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与汕头大学医学院病理学教学比较(英文)（论文文献综述）
李想[1]（2021）在《食管癌变过程中IgA亚型与基膜相关成分表达的初步研究》文中指出背景与目的研究背景:食管癌是世界范围内最高发的恶性肿瘤之一,根据最新的全球流行病学调查结果,2020年全球范围内估计有604,000新发食管癌病例,发病率排名第七,而死亡率排名第六,估计约有544,000患者因食管癌死亡。相较于2018年的统计数据,新发病例数和因食管癌死亡的患者人数均有所上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目前依旧是世界范围内食管癌的主要患病人群,直到2015年,食管癌的发病率在中国男性和女性癌症患者中分别排在第三位和第五位,癌症相关死亡率排在所有恶性肿瘤中的第四位。中国广东省东部的潮汕地区食管癌也高发,尤以南澳岛为着。因此,研究食管在癌变各阶段的病理学变化将对食管癌的诊治产生重要的价值。本课题组前期研究中已发现了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手术切除的食管组织以及潮汕地区食管鳞癌高危人群的内镜普查样本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慢性炎症。进一步研究发现食管癌变过程伴随着IgA表达的增多,同时炎细胞聚集的部位以及癌前病变部位的食管上皮基膜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破坏。人体内IgA分为A1、A2两个亚型,二者既可以是单体型也可以是二聚体,本课题主要研究二聚体IgA（分泌型IgA）。研究目的:首先通过免疫组化观察IgA1、IgA2及基膜、半桥粒成分（laminin-γ2和integrin-β4）在食管不同癌变阶段（正常、单纯增生、异型增生、浸润癌）组织中的表达差异。其次将课题组前期食管不同癌变阶段转录物测序数据与GTEx数据库正常食管转录物测序数据进行免疫细胞亚群分析;同时针对IgA、基膜成分、基质金属蛋白酶（MMP）、活性氧物质合成酶相关编码基因的表达谱进行差异表达分析。最后利用课题组已构建的小鼠食管癌变模型采用透射电镜和免疫组化观察基膜、半桥粒超微结构的变化及其成分laminin-γ2和integrin-β4的表达变化;同时,在正常食管上皮永生化细胞系NE6中观察活性氧物质刺激对细胞增殖、迁移能力以及laminin-γ2、integrin-β4表达的影响。材料与方法材料1、样本收集:本研究共收集73例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的189个标本（包括食管癌远端食管黏膜、癌旁食管黏膜和癌组织）以及26例尸检来源的正常食管组织样本;2、转录物测序数据包括GTEx数据库筛选的80例正常食管黏膜组织转录物测序数据,以及课题组前期已测的72例食管不同癌变阶段样本转录物测序数据（包括正常对照、单纯增生、异型增生和浸润癌组织）;3、购自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的C57纯系小鼠和由香港大学生物医学系曹世华教授惠赠的正常食管鳞状上皮永生化细胞系NE6。方法1、本研究利用食管组织样本的石蜡切片,通过HE染色观察细胞形态、评判病变类型以及炎症等级;使用免疫组织化学（IHC）染色方法对食管组织中CD38、IgA、IgA1、IgA2、laminin-γ2和integrin-β的表达进行检测;2、利用食管组织的转录物测序数据,通过CIBERSORT分析样本中免疫细胞的构成,同时应用Edge R分析各组间基因的差异表达;3、利用课题组已构建的C57小鼠食管癌变模型,应用HE、IHC染色观察食管癌变过程中组织形态的变化,以及IgA、laminin-γ2和integrin-β4的表达变化;采用透射电镜观察半桥粒超微结构的变化;同时在NE6细胞系中通过H2O2、4NQO刺激细胞,应用划痕实验、CCK8、克隆形成实验、免疫荧光染色、western-blot实验,观察细胞的增殖、迁移能力及laminin-γ2、integrin-β4表达的变化。结果1、IHC染色和转录物测序数据的分析结果均表明在正常食管和不同癌变阶段（正常、单纯增生、异型增生、浸润癌）组织中IgA、IgA1、IgA2、laminin-γ2和integrin-β4的表达随癌变进展和炎症等级的加重而增高;IgA1的表达均高于IgA2,且IgA1与IgA2的比值在浸润癌组织中显着增高;2、在食管不同癌变阶段组织中,基膜的损伤伴随IgA阳性炎细胞、中性粒细胞的浸润以及laminin-γ2、integrin-β4表达的升高;同时在食管不同癌变阶段组织的转录物测序数据分析结果表明IGHA1、IGHA2、LAMC2、ITGB4基因（分别为IgA1、IgA2重链恒定区,laminin-γ2、integrin-β4的编码基因）的转录水平与食管癌变阶段、浆细胞含量、中性粒细胞含量呈正相关;3、在浸润癌组织中,IgA和IgA1在癌巢边缘癌细胞的IHC染色呈阳性;laminin-γ2和integrin-β4可在癌巢边缘癌细胞或所有癌细胞中表达;4、小鼠异型增生的食管组织中半桥粒形态畸形且分布不均;活性氧物质的刺激促进NE6细胞增殖,上调laminin-γ2和integrin-β4的蛋白表达,并且发生了integrin-β4表达定位从细胞膜到细胞浆的改变。结论1、食管鳞状细胞癌变过程中IgA1和IgA2的表达逐渐升高,且IgA1为优势亚型;2、IGHA1、IGHA2、LAMC2和ITGB4基因的转录水平与食管癌前病变组织中浆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构成呈正相关;3、基膜和半桥粒的超微结构被破坏是食管癌变的早期事件,食管慢性炎症微环境可能对食管癌前病变组织中半桥粒结构和相关蛋白表达的改变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陈锐[2]（2021）在《MFN1和MFN2在食管鳞癌癌变过程中的表达及其意义》文中指出背景与目的食管癌是全球发病率居第7位以及死亡率居第6位的恶性肿瘤,其患病有着明显的地区性分布差异以及组织学类型的差异,我国食管癌90%以上为食管鳞癌（ESCC）,而潮汕沿海地区,食管鳞癌发生较高。线粒体作为具有双层膜结构的细胞器,是细胞内产生能量以及物质代谢的重要场所。而肿瘤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代谢重编程,这是肿瘤发生发展的关键,同时在肿瘤发展过程中线粒体的形态也是动态变化的。课题组前期的研究也发现了在食管鳞癌中,线粒体的能量代谢及其形态往往是失调的。线粒体形态受分裂和融合两个相反过程的调节,通过分裂可以产生足够数量的线粒体,而通过融合可以促进受损线粒体之间的互补,重塑线粒体。线粒体融合蛋白1/2（MFN1/2）在促进线粒体融合的过程中,会产生更完善的线粒体网络,并可通过稀释线粒体基质,清除活性氧自由基（ROS）等破坏的蛋白质、脂质、线粒体DNA（mt DNA）突变。因此,结构更大、更完善的线粒体可以修复线粒体的损伤,从而维持线粒体生物功能的正常进行。而以往对肿瘤中线粒体的研究常常集中于线粒体内各种酶的代谢上面,对线粒体融合蛋白的研究较少,因此我们旨在探讨MFN1/2在食管鳞癌癌变过程中的作用,以期为发现食管鳞癌演变过程中的分子机制提供新的证据。材料与方法（1）数据库来源:本研究首先从GEO数据库下载食管鳞癌相关表达谱芯片数据,以及从TCGA数据库下载食管鳞癌RNA-seq数据,分析MFN1/2在食管鳞癌与正常上皮组织中的表达情况。（2）人体组织样本:从汕头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集食管癌样本,共获得105例术前未经放/化疗的手术切除标本。取其癌、癌旁和正常组织样本,根据其HE染色结果进行筛选,最后得到食管鳞癌癌变三个阶段（癌、癌旁、正常组织）配对样本各70例。同时,收集了13例患者的术后新鲜标本,取其食管鳞癌和配对的正常粘膜组织,提取RNA。（3）细胞来源:选用人食管鳞癌细胞系CSEC216、KYSE520、KYSE150及人食管永生化的上皮细胞系NE2。（4）动物样本:使用本实验室4NQO诱导的食管鳞癌小鼠模型样本,分别取喂养周数为0周、8周、12周、16周、20周、24周、28周的样本进行实验。（5）HE染色:用于对正常食管、癌旁组织及食管癌组织的病理学类型、肿瘤浸润程度和分化情况进行判定。（6）免疫组化染色:检测人体食管鳞癌组织及食管正常黏膜中MFN1和MFN2蛋白的表达情况;检测食管癌小鼠模型中MFN1和MFN2蛋白的表达情况。（7）RT-PCR:检测食管癌组织以及细胞系中MFN1和MFN2的m RNA的表达情况。（8）蛋白质免疫印迹:用于检测细胞系中MFN1、MFN2蛋白的表达情况。（9）免疫荧光及共聚焦:用于观察食管癌组织以及细胞系中MFN1和MFN2的定位、形态结构。实验结果（1）GEO和TCGA转录组数据库显示MFN1、MFN2在食管鳞癌中高表达（P<0.01）。（2）食管鳞癌组织中MFN1、MFN2的m RNA表达增加,且两者的表达具有正相关性（rs=0.692,P<0.001）。（3）MFN1、MFN2蛋白的表达随着食管鳞癌癌变过程的进展逐渐增高（P<0.001）,且在食管鳞癌细胞系中也呈现高表达状态。（4）食管癌变过程中MFN1与MFN2的蛋白表达呈现高度正相关性（rs=0.547,P<0.001）。（5）在4NQO诱导的食管鳞癌小鼠模型中,MFN1和MFN2蛋白在小鼠食管鳞癌癌变过程中表达量逐步增加。结论在食管鳞癌癌变过程中,MFN1、MFN2的表达逐渐增高,且二者表达水平具有显着正相关性,提示在食管鳞癌中线粒体融合过程过度激活,两者可能协同促进了肿瘤的发生发展。
林宇行[3]（2021）在《汕头市2-5年级儿童阅读障碍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背景与目的阅读障碍是最常见的特定学习技能障碍,汉语阅读障碍的患病率在3%-10%之间。阅读障碍不仅使儿童享受不到阅读的乐趣,还增加了他们学习方面的难度,不利于其行为、情感、以及社会性发展。近些年研究者加大了对阅读障碍的病因探索,特别是在环境因素方面。其中与儿童生活最为密切的家庭环境对阅读障碍的影响不容忽视,也最容易被干预。因此本研究主要从家庭环境因素视角去探讨儿童自我意识、家庭阅读环境、父母养育方式与儿童阅读障碍的关系,为预防儿童阅读障碍的发生和提高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能力提供理论依据。对象与方法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病例为选取自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读写障碍专家门诊2020年5月至12月期间诊断的53名阅读障碍儿童,对照组按照性别、年龄、年级进行1:3成组匹配。对两组儿童及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主要调查的工具和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儿童自我意识量表、家庭阅读环境问卷以及父母养育方式问卷。回收问卷后,使用Epidata3.1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 24.0进行统计分析,定量变量使用均数和标准差（Mean±SD）表示,定性变量使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统计分析采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计数资料分析采用χ2检验;相关因素的探讨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和Spearman相关分析。分析结果中根据双侧P≤0.05判断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结果两组儿童在自我意识、父母养育方式的得分情况以及一般人口学特征和家庭阅读环境方面均有显着性差异,结果显示:1.一般人口学资料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阅读障碍儿童与正常儿童在家庭月收入、是否单亲家庭、家住城市或农村、直系亲属患阅读障碍史、孩子第一次开口说话时间、亲子关系、打骂孩子、与孩子交流频率和家长是否忽略孩子感受等存在显着性差异（P（27）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月收入、是否单亲、亲子关系、打骂孩子、与孩子交流频率可能是儿童阅读障碍的影响因素。2.儿童自我意识量表结果显示,阅读障碍儿童的总得分显着低于正常儿童（P（27）0.05）,其中智力与学业情况、躯体外貌与属性、焦虑、合群4个因子的得分显着低于正常儿童（P（27）0.05）。且儿童自我意识总分、智力与学业情况、合群与儿童阅读障碍呈负相关关系。3.家庭阅读环境及学习方式调查结果显示,两组儿童在亲子共读、孩子固定阅读时间、鼓励孩子看课外书、购买课外书的花销、家庭藏书类型、完成作业时间、完成作业困难、自觉学习习惯、孩子每天看电视时间、上网时间和天数、是否在家上网以及上网目的等均存在显着差异（P（27）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中,鼓励孩子看课外书、购买课外书的花销,孩子固定阅读时间、孩子有自觉的学习习惯、完成作业的压力和困难、上网查询学习资料、上网玩游戏与阅读障碍相关。4.父母养育方式量表结果显示,阅读障碍儿童的父母养育方式总分,父母的情感温暖、抚养焦虑、过度保护等因子的分值均显着低于正常对照组（P（27）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父母养育方式的总分,以及情感温暖、抚养焦虑、过度保护因子与阅读障碍呈负相关关系。在性别分层下,男性阅读障碍儿童在以上因子的得分显着低于男性正常儿童（P（27）0.05）。多因素分析结果也显示男性儿童的父母养育方式与阅读障碍相关;而女性儿童的父母养育方式得分与阅读障碍未发现显着性差异。结论1.家庭养育情况和亲子关系与阅读障碍发病相关,提示父母应该加强与孩子沟通,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尽量不打骂孩子。2.儿童的自我意识与阅读障碍存在负相关关系,提示自我意识偏低可能是阅读障碍的风险因素。3.良好的家庭阅读环境和学习方式能降低阅读障碍的发生风险。家长应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阅读环境,包括加强亲子共读、保证孩子拥有的阅读时间、给孩子买喜欢的书籍以及家中要有适合儿童阅读的藏书类型。同时也应注重提高儿童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儿童自觉学习的习惯。4.父母养育方式与阅读障碍相关,父母的情感温暖、包容保护是阅读障碍的保护因素,应重点加强父母对男童的教养方式,特别是父亲在养育儿童方面应投入更多情感温暖和关怀保护。
李东娜[4]（2021）在《单中心逾11年3590例肾活检病理类型分布及变化研究》文中认为研究目的:肾活检病理学检查在慢性肾脏病（CKD）诊治过程中作用日趋重要。作为深圳地区单中心肾活检年例数最多单位,2008年我科曾报道深圳地区615例肾活检病理分析。本研究旨在分析北京大学深圳医院2008年以来,我科3590例肾活检临床病理资料,并与国内外大样本比较,以了解深圳地区成人肾活检患者人口学特征、病理类型分布特征及肾脏疾病谱演变趋势。研究方法:本研究由我院病案系统调取2008年5月2019年10月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进行肾穿刺活检患者资料,通过首页诊断、光镜免疫荧光、电镜、实验室信息系统（Laboratory Information System,LIS）、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PACS）、电子病历系统（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EMR）分别制成六个原始数据表格,经过数据脱敏（去除姓名、身份证号、住址、电话号码等）,与第三方数据分析公司（知汇科技,广州）合作,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获得最终肾穿刺队列数据集。采用非干预性回顾性观察研究,记录患者人口学资料及肾活检病理资料。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等。肾活检病理资料包括入院时间、住院号、病理诊断、光电镜及免疫荧光结果描述、肾活检时间。分析肾活检患者性别、年龄分布特征、病理类型分布特征及肾病谱演变趋势,并与国内外大样本进行比较。结果:3590例肾活检患者中男性患者占52.84%,女性占比为47.16%,男女比例为1.12:1,年龄最小者为13岁,最大者为86岁。平均年龄为37.53±13.08岁,年龄段2544岁患者居多,占60.25%,不同年龄段肾活检患者性别分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原发性肾小球疾病（PGD）的构成比最高,占所有肾活检患者78.80%（2829例）,继发性肾小球疾病（SGD）占19.12%（686例）、肾小管-间质性肾病占1.81%（65例）、其他占0.28%（10例）。前两者发病高峰年龄均在2544岁。原发性肾小球疾病患者以男性为主,占比54.37%,其中Ig A肾病（Ig AN）是主要病理类型,占52.42%（1483例）,其次为膜性肾病（MN）,占21.10%（597例）,各病理类型在不同时期的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差异。继发性肾小球疾病患者以女性为主,占比54.66%,以狼疮性肾炎（LN）最常见,占43.44%（275例）,其次为糖尿病肾病（DN）,占16.43%（104例）,各病理类型在各阶段构成比变化无统计学意义。Ig A肾病不同病理分型中男女性别分布、年龄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LN不同病理分型中男女性别分布、年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肾脏疾病中,以青壮年（2544岁）患病率最高,总体男性多于女性。PGD仍是肾脏疾病的主要构成部分,Ig AN是PGD中最常见病理类型,而SGD以LN患病率最高。不同病理类型在各阶段构成比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李宁[5]（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研究指明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黄蓉妮[6]（2020）在《黄连素和GW405833对胰腺腺泡细胞钙信号和急性胰腺炎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背景和目的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是胰酶过早活化导致胰腺自身消化的炎症性疾病。目前,临床上对AP仍无特别有效的治疗药物。已有研究表明,AP最初的发病机制是胰腺腺泡细胞内钙超载。近年来,有证据表明,黄连素和选择性大麻素受体2（cannabinoid type 2 receptor,CB2R）激动剂GW405833对胰腺腺泡细胞内的钙信号有抑制作用。另有研究表明,黄连素和选择性CB2R激动剂对实验性AP有保护作用。然而,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造模后1小时内或预防性给予黄连素或大麻素受体激动剂,而急性胰腺炎后期给药却鲜少有研究。另外,黄连素和选择性CB2R激动剂联合用药是否有协同作用,这也是未知的。所以,本研究旨在探讨黄连素和选择性CB2R激动剂GW联合用药对胰腺腺泡细胞内钙信号的影响和在实验性AP后期,不同药物剂量、不同给药方式和联合给药对AP的影响。方法1、小鼠胰腺腺泡细胞的分离:选用5月龄及以上的CD1和C57雄鼠,麻醉,颈椎脱臼处死,迅速分离胰腺组织,用胶原酶液消化分离得到腺泡细胞悬液。2、单细胞膜片钳记录:在全细胞模式下记录乙酰胆碱（ACh）诱导的钙振荡,并检测不同浓度黄连素、GW和联合用药对其的影响。3、动物实验分组:（1）AP组（左旋精氨酸（L-Arg）,4 g/kg i.p.）;（2）黄连素（50 mg/kg）联合癸酸钠（50 mg/kg）灌胃治疗组;（3）黄连素腹腔注射治疗组（10,5 mg/kg）;（4）GW治疗组（5 mg/kg i.p.）;（5）联合用药治疗组（5 mg/kg（BBR+GW）i.p.）;（6）对照组。4、小鼠急性胰腺炎模型的制备和检测:选取3月龄及以上的CD1雄鼠,腹腔注射L-Arg,2次,间隔1小时,制备急性胰腺炎动物模型。造模后8小时、32小时、56小时给予药物治疗,在注射第二针L-Arg后72小时,处死小鼠,采集血样和胰腺组织,分别用于检测血清淀粉酶（AMS）活性和制作胰腺组织病理切片。5、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对给药前后的自身对比用配对T检验,多组实验数据的对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结果1、单细胞膜片钳结果:黄连素和GW都对乙酰胆碱诱导的钙震荡有抑制作用;与前对照相比,100 n M黄连素和100 n M GW联合给药将钙震荡的标准化净电流减少至30%±7.9%（P<0.001,N=7）,用Webb分数乘积法的公式计算出q=2.1,表明在该剂量下两药联合使用具有协同作用。2、动物实验结果:在左旋精氨酸造模后8小时,黄连素（50 mg/kg）联合癸酸钠（50 mg/kg）灌胃治疗,不能明显减轻血清淀粉酶活性的升高,但减轻了AP引起的胰腺病理损伤;腹腔注射黄连素（10,5 mg/kg）或GW（5 mg/kg）不能明显减轻AP引起的血清淀粉酶活性的升高和胰腺病理损伤;联合腹腔注射黄连素（5 mg/kg）和GW（5 mg/kg）不能明显减轻AP引起的血清淀粉酶活性的升高和胰腺病理损伤。结论我们首次证明了100 n M黄连素和100 n M GW联合给药对乙酰胆碱诱导的钙震荡的抑制有协同作用。在实验性AP的后期,黄连素联合癸酸钠灌胃治疗,对AP有保护作用,而黄连素和GW,无论单独还是联合腹腔注射,都对AP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这提示AP的治疗可能存在时间依赖性。
熊攀[7]（2020）在《贲门H.pylori感染与单个核细胞亚群、53BP1和MDC1的关联分析》文中指出目的本研究通过探究H.pylori感染的贲门组织中单个核细胞（CD3、CD8、CD20和CD68）的浸润以及DNA双链损伤修复蛋白53BP1和MDC1的表达情况,初步探讨贲门组织中H.pylori感染、单个核细胞亚群和DNA双链损伤修复蛋白间的相互作用。材料和方法1.标本:贲门内镜组织标本共57个,其中18个标本（18例病人）来自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内镜室和39个标本（27例病人）来自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内镜室。GES-1细胞购于BNCC公司,H.pylori菌株来自于课题组分离培养。2.HE染色,免疫组化和PCR:对贲门内镜标本进行HE染色观察组织学形态和炎症等级,免疫组化（HP）和PCR用来筛选H.pylori阳性和阴性的贲门组织。使用抗体LCA/CD3/CD8/CD20/CD68分别检测炎细胞、总T细胞、CD8+T细胞、B细胞和巨噬细胞,评估H.pylori感染的贲门组织中单个核细胞浸润的情况;检测53BP1和MDC1蛋白在H.pylori感染的贲门组织中的表达情况。3.免疫荧光:检测感染H.pylori的GES-1细胞中53BP1和MDC1的表达情况。4.统计: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Graphpad6.0作图。根据数据的类型选用Mann-Whitney U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和Spearman秩相关等方法。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在H.pylori感染的样本中,炎细胞总数比较多,炎症强度也比较强。H.pylori感染的腺体周围有多量的T细胞,特别是CD8+T细胞的聚集和浸润,感染灶的周围也有较多的巨噬细胞和B细胞。随着H.pylori定植密度的增加,B细胞数也随之增加。2.H.pylori（-）和H.pylori（+）贲门组织浸润LCA+细胞数目的中位数为64.9(P25～P75:49.3～91.6)和100.0(P25～P75:75.3～124.3),这两组的LCA+细胞浸润数目存在差异（P=0.009）。不同H.pylori定植密度组间的浸润的LCA+细胞数的结果显示LCA+细胞数存在差异（P=0.002）。LCA阳性细胞数与H.pylori定植密度存在正相关（rs=0.480,P<0.001）。3.H.pylori（-）和H.pylori（+）贲门组织浸润的CD20+B细胞数中位数分别为1.2(P25～P75:0.2～5.7)和28.3(P25～P75:7.9～49.9),两组间存在差异（P<0.001）。不同H.pylori定植密度分组间,CD20+细胞数在存在差异（P=0.001）,CD20+B细胞数与H.pylori定植密度存在正相关（rs=0.473,P<0.001）。4.H.pylori（-）和H.pylori（+）贲门组织浸润的CD3+T细胞数中位数分别为40.2(P25～P75:34.1～52.5)和44.4(P25～P75:29.8～62.5),无统计学意义（P=0.555）;浸润的CD8+T细胞数中位数分别为32.7(P25～P75:22.4～39.1)和26.4(P25～P75:17.8～33.6),无统计学意义（P=0.132）。5.H.pylori（-）和H.pylori（+）贲门组织浸润的CD68+巨噬细胞数中位数分别为27.7(P25～P75:18.8～35.7)和22.5(P25～P75:16.3～32.9),无统计学意义（P=0.132）。6.与未感染H.pylori的贲门相比,53BP1和MDC1蛋白增加（P<0.001,P=0.007）。两个蛋白均与H.pylori定植密度呈正相关关系（rs=0.828,P<0.001;rs=0.513,P<0.001）。7.DNA双链损伤修复蛋白53BP1、MDC1与LCA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rs=0.411,P=0.002;rs=0.377,P=0.006）。DNA双链损伤修复的2个指标的蛋白表达水平呈现为正相关关系（rs=0.409,P=0.003）。结论1.H.pylori感染的腺体周围有多量的T细胞,特别是CD8+T细胞的聚集和浸润,也看到了较多的巨噬细胞和B细胞在H.pylori感染灶的周围。随着H.pylori定植密度的增加,炎细胞和B细胞数也随之增加。2.感染H.pylori的贲门中53BP1和MDC1蛋白表达上调,随着H.pylori定植密度增加,53BP1和MDC1蛋白表达增加,提示在H.pylori感染中,DNA双链损伤修复发挥了作用。3.感染H.pylori的贲门中53BP1和MDC1蛋白表达与炎细胞数呈正相关关系,提示DNA双链损伤修复与炎症有关,且炎细胞数越多,炎症越重,DNA双链损伤修复也越明显。
黄树杰,庄伟涛,黄泓昕,洪慧昭,张祥彤,陈鑫,黄阗,张忠芳[8]（2020）在《比较国内外全英教学经验 创新医学教育模式——以汕头大学医学院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不断提高全英教学质量,从影响全英教学效果的全英教师师资、全英班学生水平、全英课程设置以及全英教学管理等方面入手,比较汕头大学医学院与国内外医学院校全英教学的异同点,并逐点提出分析和思考,指出汕头大学医学院在全英教学工作的优势与不足,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思路。
郭书剑[9]（2020）在《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中国大学人才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强势群体亦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作为政府与大学协作的产物,制度化学术精英因拥有经官方认证的学术权威与学术声誉而受到大学的强烈推崇与热烈追求。大学围绕制度化学术精英而展开的人才竞争直接刺激并引发学术精英的流动。某种意义上,制度化精英主义愈兴盛则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而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则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愈频繁。1999年以来,中国大学学术精英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的不同层次大学间进行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大学学术精英在全国的分布格局随各地、各校人才竞争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总体上,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散中有聚”“聚中有散”;以跨域流动为主,但同域流动现象亦值得关注;众多普通院校和地方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机制、更富成效的举措在学术精英竞争中“异军突起”,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成了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新局面。中国地方政府人才竞争的背后是为经济增长而竞争,更是为政治晋升而竞争。为赢得政治锦标赛,地方政府所出台的人才政策对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具有较强的激发性、引导性与支持性。因地制宜制定人才政策,与时俱进变革人才政策,是地方政府维持人才竞争力、保持人才竞争优势的必要之举。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大学重点建设的逻辑是竞争博弈,而竞争博弈的载体则是学术锦标赛。在市场化大学排名与行政化学科评估的驱动下,中国大学着重以学术管理资本主义的方式吸引海内外学术精英,以不断争取国家的政策关照与政府的重点支持。大学人才竞争所促成的流动,对学术精英学术发展的影响,既有特殊性也存共通性。大部分学术精英流动后的学术生产力、学术影响力和学术竞争力得到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流动对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与学术锦标赛密切相关,其不仅驱动大学支持学术精英发展学术,还驱动大学要求学术精英发展学术。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是一个复杂现象。由于学术精英吸收能力的异质性与学术精英竞争优势的可转移性,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精英流入对大学学科发展的积极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学术精英流出对大学学科发展的消极影响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基于此,学术精英流动不应成为大学间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更不应诱致大学间针锋相对的“人才战争”。在面向世界、追求卓越的发展战略下,需要正确理解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以历史的、发展的、全球的眼光认识和体察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所具有的阶段性、特殊性和一般性。这对中国大学全面深刻地了解自己,实事求是地制定科学合理的“双一流”建设目标、采取正确有效的学术精英队伍建设策略至关重要。
张家豪[10]（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二、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与汕头大学医学院病理学教学比较(英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与汕头大学医学院病理学教学比较(英文)（论文提纲范文）
（1）食管癌变过程中IgA亚型与基膜相关成分表达的初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 |
| 第一部分 IgA及其亚型和基膜相关成分在正常食管组织和癌变食管组织中的蛋白表达情况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材料方法 |
| 1.3 结果 |
| 1.4 讨论 |
| 第二部分 利用转录物测序数据分析不同年龄段和不同癌变阶段食管组织中的免疫评分、免疫细胞亚群,IgA亚型和半桥粒核心成分编码基因的表达变化 |
| 2.1 研究背景 |
| 2.2 材料与方法 |
| 2.3 结果 |
| 2.4 讨论 |
| 第三部分 小鼠和细胞模型中食管癌变过程半桥粒的形态及IgA和半桥粒成分laminin-γ2、integrin-β4 的表达变化 |
| 3.1 背景介绍 |
| 3.2 材料方法 |
| 3.3 结果 |
| 3.4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IgA在肿瘤中的研究概况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2）MFN1和MFN2在食管鳞癌癌变过程中的表达及其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表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材料和方法 |
| 2.1 实验材料 |
| 2.2 实验方法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MFN1/2 在转录水平上的表达 |
| 3.2 MFN1和MFN2 蛋白在食管鳞癌癌变过程中的表达 |
| 3.3 食管癌变过程中MFN1与MFN2 蛋白表达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
| 3.4 食管永生化上皮细胞系和食管癌细胞系中MFN1与MFN2 的共定位及表达 |
| 3.5 食管癌变组织中MFN1与MFN2 的共定位 |
| 3.6 4NQO诱导食管鳞癌小鼠模型病理组织学观察 |
| 3.7 验证MFN1和MFN2 在小鼠食管鳞癌模型中的表达情况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MFN1 与食管鳞癌 |
| 4.2 MFN2 与食管鳞癌 |
| 第五章 结论 |
| 展望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线粒体动力学与肿瘤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3）汕头市2-5年级儿童阅读障碍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阅读障碍发生发展和流行病学特点 |
| 1.2 阅读障碍的表现 |
| 1.3 阅读障碍的影响 |
| 1.4 阅读障碍的发生机制探讨 |
| 1.5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6 前期研究基础 |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样本量 |
| 2.3 调查内容和过程 |
| 2.4 调查工具 |
| 2.5 数据录入与统计分析 |
| 2.6 质量控制 |
| 2.7 伦理原则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一般人口学特征比较 |
| 3.2 阅读障碍与亲子关系及交流情况的关系 |
| 3.3 阅读障碍与儿童自我意识的关系 |
| 3.4 阅读障碍与家庭阅读环境及学习方式的关系 |
| 3.5 阅读障碍与父母养育方式的关系 |
| 3.6 阅读障碍与儿童自我意识、父母养育方式及家庭阅读环境等多因素综合分析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一般人口学资料与阅读障碍的关系 |
| 4.2 亲子关系与阅读障碍的相关性 |
| 4.3 阅读障碍与儿童自我意识的关系 |
| 4.4 阅读障碍与家庭阅读环境及学习方式的关系 |
| 4.5 父母养育方式与阅读障碍的关系 |
| 4.6 儿童自我意识、父母养育方式及家庭阅读环境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 第五章 结论 |
| 第六章 创新性及局限性 |
| 6.1 创新性 |
| 6.2 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儿童阅读障碍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单中心逾11年3590例肾活检病理类型分布及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1 研究目的 |
| 2.2 研究对象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数据采集 |
| 2.3.2 肾脏穿刺方法 |
| 2.3.3 病理检测方法 |
| 2.3.4 病理诊断 |
| 2.4 分组方法 |
| 2.4.1 时间分组 |
| 2.4.2 年龄分组 |
| 2.5 统计学方法 |
| 第三章 研究结果 |
| 3.1 肾活检患者人口统计学分析 |
| 3.1.1 肾活检患者年龄、性别分布 |
| 3.1.2 肾活检患者年龄分布趋势 |
| 3.2 肾活检患者病理类型分布 |
| 3.3 PGD病理类型及性别、年龄分布 |
| 3.4 SGD病理类型及性别、年龄分布 |
| 3.5 肾活检标本病理类型构成谱变化 |
| 3.5.1 肾活检标本病理类型构成 |
| 3.5.2 肾活检标本病理类型构成谱变化 |
| 3.6 IgAN不同病理分型肾活检患者性别、年龄分布 |
| 3.7 LN不同病理分型肾活检患者性别、年龄分布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肾活检患者人口统计学特征分析 |
| 4.2 肾活检患者不同病理类型分布特征 |
| 4.3 肾活检患者不同病理类型分布趋势 |
| 4.4 IgAN不同病理分型患者的人口学特征 |
| 4.5 LN不同病理分型患者的人口学特征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IgA肾病的诊治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史料与文献回顾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南迁福州与北归济南:转型的时空背景 |
| 第一节 南迁福州 |
| 一、酝酿南迁:三派势力博弈 |
| 二、选址福州:各方推进南迁 |
| 三、南下福州:顺利完成迁移 |
| 三、福州一年:勉强恢复教学 |
| 四、留守济南:艰难维持残局 |
| 第二节 北归济南 |
| 一、山东情结:回归原动力 |
| 二、校产羁绊:难舍的家业 |
| 三、协商回济:积极的态度 |
| 四、顺利回迁:各方的帮助 |
| 小结 |
| 第二章 校权之争与行政改革:行政上开启转型 |
| 第一节 校权之争:新旧势力的博弈 |
| 一、留济齐大校务:旧权把持 |
| 二、校权回收运动:大势所趋 |
| 三、两次“倒杨”运动:斗争不止 |
| 第二节 行政改革:运转机制的蜕变 |
| 一、软弱的齐大校政 |
| 二、积极的行政改革 |
| 三、齐鲁医院的调整 |
| 四、争取“国立”运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医疗服务:业务上推行新政 |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 一、招生改革 |
| 二、教学改革 |
| 第二节 公卫服务 |
| 一、参与医疗救灾 |
| 二、疫病防治服务 |
| 三、公共卫生教育 |
| 第三节 支援战争 |
| 一、踊跃参军参干 |
| 二、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 |
| 三、收治志愿军伤病员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费改革与资产管理:经济上实现自立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封锁 |
| 一、教会拨款的限制 |
| 二、进口设备的限制 |
| 第二节 拓展筹资渠道 |
| 一、有条件接受捐赠 |
| 二、向政府申请补助 |
| 第三节 改革资产管理 |
| 一、资产清查:奠定改革基础 |
| 二、资产纠纷:化解资产矛盾 |
| 第四节 增产节约运动 |
| 一、“三自”革新运动 |
| 二、医院经费改革 |
| 三、“三反”“五反”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思想改造:政治上实现新生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师生思想状况 |
| 一、宗教色彩浓厚 |
| 二、亲美思想严重 |
| 三、政治意识淡漠 |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教育运动 |
| 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 |
| 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 |
| 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 四、全面驱离美籍教师 |
| 第三节 革命政治教育 |
| 一、常规思政教育 |
| 二、爱国爱党教育 |
| 三、亲苏学苏教育 |
| 第四节 思想改造运动 |
| 一、原有问题及改造过程 |
| 二、改造效果和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院系调整与明确隶属:全方位完成转型 |
| 第一节 院系调整:完成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
| 一、全国院系调整的背景与过程 |
| 二、齐鲁大学的调整 |
| 三、齐鲁医院的归属变更 |
| 第二节 山东医学院的调整适应 |
| 一、原山东医学院基本情况 |
| 二、调整初期的混乱情况 |
| 三、初步的改革调整 |
| 第三节 齐鲁医院的改革调整 |
| 一、院系调整初期的混乱现象 |
| 二、齐鲁医院的全面改革 |
| 第四节 明确归属:步入新的起点 |
| 一、医院承担医学教学任务 |
| 二、行政体制上的关系不明确 |
| 三、明确隶属与管理关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黄连素和GW405833对胰腺腺泡细胞钙信号和急性胰腺炎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词缩略表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第二章 实验材料 |
| 2.1 实验试剂 |
| 2.2 实验仪器 |
| 2.3 主要溶液 |
| 2.4 其他溶液 |
| 2.5 耗材 |
| 2.6 实验动物 |
| 第三章 实验方法 |
| 3.1 单细胞膜片钳实验 |
| 3.2 动物实验 |
| 3.3 数据统计分析 |
| 第四章 实验结果 |
| 4.1 不同浓度黄连素对乙酰胆碱诱导的钙振荡的影响 |
| 4.2 不同浓度GW对乙酰胆碱诱导的钙振荡的影响 |
| 4.3 黄连素和GW联合给药对乙酰胆碱诱导的钙振荡的协同作用 |
| 4.4 黄连素联合癸酸钠灌胃给药对左旋精氨酸诱导的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的影响 |
| 4.5 不同剂量黄连素腹腔注射给药对左旋精氨酸诱导的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的影响 |
| 4.6 GW对左旋精氨酸诱导的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的影响 |
| 4.7 黄连素和GW联合腹腔注射给药对左旋精氨酸诱导的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的影响 |
| 第五章 讨论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急性胰腺炎药物治疗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贲门H.pylori感染与单个核细胞亚群、53BP1和MDC1的关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释义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贲门癌的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 |
| 1.2 幽门螺杆菌的研究现状 |
| 1.3 DNA损伤修复蛋白 |
| 1.4 幽门螺杆菌在贲门组织中的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材料和方法 |
| 2.1 研究材料 |
| 2.2 实验方法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57例标本的筛选以及分组 |
| 3.2 H.pylori感染的贲门组织中单个核细胞的浸润情况 |
| 3.3 H.pylori感染的贲门组织或细胞中DNA双链损伤修复蛋白的表达 |
| 3.4 DNA双链损伤修复蛋白表达水平与单个核细胞的浸润情况的关系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H.pylori感染与浸润的单个核细胞 |
| 4.2 H.pylori感染与DNA双链损伤修复蛋白 |
| 4.3 H.pylori感染、单个核细胞浸润和DNA双链损伤修复 |
| 第五章 结论 |
| 展望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图 |
| 综述 幽门螺杆菌与53BP1、MDC1和单个核细胞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比较国内外全英教学经验 创新医学教育模式——以汕头大学医学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1 汕头大学医学院与国内医学院全英教学的异同点比较 |
| 1.1 全英教师师资水平 |
| 1.2 全英班学生水平 |
| 1.3 全英课程设置 |
| 1.3.1 教材 |
| 1.3.2 课程体系 |
| 1.3.3 教学方式 |
| 1.3.4 全英教学管理—学生评价考核 |
| 2 汕头大学医学院与国外医学院全英教学的异同点比较(以日韩两国医学院校为例) |
| 2.1 师资力量 |
| 2.2 教学管理和教学模式 |
| 2.3 学生评价考核 |
| 3 思考与分析 |
| 3.1 师资力量 |
| 3.2 课程设置与教学管理 |
| 3.2.1 原版英文教材使用 |
| 3.2.2 课程模块化改革 |
| 3.2.3 教学方式 |
| 3.2.4 学生的评价考核 |
| 4 结论 |
（9）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核心概念 |
| 三、文献述评 |
| 四、理论基础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生成 |
| 第一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及其内涵 |
| 一、何谓制度化精英主义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文化生态 |
| 第二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历史溯源 |
| 一、前制度化精英主义时期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萌发与成长 |
| 三、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成熟与定型 |
| 四、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形变与转型 |
| 五、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新发展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制度化与制度化学术精英 |
| 一、人才计划:制度化学术精英的“温床” |
| 二、多元互动:制度化学术精英的生成 |
| 三、被接受的制度化:学术精英与学术共同体 |
| 第二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概况与特征 |
| 第一节 “两院”院士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二节 “长江”“杰青”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三节 “四青”人才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四节 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整体概况与主要特征 |
| 一、整体概况 |
| 二、主要特征 |
| 第三章 政策驱动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人才竞争 |
| 一、为经济增长而竞争 |
| 二、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 |
| 三、政策激励与人才竞争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一、部分省级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二、部分非省会中心城市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三、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主要特征与革新空间 |
| 第三节 人才政策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学术精英是人才政策的重要对象 |
| 二、人才政策势差客观存在 |
| 三、人才政策效力有弱化风险 |
| 第四章 锦标赛制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学术锦标赛与大学排名 |
| 一、大学为何参与学术锦标赛? |
| 二、大学如何提升大学排名? |
| 第二节 大学声誉竞争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大学学术精英的市场需求度 |
| 二、大学竞争学术精英的策略 |
| 三、大学引才策略对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竞赛型流动及其效益 |
| 一、学术精英学术流动的效益 |
| 二、学术精英行政调动的效益 |
| 三、竞赛型流动与学术精英发展 |
| 第五章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 |
| 第一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入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出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的理论分析 |
| 一、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 二、学术精英吸收能力及其异质性 |
| 三、学术精英竞争性优势的可转移性 |
| 第六章 关于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反思 |
| 第一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 |
| 一、深化改革促进的高等教育自主化 |
| 二、快速发展推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一流化 |
| 三、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及其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特殊性 |
| 一、人才计划支配的学术精英流动 |
| 二、事业单位制异化的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三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一般性 |
| 一、世界一流大学运动与中外大学学术精英流动 |
| 二、加快推进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国际化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发表情况 |
| 后记 |
（10）“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 (一) 办学方针 |
| (二) 营建方面 |
| (三) 设备方面 |
| (四) 院系建制 |
| (五) 师资延聘 |
| (六) 校务行政 |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 (四) 经济问题 |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 (四) 护校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 (二) 成因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与汕头大学医学院病理学教学比较(英文)（论文参考文献）
- [1]食管癌变过程中IgA亚型与基膜相关成分表达的初步研究[D]. 李想. 汕头大学, 2021
- [2]MFN1和MFN2在食管鳞癌癌变过程中的表达及其意义[D]. 陈锐. 汕头大学, 2021(02)
- [3]汕头市2-5年级儿童阅读障碍影响因素研究[D]. 林宇行. 汕头大学, 2021(02)
- [4]单中心逾11年3590例肾活检病理类型分布及变化研究[D]. 李东娜. 汕头大学, 2021(02)
- [5]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6]黄连素和GW405833对胰腺腺泡细胞钙信号和急性胰腺炎的影响[D]. 黄蓉妮. 汕头大学, 2020(02)
- [7]贲门H.pylori感染与单个核细胞亚群、53BP1和MDC1的关联分析[D]. 熊攀. 汕头大学, 2020(02)
- [8]比较国内外全英教学经验 创新医学教育模式——以汕头大学医学院为例[J]. 黄树杰,庄伟涛,黄泓昕,洪慧昭,张祥彤,陈鑫,黄阗,张忠芳. 中国医学教育技术, 2020(03)
- [9]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D]. 郭书剑.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10]“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