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微观经济运行机制演变启示录（论文文献综述）
卢建昊[1]（2021）在《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文中指出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生产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崛起也推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航空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国际与中国民航飞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整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与麦道这样的商用客机公司合作进行总装生产,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的“三步走”战略来自主开发支线飞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径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002年4月,支线飞机ARJ21项目正式立项。时隔4年后,在ARJ21项目尚未完成之时,干线飞机C919项目于2007年2月得到了立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项目为何会先后出台?是哪些国内外因素与力量促使中国政府对民用航空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如何从产业政策制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重大产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论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或称ACF）对中国民航制造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该框架强调政策子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解读不同部门的政策联盟的重要性。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将该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民航制造业的重大战略调整问题的分析上。本研究主要结论性的观点包括:伴随着国际航空制造业的日渐全球化,出现了主制造商-国际供应商的系统集成开发方式。中国决定利用该系统集成开发方式,推出ARJ21与C919两个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国际航空制造业全球化的挑战与系统集成开发方式出现的机遇的战略反应。19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提倡实施战略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的产业安全与大国发展战略施行。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03年新一任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将国家再一次设定为发展主体,《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象征。ARJ21项目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瞄准“缝隙”市场的阶段式发展方式;而C919项目则充分考虑与波音和空客这两个国际航空制造巨头的可能竞争与冲突,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利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关键零部件的可获得性,实现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跳跃式发展。在这个方面,论文提出C919项目决策正是中国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政策观念调整与上海地区特殊政治地位相互结合的产物。目前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论文展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国家以战略贸易政策为基础形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过程,并通过C919项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行为者层位分析,微观地观察了政策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系统地考察了作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并为此将广泛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关于C919项目的立项过程及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各方的争论过程中呈现出了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同时,由于各方的不同立场,又使得彼此之间的视角和信念有着微妙的差异。本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政策联盟行为对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再现,同时对国际航空制造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空制造业商用客机发展战略展开了综合分析,并对ARJ21和C919之间所产生的发展政策变化脉络进行了结构性的把握。
董少明[2]（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文中研究表明并购重组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从过去国有企业激发活力,实现扭亏为盈和发展壮大,到当下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购重组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演进的大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和历史规律,在历史演进的分析中重新认识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意义和作用,以更好的指导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改革实践。基于此,本论文尝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遵循“理论分析——历史演进——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对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研究。论文首先梳理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相关文献、理论,从而奠定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之后,着重从历史演进的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发展的起步阶段（1984—1991）、转型阶段（1992-2002）和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剖析各个阶段的背景、特点和成效;其次,论文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实证检验和绩效评价,总结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成绩,剖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并进一步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影响因素;最后,论文借鉴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原则、目标和模式,厘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主体定位和政府作用,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提升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对策建议,尤其要加强“顶层设计”,强调“法治企业”,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和破产清算体系,以及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和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王欢星[3]（2020）在《美国《多德-弗兰克法》金融监管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次贷危机前近三十年金融监管思想和金融监管制度变革更多体现为放松管制,认为市场能够自动修复缺陷。在应对次贷危机过程中,包括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等所实施的救市措施,以及后续在金融监管改革的一系列举措,再次肯定了政府监管在金融领域不可或缺,市场自身无法实现有效监管。《多德—弗兰克法》实施以来,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遵照该法的要求,制定了大量监管条例和细则,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颁布以来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金融监管改革。本文试图通过在梳理金融监管的理念变化以及对美国次贷危机原因分析基础上,对《多德—弗兰克法》实施所建立的主要监管机制以及对该法的修订《经济增长、放松管制与消费者保护》进行分析,从金融稳定有效性角度进行评价,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对学术界有关金融监管理论的演进和变迁进行梳理,重点分析了在微观审慎监管措施难以有效处理跨市场风险条件下,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机制的必要性,对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包括其相应的监管工具以及所需要的运作保障机制进行了阐述。第二部分,对美国次贷危机发生过程所涉及的关键性事件进行概述,对其发生原因进行了说理,说明了《多德—弗兰克法》监管改革背景,并概述《多德—弗兰克法》主要内容。第三部分,分析次贷危机后《多德—弗兰克法》实施所带来的监管变革,深入分析规则调整的原因、规则调整主要内容及其对金融稳定性影响,包括对系统性风险监管机制改革、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改革、影子银行监管机制改革、场外衍生品监管机制改革等等。上述监管改革目的在于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增强金融稳定性。第四部分,对美国颁布的《经济增长、放松管制与消费者保护法》主要内容进行分析,该法案目的在于放松《多德—弗兰克法》的严厉监管措施,减轻中小型金融机构合规负担,促进对中微企业和家庭信贷供给,提振经济发展。重点分析了《经济增长、放松管制与消费者保护法》放松监管的政策导向极大地降低了中小型金融机构信贷约束,可能进一步推高企业杠杆,加剧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第五部分,对《多德—弗兰克法》及其修订法案《经济增长、放松管制与消费者保护法》实施以来对实现金融稳定的成效进行评价,《多德—弗兰克法》所建立的一系列监管机制,包括对系统重要性机构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建立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对金融行为实施监管,遏制各种掠夺式金融行为,将场外衍生品进行集中清算,建立对影子银行的生前遗嘱等特殊监管机制,对特殊群体实施更加严格的保护措施。这些制度建设和措施有助于实现金融稳定的目标。与此同时,《多德—弗兰克法》在变更《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规定的紧急授权,要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提供临时流动性债务担保时需取得国会的批准,整合功能监管方面迟迟无法取得预期成效等方面,以及《经济增长、放松管制与消费者保护法》的实施可能影响金融稳定性目标的实现,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不及债务增长速度下,任何放松金融监管的措施都有可能在将来加剧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可能成为未来发生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原因。
高耀芳[4]（2020）在《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劳动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资本论》及其手稿给予人类思想史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马克思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和发展规律,指出了人的解放的历史前景,而且在于马克思对被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维护者所宣扬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千年王国”的偏见,通过缜密的科学分析和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占有,客观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自由平等的外表下,对工人阶级残酷剥削压迫的事实。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证明了,资产阶级只不过是用新的剥削形式和方法取代了旧的,人类解放的任务任重而道远,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抗争必将为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奠定基础。如今,在我们研究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时,除了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规律之外,通过当年马克思着作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制度弊端,特别是劳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以资为本,以人为手段的不道德、非伦理的生产关系或劳资关系的实质,从而研究和挖掘马克思珍贵的劳动伦理思想,对于深刻把握马克思的人的解放学说,深刻认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积极扬弃资本逻辑,努力调整劳动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没有伦理思想,甚至马克思反对将“伦理”和“道德”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过程中;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以其劳动伦理思想作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点。事实上,研读《资本论》及其手稿,我们会发现,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道德和劳动伦理的现实矛盾的分析,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悖论及其产生的机制,如资本的快速增殖和扩张与劳动者社会地位和尊严的逆向生长,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界限以及阈值,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合价值性的分析进而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规律性。打破了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千年王国”的神话。从思想史角度认识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确立、发展和历史贡献,我们看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中,亚当·斯密首次使得劳动具有了主体本质,将其提升为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对象,对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具有一定影响。大卫·李嘉图将劳动视为社会规定的人的活动,但却是一种“消极”的社会行为。约翰·穆勒在两者的基础上,强调劳动活动中人的主动性,并对劳动伦理的后续分配正义问题进行阐述。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跨越”了劳动的历史性,提出一套完整的理想劳动者假设,为马克思探寻劳动伦理的终极旨归提供了启示。黑格尔是第一个将劳动置于伦理学视角中考察的思想家,从劳动内在否定性出发发现了劳动的现实性和持续性,从社会历史视域出发找到人的本质和劳动的内在关联。由是,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的基础上形成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伦理思想的方法和观点,即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以现实的、实践的、辩证的、历史的视野,站在劳动人民立场和劳动解放高度,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中形成了其深刻而珍贵的劳动伦理思想。基于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合规律性与合价值性统一、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统一的鲜明科学视角,马克思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理论批判的过程也就是其劳动伦理思想的展开过程。劳动价值理论使得马克思的伦理重心立足于劳动,从劳动发展史理解人类发展史,从劳动者的立场出发研究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对商品交换价值的极端推崇和对资本增殖的狂热追逐造成的对劳动者奴役状态的揭露和批判中彰显出了其劳动伦理思想。从劳动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工作日抗争、分工与协作的强制性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造成劳动者生存界限的无限延伸,导致的劳资关系对立的局面,以及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原始积累及其所导致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分离、资本扩张与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矛盾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社会两极分化恶果分析中,促使马克思的劳动伦理思想得以扩展和丰富。可见,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理论是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深厚的理论载体。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劳动伦理思想,并不仅旨于构建一种合乎价值性和规律性的劳动规范和劳动原则,而在于从根本上辨析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道德界限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元伦理学”批判基点,在一切“批判”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劳动伦理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商品货币经济仍需大力发展,资本逻辑在扬弃的前提下仍然发挥着作用,探索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伦理思想的革命性贡献,利于我们回应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伦理思想的现实要求,从而进一步彰显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劳动伦理思想引领人类实现劳动自由自觉发展的现实解释力。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及其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新时代奋斗的历史征程中,继承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伦理思想,努力将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与劳动者对美好生活向往和劳动者尊严的保护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并为构建人类劳动道德共同体做出贡献。
金强[5]（2020）在《制造业税收的经济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近年来,如何运用税收政策等宏观经济手段,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自主创新、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等问题成为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纷纷提出以重振制造业和发展实体经济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如美国的“高端制造业回归计划”、德国的工业4.0等。其核心内容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相融合,掀起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序幕。新工业革命的出现,对我国当前制造业发展转型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一次难得的机遇。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竞争形势,依赖传统的高投入、粗放式发展模式,已无法适应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要求。制造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刻不容缓。同时,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弱,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和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制造行业结构不合理,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与信息化融合程度还有待提高;部分行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仍然处于中低端。因此,制定科学的制造业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税收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对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推进“制造强国”发展战略以及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力图运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制造业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为我国税制改革和优化税收政策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全文共分为八章,由三大模块构成:制造业税收理论分析、制造业税收政策实证分析,制造业税收政策的评价与优化。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及框架设计等内容。第二章制造业税收的理论分析。这是全文分析的理论逻辑起点,包括制造业税收作用机制分析和经济效应分析。第三章制造业税收政策的实践分析。包括国内外制造业发展战略的演变及各国制造业税收政策的实践。第四、五章微观经济效应实证分析。其中第四章基于企业决策行为的视角实证分析了制造业税收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包括制造企业的进入与退出决策,融资决策和生产投入决策;第五章分别从企业异质性和流动性约束的视角,考察了制造业税收政策对制造企业发展能力的影响。第六、七章宏观经济效应实证分析。其中第六章基于经济结构的视角,考察了制造业税收政策对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第七章基于经济发展的视角考察了制造业税收政策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效应。第八章政策分析。主要为制造业税收政策经济效应的综合评价,并提出制造业税收政策的优化路径及配套政策措施。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全面实施制造业减税降负,会有效激励制造企业扩大生产和创新研发投入,提高产出水平,优化供给结构,推动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和空间集聚,最终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制造业税收经济效应论题在理论研究、数理模型、实证计量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拓展与深化,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理论研究的拓展性本文融合微观、宏观经济学、税收学和空间经济学等理论工具,引入制造业税收变量,构建了包含制造企业、家庭、政府的三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制造业税收机制的作用机理,诠释了制造业税收对微观经济、宏观经济的作用路径与经济效应。构建了制造业税收经济效应理论框架,促进了产业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和税收经济学理论的融合与创新。本文在微观研究部分,考察企业进入与退出决策时,将税收因素引入Orr理论,作为进入壁垒要素之一,拓展了Orr理论的研究框架。在宏观研究部分引入了空间地理因素,将税收因素纳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框架,考察税收政策在空间范围的溢出效应,分析制造业税收政策对本地区、周边地区的局部效应和全国范围的整体效应,拓展了税收政策理论研究的视角。2.数理模型的拓展性微观经济效应分析部分:将税收变量引入ORR模型,将税收负担纳入企业进入壁垒因素,考察税收负担作为进入壁垒对企业进入与退出的影响。宏观经济效应分析部分:第一,构建了税收影响产业升级的数理模型,从理论上解释了税收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第二,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税收变量构建数理模型,考察制造业税收的空间溢出效应。3.实证计量的拓展性微观效应计量方面:第一,拓展应用了分位数回归法,该方法可以反映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条件分位数之间的关系,并可以推论出被解释变量的条件概率分布。第二,采用半参数估计进行稳健性检验,该模型牺牲了部分光滑度,但可以更好的拟合数据,其拟合程度明显优于线性回归,提高了参数估计的精确性。在宏观效应方面:运用空间计量的方法,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税收政策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效应差异,从空间地理的视角分析制造业税收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丰富了税收政策效应研究的实证方法,也为考察考察税收对宏观经济变量的扭曲作用,以及结合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特征来分析制造业税收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影响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4.研究结论的应用性（1）微观效应研究结论的应用。本文实证研究结论发现:降低制造企业税收负担,对制造企业研发创新、生产投入均有显着地激励效应。同时,也能够显着地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实证检验结果验证了税收激励政策的有效性。实施积极有效的税收扣除、税额减免、优惠退税、优惠税率、盈亏互抵、税收抵免、税收饶让、税收递延和加速折旧等税式支出政策,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对促进我国制造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宏观效应研究结论的应用。第一,本文研究发现:税收负担大致位于10%（1）以下的区间内时,税收政策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经济效应最为显着,在此区间内,降低制造业税收负担能够显着提高制造业产业升级水平。这个结论为制定和实施减税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为减税规模和减税标准提供了依据:即通过减税政策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应当将制造业税负水平降低至10%以下,在此税负区间内,税收政策才能有效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实现政策效应最大化。第二,制造业税收政策具有显着地空间溢出效应,不但对本地区产业结构、空间集聚、经济增长以及就业具有显着地影响,同时,对周边地区也会产生冲击效应,使得周边地区各个宏观经济变量发生波动。因此,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必须综合考虑不同地区间的政策协调问题,避免地区间税收政策效应发生重叠、抵消甚至冲突的现象。
徐浩[6]（2019）在《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文中研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为世人所瞩目的是,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奇迹成为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议题。论文从行政改革的一个环节——运行机制角度,以政府的行政执行为切入点,梳理1949—2019年行政执行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为在中国政治情境下探寻中国奇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弹性行政。弹性行政,指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非强制手段,单方或共同对既有政策法规、决策部署的变通执行,或对新政策法规的创制。与弹性行政相对应的是刚性行政,即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性的执行手段,严格执行政策法规、决策部署。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并非截然二分,亦非有此无彼,在一定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二者的显示度有高有低。在毛泽东时期,适应全能式政府需求,行政执行以刚性为主。这一时期的刚性行政源自三个动力:政治忠诚的激励机制、政治动员的运行机制、行政主体的“向上负责制”。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效度正负相依。一方面,刚性行政保证了国家决策部署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刚性行政的确立更多地源于意识形态的引领、组织的强制力、领袖的超级权威,常常导致不可控的负外部性,或者说导致一种另类的弹性行政,如过度执行、虚假执行、目标置换和行政自主性丧失等。改革初期,面对文革带来的全面危机,推进改革,成为中国自救、脱贫的应然要求。改革从经济入手,经济改革又引发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给新路的探索者留下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出现躁动。从体制机制因素看,弹性行政的躁动源于“政出一孔”和执行主体多样化的矛盾、层级结构下的执行偏离、基于制度缺陷的刚性缺失、权力交换的潜在需求。此外,政府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包括不同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对行政效能的追求以及“政绩优先”的推动等,也进一步催生了弹性行政。基于改革探索的弹性行政大致分为两类:中央政府授权试点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快速扩张。一方面,中央政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权让利”,但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国家能力有所衰减;另一方面,市场快速发展,但机制并不健全,市场对政府的反制能力相对较弱,从而导致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弹性行政的扩张。这一时期的弹性行政主要有纵向的央地博弈、地方合谋,横向的区域竞争、地方保护,以及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博弈和竞争类弹性行政激发了地方的发展动能,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恶性竞争等问题。随着弹性行政的蔓延,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包括导致制度弱化、行政效能低下、经济异常波动、滋生行政腐败、降低政府公信力等。针对上述负面效应,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措并举,对弹性行政进行了矫正。治标方面,主要是加强政治巡视、铁腕反腐、强化政务督查、推动政策落实审计;治本方面,从从严治党和依法行政两个路径来强化刚性行政,以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刚性挤压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特别是各种过度弹性行政大幅收缩,刚性行政开始回归。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刚性,主要源于制度约束。弹性行政这一貌似不合理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弹性行政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深受中国政治情境——帝制时代的行政遗产、古老大国的衰败与振兴、共产党人谋民族复兴的强烈诉求的影响,其躁动、扩张、收缩,还直接受到当代政府治理环境的制约,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体制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的行政实践表明,弹性行政是特定组织环境中基于目标导向的带有亚制度化特征的非正式行为。它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行政绩效,但也引发了对国家整体权威的分割和交易,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情境中,弹性行政有其“临界点”,即坚守政治路线、维护中央权威、服务全局利益,以之为标准,中央政府随时可以纠正、叫停弹性行政。总体来看,弹性行政是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政治策略,一种过渡性行政行为方式,其发展方向是法治行政。强化法治行政,并不是简单地摒弃、杜绝弹性行政。一方面,要进一步压缩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坚决减少不必要的弹性行政;另一方面,要避免机械追求行政执行的极端刚性,防止过于严苛的行政要求使懒政由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因此,应允许保留适度的行政弹性,以保障政府灵活回应复杂社会、风险社会的需求,此外,还要通过容错纠错、激励担当等制度设计,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实施基于公共利益的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的弹性行政。
张堂云[7]（2019）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WTO《政府采购协议》（简称GPA）是WTO管辖的一项诸边贸易协议,由各缔约方自愿签署,旨在促进政府采购自由化和国际化。加入GPA是为了履行中国对WTO的承诺,自2007年年底向WTO提交加入GPA申请书以来,中国已提交了6份出价清单。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更是向世界宣告要“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GPA进程”。政府采购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被作为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用于保护国内经济。加入GPA将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政府采购市场提供入场券的同时,也意味着会面临政府采购信息泄密、政府采购市场被瓜分和政府采购功能削弱等安全威胁。伴随着加入GPA进程的加快,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国内外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研究略显单一,缺乏系统性,围绕加入GPA对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亟待展开深入研究。为此,本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总体安全观”为指导,在深入阐释政府采购安全内涵以及政府采购安全维度、设计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测度指标体系、剖析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尝试基于系统视角构建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保障机制。遵循“理论阐释——实证检验——对策探索”的基本思路,利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运行”的自行调研数据、全国层面、省层面及产业层面的宏观统计数据、WTO官方网站数据、OECD国民账户数据、中企联和企业家协会发布的《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数据、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以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站发布的资料等,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法律文本比较法、调研访谈法、案例分析法、多元回归分析和联立方程模型等方法,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展开系统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界定了政府采购安全的内涵,阐释了政府采购安全构成及内在逻辑。在缕析安全和政府采购概念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把政府采购安全界定为“在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条件下,政府采购主体在实施政府采购行为的过程中能够有效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抵抗外来冲击,以确保政府采购功能目标能够不受侵害,并得以最大程度实现的客观状态”。政府采购安全的本质是对政府采购相关主体利益的维护,相关利益的多维诉求属性决定了政府采购安全必须是一个涵盖多维目标的体系结构,在综合归纳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把政府采购安全细分为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并对这种细分进行了理论阐释。其次,对中国政府采购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试图全面考察中国政府采购的客观状态。在制度层面,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全链条采购监管体系初步建立;在市场层面,采购总规模持续增长,货物、服务和工程三类项目的采购总量呈上升的趋势,采购结构日趋合理,已初步形成了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建立了以招投标为主,包含竞争性谈判、询价等多元化的采购方式;在实践中,构建了反腐倡廉、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并取得一定成效。第三,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程度进行了刻画,还分析了冲击形成的原因。政府采购安全评价在加入GPA前和加入GPA后是不一样的,加入GPA前是对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预测性评价,而加入GPA后是对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在加入GPA前,政府采购制度安全主要通过国内政府采购制度与GPA规制在核心条款上的差异甚至是冲突进行刻画;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从名义开放程度、“本土偏好”程度和国际竞争力三个二级指标和10个三级指标进行衡量;政府采购功能安全主要是通过GPA规制的政策空间与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排除来刻画。据此对加入GPA前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进行预测性评价发现,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在价值目标、基本原则、适应范围、采购方式和救济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高、“本土偏好”程度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尤其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与GPA缔约方相差甚远。造成上述安全冲击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存在差距、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受限、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以及中国的国货意识淡薄等。针对加入GPA后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本研究构建了一套指标体系,包括3个二级指标和“国外供应商投诉率”等在内的13个三级指标,并根据专家评定基于AHP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第四,探索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利用微观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梳理、归纳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影响因素,以及三种安全内在的逻辑关系,创新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囿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利用自行调研的微观数据,构建多元回归和联立方程模型,对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机制及政府采购安全各维度的交互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明晰的政府采购主体责任、健全的供应商约束机制和规范的政府采购流程,有利于提高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度。（2）企业国际竞争力、政府采购电子化水平、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掌握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情况的详细程度,对政府采购市场安全具有正向影响。（3）政府采购功能目标、实施细则、政策功能的责任部门设置及政策功能绩效评价体系,均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产生明显正向影响。（4）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与制度安全、制度安全与功能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均存在双向联动关系,除了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外,其他均为正向影响。（5）三种安全的交互影响关系在不同区域差异明显;东、中、西三个区域制度安全与政策功能安全存在双向正影响,但中部地区的影响要大于东西部地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市场安全对政策功能安全有正向影响,均不显着;西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正向影响,而东、中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5）针对是否列入GPA出价清单而言,列入GPA出价清单对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三者调节效应大于未列入GPA出价清单的地区。最后,构建集制度、市场和功能三位一体的政府采购安全保障体系。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针对加入GPA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结合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结论,在借鉴GPA缔约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实现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建议:在制度层面,需要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范政府采购管理流程,争取参与国际采购规制制定的话语权;在市场层面,需要调整出价策略,谨慎国有企业出价范围,积极参与国际政府采购市场竞争,积累国际采购经验,提升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在政策功能层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调整政策功能,完善政府采购实施细则,恢复政府采购技术创新政策功能。除此之外,政府采购安全保障还离不开国际化的政府采购专业人才。
叶琳[8]（2019）在《日本经济国际化与经济体制变迁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互动关系研究》文中认为经济国际化对经济体制变迁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物质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物质性因素指的是各种经济要素的国际流动及其带来的国家经济权力,制度性因素则包括国际经济组织及其确立的基本规则以及各国签署的国际条约、协定及其确立的经济秩序等。特定的国际化因素,会使不同国家的国内行为体受到不同程度的损益。日本的经济国际化始于明治维新,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压下被动开始模仿性国际化,后经过反动霸权性国际化、参与性国际化,再到主动性国际化,经历了曲折反复的过程,对日本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战后民主改革以及一系列制度变迁,确立了独具特色的经济体制模式,即日本式经济体制,实现了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日本式经济体制也面临一系列问题,需要进行新的变革,小泉改革和安倍改革便是其重要尝试。从整体发展历程来看,日本的经济国际化可以说是在外界的压力下渐进实现的,通过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化与金融自由化,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日本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并不能说日本经济因为走向国际化,就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科学的评价应该是日本充分利用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大势,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应对等内在因素来推动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进而实现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其经济体制内在因素的作用,日本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时,只是在形式上实现了“对接”,实际上却自成体系,在将贸易和资本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的同时设下种种障碍,极力阻止外国资本进入本国关键产业领域进而对本国经济造成冲击。这种“双重性”导致日本式经济体制及国际化进程在全球化大发展时代遭遇了挫折。在经济国际化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发展、国际规范及美国因素对日本经济体制变迁的影响作用尤为突出。
侯春林[9]（2018）在《天国与尘世之间 ——对话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新约批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的切入点是如何看待圣经的多义性,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新约批评,研究途径是对话式地理解新约中的天国与尘世因素。绪论部分,首先对指涉的术语、问题,以及创新价值进行界定和揭示,并着眼于文本中不同意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圣经多义性进行考察。而后,回顾了基督教传统、社会学圣经批评的研究方法,旨在提供国外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兴起的学术背景,对其产生的影响亦有所涉及,该部分还谈到了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传统的当代互动。最后,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宗旨:研究方法是将神学和社会学相融合、将文本内部与外部相融合;研究宗旨是揭示新约文本中天国与尘世两类元素间的对话。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逻辑脉络,正文部分就马克思主义新约批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分四章展开论述。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以辩证法为逻辑起点,而可预见的未来走向是对话。新约文本生成过程中被掺杂入多种意识形态因素,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得以合理进行的文本依据。耶稣研究和保罗研究是传统新约研究的重镇,马克思主义新约批评亦对之有着深入探讨,构成了该批评的两个核心问题。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沿袭了马克思本人辩证的宗教批判思想,后者将圣经中的多种含义分类整理为天国和尘世两个向度,这是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现象的逻辑起点。对这两个向度的辩证区分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后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的逻辑起点是马克思的宗教批评理念——辩证法,这一批评理念本身的理论侧重使得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的批评实践遭到政治化解读和过度阐释的广泛质疑,该批评现象的突围方向应是天国与尘世两个元素之间的对话。第二章,从文本生产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范式存在的合理性,即为什么可以进行此项批评展开论证。新约从来不是一个现成的文本,而是有着极其复杂的动态生成过程。通过对新约文本的生产机制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无论是手工复制生产还是机械复制生产,新约在文本生成过程中均被人为地掺杂了多种意识形态因素,这为马克思主义新约批评提供了合理依据。此外,还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生产理论进行了阐发性理解,认为其重要价值在于指出了语义的“增殖性”;并对一个重要词汇“卡理斯玛”进行了细致考证,从历时的向度梳理了“卡理斯玛”一词的生产过程。通过考察“卡理斯玛”在当代耶稣运动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回应了全文的研究观点。第三章和第四章,择取马克思主义新约批评的两个核心问题:耶稣研究和保罗研究,依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阵营的代表学者理查德·霍斯利的研究观点,并对之进行了阐发性的再解读。第三章,对于耶稣研究来说,理解耶稣形象的重点不仅在于“历史上的耶稣是什么身份”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还在于其被赋予的多种角色之间是什么关系。结合霍斯利提出的基本观点,“复兴以色列”和“实现上帝之国”的论断表征了耶稣“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凯撒”的二元政治思想,而耶稣此话的重点不是分离,而是制衡。耶稣的二元政治思想有其精神来源与制度来源,在探索上述来源的同时使用意识形态批评这一理论工具对“扫罗立王”的文本事件进行解读,力图说明文本背后潜藏的王权与神权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第四章,在霍斯利的保罗研究基础之上,指出其“保罗社团‘在而不属于’（in but not of）罗马帝国”的观点反映了保罗社团以一种临时寄居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存在于天地之间,使得保罗在思想宗旨和组织策略上都透射着张力。此外,作为相对完整与独立的研究版块,对霍斯利的耶稣研究和保罗研究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评述,意在指出马克思主义新约批评应有的价值。上述论证过程始终以对话的思维方式考察马克思主义新约批评现象及其代表观点。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学者试图以唯物史观的实证性来追溯历史真相,用以反驳基督教传统的神学迷思。但是,复魅的时代主题和后现代社会语境中对宏大叙事的消解使得这种追溯历史真相的努力并不适宜。历史的真正意义在于当下和未来,对话思维以其平和包容的现代价值最有可能使天国与尘世这架天平保持动态的平衡,从而有益于现代社会的发展。
杨唯希[10]（2018）在《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三农问题”始终是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新阶段,三农发展仍然是社会经济建设的焦点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显示了乡村振兴在国家发展蓝图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农业和农村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经济繁荣、持续稳定,是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共同繁荣的重要保障。目前,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农村耕地闲置撂荒、农业生产率较低的客观现实下,传统农业经营模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需要向现代农业转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可选择的路径,农业经营制度创新成为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环节。以家庭农场为主体,包括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多种经营主体的新型经营主体体系的构建是农业经营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和任务,家庭农场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是构建农业经营体系的基础,对于农业经营制度创新具有全局性的意义。本文从家庭农场本体、价值、发展的角度对家庭农场展开论述,在对域外家庭农场发展制度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尝试建立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法律制度体系,探索本土化发展路径。目前,家庭农场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理论界仍存在认识分歧,家庭农场制度研究有助于认清这一新型经营主体的本质和特征,构建和完善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法律制度。论文第一部分阐释家庭农场的概念,介绍源自欧美国家的家庭农场的定义,并将我国家庭农场定义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内涵和外延的角度进行界定,比较家庭农场和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的区别,并明确其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的主体地位。论文第二部分从历史的视角追溯农村经营制度的历史发展和趋势,呈现农村经营创新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家庭经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经营制度的基础,家庭农场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继承和创新。家庭农场源于实践,其发展是广大农村民众的选择,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市场化、企业化、商品化现代农场经营形式,体现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论文对家庭农场政策和立法现状进行分析,并针对家庭农场客观实践展开实证调研,反映家庭农场实践中的经营创新模式以及存在的问题。论文第三部分对发展较为成熟的美国、日本家庭农场制度进行研究,尝试解释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组织形式、股权构成等法律问题,介绍农场反公司化理论以及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演变和发展趋势,并且尝试进行有益的制度借鉴,对我国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的资本下乡浪潮持谨慎态度,建议在保障农民生存权利和土地权益的前提下对资本下乡进行适当的引导和管控。此外,美国、日本家庭农场发展对于生态资源保护的制度具有启示意义,在家庭农场发展之初即建立有效的环保监控制度,将环境保护理念渗透进入家庭农场制度体系,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第四部分主要从法学、经济学角度阐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制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依据。根据民事主体理论,采纳家庭农场可以兼容传统民事主体学说。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核心的人权理论为基础,从人权角度阐释推动农村改革、繁荣农村经济的必要性。此外,介绍科斯交易费用理论以及在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应用,基于产权和制度变迁的视角对家庭农场发展进行诠释。论文第五部分明确法律地位和组织形式的选择,并且对作为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受惠主体的认定标准进行解释,明确家庭成员经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适度规模经营的具体衡量标准。针对家庭农场法律地位的争议,论文主张家庭农场是可以兼容多元私法主体的农业经济组织形式,民法理论可以包容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可以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等类型,以获取市场主体资格。产权清晰、流转畅通的土地制度是家庭农场发展的重要保障。论文第六部分论述土地制度对于家庭农场发展的基础作用及目前所面临的土地流转困难等难题,阐明“三权分置”农地改革的政策目标在于,建立层次分明、权利充分的权利体系和公平通畅的交易机制,提出以发展土地经营权作为农地改革的先导,解释农地经营权物权化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必要。此外,“三权分置”政策无法完全实现家庭农场发展的土地保障的目标要求,因此在“三权分置”之外提出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完善建设用地供给和为流转土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等举措。论文第七部分针对家庭农场的财税、金融等扶持制度进行评析,从完善财政税收支持、金融支持、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技术推广和职业农民的培育等相关制度展开讨论,为家庭农场发展构建制度保障。论文第八部分论述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法律制度完善的思路和设想。根据家庭农场的地位以及立法、实践现状,阐述对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制度完善的必要性,明确加强农民权利保障以及从立法技术层面进行优化的路径,最后根据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法律制度体系提出了明确家庭农场的法律属性、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以及财税、金融等扶持制度的完善建议。
二、全球微观经济运行机制演变启示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球微观经济运行机制演变启示录（论文提纲范文）
（1）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提出问题 |
| 1.2 研究方法 |
| 1.3 分析范围 |
| 1.4 本论文的组成 |
| 第二章 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 |
| 2.1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形成和变化 |
| 2.2 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 |
| 2.2.1. 倡导联盟框架的核心逻辑 |
| 2.2.2. 倡导联盟框架与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衔接 |
| 2.2.3. 国家和宪政体制 |
| 2.3 产业政策倡导联盟的信念基础:发展主义 |
| 2.3.1. 战略产业政策的经济逻辑 |
| 2.3.2. 李斯特的不均衡发展观 |
| 2.3.3. 不均衡发展观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 2.3.4. 日本的官僚制 |
| 2.3.5. 中国产业政策体制 |
| 2.4 全球生产网络和战略性产业政策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民用航空制造行业的结构变化 |
| 3.1 航空运输市场“去管制”及其对航空制造业的影响 |
| 3.1.1. 轴辐式航线的发展对干线飞机的影响 |
| 3.1.2. 馈线航路的发展与支线飞机 |
| 3.1.3. 航空运输的国际自由化 |
| 3.1.4. 波音和空客双寡头结构形成 |
| 3.2 喷气式支线飞机的出现与小双寡头的新生产组织 |
| 3.3 系统集成的Tier-1开发模式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商用飞机制造的发展历程 |
| 4.1 改革开放后中国航空制造产业变化概述 |
| 4.1.1.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 |
| 4.1.2. 首个商用客机研制项目:“运-10” |
| 4.2 学习的开始:MD-80组装生产 |
| 4.3 MPC-75项目 |
| 4.4 三步走战略 |
| 4.4.1. 商用客机干、支之争的苗头 |
| 4.4.2. MD-90 |
| 4.4.3. AE-100 项目 |
| 4.5 小结:存活下来的政策子系统 |
| 第五章 经济学者认知共同体的政策信念分化 |
| 5.1 1990 年代经济学家的主流化与思想分化 |
| 5.1.1. 新左派的经济体制构想 |
| 5.1.2. 民族主义情绪的扩散 |
| 5.2 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出现和成长 |
| 5.3 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民族主义者的联手 |
| 5.3.1. 大国优势和大国战略 |
| 5.3.2. 战略产业和航空制造 |
| 5.3.3.入世与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活跃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产业政策导向变化 |
| 6.1 “追赶期”产业政策体系概况 |
| 6.2 “入世”前后的改革和产业政策体系 |
| 6.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郎顾之争和反思改革 |
| 6.4 创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
| 6.4.1. 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 |
| 6.4.2. 高铁建设与集成创新 |
| 6.4.3. 大型飞机项目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从系统集成商的道路到大飞机项目 |
| 7.1 支线飞机项目的推进 |
| 7.1.1. 新舟60 |
| 7.1.2. 喷气式支线飞机ARJ21的推进 |
| 7.1.3. ERJ-145合作生产项目 |
| 7.2 大飞机争论的序幕:运-10的神话化 |
| 7.2.1. 大飞机与大型运输机 |
| 7.2.2. 摇摆不定的ARJ21 |
| 7.3 大飞机论证 |
| 7.3.1. 支线道路与大飞机道路 |
| 7.3.2. 第一次论证 |
| 7.3.3. 第二次论证 |
| 7.4 大飞机政策形成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博弈 |
| 7.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范畴界定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基本概述 |
| 一、研究范畴界定 |
| 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动因分析 |
| 三、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类型 |
| 第二节 企业并购重组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资本流动与资本集中理论 |
| 二、现代西方企业重组理论 |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起步阶段(1984-1991) |
| 第一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现实背景——国有企业普遍亏损 |
| 二、理论背景——对“两权分离”的认识突破 |
| 第二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企业兼并的目标转向自觉优化经济结构 |
| 二、交易的自发性与政府干预并存 |
| 三、兼并方式以承担债务式和出资购买式为主 |
| 四、局部产权交易市场开始兴起 |
| 第三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地方探索 |
| 一、成都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二、武汉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三、保定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转型阶段(1992-2002) |
| 第一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经济制度环境的变迁 |
| 二、企业重组受到政府高度重视 |
| 三、各类市场体系的建立 |
| 四、国企脱困和国企改革任务 |
| 第二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产权市场普遍兴起 |
| 二、企业并购的规模逐步扩大 |
| 三、政府积极参与引导 |
| 四、上市公司并购成为热点 |
| 五、部分中国企业开始参与跨国并购 |
| 六、外商并购国有企业成为新景观 |
| 第三节 转型阶段的并购重组成效 |
| 一、国企成功脱困 |
| 二、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 三、利用国内国外资本市场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 |
| 第一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发展 |
| 二、鼓励混合所有制发展 |
| 三、法律法规逐步健全 |
| 第二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战略并购成为企业并购的重点 |
| 二、国企大型跨国企业的出现 |
| 三、以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为主 |
| 第三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取得的成效 |
| 一、国企各项经济指标增长迅速 |
| 二、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
| 三、国有企业治理规范化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制度演进:绩效、问题与成因 |
| 第一节 国企并购重组取得的辉煌成绩 |
| 一、优化了产业布局,提升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
| 二、提高了资产证券化率,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
| 三、盘活了国有资产,提升了国有企业经营绩效 |
| 第二节 国企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 |
| 一、并购重组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
| 二、并购支付方式和融资渠道单一 |
| 三、盲目规模扩张与多元化转型并存 |
| 四、标的公司资产质量差导致并购效率低下 |
| 五、并购双方缺乏深层次整合 |
| 六、海外并购重组困难重重 |
| 第三节 国企并购重组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
| 一、企业并购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
| 二、政府“缺位”和“越位”现象并存 |
| 三、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尚不发达 |
| 四、企业自身条件缺乏 |
| 第六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国有企业并购下政府与国企高管的行为动机分析 |
| 二、国企高管行为影响并购绩效的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一、变量选择 |
| 二、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数据描述性分析 |
| 一、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
| 二、变量趋势分析 |
| 第四节 计量模型设定 |
| 一、实证基本模型设定 |
| 二、面板数据模型 |
| 第五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面板数据模型形式检验 |
| 二、计量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 第七章 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一、美国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二节 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日本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三节 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及教训 |
| 一、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教训 |
| 第八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目标与模式 |
| 第一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时代特征 |
| 一、通过调整结构来优化供给侧的重组方式 |
| 二、在重组中解决亏损企业与多余的产能 |
| 三、并购重组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步进行 |
| 第二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 |
| 一、最大限度地释放和激发国有企业竞争力 |
| 二、在国企并购重组中推进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三、在国企并购重组中促进产能的优化配置 |
| 第三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目标导向 |
| 一、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
| 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 |
| 三、服务“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 |
| 第四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模式 |
| 一、横向重组模式 |
| 二、纵向重组模式 |
| 三、混合重组模式 |
| 四、策略联盟重组模式 |
| 第九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主体定位与政府作用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主体分析 |
|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不宜作为国企并购重组的主体 |
| 二、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凸显优势 |
| 三、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 |
| 第二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作用 |
| 一、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正面效应 |
| 二、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负面效应 |
| 第三节 政府在国企并购重组中的角色定位 |
| 一、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政策引导者 |
| 二、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宏观调控者 |
| 三、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信息中介者 |
| 四、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服务者 |
| 五、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具体监督者 |
| 第四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制度创新 |
| 一、保持国有资产管理权的独立性 |
| 二、完善法律制度 |
| 三、营造公平竞争的并购重组环境 |
| 四、制定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战略规划和指导政策 |
| 第十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指导思想 |
| 一、深化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顶层设计 |
| 二、强化并购重组的理念共识 |
| 三、明确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指导思想与基本要求 |
| 第二节 强调“法治企业”,突出国企总法律顾问作用 |
| 一、全面打造法治企业 |
| 二、深化国有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 |
| 第三节 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及破产清算体系 |
| 一、建立健全产权保护体系 |
| 二、构建破产清算体系 |
| 第四节 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 |
| 一、加快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
| 二、完善资本市场退市制度 |
| 三、健全资本市场推动并购重组的作用机制 |
| 第五节 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
| 一、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发挥社会托底作用 |
| 二、加大失业救助力度,维护社会稳定 |
| 三、完善再就业服务保障机制,促进再就业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美国《多德-弗兰克法》金融监管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理论思想的演进 |
| 一、早期关于金融管制的经济学观点 |
| 二、现代金融监管理论的形成 |
| 三、经济自由主义背景下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 |
| 第二节 从微观审慎到宏观审慎 |
| 一、微观审慎监管及其局限性 |
| 二、宏观审慎监管理念 |
| 三、宏观审慎监管工具 |
| 四、宏观审慎监管运作机制保障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二章 《多德—弗兰克法》立法背景和内容概要 |
| 第一节 美国次贷危机过程概述 |
| 一、第一阶段:金融机构损失扩大、流动性日趋紧张 |
| 二、第二阶段:流动性问题演变成偿付能力问题 |
| 三、第三阶段:雷曼公司申请破产,市场信心崩溃 |
| 四、第四阶段:市场恐慌情绪逐步平复,但前景仍然脆弱 |
| 五、第五阶段:市场开始流露出某种乐观情绪 |
| 第二节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原因分析 |
| 一、房地产泡沫是危机发生的重要基础 |
| 二、债券市场泡沫加剧了危机的到来 |
| 三、高杠杆操作在流动性紧缩冲击下被迫折价处置资产 |
| 四、不当降低贷款标准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
| 五、忽视对影子银行业务的监管使风险长时期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
| 六、评级机构逐日盯市估值的评级方法对市场助长助跌推波助澜 |
| 七、金融从业人员过于短周期的考评激励导致盲目追逐高风险高收益业务 |
| 第三节 《多德—弗兰克法》内容概述 |
| 一、建立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识别和监督机制 |
| 二、整合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对金融服务提供方的执业行为实施监管 |
| 三、对系统重要性影子银行建立有序清算机制 |
| 四、实施“沃尔克规则”限制银行控股公司自营交易 |
| 五、建立场外衍生品集中清算机制有效监控整体风险敞口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多德—弗兰克法》系统性风险监管改革 |
| 第一节 系统性风险 |
| 一、系统性风险定义和特征 |
| 二、转变系统性风险监管理念 |
| 第二节 《多德—弗兰克法》系统性风险监管改革具体措施 |
| 一、设立专门机构加强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识别和监管 |
| 二、对系统重要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实施审慎监管 |
| 三、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控股公司提高审慎监管措施标准 |
| 四、实施“沃尔克规则”限制银行控股公司自营交易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多德—弗兰克法》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改革 |
| 第一节 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
|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理念淡化 |
|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执行不力 |
| 三、金融产品复杂化呼吁消费者保护制度改革 |
| 第二节 《多德—弗兰克法》强化消费者保护机制具体措施 |
| 一、保障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独立履行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 |
| 二、合理确定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监管范围 |
| 三、授予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准司法执行权 |
| 四、授予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州法律适用选择权 |
| 第三节 《多德—弗兰克法》加强金融行为监管措施 |
| 一、提高住房抵押贷款发放标准 |
| 二、严格限制高成本抵押贷款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多德—弗兰克法》影子银行监管改革 |
| 第一节 影子银行及其监管改革必要性 |
| 一、影子银行概念和发展原因 |
| 二、影子银行主要类型及其风险特征 |
| 三、影子银行系统改革必要性分析 |
| 第二节 《多德—弗兰克法》影子银行监管的理念 |
| 一、基于宏观审慎监管将系统重要性影子银行机构纳入监管 |
| 二、从微观监管角度围绕净资本、杠杆率和风险拨备完善监管框架 |
| 第三节 《多德—弗兰克法》影子银行具体监管措施 |
| 一、对系统重要性影子银行建立有序清算机制 |
| 二、建立对系统重要性影子银行的识别及司法审查机制 |
| 三、通过有序清算机制平衡利益相关主体的诉求 |
| 四、建立有序清算基金减轻纳税人负担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多德—弗兰克法》衍生品监管改革 |
| 第一节 衍生品监管改革背景 |
| 一、交易所自律监管过度到联邦统一立法监管 |
| 二、放松管制背景下行业自律监管模式占主导地位 |
| 第二节 《多德—弗兰克法》衍生品市场监管改革具体措施 |
| 一、明确证监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衍生品市场监管的职权边界 |
| 二、建立衍生品交易商注册机制,提高业务透明度 |
| 三、建立衍生品交易保证金机制,降低杠杆率 |
| 四、建立场外衍生品市场互换交易整体持仓限制,抑制过度投机 |
| 五、建立场外衍生品集中清算机制,实现业务规模有效监控 |
| 六、限制联邦政府机构向衍生品业务交易商提供财务援助 |
| 七、衍生品业务监管规则具有“长臂管辖”效果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七章 修订《多德—弗兰克法》放松监管 |
| 第一节 《多德—弗兰克法》修订背景 |
| 一、《多德—弗兰克法》实施稳定金融市场走出了低谷 |
| 二、《多德—弗兰克法》大幅度提高中小型金融机构监管成本 |
| 第二节 对《多德—弗兰克法》监管机制松绑的争论 |
| 一、特朗普本人竞选前后多次表达废止《多德—弗兰克法》的意愿 |
| 二、改革《多德—弗兰克法》的呼吁得到政界广泛支持 |
| 三、《多德—弗兰克法》的立法推动者强烈反对废止该法 |
| 四、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诉求推动修改《多德—弗兰克法》 |
| 第三节 对《多德—弗兰克法》修订的过程 |
| 一、财政部报告突出强调简化监管措施 |
| 二、众议院意图通过法案全面废止《多德—弗兰克法》 |
| 三、两院妥协部分放松《多德—弗兰克法》监管措施 |
| 第四节 《经济增长、放松管制与消费者保护法》主要内容 |
| 一、放松消费者抵押贷款监管限制条件 |
| 二、放松中小型信贷机构的审慎监管要求 |
| 三、放松对资本市场的部分监管要求 |
| 四、缩小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范围,优化审慎性监管要求 |
| 五、加强消费者保护机制,提高特殊群体保护力度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八章 《多德—弗兰克法》及其修订金融稳定有效性评价 |
| 第一节 有效增进金融稳定性的监管措施 |
| 一、以金融稳定有效性对《多德—弗兰克法》进行评价的必要性 |
| 二、有效增进金融稳定性的监管机制建设 |
| 第二节 不利于金融稳定性的监管措施 |
| 一、《多德—弗兰克法》自身可能不利于金融稳定性目标的监管措施 |
| 二、《经济增长、放松管制和消费者保护法》松绑监管可能加剧宏观波动 |
| 第三节 结论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学习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4）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劳动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选题意义 |
| 一、研究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一、“劳动立场”创新 |
| 二、理论研究视角创新 |
| 三、理论主线创新 |
| 四、文本和现实的视域融合创新 |
| 第五节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一、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梳理劳动伦理与道德批判思想 |
| 二、从资本逻辑的制约中探究道德对资本的限制 |
| 三、从历史演进的向度解析劳动伦理的内在蕴含 |
| 四、从实践的维度挖掘劳动伦理及劳资关系思想的现实启示 |
| 第六节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一、研究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第一章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伦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
| 第一节 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和价值的真正结合 |
| 一、亚当·斯密:劳动创造财富 |
| 二、大卫·李嘉图:劳动是社会规定的人的活动 |
| 三、约翰·穆勒:劳动的福利原则 |
| 第二节 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劳动者假设 |
| 一、圣西门:神的道德原则引领 |
| 二、傅立叶:协作制度设计方案 |
| 三、欧文:劳动共同体的试验 |
| 第三节 黑格尔的劳动哲学思想 |
| 一、劳动是人自觉的理性活动 |
| 二、社会性是劳动的本质属性 |
| 三、市民社会中的劳动者贫困 |
| 第二章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伦理思想的马克思话语追溯 |
| 第一节 劳动伦理的概念定位 |
| 一、“劳动”的概念分析及道德蕴含 |
| 二、“劳动力”的概念分析及伦理蕴含 |
| 三、“劳动伦理”的概念蕴含 |
| 四、劳动伦理生成的逻辑架构 |
| 第二节 劳动伦理思想的原初话语追溯 |
| 一、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文本溯源 |
| 二、马克思的“劳动的立场” |
| 第三节 劳动伦理思想的理论坐标 |
| 一、理论定位:一本“大写的劳动伦理” |
| 二、隐性线索:人的存在方式批判 |
| 三、双重维度:事实指向性与价值规范性 |
| 四、逻辑走向: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统一 |
| 第四节 劳动伦理思想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道德”、“伦理”与美德 |
| 二、“资本”、“资本逻辑”与“资本拜物教” |
| 三、“道德资本化”与“资本道德化” |
| 四、“劳动资本化”与“资本劳动化” |
| 第三章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伦理思想的逻辑理路 |
| 第一节 商品·货币·资本·证券:劳动伦理思想批判奠基 |
| 一、商品到商品拜物教:劳动的“一般化” |
| 二、货币到货币拜物教:劳动的“社会化” |
| 三、资本到资本拜物教:劳动的“抽象化” |
| 四、证券到符号拜物教:劳动的“虚拟化” |
| 第二节 剩余价值论:劳动伦理思想批判的核心 |
| 一、劳动价值论:伦理重心由“资本”转向“劳动” |
| 二、工作日抗争:剩余价值获取的双重界限 |
| 三、分工与协作:资本控制和主导劳动主体 |
| 四、机器的应用:两大阶级矛盾激化 |
| 第三节 资本积累:劳动伦理思想的分析空间 |
| 一、资本的“原罪”:资本对劳动和生产资料的剥夺 |
| 二、所有权的悖论:劳动伦理制度化批判内核 |
| 三、资本规模扩张:资本主义抽象劳资关系的形成 |
| 四、资本垄断峰值:劳动关系被金融绑架 |
| 第四章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劳动伦理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前置性问题 |
| 一、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 |
| 二、分工与协作的强制型 |
| 三、扩大再生产增加了劳动道德的可能性 |
| 第二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个人所有制的组织形式 |
| 二、社会协作的劳动伦理方式 |
| 三、工人主导的劳动伦理原则 |
| 第三节 劳动伦理思想的基本属性 |
| 一、劳动伦理的历史性 |
| 二、劳动伦理的社会性 |
| 三、劳动伦理的阶级性 |
| 四、劳动伦理的主体性 |
| 五、劳动伦理的受制性 |
| 六、劳动伦理的发展性 |
| 第四节 劳动伦理思想的核心命题：资本主义劳资关系 |
| 一、两种生产力的耦合构筑伦理基点 |
| 二、法权与伦理的张力形成阐释空间 |
| 三、分配关系掩盖了其的实证性用法 |
| 第五章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伦理思想的现代转向 |
| 第一节 劳动伦理思想现代转向之维 |
| 一、感性的活动是现代转向的变革机理 |
| 二、劳动时空的解放是现代转向的桥梁 |
| 三、“人之为人”的劳动现代转向梯次 |
| 第二节 剖析劳动伦理思想现代转向脉络 |
| 一、信用体系在劳动活动中的道德审视 |
| 二、知识劳动指涉伦理价值的理性求证 |
| 三、诚实劳动视域下劳动教育伦理诉求 |
| 第六章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劳动伦理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当代映证 |
| 一、劳动道德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状态 |
| 二、劳动伦理推进了我国工会组织的发展进程 |
| 第二节 劳动伦理思想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 |
| 一、双重和谐关系是社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特质 |
| 二、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平等是和谐劳动关系的要求 |
| 三、企业家精神是实现我国企业创新发展基本条件 |
| 四、注重企业道德是构建我国劳动伦理的现实任务 |
| 第三节 劳动伦理思想与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
| 一、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是构建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要求 |
| 二、坚持基本分配制度是构建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时代底色 |
| 三、完善劳动法律关系是构建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制度保障 |
| 四、共享发展理念是推进我国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精神导向 |
| 第四节 实现劳动不断解放的现实道路指向 |
| 一、数字劳动是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新常态” |
| 二、制度正义是实现劳动伦理的文化指引 |
| 三、人的自由自觉构成劳动伦理的至善之境 |
| 四、人类劳动道德共同体构建是客观历史的必然 |
| 五、劳动神圣与社会主义的根本伦理追求 |
| 参考文献 |
| 1.着作类 |
| 2.期刊类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制造业税收的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2.1 文献回顾 |
| 1.2.2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方法与框架设计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框架设计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主要的不足 |
| 2.制造业税收的理论分析 |
| 2.1 制造业税收的机制分析 |
| 2.1.1 制造业的界定 |
| 2.1.2 制造业税收的界定 |
| 2.1.3 制造业税收机制的作用流程 |
| 2.1.4 制造业税收的数理模型分析 |
| 2.2 制造业税收的经济效应分析 |
| 2.2.1 制造业税收的微观经济效应 |
| 2.2.2 制造业税收的宏观经济效应 |
| 3.制造业税收政策的实践分析 |
| 3.1 中国制造业发展战略历程 |
| 3.1.1 中国制造业发展简述 |
| 3.1.2 中国制造业发展战略演变历程 |
| 3.1.3 中国制造业产业政策简述 |
| 3.2 中国制造业税收政策实践 |
| 3.2.1 “利改税”阶段:1978 年-80 年代末 |
| 3.2.2 “双轨制”阶段:20 世纪90 年代 |
| 3.2.3 “统一税制”阶段:21 世纪初的十年 |
| 3.2.4 “结构性减税”阶段:后金融危机时期 |
| 3.3 国外制造业发展战略及税收政策实践 |
| 3.3.1 德国制造业发展战略及税收政策实践 |
| 3.3.2 美国制造业发展战略及税收政策实践 |
| 3.3.3 日本制造业发展战略及税收政策实践 |
| 3.4 国外制造业税收政策实践的借鉴和启示 |
| 3.4.1 优化营商环境,搭建政府公共服务平台 |
| 3.4.2 深化税制改革,强化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 |
| 3.4.3 打造服务于制造业完整产业链的税收政策体系 |
| 4.制造业税收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基于企业决策行为的实证分析 |
| 4.1 文献综述 |
| 4.1.1 文献回顾 |
| 4.1.2 简要评述 |
| 4.2 制造业税收政策对企业进入与退出决策的影响 |
| 4.2.1 税收政策对企业进入与退出决策的数理分析 |
| 4.2.2 税收政策对企业进入与退出决策的实证检验 |
| 4.3 制造业税收政策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 |
| 4.3.1 税收政策对企业融资决策的数理分析 |
| 4.3.2 税收政策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实证检验 |
| 4.4 制造业税收政策对企业生产投入决策的影响 |
| 4.4.1 税收政策对企业生产投入决策的数理分析 |
| 4.4.2 税收政策对企业生产投入决策的实证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制造业税收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基于企业发展能力的实证分析 |
| 5.1 文献综述 |
| 5.1.1 文献回顾 |
| 5.1.2 简要评述 |
| 5.2 制造企业发展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3 制造业税收政策对企业发展能力影响的整体检验 |
| 5.3.1 税收政策对企业发展能力影响的数理分析 |
| 5.3.2 税收政策对企业发展能力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4 制造业税收政策对企业发展能力的影响—基于流动性约束的视角 |
| 5.4.1 流动性约束:税收政策对企业发展能力影响的数理分析 |
| 5.4.2 流动性约束:税收政策对企业发展能力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5 制造业税收政策对企业发展能力的影响—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视角 |
| 5.5.1 企业异质性:税收政策对企业发展能力影响的数理分析 |
| 5.5.2 企业异质性:税收政策对企业发展能力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6.制造业税收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经济结构的实证分析 |
| 6.1 文献综述 |
| 6.1.1 文献回顾 |
| 6.1.2 简要评述 |
| 6.2 制造业税收政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
| 6.2.1 税收政策对制造业产业升级影响的数理分析 |
| 6.2.2 税收政策对制造业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3 制造业税收政策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6.3.1 税收政策对制造业产业集聚影响的数理分析 |
| 6.3.2 税收政策对制造业产业集聚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7.制造业税收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
| 7.1 文献综述 |
| 7.1.1 文献回顾 |
| 7.1.2 简要评述 |
| 7.2 制造业税收政策的就业效应 |
| 7.2.1 税收政策对就业影响的数理分析 |
| 7.2.2 税收政策对就业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3 制造业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 |
| 7.3.1 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数理分析 |
| 7.3.2 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8.制造业税收政策经济效应评价与优化路径 |
| 8.1 中国制造业产业政策体系综述 |
| 8.2 制造业税收政策经济效应的综合评价 |
| 8.2.1 制造业税收政策实施的成效 |
| 8.2.2 制造业税收政策的缺陷 |
| 8.3 制造业税收政策的优化路径 |
| 8.3.1 制造业税收政策的优化原则 |
| 8.3.2 制造业税收政策的取向 |
| 8.4 促进制造业发展的配套政策措施 |
| 8.4.1 优化营商环境 |
| 8.4.2 提高财政支持力度 |
| 8.4.3 强化金融服务水平 |
| 8.4.4 加强国际贸易协作 |
| 8.4.5 突出科技创新引领作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6）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
| 二、探寻中国奇迹的一个视角:弹性行政 |
| 三、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的刚性与弹性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毛泽东时期刚性行政的锻造(1949—1977) |
| 第一节 集权体制下的全能式政府运行模式 |
| 一、全能式政府之生成 |
| 二、全能式政府的运行模式 |
| 第二节 刚性行政:全能式政府的应然需求 |
| 一、革命建政体制形塑的“命令一服从”体制 |
| 二、刚性行政的内生动因 |
| 三、刚性行政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
| 第三节 刚性行政的困境 |
| 一、过度执行 |
| 二、虚假执行 |
| 三、目标置换 |
| 四、行政自主性缺失 |
| 第三章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躁动(1978—1991) |
| 第一节 改革破冰与渐进路径的选择 |
| 一、现实倒逼改革 |
| 二、经济改革牵动政治改革 |
| 三、渐进主义改革路径的择定 |
| 第二节 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和弹性行政的躁动 |
| 一、改革冲动呼吁更大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间 |
| 二、简政放权与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 |
| 三、弹性行政躁动的体制因素 |
| 四、弹性行政躁动的主体诉求 |
| 第三节 基于改革的弹性行政的主要类型 |
| 一、中央政府授权试点 |
| 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 |
| 第四节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两面性 |
| 一、弹性行政助推改革进程 |
| 二、缺少反制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三、四项基本原则、稳定压倒一切对弹性行政的约束 |
| 第四章 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的扩张(1992—2011)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转变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一、市场经济的“姓氏”之辩和改革再出发 |
| 二、市场化改革与弹性行政的内在关联 |
| 三、深化行政改革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第二节 央地博弈和区域竞争 |
| 一、政府的层级结构与职责同构 |
| 二、纵向利益抵牾与央地博弈 |
| 三、层级博弈的衍生品:地方合谋 |
| 四、区域竞争与地方保护 |
| 第三节 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一、政府官员的自利性膨胀与角色错乱 |
| 二、低成本高收益的违规行为助推过度弹性行政 |
| 三、晋升的“零和博弈”与政府官员行为扭曲 |
| 第四节 服务型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对弹性行政的有限抑制 |
| 一、服务型政府建设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二、依法行政的推进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对弹性行政的矫正(2012—2019) |
| 第一节 弹性行政负外部性的凸显 |
| 一、接近临界点的弹性行政 |
| 二、矫正弹性行政:态势和挑战 |
| 第二节 全面从严治党对弹性行政的遏制 |
| 一、完善党内制度建设 |
| 二、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三、强化政治巡视 |
| 四、“零容忍”的铁腕反腐 |
| 第三节 依法(规)行政对弹性行政的管控 |
| 一、强化依法(规)行政 |
| 二、治理型政府的应然诉求 |
| 第四节 政务督查、政策落实审计对弹性行政的挤压 |
| 一、政务督查的强化:力破“中梗阻” |
| 二、审计监督的拓展:重大政策落实审计 |
| 第六章 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限度之辨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执行之审视 |
| 一、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历史维度 |
| 二、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及其“临界点” |
| 一、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 |
| 二、弹性行政“临界点”的把控 |
| 第三节 弹性行政的宽度与刚性行政的强度之辨析 |
| 一、行政执行与法治行政 |
| 二、法治视角下弹性行政的宽度 |
| 三、法治视角下刚性行政的强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内容、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安全 |
| 二、GPA框架 |
| 三、政府采购 |
| 四、政府采购安全 |
| 第二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依据 |
| 一、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理论 |
| 二、国际贸易中国家利益理论 |
| 三、演化博弈理论 |
| 四、政府干预经济理论 |
| 五、竞争优势理论 |
| 第三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构成及评价指标体系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构成的理论阐释 |
| 二、政府采购安全的实现路径 |
| 三、政府采购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第四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作用机理与假说 |
| 一、政府采购制度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三、政府采购功能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四、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内在机理及假说 |
| 第二章 中国政府采购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采购制度建立与发展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演变历程 |
| 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运行流程 |
| 三、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 |
| 四、全链条的政府采购监管体制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发展现状 |
| 一、政府采购市场规模 |
| 二、政府采购市场结构 |
| 三、政府采购的主要模式 |
| 四、政府采购的常用方式 |
| 五、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采购功能现状及实践效果 |
| 一、政府采购资源配置功能效应 |
| 二、购买社会公平的政策功能效果 |
| 三、维护国家安全政策功能实践 |
| 第三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制度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目标价值的冲击 |
| 二、政府采购基本原则的冲击 |
| 三、政府采购适应范围的冲击 |
| 四、政府采购方式的冲击 |
| 五、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冲击 |
| 第二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市场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 |
| 二、政府采购的“本土偏好”程度 |
| 三、中国与GPA缔约方国际竞争力比较 |
| 第三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政策功能安全冲击 |
| 一、GPA规制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界定 |
| 二、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安排 |
| 三、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维度与程度 |
| 四、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的典型案例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原因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不完善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 |
| 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有限 |
| 四、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 |
| 五、政府采购国货意识谈薄 |
| 第四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问卷调查 |
| 一、调查问卷设计 |
| 二、开展问卷调查 |
| 第二节 调查问卷描述性统计 |
| 一、样本特征分析 |
| 二、问卷的统计性描述 |
| 第三节 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
| 一、调查问卷的信度分析 |
| 二、调查问卷的效度分析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 一、基准模型设定 |
|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三、是否列入GPA清单的调节效应 |
| 四、联立方程实证检验 |
| 五、实证研究结论 |
| 第五章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制度体系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二、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建设 |
| 三、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制度 |
| 第二节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举措 |
| 一、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出价策略 |
| 二、以“国家安全”为由歧视其他国家产品 |
| 三、设置国际贸易隐形壁垒 |
| 四、GPA缔约方国政府采购市场实际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践 |
| 一、GPA缔约方中央采购实体的作用分析 |
| 二、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构成及分布特征 |
| 三、GPA缔约方实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具体措施 |
| 第四节 GPA缔约方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与制度体系 |
| 二、增强政府采购市场国际风险防范能力 |
| 三、注重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与GPA规制的契合 |
| 第六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目标定位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 |
| 二、政府采购安全具体目标 |
| 第二节 构建开放式现代化的政府采购制度 |
| 一、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三、规范政府采购管理制度 |
| 四、主动参与国际政府采购规制的制定 |
| 第三节 增强政府采购市场风险防范能力 |
| 一、合理调整GPA出价清单策略 |
| 二、积极开拓国际政府采购市场 |
| 三、提升本土企业跨国经营能力 |
| 四、培育政府采购国际化的专业人才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现策略 |
| 一、以问题为导向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进行顶层设计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施细则 |
| 三、设置“国货标准”等隐形贸易壁垒 |
| 四、恢复实施技术创新政策功能 |
| 结语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1 |
| 致谢 |
（8）日本经济国际化与经济体制变迁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
| 三、文献综述：国内外研究的现状、路径及问题 |
| 四、论文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论文的研究方法 |
| 六、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日本经济的国际化：进展、现状与影响 |
| 第一节 关于经济国际化的一般原理 |
| 一、经济国际化的一般内涵 |
| 二、影响经济国际化的基本因素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国际化的指导思想 |
| 一、日本的经济国际化 |
| 二、“大日本主义”与“小日本主义”的交锋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国际化的阶段划分 |
| 一、日本经济国际化“前史” |
| 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国际化 |
| 三、新世纪的日本经济国际化 |
| 第四节 国际化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
| 一、借力国际市场,调整资源配置 |
| 二、凭借后发优势,实现追赶超越 |
| 三、利用外部压力,倒逼国内改革 |
| 四、推动经济合作,获取规则红利 |
| 第二章 日本经济体制变迁：历程、特点与绩效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体制的近代化与现代化变迁 |
| 一、明治维新 |
| 二、战后改革 |
| 三、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改革 |
| 四、小泉的“无禁区体制改革” |
| 五、安倍的结构性改革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体制变迁的特点及其绩效 |
| 一、国际比较 |
| 二、日本经济体制变迁的特点及绩效 |
| 第三节 推动日本经济体制变迁的主要因素 |
| 一、关于体制变迁动力的一般说明 |
| 二、日本经济体制变迁的动力因素 |
| 第三章 国际化促进日本经济体制变革：路径与机理 |
| 第一节 国际化促进国内体制变迁的一般机理 |
| 一、影响国内体制变迁的国际化因素 |
| 二、国际化影响国内体制变迁的行为主体 |
| 三、国际化影响国内体制变迁的传导路径 |
| 第二节 国际化与日本经济体制变迁的消极互动：21世纪以前 |
| 一、20 世纪60 年代贸易投资自由化及其后果 |
| 二、20 世纪80 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体制后果 |
| 第三节 国际化与日本经济体制变迁的积极互动：21世纪以后 |
| 一、小泉时代的“无禁区改革”及其国际背景 |
| 二、安倍政府的国际化战略与结构性改革 |
| 第四章 经济体制影响日本经济开放绩效：成果与问题 |
| 第一节 经济体制影响国际化的一般机理 |
| 第二节 日本式经济体制特有的经济开放效果 |
| 一、法人垄断经济体制的经济增长效能 |
| 二、经济自由化与经济国际化、经济增长 |
| 三、竞争力提升与经济国际化、经济增长 |
| 第三节 体制变迁滞后造成严重的经济开放问题 |
| 一、日本式经济体制变迁的“滞后性” |
| 二、日本经济对外开放的“单向性” |
| 第四节 逆全球化与日本面临的开放体制问题 |
| 一、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
| 二、日本开放体制面临的新课题 |
| 第五章 专论：国际环境、经济国际化与日本经济体制变迁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体制变迁与资本主义发展 |
| 一、经济国际化、体制变迁与资本主义发展 |
| 二、日本经济国际化与经济体制演变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体制变迁与国际规范 |
| 一、国际规范与国内体制变迁 |
| 二、GATT与日本经济自由化改革 |
| 三、TPP(CPTPP)与日本经济体制改革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体制变迁与美国因素 |
| 一、黑船来袭与日本经济近代化 |
| 二、美国占领与日本经济民主化 |
| 三、日美经济摩擦与日本经济自由化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9）天国与尘世之间 ——对话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新约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圣经多义性的复调式理解 |
| 第一节 问题与创新 |
| 第二节 本论题的学术背景 |
| 第三节 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本文研究方法及主旨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的逻辑起点和未来走向 |
| 第一节 马克思辩证地进行宗教批判的理论特色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方法的路径依赖 |
| 第三节 从辩证到对话 |
| 第四节 新约中的神圣与世俗 |
| 小结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新约批评的合理依据 |
| 第一节 文本生产理论对新约文本的适用性论证 |
| 第二节 新约文本生产的社会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新约文本的生产机制及意识形态变动 |
| 第四节 文学生产理论的阐释性运用 |
| 小结 |
| 第三章 耶稣的二元政治思想 |
| 第一节 “复兴以色列”和“实现上帝之国” |
| 第二节 耶稣的二元政治思想 |
| 第三节 耶稣政治思想的精神来源 |
| 第四节 耶稣政治思想的制度来源 |
| 小结 |
| 第四章 保罗社团的反抗模式 |
| 第一节 保罗研究的局限性和必要突破 |
| 第二节 保罗社团的社会背景 |
| 第三节 保罗社团的思想宗旨 |
| 第四节 保罗社团的组织形式 |
| 第五节 对霍斯利之耶稣与保罗研究的整体思考 |
| 结语复魅社会与对话思维的现代价值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附录一 :圣经卷名及缩略语 |
| 附录二 :圣经历史地图 |
（10）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四、本文的创新点 |
| 五、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家庭农场概述 |
| 第一节 家庭农场的概念界定 |
| 一、源自欧美国家的家庭农场释义 |
| 二、中国式家庭农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 第二节 家庭农场在农业经营体系中的地位 |
| 一、家庭农场与其他农业经营主体的关系 |
| 二、家庭农场在农业经营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
| 第三节 发展家庭农场的适宜性分析 |
| 一、家庭农场是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发展和创新 |
| 二、家庭农场适应农业规模化经营趋势 |
| 三、家庭农场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选择 |
| 第二章 家庭农场法律制度的历史追溯和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农村经营制度的历史演变和发展 |
| 一、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经营制度:从私有家庭经营模式到集体经营模式 |
| 二、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所有制下的家庭经营模式 |
| 第二节 我国家庭农场政策和立法现状分析 |
| 一、家庭农场政策考察 |
| 二、家庭农场立法考察 |
| 第三节 家庭农场发展的实证调查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
| 一、家庭农场经营创新模式 |
| 二、家庭农场实践现状考察 |
| 第三章 国外促进家庭农场发展法律制度的借鉴 |
| 第一节 国外促进家庭农场发展法律制度的考察 |
| 一、美国家庭农场法律制度 |
| 二、日本家庭农场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启示与借鉴 |
| 一、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的重建 |
| 二、社会资本下乡与农场反公司化冲突的化解 |
| 三、推进农业支持保护政策 |
| 四、家庭农场的环境保护义务 |
| 第四章 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法律制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家庭农场法律制度研究的法学理论基础 |
| 一、民事主体理论 |
| 二、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核心的人权理论 |
| 第二节 家庭农场法律制度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
| 一、产业结构理论 |
| 二、交易费用理论 |
| 第五章 家庭农场法律属性的论争与主张 |
| 第一节 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 |
| 一、家庭农场经营者的身份限制 |
| 二、家庭经营模式 |
| 三、农业为主要经营业务 |
| 四、适度经营规模 |
| 第二节 家庭农场的法律地位 |
| 一、家庭农场法律地位论争 |
| 二、家庭农场法律地位的认定 |
| 第三节 家庭农场组织形式选择 |
| 一、家庭农场与其他民事主体的兼容性 |
| 二、工商登记强制原则与自愿原则的选择 |
| 三、家庭农场工商登记与资格认定的甄别 |
| 第六章 家庭农场发展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
| 第一节 土地产权制度对家庭农场发展的关键性作用 |
| 一、土地产权制度奠定家庭农场发展的基础 |
| 二、家庭农场发展实践中的土地制度实施现状 |
| 第二节 “三权分置”: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路径 |
| 一、以土地产权细分为路径构建土地权利体系 |
| 二、建立土地产权自由流转交易机制 |
| 第三节 农村土地制度完善:不仅仅局限于“三权分置” |
| 一、“三权分置”作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坐标的考量 |
| 二、服务于农业经营创新的农村土地制度完善 |
| 第七章 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扶持制度 |
| 第一节 家庭农场扶持制度现状分析 |
| 一、家庭农场扶持制度的立法现状 |
| 二、家庭农场扶持制度评析 |
| 第二节 健全家庭农场扶持制度 |
| 一、完善家庭农场财政补贴制度 |
| 二、完善税收优惠制度 |
| 三、完善金融支持制度 |
| 四、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 五、加强技术推广和职业农民的培育 |
| 第八章 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法律制度的完善 |
| 第一节 完善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
| 一、家庭农场发展有助于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 |
| 二、家庭农场实践发展呼吁法制保障 |
| 三、家庭农场立法亟待完善 |
| 第二节 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法律制度的完善路径 |
| 一、加强家庭农场业主权利保障 |
| 二、促进政策向立法的转化 |
| 三、提高家庭农场的立法层级 |
| 四、促进地方立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
| 第三节 完善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法律制度的设想 |
| 一、明确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 |
| 二、明确家庭农场的法律地位和组织形式 |
| 三、完善农村土地制度 |
| 四、完善家庭农场扶持制度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全球微观经济运行机制演变启示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D]. 卢建昊. 北京大学, 2021(09)
- [2]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D]. 董少明.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3]美国《多德-弗兰克法》金融监管改革研究[D]. 王欢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4]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劳动伦理思想研究[D]. 高耀芳. 兰州大学, 2020(01)
- [5]制造业税收的经济效应研究[D]. 金强. 西南财经大学, 2020
- [6]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D]. 徐浩. 南京大学, 2019(07)
- [7]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D]. 张堂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8]日本经济国际化与经济体制变迁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互动关系研究[D]. 叶琳. 外交学院, 2019(10)
- [9]天国与尘世之间 ——对话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新约批评研究[D]. 侯春林. 河南大学, 2018(12)
- [10]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法律制度研究[D]. 杨唯希. 山东大学, 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