |
| 4.1.1 注册商标维护品牌权益 |
| 4.1.2 建设海外根据地强化本土优势 |
| 4.1.3 借力电商平台跨境出海 |
| 4.1.4 并购海外品牌整合优势资源 |
| 4.2 布局海外市场提高国际化程度 |
| 4.2.1 吸纳与保留全方面国际人才 |
| 4.2.2 获取国际组织认证背书品牌实力 |
| 4.2.3 投标海外项目提高品牌好感度 |
| 4.2.4 海外上市提升全球知名度 |
| 4.3 管理品牌形象提高品牌实力 |
| 4.3.1 创新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 |
| 4.3.2 合作推广实现品牌优势互补 |
| 4.3.3 国际展会展示品牌实力 |
| 4.3.4 赞助节事扩张品牌影响力 |
| 4.3.5 明星代言迅速提升品牌知名度 |
| 4.3.6 承担社会责任助力可持续发展 |
| 4.4 强化品牌底蕴促进文化认同 |
| 4.4.1 文化自信打造跨文化传播的基础 |
| 4.4.2 创新理念转换跨文化传播的思路 |
| 4.4.3 转换策略培养跨文化传播的认同 |
| 4.4.4 拓展路径突破跨文化传播的局限 |
| 4.5 讲好中国品牌故事 |
| 4.5.1 “文化和融合”实现共同繁荣 |
| 4.5.2 “品质和信誉”颠覆刻板印象 |
| 4.5.3 “全球视野和本土运营”真正触达受众 |
| 4.5.4 “技术和互动”建立情感连接 |
| 4.5.5 “媒体和热点”引发全球关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社会资本与中国企业的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制度资本对竞争优势的影响：来自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周期上升期的证据[J]. 黄嫚丽.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22(02)
- [2]要素国际流动对中国跨国并购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移民网络和全球金融网络的视角[D]. 刘紫薇. 吉林大学, 2021
- [3]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D]. 卢侃. 浙江大学, 2021(01)
- [4]海归背景董事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影响的研究[D]. 闫盼盼. 吉林大学, 2021(01)
- [5]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及其缓解研究[D]. 王淑娟.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6]CEO背景特征，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关系研究[D]. 邵东. 吉林大学, 2021(01)
- [7]人口结构转变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D]. 李翠妮. 西北大学, 2021(12)
- [8]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D]. 郭天娇. 吉林大学, 2021(01)
- [9]中国制造业企业动态的增长效应研究[D]. 嵇正龙. 西北大学, 2021(12)
- [10]中国电子品类品牌出海的国际传播研究[D]. 朱简妮.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