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略论19世纪中国人对报纸舆论传播功能的认识（论文文献综述）
杨慧[1]（2021）在《从《香港华字日报》（1872-1874）看中国人眼中的日本“文明开化”》文中认为“文明开化”是指日本明治初年（1872～1874）各领域以吸收西欧文明为特征的社会风潮或思潮。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中国赴日使臣、文人增多,留下大量反映日本“文明开化”社会风貌的记录。同时,这一时期传播能力更强的大众传媒报纸陆续出现,推动了信息传播。本研究围绕早期中文报纸中关于日本在“文明开化”高潮期（1873-1875）社会各领域的报道,展开讨论。一般认为,甲午战争改变了中国人头脑中将日本看成“蕞尔小国”这一观念。但事实上在日本“文明开化”出现的初期,已经有中国的有识之士显露出对日评价的观念转变。《香港华字日报》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二份中文报纸,创刊于1872年,该时期与“文明开化”高潮期基本重合,其“中外新闻”栏刊载大量涉日报道,展现了这一时期中国人对日认识,是补充了解19世纪70年代中国人通过报纸传播日本“文明开化”情况的重要史料。本研究采用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的媒介与社会理论、跨文化研究理论,选取现存该报报道中与“文明开化”高潮期重合的内容,分析该报对日本不同领域变革消息的报道情况、评价态度,结合香港当地、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分析该报关注相关内容的原因,并通过对比同时期赴日文人或驻日使臣的游记、笔记、诗歌等材料,分析该报相关报道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独特影响。序言论述了研究缘起、先行研究成果、材料基础及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并基于先行研究成果,明确了《香港华字日报》中关于日本“文明开化”内容的研究价值。第一章是论文的序言,梳理《香港华字日报》办报和编辑成员的历史背景,从涉日报道在该报中所占比重的数量来看,与日本有关的报道在该报海外消息数量占比从第二位上升至第一位,其中与“文明开化”的消息最多,来源广泛,颇具时效性。第二～四章具体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三个角度关注了日本在金融工业领域出现的变革、明治天皇以身示范支持“文明开化”的政治外交活动、及中日两国的留学政策、社会风俗受到“西洋事物”影响出现差异等内容。第五章分析了《香港华字日报》关于日本“文明开化”的认识独特性及对近代中国的影响。通过对比同时期代表性中国人留下关于日本“文明开化”的游记等记录,可以看到《香港华字日报》关于金融、天皇行动、教育改革、医院卫生等方面的报道,在19世纪70年代颇具新意,为读者了解“明治维新”提供新信息。同时,该报对不同领域变化的评价,也对近代晚清经济、政治、医疗教育等社会改革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以上推论和分析可以看出,《香港华字日报》为早期中文报纸的成熟提供雏形,该报中的涉日报道对中日异文化接触产生影响。《香港华字日报》的创刊宗旨、编辑原则、内容分类及版面设计等内容为早期中文报纸的创办提供模本。该报关于日本“文明开化”的报道内容有利于促进读者扩大视野,以多元视角进一步理解、接受异文化传播,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胡晓鹤[2]（2021）在《符号学视阈下报纸新闻图片的生成及表达》文中指出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高效和精炼的信息越来越被需要。文本语言作为信息传达的最古老且最普遍使用的方式在时代和科技的推动下已经不能适应受众对信息获取方式和阅读习惯的转变,图片作为视觉信息传播的载体有着文字所没有的直观与易读易懂性,更能满足受众获取信息的各种需求。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报纸开始大量引入图片展开新闻报道,关于报纸新闻图片的研究景象日趋繁荣,研究文献遍地开花。符号学作为一种研究“符号”与“意义”的综合“科学”,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在这样的背景下,符号学与新闻传播学的融合也被提上日程。新闻学中所强调的信息的承载和表达与符号学理论中意义的携带和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实现契合,这无疑有助于我们从符号学的角度去探讨一种新的新闻学研究路径。本文将图片视作一种符号,并结合符号学相关理论知识主要研究其如何进行意义的产生和表达过程,文章第一二章节重在探讨作为符号的新闻图片得以成立的形式条件,即围绕“图片”这一基本范畴,厘清新闻图片的概念内涵,同时与其他易混词几组词语概念进行对比和区分,分析报纸新闻图片得以生成的构成要素、以及传者角度怎样进行选择和组合问题。接下来的章节中,将利用符号学的相关理论知识系统探究报纸新闻图片在信息传输过程中的表意机制,包括图片在皮尔斯三分模式下如何进行符号化过程,以及表意的各种修辞手法,研究从图片产生到解读过程中受众解读的内在发展动态和外在表现形式。最后对报纸新闻图片信息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总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以期更好地指导实践。
蒋飞燕[3]（2021）在《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文中提出鸦片战争之后,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处于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悲惨局面。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难题与历史使命。为此,中国人民历尽艰难,进行了伟大卓绝的探索与抗争。在救亡图存和复兴民族的探索过程中,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试图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实现民族的复兴。这一时期,“科学”被赋以了极大的期待。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科学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它不仅意味着可以制造坚船利炮,可以富国强兵,还意味着可以用以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由此,当时的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科学价值观,在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中国人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指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里,中国人在以“科学”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科学的价值观念、价值思想、价值理论体系。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落后贫困时期,科学并不发达,科普程度也十分有限,当时社会各阶层状况又复杂多样,很难一一分类加以研究,只能将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观作为典型代表加以研究。具体而言,选取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君劢、胡适、蔡元培、丁文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研究认为,他们的有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起,“赛先生”和“德先生”逐渐广为人知,并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当时的“科玄论战”对当代中国人仍然影响重大。1949年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通过论战、宣传、教育等,使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认知和认同。1915—1949年期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向当代演进重要而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之加以研究,对了解把握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于继续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国梦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15—1949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形成,除了借鉴和基于西方科学价值观之外,还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赋予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回应“救亡图存”和“自强保种”时代使命的价值期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价值观主要以文化科学价值观和制度科学价值观为主。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因此多种科学价值观并存。除了上述两种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三种:其一是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其三是以新儒家哲学为代表的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注重科学的工具性仍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一个主要特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期间的先进知识分子看重科学具有反对封建迷信、启蒙民众思想乃至变革社会制度的作用,相应的科学价值观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轨迹主要是中国人以“科学”作为利器,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演变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当时中国人以科学为基础对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加以重新解读和选择,从而对自己国家的整体价值观、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加以重新选择。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等文化传统观念,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形成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之明显地兼备了两者的特点。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经验证明,要使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必须经过相应的教育才能达成;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前后时代之间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继承发展而来,而且,在当代,这种价值观还在不断演进之中。通过梳理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进及其得失,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处于新时代的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意义。
周小渟[4]（2021）在《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文中认为英语已然成为当今社会的国际通用语,其传播正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酵,在中国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交流必然带来语言的碰撞。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英语言激烈碰撞,社会动荡与大批西人的到来使晚清社会西学东渐之风盛行,英语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因此,晚清时期可以被看做英语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起始阶段。目前学界对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研究往往聚焦于教育教学和西学东渐,偶有涉及中英语言接触,但信息比较零散,未有针对此阶段的英语传播进行的系统分析与归纳。本研究基于对“史料”与“数据”的整理和统计,借助语言学、历史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晚清社会为时代背景,以路径、动因、影响及规律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总结这一阶段英语传播的状况和效果,力图建构语言传播的研究模式。具体研究问题如下:一、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路径是什么?体现了怎样的语言传播机制?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传播机制是如何产生的?最终效果如何?三、英语在中国晚清社会的传播揭示了哪些语言传播规律?对当下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有怎样的启示和借鉴?语言传播具有社会性,对某一时期某种语言传播进行研究需采用跨学科视角。本研究以库柏语言传播变量、夸克语言传播模式和语言选择主义为理论框架,建构由路径、动因、影响、规律构成的语言传播研究模型,对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进行较全面的探讨。笔者通过文献爬梳,整理出大量与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相关的原始资料（包括奏折、地方志等史料汇编和当时出版的中英文报纸等）、近代着作（包括晚清时期英语传播过程中亲历者的着作及其它相关着作）以及当代论着（包括期刊论文、专着等）。以质性研究为方法,同时利用史料进行相互佐证,从中提取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统计与分析。研究发现如下:首先,受晚清时期历史背景影响,英语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传播主要由来华西人群体及晚清政府洋务派群体主导。其中,来华西人主要指“英美传教士群体”和“英美商人群体”。“英美传教士群体”主导的英语传播活动集中在教会教育与翻译出版上,体现了传播的文化路径;而“英美商人群体”受经济利益驱动,引导以商务英语教学为主的民间教育机构的创办,促使中西交往中产生了“皮钦英语”这种语言变体,显露出经济对语言传播的影响。晚清政府洋务派则通过政府支持,从政治层面推动了英语在中国社会的传播。由不同群体主导的文化、经济、政治传播路径共同构成了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机制。其次,语言传播的主体是人,人们基于生活环境刺激产生不同的动机与目的,做出语言传播行为。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的主导群体与被主导群体在当时环境影响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传播英语,导致以文化、经济、政治为路径的传播机制的产生。最终促使中文吸收了大量英语外来词,在促进汉语语法研究完善的同时,为民国时期外语教育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给后世带来了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双重影响。最后,晚清时期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下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传播的一般规律。（一）英语在晚清外语传播中一家独大的局面体现了语言传播中的竞争规律;（二）晚清来华西人群体在缺乏政策支持的情况下不断进行传播路径的调整,这体现了语言传播中同样存在着“路径依赖”规律;（三）当时的英语传播对后世的影响说明了语言传播由下及上,再到由上及下的受众规律;（四）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在文化、经济、政治层面既平行又交互的传播规律。综上所述,晚清时期不同群体受客观环境与自身目的驱使,通过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主导了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对后世中国的语言和社会产生了影响,并揭示了一定的语言传播规律。这就提醒我们,我国在制定汉语推广政策时应注意外语竞争和受众规律的影响,利用“路径依赖”规律,制定适用于目的国的汉语传播政策。期望该研究能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语言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鞠丽华[5]（2019）在《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当今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公共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全人类的关注。由于政治的公共性,各种安全问题总是和政治实践密切相关。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代表人物巴瑞·布赞曾说:“政治领域是最大的领域,所有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威胁和防卫都是从政治角度上构成和定义的。^因此,政治安全是其他各项公共安全的保证,居于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地位和最高层次,如果政治安全面临挑战与威胁,则直接从根本上威胁着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治合法性密切相关,保证政治安全,不单纯是从外部防范和减少政治体系的威胁因素,从根本上来讲,维护政治安全更是要通过增强政权的合法性程度,提高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水平来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维护是一项宏大的课题,与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其中,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意义重大,成为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研究的重要视角。国家政治安全与政治传播过程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政治过程都可以被看作是信息传播的过程,政治体系的稳定运转必须保证政治信息在政治体系内外的畅通传播。政治传播作为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传递、接受、反馈的过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就是国家如何运用传播手段获取同意的过程,主要是合法性的获得过程,从社会角度来讲就是公众接受并内化政治信息,形成国家政治认同的过程。在当今社会中,政治传播是政治系统获取政治合法性、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依旧十分严峻和复杂。尽管政治传播越来越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但是我国的政治传播建设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内和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政治认同,对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产生不利影响。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重要性以及我国当前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政治传播发展的相对滞后都对从政治传播角度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出了理论和现实要求。从政治传播视域对国家政治安全问题展开研究,研究思路应实现政治学与传播学两种视角的融合。对于政治传播,历来有政治学视角下的研究和传播学视角下的研究两种思路,政治学视角下的研究侧重于将政治看成为一个传播过程,政治就是传播,传播是政府的神经;而传播学视角下的研究侧重于从传播（特别是大众传媒）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以及公共舆论的形成及影响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居间政治”已经成为民主的主要模式,传媒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日渐重要。由于政治传播视域下的国家政治安全研究是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对“政治安全”这个政治学中历久弥新的问题进行研究,故而政治学本位是首先要坚持的;同时,在大众传媒对当代民主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新媒体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作用越来越大的背景下,从传播学角度思考政治传播和政治安全问题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现实推动的结果。鉴于此,政治传播视域下的国家政治安全研究将落脚点放在当代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维护上,尤其是分解了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几个主要构成要素,在各个层面的构成要素下着重分析了政治传播对不同层面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作用及维护路径。具体研究遵循着“阐释概念——建构理论——追溯历史——分析现实——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的论析。概念阐释部分阐释了国家政治安全的内涵、层次、构成要素、理论基础等基本问题。国家政治安全具有多维内涵,既包括国家政治权力不受威胁、能够有效实施,也包括政治权力存在稳固的社会基础的支持。其中,政治观念安全和政治制度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而观念安全和制度安全主要指其合法性问题。国家政治安全包括价值层面的意识形态安全、政党层面的执政安全、政府层面的有效运转、社会层面的政治秩序稳定、国际层面的国家主权安全五部分构成要素。在当前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中,政治安全处于国家总体安全的最高层次,是总体国家安全的根本和保障。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政治安全注重政治发展与政治安全的统一、国内政治安全与国际政治安全的统一、国家政权安全与公民权利和安全的统一、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统一。理论建构部分在政治传播理论的分析视域内,阐述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内在逻辑关联,寻求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间的理论契合。通过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政治传播和国家政治安全内在关联在一起,政治合法性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本质内容,有效的政治传播通过促进政治合法性的价值、权力和社会基础,不断推进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政权安全和政治秩序稳定,进而巩固国家政治安全。在构成要素上,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存在主体上的一致性、内容上的相关性、媒介上的交互性和目标上的吻合性。历史追溯部分对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历史演变与现实挑战展开考察。时代特征决定国家政治安全的总体形势和维护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同历史时期,处于政治安全本质层面的政治合法性,其来源和基础是由当时的政治发展状况和国家战略选择决定的。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发展和国家政治安全状况直接通过当时的政治传播过程展现出来,特定时期的政治传播又会对当时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和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产生重要影响,对建构当时的政治秩序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新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对国家政治安全的维护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国家治理现代化及政治传播的现代转型是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本质要求和总体方向。我国的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着社会思潮多元化、社会认同感缺乏、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国际安全局势复杂化等挑战。现实分析部分以政治合法性为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密切结合我国政治安全维护实际,根据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五部分主要构成要素,从价值层面、政党层面、政府层面、社会层面、国际层面等五个方面构建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分析框架,分别对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研究。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价值层面从政治传播对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意义出发,论述了如何通过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本质上是要实现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以巩固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我国意识形态认同的根本要求,政治传播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手段。在我国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要通过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和形式的与时俱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传播内容上既要秉持其民主、法治、民本的基本价值追求,又要将价值宣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结合起来、与广大人民群众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传播方式上通过创新传播理念、完善传播话语、丰富传播途径以适应网络信息化传播的新要求,改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切实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政党层面从分析党的政治传播的向度出发,论述建立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过程,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途径。政治传播模式有单向传播和双向传播之分,政治传播的向度对执政党与民众交流的效果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直接关系到执政党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状况。尽管单向度的政治宣传在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党的执政安全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更有利于这个目的的实现。当前,需要通过加强党内政治沟通文化和制度建设,形成有效沟通的氛围和畅通的党内政治传播渠道,以期通过双向的政治传播,在党内更好地实现聚心聚力的政治目标,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打下坚实基础。通过创新传播思维、构建传播新模式等实现党与民众之间信息的双向沟通、良性互动,以期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政府层面从政府传播中存在的信息公共性不足的现状出发,论述如何通过增强政府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公信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从政府层面看,国家政治安全建立在政府公信力基础之上。政府通过信息传播影响公众对政府行为的感知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必要条件,对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信息选择的真实性和回应性对政府公信力建设最为重要,而有选择性地控制政务信息极易导致政府与民众间信息沟通遇阻,引发公众质疑,对政府信任造成威胁。从政府传播的角度来讲,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就是要通过不断增强政府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行为的公信力,培育和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需要从树立政府传播公共理念、整合政府传播资源、加强政府传播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社会层面从政治参与的秩序,特别是网络政治参与无序的现实问题出发,论述如何构建畅通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体系,引导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发展,促进政治秩序的稳定。公民利益表达畅通、政治参与有序、政治认同良好、社会政治秩序稳定是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衡量指标。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讲,政治传播反馈渠道的畅通是政治参与有序的重要保障,直接影响到政治秩序稳定。当今时代是一个数字化的网络时代,网络成为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政治信息沟通和交流的新途径,网络政治参与作为政治传播反馈的形式之一,对政治秩序稳定产生重要作用。良性的网络政治参与对于维持社会政治秩序意义重大,但无序的网络政治参与也会给社会政治稳定带来威胁和挑战。引导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发展关键在于保证信息输入的有效性和畅通性,充分发挥网络政治参与表达民意、缓冲矛盾的积极作用,避免网络政治参与的非理性和表达不畅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危害。通过推进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主体建设、加强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政府治理、改善网络政治传播参与和信息反馈环境,推动网络政治参与理性发展,发挥网络政治参与对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促进作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国际层面从对外政治传播对国际政治安全的重要性出发,论述如何通过良好的对外政治传播,构建积极的国际认同,维护国际政治安全。国际认同是一国国际政治安全的深层影响要素。对外政治传播促进国家对外沟通和交流的实现,国际认同的理念基础、规则基础、有效性基础、共识基础的获得都离不开一国的对外政治传播。国际认同的获得过程实质上是一国通过对外政治传播实现政治合法性的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我国国际政治认同的实现需要以让世界知晓“中国要走怎样的发展道路、中国代表着一种怎样的价值”为前提,这离不开强有力的对外政治传播。当前,进一步加强对外政治传播建设、积极促进国际认同是维护我国国际政治安全的重要任务。可以通过有效整合对外政治传播内容、加强对外政治传播话语建设、丰富对外政治传播形式和途径等措施构建积极、主动、有效的对外政治传播过程,充分发挥对外政治传播对于增进国际认同的作用,切实维护我国国际政治安全。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五个层面彼此紧密相关、相互影响,构建起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多维度、整体性的分析框架。概而言之,五个层面蕴含着国家与社会两种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两个方面的政治安全是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一体两面,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各个层面都要实现国家（政党、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协调运转。作为国家政治安全主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安全、执政安全、政府公信力和民众的政治参与秩序通过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体现出来,也必须要通过两者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和维护。五个层面彰显出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不仅国内政治安全和国际政治安全彼此促进、密切相关,而且国家对内政治传播与对外政治传播也密切联系在一起,国家对内政治传播的内容和模式决定着对外政治传播的基本特征,对外政治传播效果的好坏也会对国内舆论和国内民众的政治认同产生影响,两者共同对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起到重要作用。五个层面诠释了观念与过程两个范畴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一方面,政治传播视域下观念范畴上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贯穿于各个层面的政治安全维护过程之中,我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各个层面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核心内容和要实现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观念范畴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通过各个层面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过程来实现,通过政治传播过程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对内就是在党的政治传播、政府传播、民众的政治参与等过程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内涵,维护其主导地位;对外就是在国际政治传播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国际认同。
高小燕[6]（2019）在《公共考古视域下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而追求更高的发展水平,更有质量的生活,满足更多的精神需要,成为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拥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承载着人类文化意象和社会记忆的文化遗产该如何发挥其价值,提升与公众的联结,伴随人类的精神文明迈步进入新的时空。随着公共考古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并积极参与其中,但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考古行业、文化遗产保护者、公众等）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存在诸多“知沟”和认识偏差,导致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出现了价值传承的危机问题。文化遗产传承什么、如何传承、如何使得文化遗产“活”起来,是我们研究的元起点。本文以公共考古学视域下文化遗产价值为研究主题,以陕西省秦始皇陵为主要考察对象,运用考古学、文化社会学、阐释学和传播学等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研究方法展开讨论,研究进程包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深入问题、解决问题。笔者认为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是以传承价值为本质,认同为目标,互动与对话为主体,阐释与传播为途径。本文研究的主要观点和结论如下:第一,我们要在社会转型和话语变迁的背景下,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进行重构、阐释、展示、解读和传播。文化遗产保护要立足于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即文化价值,分析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价值、精神文化价值与制度层面的价值（社会治理体系和规则）,从而以提升公众与文化遗产的联结、激发公众的文化意象和文化记忆为主要目的,让公众“透物见人”,能看得懂、听得懂,从而实现让静置物化的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让公众与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对话”,唤醒文化记忆,实现文化认同。第二,面向未来,我们要从搭建以文化价值为导向的阐释与展示系统,联结公众主动参与保护,建构参与式叙事空间,建构文化景观和文化传播的意象空间,打造与公众交流互动型阐释模式,提升文创产品文化意象等方面,高质量阐释和展示文化遗产的价值。第三,当公共考古遇上数字传播,通过新的传播模式和渠道,使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的社会秩序、政治制度、文化意象、文明观被再次呈现和建构出来,形成新的文化意象;同时,在数字传播为代表的多媒介所营造的新时空中,以新的形式、新的结构、新的表征来表达和传播文化遗产价值,使其获得新的价值延续与生长,形成丰富而深刻的文化意象和记忆。
张锐[7]（2019）在《“载体”还是“本体”？—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研究》文中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对当代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模式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引发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时至今日,这种变化的具体表现,概括而言大体上可归结为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及其对社会结构的深度嵌入,深刻地重构了整个社会包括其各个单元既往的运行规则,同时也改变了互联网本身只是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功能角色;另一方面,互联网独特的技术架构与运行演变规律,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对话模式,并使人们逐渐形成了对互联网新运行逻辑的认知成果或所谓“互联网思维”。意识形态作为社会观念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关系也随着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正在变得更加复杂而多变,从而在此基础上推动了“互联网意识形态”这一问题本身的浮现,并逐渐演变为目前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理论焦点。近年来,围绕着互联网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探讨,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种是认为互联网具有意识形态传播功能,另一种则认为互联网自身也展现出意识形态属性。这两种观点和主张都有自身提出的理论依据和时代背景,但随着互联网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深入,上述两类观点不仅各自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和指向,而且其相互之间也开始产生出日益深化的辩驳与争论。基于此,本文在研究互联网与意识形态二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属性,其目的在于明确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究竟是作为“载体”时所体现的服务于意识形态传播的工具功能,还是作为“本体”时技术自身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外显。笔者以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与澄清无疑兼具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本文的写作思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是基于传统的“载体论”视角,论证互联网作为技术载体工具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或外在功能,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维度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描述;二是基于“本体论”视角,从互联网技术自身所引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更,论述互联网思维与互联网精神的内在意识形态功能或其本身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从互联网技术发展及其嵌入社会结构的全过程来看,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既是作为载体工具而体现的,也是互联网技术自身的一种内在属性,即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样态。最后,本文还尝试结合我国互联网治理的现实语境,提出整合“本体论”与“载体论”基础上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及治理思考。论文具体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问题的由来:关于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争论”,在概要性地阐释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及演变的基础上,介绍了关于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主要争论观点,并对这些观点的局限性进行分析,由此提出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再审视问题;第二章“‘载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属性”,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维度,分析互联网作为技术社会的载体的意识形态属性表现;第三章“‘本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思维方式的意识形态属性”,从技术自身作为一种社会性本体的角度,分析互联网作为一种特定的“结构—功能”统一体的意识形态属性;第四章“‘载体’与‘本体’的双重变奏: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是文章对之前两类观点的融合创新,分析了互联网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作用机制,论述了“互联网思维”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并对新的互联网意识形态与传统政治意识形态进行比较,以图为互联网境遇下治理意识形态的相关实践找寻相关的理论依据;第五章为“中国语境下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及其治理分析”,是整篇文章的实践应用部分,该章针对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特殊矛盾状况,提出建构互联网意识形态的方法论,并通过“互联网+‘一带一路’”这样的案例,进行了如何掌握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的中国话语权的实证分析。正是基于上述研究思路和分析架构及其具体阐释,本文从总体上指出: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种载体工具已经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社会全过程,通过影响当前社会结构实现其意识形态属性;而另一方面,作为技术本身,互联网也通过其技术结构所形成的新的存在及选择方式在互联网社会中形成特定的技术意识形态,并具体地通过互联网思维呈现出来。因此,从互联网技术产生、发展到深度应用的整个过程来看,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一个“载体论”与“本体论”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和相互深化的过程。而由此形成的当代意识形态的互联网存在或互联网的意识形态面貌,无疑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治理工作提出了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的时代境遇。由此来看,“中国语境”下的互联网意识形态治理工作,既要充分认识到互联网技术作为技术“本体”的复杂性,也要处理好由于技术发展而带来的互联网“载体”工具在意识形态管理工作中的策略性问题,既要增强意识形态工作上的技术创新“硬实力”,也要强化工具治理的“软实力”,从基本理念到具体方法上进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创新,提出适应新时代背景下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思路及治理方略。
季念[8]（2019）在《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文中认为1842年5月14日在伦敦创刊的《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第一份成功地将新闻与图像有机结合,实现文学与艺术“联姻”的周刊。它从创刊之日起,就对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给予了高度关注。创刊后仅20天,即刊载了关于中国人的专题报道《中国的道光皇帝》。到1876年,其报道的中国人形象几乎涉及了晚清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伦敦新闻画报》在这三十多年中塑造的晚清中国人形象既丰满多样又极具典型性,对英国中产阶级读者乃至大英帝国臣民关于晚清中国人形象的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伦敦新闻画报》的中国人形象报道中,用力最勤、着墨最多、关注度最高的无疑是在晚清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皇帝高官。就皇帝而言,《伦敦新闻画报》报道了道光皇帝、咸丰皇帝和同治皇帝,并将他们置于晚清战乱不断、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观照,表现了道光皇帝强撑危局的艰难,咸丰皇帝苦心维持的不易,同治皇帝作为符号象征的无奈。就高官而言,它报道了耆英、斌椿、叶名琛、广州行商及其他官员群像,描绘了耆英在外交活动中的善变形象,表现了斌椿作为“中土西来第一人”的开放包容个性,浓墨重彩地对叶名琛进行了污名化。当然,《伦敦新闻画报》虽然格外重视皇帝高官,但其报道的中国人形象并不局限于此。它还报道了形形色色的下层人形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军人和中国百姓。就军人形象而言,它描绘了遇敌溃逃、英勇顽强、唯利残忍等不同类型的军人;就中国百姓而言,它表现了堕落麻木、礼貌友善、吃苦耐劳等不同品质的中国百姓形象。《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丰富而生动,这既得益于该报图文结合的特色,更得益于该报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首先,在图像与文字的互释、互补与悖离中,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直观性、可感性和性格张力。其次,通过新闻观察者的叙述、新闻当事人的叙述、嵌套性叙述等多重叙述主体的透视,增强了新闻故事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与生动。再次,记者、画家将新闻背景与事实巧妙结合,或利用新闻背景阐明新闻事实,或利用新闻背景烘托新闻事实,不仅使画报中的中国故事与中国人形象更加完整,而且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故事与中国人形象。《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作为一种西方视野中的“他者”形象,既非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形象毫不走样地再现,也非西方人凭空想象的产物。它是记者在中国民间游历、战地目击、受传闻影响等亲历中国的印象,也是西欧对中国人美化性想象与丑化性想象的延续,是西欧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在它身上体现了大英帝国意识形态与媒介使命的混合,杂糅了商业利益至上与新闻客观、不列颠民族优越与新闻中立、中产阶级定位与新闻写实等矛盾对立的因素。《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书写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曾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认识和其他画报对中国人的关注,并提供了中国人形象研究的新参照物。其次,它具有较强的审美意义。它拓展了图文并重的审美空间和新闻画报的表现范围,提升了新闻画报的艺术品位。再次,它具有很强的当代价值。它既为当代社会观察和评价外国媒体中的中国人形象提供了视野,又为当代中国媒体报道外国人形象提供了启示,还对提升当代中国画报的图文艺术水平和质量提供了借鉴。
邓海燕[9]（2019）在《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文中提出1937年以后,日本殖民者的野心不断扩张,对东北的殖民统治越发残酷,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加紧对新闻出版行业的控制,整个伪满后期面临“出版难,杂志少”的景况。1941年由满洲杂志社创刊的《麒麟》,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发行完整、传播广泛、接近大众等特点,很快赢得市场,成为拥有十万读者的“东亚第一刊”,成为伪满畅销的一本大众文化杂志。杂志一面大量刊载娱乐性趣味性的通俗作品,有意疏离政治和时局,以办国民“自己”的杂志为办刊宗旨;一面又替伪政府做宣传唱赞歌,为日伪当局效力,履行国策杂志的使命,具有复杂的意识形态性,这是伪满后期能够继续刊行的杂志所共同呈现出的特点,也是杂志的一种生存策略,不适合用简单的是非论来判断,要结合具体文本分析其显与隐的表达,这也是本论文所持的客观态度,力求公允,呈现杂志原本的文化样态。本研究在走访调研、收集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文本文献的量化整理和细密的耙梳,进行系统的归纳和分类汇总,考察杂志特殊的生存背景和大众文化的特质,从而揭示殖民语境中杂志编辑人、写作者及伪满的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本文共分为五章。绪论中介绍了当下《麒麟》研究的现状,根据杂志自身的特点,确定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进入研究,并对殖民语境、《麒麟》的大众文化及特点进行界定,保证论文写作的合理性。第一章具体阐述了《麒麟》杂志特殊的殖民生存场域,从政治、教育和文化三方面展开论述,日本残酷的政治统治、奴化的教育思想和专制文化政策迫使期刊杂志只能倾向通俗的、娱乐的、有趣的、历史的文艺作品,规避现实,粉饰太平,这样的大众通俗文学作品是能够被统治者接受的,有利于市民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伪满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麒麟》的大众文化现象,也是不难理解的生存之道。第二章是从《麒麟》杂志传媒的外围生存境况和杂志自身的内部特点考察其刊行策略。先历时性考察伪满时期文学传媒的外围生态,梳理伪满后期在物资紧缺、资金不足、文化专制的杂志生态环境下,杂志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之道,而不得已选择走向大众文化之路;然后对杂志自身特点进行共时性的分析,从杂志刊行思想、读者定位、市场化运作等角度进行梳理,从而确立《麒麟》杂志大众文化的策略性定位的观点。第三章是从杂志文本的文体形式上阐释《麒麟》的大众文化建构。本章基于伪满时期苛刻的文化监管制度和汉语出版物少难以满足大众读者阅读需求的背景,是匮乏的文化市场推动了通俗趣味性读物在内容策略上不自觉的倾向于通俗小说、文化杂谈、民间歌谣、弹词鼓词等纷繁多彩的大众性文体形式,《麒麟》呈现出以“慰安民众”为办刊宗旨的大众文化形态。第四章着重从文本内部讨论《麒麟》杂志的大众文化形态建构的问题。文中从都市文化、女性文化、流行文化等视角出发,分析文本中的都市空间符号、女性的生存现状、文本的娱乐性消遣精神、侦探悬疑的大众化取向等大众化特征,探析杂志文本的内在变化:现代的、都会的、消费的、时尚的走向为一种潮流;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的参差融汇也是一种潮流,而且两者难以切分,扭结在一起流动向前。由此,《麒麟》通过形式与内容的双重探索与实践,进行其对于大众文化的构建。第五章是论文的落脚点,探寻大众文化杂志《麒麟》所呈现的文化图景的意义所在,本研究认为杂志的出版和发行,体现出意识形态宣传和大众文化建设方面的复杂作用,客观的总结其既有被利用的亲日、媚日的奴性话语,也有反侵略的隐性表达,即便是杂志的大众文化建构中的负能量,也要回溯到特定时空和语境中,认识其存在的意义,并从多个角度考察其正负能量。结语总结全文,简要阐明《麒麟》杂志研究的意义,并说明本论文研究的局限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能空间。
蓝刚[10]（2019）在《微传播环境下青年政治社会化途径研究》文中指出青年人的政治社会化价值目标不仅是要培养青年群体由“自然人”成长为社会合格公民并具备参政议政能力和掌握一定政治技能的“政治人”,更是希望通过青年人的个体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有多种,不同的途径对青年人在政治社会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扮演的角色虽各不相同,但产生的影响却各有千秋。传统的政治社会化途径如家庭、学校、社会共同体、同辈群体和大众传媒虽然在传播政治文化、塑造合格政治公民的过程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终端技术的发展,微传播作为一种全新的途径在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培养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微传播不仅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又由于其叙事视角、叙事容量、叙事方式鲜活性、生活性等特性,赋予了青年人极大的政治参与空间及传播与制造内容的能力。话语权的转移意味着青年人可以自主选择政治信息、大胆地表露政治主张与政治见解,围绕某一政治事件或议题在虚拟空间中开展线上政治活动。这种迥异于传统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对当前青年政治社会化环境与内容、功能与方式的改造,推动着政治社会化范式由单向主导向多元互动转型。本文关注的焦点就是微传播在当代青年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与意义,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微传播营构的全新媒介环境,是如何以其丰富多姿的媒介景观通过解构传统的时空观,聚缩了政治社会化的历程,加速了青年人的政治社会化的周期;（2）这种在新的历史环境、新的技术条件下产生的政治社会化途径的新型战略变迁,将如何长期而持续地影响着青年人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政治认知及价值取向;（3）微传播环境下政治参与模式的重构及虚拟政治实践在相当程度上改写了青年人政治角色的体验与扮演,不同背景下的政治文化与激增且多元的政治信息会如何冲击主流价值观所倡导的政治信念与规范、动摇青年人理性的政治选择从而背离正确的政治社会化方向及目标。为了回答以上的问题,面对政治社会化途径中出现的媒介途径演变,本文以微传播为逻辑起点,运用个别访谈、问卷调查和模拟实验等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旨在对微传播与当代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关系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首先通过对微传播、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途径等概念和功能的梳理与阐释,并以异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马克思经典社会理论和场域理论为理论框架,对微传播环境下青年政治社会化途径进行了相应的理论构建;其次分别对青年政治社会化途径,即传统媒介、网络、微传播进行了分析,考察不同媒介途径的历史沿革并比较不同途径优劣与异同;再次围绕微传播的技术特质及虚拟形态,探究微传播在青年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即如何支撑并拓展、保障青年人的社会交往;同时将微文化、微政治作为考察指标,结合大量的实证调查数据分别探析微文化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价值,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亚文化影响;微政治的政治动力、属性和形态,参与起点、传播效力和实现形式,以及对青年人政治关注度、政治表达意愿、政治参与、政治认同等产生的影响和冲击;在此基础上剖析了微传播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负面影响,结合实证发现复杂的舆论环境、开放的言论空间、虚拟的实践行为、低效的参与行为将导致青年人政治认知歧异化、政治表达随性化、政治知行偏差化、政治态度冷漠化,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微传播媒介责任、舆论主体、监管体系、思政教育的缺失与青年人媒介素养、群体文化、社会心态、认同意识的困乏等;最后在对微传播媒介责任与商业逻辑、个体权利、公民意识、社会需求间关系进行思考的同时,还从发挥文化引导力、完善政治参与渠道、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几方面提出了微传播环境下青年政治社会化途径的改进举措。
二、略论19世纪中国人对报纸舆论传播功能的认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论19世纪中国人对报纸舆论传播功能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1）从《香港华字日报》（1872-1874）看中国人眼中的日本“文明开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香港华字日报》及其中的涉日报道 |
| 第一节 创办背景与编辑团队 |
| 第二节 报道原则与日本有关内容分析 |
| 第二章 日本在经济领域呈现“文明开化”的报道 |
| 第一节 金融改革 |
| 第二节 交通运输业与工业 |
| 第三章 日本在政治领域呈现“文明开化”的报道 |
| 第一节 军事制度 |
| 第二节 天皇活动 |
| 第三节 外交策略 |
| 第四章 日本在社会生活领域呈现“文明开化”的报道 |
| 第一节 教育文字改革 |
| 第二节 公共卫生医疗系统 |
| 第三节 生活习俗 |
| 第五章 对中国的影响 |
| 第一节 同时期中国人涉日的代表性记录及特点 |
| 第二节 相关报道对晚清社会变革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致谢 |
（2）符号学视阈下报纸新闻图片的生成及表达（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选题背景 |
| 二、课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界研究综述 |
| 一、学术界研究现状 |
| 二、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第三节 相关术语界定 |
| 一、新闻图片 |
| 二、符号 |
| 三、符号化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案例研究法 |
| 三、对比论证法 |
| 第一章 符号学视阈下新闻图片的概念及传播功能 |
| 第一节 新闻图片的界定 |
| 一、新闻图片的概念 |
| 二、符号学理论下的新闻图片 |
| 第二节 新闻图片的传播功能 |
| 一、对新闻信息真实性的加强 |
| 二、对新闻事实的直观再现 |
| 三、对新闻事实细节的补充说明 |
| 第二章 报纸新闻图片的符号生成系统 |
| 第一节 报纸新闻图片的构成要素 |
| 一、主体符号和客体符号 |
| 二、图片的景别符号 |
| 三、图片的光线符号 |
| 四、图片的色彩符号 |
| 五、版面位置符号 |
| 六、版面空间符号 |
| 第二节 报纸新闻图片符号的选择与组合 |
| 一、拍摄者的选择与组合 |
| 二、报纸编辑的选择和组合 |
| 第三节 报纸新闻图片与文字的搭配应用 |
| 一、文字符号在报纸中的作用 |
| 二、图文符号结合使用效果 |
| 第三章 报纸新闻图片的表意机制 |
| 第一节 报纸新闻图片的符号化过程 |
| 第二节 报纸新闻图片的符号修辞 |
| 一、报纸新闻图片明喻符号修辞 |
| 二、报纸新闻图片隐喻符号修辞 |
| 三、报纸新闻图片转喻符号修辞 |
| 四、报纸新闻图片的符号反讽 |
| 第三节 受众对意义的接收与解读 |
| 一、受众对报纸新闻图片意义解读的两个层次 |
| 二、受众对报纸新闻图片意义解读的三种模式 |
| 第四章 报纸新闻图片信息传输的再思考 |
| 第一节 报纸新闻图片信息传输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一、报纸新闻图片的符号造假问题 |
| 二、泛视觉化现象日益凸显 |
| 三、报纸新闻图片意义传播中的问题 |
| 第二节 报纸新闻图片信息传播中薄弱环节的应对之策 |
| 一、始终坚持以新闻真实性为前提 |
| 二、充分发挥文字符号在报纸中的作用 |
| 三、提高整体视觉素养 |
| 结语与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3）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需 |
| (二)科学价值观理论发展之需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概念界定 |
| (一)科学 |
| (二)价值和价值观 |
| (三)科学价值观 |
| (四)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五)分期说明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1章 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 |
| 一、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殊历史背景 |
| (一)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
| (二)近代科学价值观范式的转向 |
| (三)科玄论战与科学万能观念的胜利 |
| 二、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理论渊源 |
| (一)中国传统的科学价值观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价值观 |
| (三)西方的科学价值观 |
| 第2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一、文化科学价值观 |
| (一)文化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文化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二、制度科学价值观 |
| (一)制度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制度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第3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一、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 |
| (一)自然科学家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自然科学家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 |
| (一)马克思主义者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马克思主义者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三、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 |
| (一)新儒家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新儒家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第4章 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轨迹和内在逻辑 |
| 一、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点 |
| (一)始终与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探索紧密相联 |
| (二)“科学”与“技术”混淆并存且“重术轻学” |
| (三)重科学的工具性而轻科学精神 |
| 二、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主要轨迹 |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三、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内在逻辑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促进了科学价值观的演变 |
| (二)科学价值观的演变渗透了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 |
| (三)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观照了救亡图存的科学诉求 |
| 第5章 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立场和当代启示 |
| 一、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
| (一)坚定人民立场是科学价值观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 |
| (二)坚持唯物史观是科学价值观发展进步的正确出路 |
| 二、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当代启示 |
| (一)科学价值观的成熟与完善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 |
| (二)正确科学价值观的树立必须经过理论与实践教育 |
| (三)科学的精神价值观需要进一步培育与强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4）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论文结构 |
| 1.研究问题 |
| 2.论文结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理论依据 |
| 1.研究方法 |
| 2.理论基础与认识依据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研究回顾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1.英语传播 |
| 2.晚清时期 |
| 3.晚清时期传教士 |
| 第二节 英语传播的相关研究 |
| 1.国外英语传播的相关研究 |
| 2.国内英语传播的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晚清以前英语传播回顾 |
| 第四节 晚清社会英语传播研究 |
| 1.晚清社会传教士的相关研究 |
| 2.晚清社会翻译情况的相关研究 |
| 3.晚清社会近代化教育的相关研究 |
| 第三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文化路径 |
| 第一节 传播的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传播主体:来华传教士 |
| 第三节 教会学校与英语传播 |
| 1.前期教会学校与英语传播 |
| 2.后期教会学校与英语传播 |
| 第四节 翻译出版与英语传播 |
| 1.翻译机构与英语传播 |
| 2.报刊出版与英语传播 |
| 第五节 传教士主导的英语传播的文化特征 |
| 1.双向语言文化传播 |
| 2.群体性书面语传播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经济路径 |
| 第一节 传播的经济背景 |
| 第二节 传播主体:来华英美商人 |
| 第三节 民间英语培训机构与英语人才培养 |
| 第四节 “皮钦”英语与英语传播 |
| 第五节 英美商人主导的英语传播的经济特征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政治路径 |
| 第一节 传播的政治背景 |
| 第二节 传播主体:晚清政府洋务派 |
| 第三节 近代化教育与英语传播 |
| 1.三类新式学校与英语传播 |
| 2.官派留美与英语传播 |
| 第四节 翻译活动与英语传播 |
| 1.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西学传播 |
| 2.京师同文馆翻译活动与译员培养 |
| 第五节 洋务派主导的英语传播的政治特征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晚清社会英语传播规律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外来语言传播竞争激烈 |
| 1.其他外语的传播情况 |
| 2.影响外语竞争的因素 |
| 第二节 路径依赖及其体现 |
| 1.路径依赖及其内涵 |
| 2.英语传播路径依赖 |
| 第三节 英语传播中人的因素 |
| 1.晚清来华西方人 |
| 2.晚清政府洋务派 |
| 3.个体被动传播者 |
| 第四节 传播受众:底层-精英-群众的传播模式 |
| 第五节 文化、经济、政治层面的平行交互传播 |
| 第六节 英语在中国传播带来的影响 |
| 1.对汉语的影响 |
| 2.对社会的影响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局限及启示 |
| 第一节 主导性局限及表现 |
| 1.来华西人主导的传播的局限性 |
| 2.洋务派们主导的传播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
| 1.应对传播中的竞争现象 |
| 2.注重主导者的路径依赖 |
| 3.尊重受众传播相关规律 |
| 4.结合“场论”防范预警 |
| 第三节 对外语政策与规划的启示 |
| 1.应对英语的语言霸权 |
| 2.提高中华文化自信心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总结 |
| 第一节 结论与贡献 |
| 第二节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5）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国内外关于政治安全的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外关于政治传播的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趋势和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论文的创新点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政治安全的基本问题阐释 |
| 一、国家政治安全的概念和构成要素 |
| (一) 政治安全相关概念辨析 |
| (二) 国家政治安全的四种界说 |
| (三) 本文国家政治安全的基本含义 |
| (四) 国家政治安全的构成要素 |
| 二、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基础 |
| (一) 新安全观:国家政治安全的观念基础 |
| (二) 合法性理论: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内核 |
| (三) 政治沟通理论:国家政治安全的分析路径 |
| 三、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国家政治安全 |
| (一) 新时代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
| (二) 国家政治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中的地位 |
| (三) 国家政治安全的“总体安全观”考量 |
| 第二章 政治传播: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分析视角 |
| 一、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中政治传播视角的提出 |
| (一) 政治传播的基本概念 |
| (二) 政治传播的要素分析 |
| 二、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的内在逻辑关联 |
| (一) 传播政治价值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
| (二) 有效政治沟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 |
| (三) 推动公共舆论维护政治秩序稳定 |
| 三、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契合 |
| (一) 主体上的一致性 |
| (二) 内容上的相关性 |
| (三) 媒介上的交互性 |
| (四) 目标上的吻合性 |
| (五) 途径上的有效性 |
| 第三章 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历史演变与现实状况 |
| 一、政治传播视域下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历史演变 |
| (一) 革命语境传播阶段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1949-1978) |
| (二) 改革语境传播阶段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1978-2001) |
| (三) 深化改革语境传播阶段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2002-2011) |
| (四) 新时代治理语境传播阶段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2012-今) |
| 二、政治传播视域下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挑战 |
| (一) 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时代背景 |
| (二) 当前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现实挑战及对政治传播的要求 |
| 第四章 价值层面的维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
|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作用 |
| (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要求 |
| (二) 政治传播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手段 |
| 二、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存在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安全造成的威胁 |
| (一) 传播内容存在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
| (二) 传播主体存在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
| (三) 传播方式存在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
| 三、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
| (一) 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价值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
| (二)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方式与时代发展同步 |
| 第五章 政党层面的维护:政治传播的向度与党的执政安全 |
| 一、政治传播的向度对党的执政安全的重要性 |
| (一) 政治传播的向度:单向的宣传与双向的传播 |
| (二) 双向的政治传播对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
| 二、当前单向度的政治传播对党的执政安全产生的不良影响 |
| (一) 党内政治传播的单向性及影响 |
| (二) 党外政治传播的单向性及影响 |
| 三、完善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过程,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 |
| (一) 畅通上下互动的党内政治传播,增强党的凝聚力 |
| (二) 推进双向互动的党外政治传播,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 |
| 第六章 政府层面的维护:政府传播的信息选择与政府公信力 |
| 一、政府传播的信息选择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 |
| (一) 政府公信力是衡量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指标 |
| (二) 政府传播的信息选择是影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关键因素 |
| 二、当前我国政府信息传播的选择性对政府信任造成的威胁 |
| (一) 政府自身认识欠缺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
| (二) 政府传播信息质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
| (三) 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传播信息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
| 三、增强政府信息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公信力 |
| (一) 树立公共理念,夯实政府信任的基础 |
| (二) 整合传播资源,提高政府传播力和公信力 |
| (三) 完善传播制度,保障政府传播公共性的实现 |
| 第七章 社会层面的维护:民众政治传播的反馈与政治参与秩序 |
| 一、政治传播的反馈对政治参与秩序的重要性 |
| (一) 有序政治参与是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 政治传播反馈对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作用 |
| 二、网络政治参与:政治传播反馈的形式和政治秩序维护的途径 |
| (一) 网络政治参与是民众对政治传播反馈的重要形式 |
| (二) 网络政治参与和反馈对政治秩序的积极影响 |
| (三) 当前我国无序的网络政治参与和反馈对政治秩序造成的威胁 |
| 三、建立畅通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反馈体系,促进政治秩序稳定 |
| (一) 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的主体建设 |
| (二) 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的政府治理 |
| (三) 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的环境改善 |
| 第八章 国际层面的维护:对外政治传播与国际认同 |
| 一、对外政治传播对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性 |
| (一) 国际认同:国家政治安全的国际层面 |
| (二) 对外政治传播对获得国际认同的重要作用 |
| 二、当前我国对外政治传播存在的问题及对国际认同的影响 |
| (一) 传播理念的相对滞后不利于国际认知的实现 |
| (二) 传播话语的相对弱势不利于国际认可的实现 |
| (三) 传播途径的相对单一不利于国际认同的实现 |
| 三、加强对外政治传播建设,积极促进国际认同 |
| (一) 促进传播内容整合,全面增强国际认同基础 |
| (二) 加强传播话语建设,构建中国特色大国话语体系 |
| (三) 完善传播模式,多途径提升国际认同水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公共考古视域下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实践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公共考古学研究 |
| 二、文化遗产价值研究 |
| 三、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研究 |
| 第四节 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阐释 |
| 一、相关概念 |
| 二、相关理论阐释 |
| 第五节 问题展开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作为沟通的公共考古:任重道远 |
| 第一节 公共考古兴起 |
| 一、何为公共考古 |
| 二、开展公共考古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公共考古现状与发展 |
| 一、国外公共考古发展趋势 |
| 二、中国公共考古发展现状 |
| 三、中国公共考古存在的问题 |
| 四、中国公共考古发展思考 |
| 第三章 保护与传承的起点:价值 |
| 第一节 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 |
| 一、“文物”与“文化遗产”的概念缘起和发展 |
| 二、国际宪章关于文化遗产价值保护理念的发展解读 |
| 三、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转变 |
| 第二节 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价值危机 |
| 一、社会变迁下的价值危机 |
| 二、深刻原因 |
| 第三节 文化遗产价值重构 |
| 一、文化价值是本质核心价值 |
| 二、价值的时代建构性 |
| 三、价值与人的关系再建构 |
| 四、时空价值与精神价值 |
| 第四章 重返文化遗产地:文化意象和经典的产生 |
| 第一节 作为“文化意象”的物质文化遗产 |
| 一、文化意象 |
| 二、文化景观与符号表征 |
| 三、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 |
| 第二节 帝陵的“文化意象” |
| 一、空间意象 |
| 二、景观意象 |
| 三、文化意象 |
| 第三节 秦始皇帝陵:文化意象的发生 |
| 一、秦始皇帝陵的空间意象 |
| 二、秦始皇帝陵的景观意象 |
| 三、秦始皇帝陵的文化意象 |
| 四、秦始皇帝陵的审美意象 |
| 五、秦始皇帝陵的符号意象 |
| 六、秦始皇帝陵的文明交流意象 |
| 第四节 重返帝陵经典的发生 |
| 一、社会治理体系和制度 |
| 二、思想文化 |
| 第五章 文化记忆的发生:文化遗产价值的阐释与展示 |
| 第一节 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化遗产 |
| 一、文化遗产激发文化记忆 |
| 二、如何催动文化记忆的发生 |
| 第二节 文化记忆、公众沟通与文化遗产价值阐释 |
| 一、阐释与展示理论始源 |
| 二、文化遗产的价值阐释和展示 |
| 三、公共考古视域下阐释与展示模式转向 |
| 第三节 秦始皇帝陵园文化价值的阐释与展示 |
| 一、秦始皇帝陵园的价值阐释与展陈方式 |
| 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 三、秦始皇帝陵园的价值阐释与展示框架建构 |
| 第六章 公共考古遇上数字传播:文化遗产价值“复活”与“逆转” |
| 第一节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属性 |
| 一、作为媒介的文化遗产 |
| 二、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传播功能与价值 |
| 第二节 现代传播的变革趋势 |
| 一、传播变化趋势 |
| 二、互联网时代传播对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的影响 |
| 三、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传播模式嬗变 |
| 第三节 文化遗产价值“复活”与“逆转” |
| 一、媒介与价值 |
| 二、虚拟现实与价值传播:以故宫博物院为例 |
| 三、新媒体时代的参与式文化 |
| 四、“微”传播与意义建构 |
| 五、数字传播视域下传统大众媒介与文化遗产价值“复活” |
| 第四节 新媒体视域下秦始皇帝陵的价值传播 |
| 一、秦始皇陵的媒介化与价值传播 |
| 二、秦始皇陵价值传播现状 |
| 三、数字化传播下秦始皇帝陵价值传播建议 |
| 第七章 结论 |
| 一、公共考古强调“沟通”以及文化遗产和公众的“共在关系” |
| 二、发掘文化价值 激发文化意象 |
| 三、多元立体展开价值阐释 催生文化记忆 |
| 四、数字传播激发文化遗产价值“复活”与“逆转”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载体”还是“本体”？—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问题由来 |
| (三)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难点与可能的创新点 |
| (一)研究难点 |
| (二)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问题的由来: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论争 |
| 一、“意识形态”概念界定 |
| (一)意识形态涵义 |
| (二)“意识形态属性”判定条件 |
| 二、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主要观点与局限性分析 |
| (一)作为技术载体的互联网意识形态论 |
| (二)作为技术自身的互联网意识形态论 |
| (三)局限性分析 |
| 三、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再审视 |
| (一)“载体论”还是“本体论” |
| (二)基于载体与本体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分析 |
| 第二章 “载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属性 |
| 一、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政治维度 |
| (一)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的传播 |
| (二)自由平等意识形态的传播 |
| (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 |
| 二、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经济维度 |
| (一)消费主义的流行 |
| (二)共享意识的兴起 |
| (三)服务价值的强化 |
| 三、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维度 |
| (一)创新理念的普及 |
| (二)知识权力的凸显 |
| (三)网络文化的繁荣 |
| 四、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生活维度 |
| (一)娱乐主义的盛行 |
| (二)虚拟生存的异化 |
| (三)绿色理念的深化 |
| 第三章 “本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思维方式的意识形态属性 |
| 一、“互联网思维”的概念界定 |
| (一)“互联网思维”研究方法 |
| (二)“互联网思维”概念界定 |
| 二、互联网技术体系特点:互联网思维方式形成的技术前提 |
| (一)“互联互通”:时空观念重组与互联思维的普及 |
| (二)“去中心化”:对权力结构和权威意识的消解 |
| (三)“拟态空间”:虚拟身份兴起与实体世界的解构 |
| 三、互联网思维特征:互联网运行逻辑的思维认知 |
| (一)大数据思维 |
| (二)众筹思维 |
| (三)关系思维 |
| (四)自组织思维 |
| (五)不确定性思维 |
| (六)分布式思维 |
| 第四章 “载体”与“本体”的双重变奏: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 |
| 一、以互联网媒介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正在形成 |
| 二、互联网媒介意识形态功能的作用机制 |
| (一)作为“载体”:互联网媒介环境对社会心理的干预 |
| (二)作为“本体”:基于技术存在决定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偏向 |
| 三、媒介技术的社会化中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分析 |
| (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社会化过程 |
| (二)历时性与共时性:互联网技术社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特征 |
| (三)载体性与自主性:互联网技术社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表现 |
| 四、交往关系中的互联网媒介意识形态分析 |
| (一)互联网媒介技术形成的交往关系 |
| (二)互联网意识形态:交往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
| 五、互联网媒介作为意识形态的比较分析 |
|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互联网”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比较 |
| (二)“互联网作为特殊意识形态”与“科技即意识形态”辨析 |
| 第五章 “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及其治理分析 |
| 一、“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内涵与特征 |
| (一)“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内涵 |
| (二)“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新特征 |
| 二、“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新意识形态的新挑战 |
| (一)互联网载体意识形态功能治理难度的改变 |
| (二)互联网自身意识形态功能的认知具有复杂性 |
| 三、“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创新构建的逻辑进路 |
| (一)宏观上创新互联网意识形态构建理念:从监管到治理 |
| (二)中观上调整互联网意识形态治理策略:从观念意识形态到技术意识形态 |
| (三)微观上改进互联网意识形态话语建构方式:从官方话语形式到共识效用思维 |
| 四、“互联网意识形态+”的实践应用:重构互联网意识形态中国话语权 |
| (一)构建全新合作场域:推动“一带一路”信息的互联互通 |
| (二)孵化民心连通方式:以数字化体验想象唤醒文化认同 |
| (三)创新主题内容建构:打造“一带一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与选题依据 |
| 0.1.1 选题缘起 |
| 0.1.2 选题依据 |
| 0.2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 0.2.1 研究对象 |
| 0.2.2 研究意义 |
| 0.3 国内外研究述论 |
| 0.3.1 国外研究综述 |
| 0.3.2 国内研究综述 |
| 0.3.3 国内外研究的不足 |
| 0.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0.4.1 研究方法 |
| 0.4.2 创新之处 |
| 第1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主要类型(上) |
| 1.1 皇帝形象 |
| 1.1.1 夕阳余辉里强撑危局的道光皇帝 |
| 1.1.2 大厦将倾时苦心维持的咸丰皇帝 |
| 1.1.3 短暂平静下作为符号象征的同治皇帝 |
| 1.2 官员形象 |
| 1.2.1 外交舞台上的善变者耆英 |
| 1.2.2 中土西来第一使者斌椿 |
| 1.2.3 亦商亦官的行商 |
| 1.2.4 被污名化的两广总督叶名琛 |
| 1.2.5 地方治理中的官员群像 |
| 第2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主要类型(下) |
| 2.1 军人形象 |
| 2.1.1 遇战溃逃的中国军人 |
| 2.1.2 英勇顽强的中国军人 |
| 2.1.3 唯利残忍的中国军人 |
| 2.2 百姓形象 |
| 2.2.1 堕落麻木的中国百姓 |
| 2.2.2 礼貌友善的中国百姓 |
| 2.2.3 吃苦耐劳的中国百姓 |
| 第3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表现艺术 |
| 3.1 图像与文字的互文 |
| 3.1.1 图像与文字互释 |
| 3.1.2 图像与文字互补 |
| 3.1.3 图像与文字悖离 |
| 3.2 多重叙述主体的透视 |
| 3.2.1 新闻观察者的叙述 |
| 3.2.2 新闻当事人的叙述 |
| 3.2.3 嵌套性叙述 |
| 3.3 新闻背景与事实的结合 |
| 3.3.1 背景阐明新闻事实 |
| 3.3.2 背景烘托新闻事实 |
| 第4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形成原因 |
| 4.1 记者画家亲历中国的印象 |
| 4.1.1 民间的游历 |
| 4.1.2 战地的目击 |
| 4.1.3 传闻的影响 |
| 4.2 西欧的中国人想象的延续 |
| 4.2.1 对美化性想象的延续 |
| 4.2.2 对丑化性想象的延续 |
| 4.3 大英帝国意识形态与新闻媒介使命的混合 |
| 4.3.1 商业利益至上与新闻客观的博弈 |
| 4.3.2 不列颠民族优越与新闻中立的拉锯 |
| 4.3.3 中产阶级定位对新闻写实的调和 |
| 第5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书写的意义 |
| 5.1 历史意义 |
| 5.1.1 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认识 |
| 5.1.2 促进了其他画报对中国人的关注 |
| 5.1.3 提供了研究中国人形象的新参照物 |
| 5.2 审美意义 |
| 5.2.1 拓宽了图文并重的审美空间 |
| 5.2.2 扩展了新闻画报的表现范围 |
| 5.2.3 提升了新闻画报的艺术品位 |
| 5.3 当代启示 |
| 5.3.1 为观察当代外国媒介中的中国人形象提供了视野 |
| 5.3.2 为当代中国媒体报道外国人形象提供了启示 |
| 5.3.3 为提升当代中国画报的图文艺术提供了借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科研成果 |
（9）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麒麟》杂志研究的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殖民语境:《麒麟》的生产场域 |
| 第一节 “改朝换代”: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 |
| 一、炮制伪满洲国 |
| 二、所谓的友邦、盟邦、亲邦 |
| 三、殖民“暴力”的效应 |
| 第二节 切断民族之根:奴化的殖民教育 |
| 一、“王道主义”教育方针 |
| 二、让日语成为“国语” |
| 三、推行殖民学制 |
| 四、强制落实奴化教育思想 |
| 第三节 专制与霸权:日伪政权的文化统治 |
| 一、霸道的伪满文化统治机构 |
| 二、细化专制的文化统治策略 |
| 第二章 “大众文化”:《麒麟》杂志的策略性定位 |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文学传媒的生态 |
| 一、从报纸副刊到文学杂志 |
| 二、从小众文艺期刊到大众文化杂志 |
| 第二节 “大众文化”杂志《麒麟》 |
| 一、《麒麟》办刊思想的演变 |
| 二、“大众”读者定位 |
| 三、版面风格和栏目设置的大众化 |
| 四、《麒麟》杂志的市场化运作 |
| 第三章 文学样式的大众性 |
| 第一节 娱乐化的通俗小说 |
| 一、占据《麒麟》文学主体的通俗小说 |
| 二、徘徊在章回体和新文学之间的通俗小说 |
| 第二节 “传承文化使命”的散文 |
| 一、彰显民族文化的节日习俗散文 |
| 二、传承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散文 |
| 三、包罗万象的其他散文 |
| 第三节 书写底层大众生活的民间歌谣 |
| 一、情歌:离情别绪相思苦 |
| 二、生活歌:婚姻家庭中女性的悲情 |
| 第四节 雅俗互动的弹词与话剧 |
| 一、走向通俗:新文学的弹词改编尝试 |
| 二、雅俗相遇:演绎话本故事的现代话剧 |
| 第五节 由通俗小说改编的鼓词 |
| 一、鼓词《啼笑因缘》的诞生 |
| 二、从视觉艺术到视听艺术的转化 |
| 三、讲究音韵的俗白式语言风格 |
| 第四章 文本内涵的大众性 |
| 第一节 现代都市的空间符号与悖论叙事 |
| 一、时尚消费空间:咖啡店、吃茶店、舞厅 |
| 二、日常活动空间:公园、办公室 |
| 三、流动行进空间:火车、电车 |
| 四、都市书写的悖论 |
| 第二节 摩登与传统:大众视野中的女性想象 |
| 一、尚美女性:讲究衣着打扮的流行时尚 |
| 二、职场女性:独立自信的时代风尚 |
| 三、家庭主妇:渗透“贤妻良母”思想 |
| 第三节 娱乐性和模式化的精神消遣品 |
| 一、矛盾纠葛的感情故事 |
| 二、以死告终的爱情悲剧 |
| 三、历经风雨的完美结局 |
| 四、花样无穷的情感套路 |
| 第四节 侦探、悬疑与大众取向 |
| 一、构设类型化的悬疑焦点 |
| 二、迎合大众的小说取向 |
| 第五节 儿童文学产品的大众化特征 |
| 一、儿童文化产品的类型及特征 |
| 二、善与美的精神引导 |
| 三、潜藏的意识形态性 |
| 第五章 作为策略的大众:《麒麟》文化图景的意义 |
| 第一节 奴性话语: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见证 |
| 一、从“看”和“说”入手的大众亲日引控 |
| 二、调门越来越高的大众媚日教唆 |
| 三、利用文学树立大众的“良民”榜样 |
| 第二节 隐性话语:中国人民反侵略意志的曲折表达 |
| 一、建立同构关系,认同中暗示处境、吐露心声 |
| 二、描绘二元意象,对比中透露情感倾向 |
| 三、文本间存在矛盾,真意从深潜处释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微传播环境下青年政治社会化途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 创新点和难点 |
| 2 微传播环境下青年政治社会化途径理论阐释 |
| 2.1 核心概念概述 |
| 2.1.1 微传播的内涵与功能 |
| 2.1.2 政治社会化概念梳理 |
| 2.1.3 政治社会化途径类别 |
| 2.1.4 青年政治社会化特征 |
| 2.2 相关理论借鉴 |
| 2.2.1 异化理论 |
| 2.2.2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 |
| 2.2.3 场域理论 |
| 3 青年政治社会化媒介途径的变迁 |
| 3.1 政治社会化的传统途径:传统媒介 |
| 3.1.1 实现社会控制,引导社会态度 |
| 3.1.2 改造政治文化,实现政治控制 |
| 3.1.3 建构政治情感,确立政治价值观 |
| 3.2 政治社会化的现代途径:网络 |
| 3.2.1 网络政治社会化的内涵与特点 |
| 3.2.2 网络对青年政治社会化范式的影响与调控 |
| 3.3 政治社会化的新型途径:微传播 |
| 3.3.1 扩大政治社会化参与 |
| 3.3.2 促进政治社会化教育 |
| 3.3.3 创设政治社会化范式 |
| 3.3.4 决定政治社会化意义 |
| 4 微传播在青年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 |
| 4.1 微传播技术特质,青年政治社会化途径的支撑 |
| 4.1.1 独到的信息传播表现 |
| 4.1.2 平等的主客传受关系 |
| 4.2 微传播虚拟形态,青年政治社会化途径的拓展 |
| 4.2.1 微传播虚拟社会交往促进青年政治社会化 |
| 4.2.2 微传播虚拟社会治理保障青年政治社会化 |
| 5 微文化与微政治:青年政治社会化途径的微传播实践 |
| 5.1 微文化,微传播领域的文化表征 |
| 5.1.1 微文化概念特征与阅读表现 |
| 5.1.2 微文化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与价值 |
| 5.1.3 微文化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亚文化影响 |
| 5.2 微政治,微传播领域的政治动员 |
| 5.2.1 微政治的政治动力、属性和形态 |
| 5.2.2 微政治的参与起点、传播效力和实现形式 |
| 5.2.3 当代青年微政治行为实证调查 |
| 6 微传播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负面影响及成因剖析 |
| 6.1 微传播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负面影响 |
| 6.1.1 复杂的舆论环境导致政治认知歧异化 |
| 6.1.2 开放的言论空间导致政治表达随性化 |
| 6.1.3 虚拟的实践行为导致政治知行偏差化 |
| 6.1.4 低效的参与行为导致政治态度冷漠化 |
| 6.2 微传播对青年政治社会化负面影响成因剖析 |
| 6.2.1 微传播媒介责任的缺失和青年媒介素养的匮乏 |
| 6.2.2 微传播舆论主体的缺欠和青年群体文化的疲乏 |
| 6.2.3 微传播监管体系的缺憾和青年社会心态的困乏 |
| 6.2.4 微传播思政教育的缺限和青年认同意识的倦乏 |
| 7 微传播环境下改进青年政治社会化途径的思考及举措 |
| 7.1 微传播媒介责任的相关思考 |
| 7.1.1 商业逻辑与媒介责任间的关系 |
| 7.1.2 个体权利与媒介责任间的关系 |
| 7.1.3 公民意识与媒介责任间的关系 |
| 7.1.4 社会需求与媒介责任间的关系 |
| 7.2 发挥微传播的文化引导能力 |
| 7.2.1 加强微传播舆论引导力的建设 |
| 7.2.2 改进微传播的文化软实力建设 |
| 7.2.3 提升微传播的文化领导力建设 |
| 7.3 完善微传播的政治参与渠道 |
| 7.3.1 规范微传播的政治表达秩序 |
| 7.3.2 优化微传播的政治整合功能 |
| 7.3.3 促进微传播的政治文明发展 |
| 7.3.4 增大微传播的政治伦理管控 |
| 7.4 重视微传播的思想政治教育 |
| 7.4.1 推动媒介素养纳入思政教育体系 |
| 7.4.2 开展隐性教育丰富思政教育模式 |
| 8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高校大学生微信使用情况调查问卷 |
| 附录 B 青年人使用微传播政治活动情况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四、略论19世纪中国人对报纸舆论传播功能的认识（论文参考文献）
- [1]从《香港华字日报》（1872-1874）看中国人眼中的日本“文明开化”[D]. 杨慧.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0)
- [2]符号学视阈下报纸新闻图片的生成及表达[D]. 胡晓鹤.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3]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D]. 蒋飞燕.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4]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D]. 周小渟.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D]. 鞠丽华. 山东大学, 2019(02)
- [6]公共考古视域下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研究[D]. 高小燕. 西北大学, 2019(04)
- [7]“载体”还是“本体”？—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研究[D]. 张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D]. 季念. 湘潭大学, 2019(12)
- [9]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D]. 邓海燕.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8)
- [10]微传播环境下青年政治社会化途径研究[D]. 蓝刚. 西北工业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