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水稻科学》2004年第18卷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黄润青[1]（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黄秋硕[2]（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研究说明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周新年[3]（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胡乐伟[4]（2018）在《近代广东侨乡社会经济的历史地理学考察 ——以人口变动与房地产业为中心》文中认为论文以近代广东侨乡的人口变动与房地产业为着眼点,运用历史地理学、华侨华人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近代广东侨乡的社会经济变迁问题,以此推动和丰富笔者所提出的侨乡历史地理尤其是侨乡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文章首先从广东不同侨乡地区的不同的自然环境与人文背景出发,以此揭示各侨乡近代社会经济问题的不同基础。其中,人地矛盾加剧和交通条件的改善是直接促进侨乡海外移民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广东不同侨乡的人口数量、结构及其分布问题,不同侨乡表现出的不同的人口特征既是影响海外移民的基础,又是海外移民影响下的结果,两者相伴而生又相互影响。文章探讨了海外华侨的分布及其职业差异,并以此为基础揭示了各地侨乡侨汇的差异以及房地产投资资金规模、投资形式、投资影响等方面的差异性。海外华侨的侨居地及其职业分布直接决定了其经济实力,并影响了侨乡侨汇的多寡尤其是各地房地产投资规模和类型的差异。海外华侨整体上以中低收入者为主的特点,决定了近代华侨投资侨乡房地产业时表现出来“量少而分散”的特征。但就地区而言,北美华侨较其他地区平均收入更高。以北美为主要侨居地的五邑华侨在房地产投资规模、西化程度以及房地产投资的运作模式上与以南洋为主要侨居地的潮汕、兴梅客家华侨表现出迥异的特点,前者房地产投资规模往往更大,房地产西化程度更加彻底而房地产投资的运作模式也更加现代性。文章将人口的变动尤其是海外移民、侨汇流通及华侨投资三者作为紧密关联的整体进行考察,以揭示华侨与侨眷的互动以及侨资在广东侨乡社会经济变迁中产生影响的完整过程。文章亦注重对广东各不同侨乡区域在人口变动、侨汇流动以及房地产投资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性的探讨。文章最后指出,华侨及其在近代侨乡的大规模房地产投资是这一时段广东侨乡社会经济变迁的关键性因素,这是广东侨乡近代城乡社会经济变迁有别于内陆地区乃至于大部分沿海地区的主要特点。此外,侨资房地产业在推动各地侨乡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广州由于城市本身较为发达,侨资房地产在完善和拓展城市功能空间方面作用明显;而江门得益于侨资的建设城市等级上升迅速,由墟镇上升为省辖市;而在梅州,墟镇和乡村的繁荣,则促进了城、镇、村三级商业体系的建构和完善。
童肖[5]（2018）在《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农学家群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是我国近代农业教学、科研和推广的重要基地,对中国近代农业发展影响深远。通过延聘欧美专家学者、引进留学生以及设立农学院校培养人才,中大农学院汇集了一批优秀的农业科研人才,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大创立起国内领先乃至国际一流的农学学科,对中国近代农业的发展和科研人才培养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将中大农学院的主体——农学家作为一个整体,分析这一群体形成的背景、过程、群体的总体特征,及其在学科创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农业推广方面的作用与影响,对中国当代高等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和推广具有借鉴意义。处于社会政治的变革时期,民国农业经济、农业科技、农业教育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大农学家群体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形成,历经南京高等师范、国立东南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三个时期的发展与充实,中大农学家群体不断壮大,科研成果丰硕。在群体结构上,构成这一群体的核心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大多在25-44岁,且青年学者的数量持续增长。群体中外籍学者以日本和欧美籍居多,中国学者近半数来自江浙地区。作为学科最为齐备的农学研究中心,中大农学院中农学家群体的学科构成广泛,几乎涵盖了近代农学的各个方向,同时在数个学科形成了突出的学术优势。从学术背景来看,他们大多在国内接受基础科学教育,同时学术上普遍受到西方的影响,90%以上的成员有国外留学经历,近一半在美国获得最高学历,由此形成中大农学院与国际学术界的紧密对接。但无论是科研活动还是教育活动,中大农学家都立足中国的现实需要,为解决中国农业问题而孜孜以求。中大农学家们农学素养深厚,他们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精神投入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中,成为近代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面对中国时局动荡,内忧外患的局面,秉持着“师夷长技”以救国的思想,他们立足农学发展,以农兴国。其中不少农学家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正是这份爱国情怀激励他们,他们在中大农学院开课授业,传播农业知识与技能,培养大批近代农业人才;将西方先进的农业科学引进中国,结合中国实情,开创具有本国特色的农业学科;培育适宜中国生长繁育的良种,推动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对中国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贡献卓越。除此之外,他们协助创建科研机构以推动农学研究,并在日常科研教学中,创办学术刊物如《农学月刊》、《农学丛刊》、《农科通讯》等,通过这些学术刊物,他们引进、介绍国外先进的农业科技和研究信息,刊登最新的农学研究动态,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大农学院的办学特色和农学家的群体特征,本文总结了几点可供当代高等农业院校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借鉴之处。首先,农业科研应切合社会生产的需要,走为农服务的道路;其次,注意加强与农业机构、兄弟院校等的学术交流与合作,通过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博采众长,推动一流学科的建立;三、农业人才的培养不仅要重视专业素养的提升,还应重视学人精神品质和学术精神的塑造及传承,从而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化意识、爱国忧民的农业科研人才;最后,加强学校的制度建设,为人才集聚创造优良的学术环境。
冷雪梅[6]（2018）在《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由于种种原因,此前对中国善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宋、明、清的探讨,对于清代以后善书的关注较少。对大理地方善书的研究,更未见系统的研究。本文是对诸多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士绅撰着善书的全面系统研究。文章主要分为基础篇、特色篇和个案篇三大部分。上篇为基础研究,主要介绍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基本概况及成书原因,按照大理善书的实际应用及蕴含的意义,大致将其分为道德教化、应缘、修炼、精神需求等四类。就大理善书的分类而言,善书并非只是“通俗读物”。从创作来看,大理善书在承袭传统善书创作形式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游记类鸾书《洞冥宝记》和《蟠桃宴记》,开创了鸾书“对话式”和“章回体”的创作体例,并对此后鸾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其他善书一样,道德教化是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救劫”思想则体现了“以道为教,万教归儒”的宗教救度。大理地方士绅撰着和刊印善书,开建善坛,宣讲圣谕,是其重要表现。与宋、明、清经典善书明显不同的是,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中有不少内容是地方士绅对当地民众进行的西学启蒙,介绍了不少的科学知识。本文中篇对这一特色进行了研究。从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来看,当科学传到中国边陲大理时,地方士绅对之既非推崇,也不是排斥。他们认可和尊重科学,敬重闻名于世的西方科学家,鼓励国人学习他们的科学精神。但也并没有对科学顶礼膜拜。他们认为科学不是万能的,意识到科技的异化问题,认为战祸连绵、生灵涂炭源于近代西方军事武器的发明和制造,有悖于“仁”道,“道”高于“技”,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在科学之上,故主张尊“道”鄙“技”。大理士绅对科学的认识和态度,源于农耕文明的影响、儒家“天下归仁”的文化传统、及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三方面的因素。大理善书中大量介绍的科学知识,主要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女性启蒙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多数为基础知识,涉及多个学科,信息量较大,与民众生活休戚相关。在女性启蒙方面,科学话语与社会性别话语交织,融合中西文化的话语体系,着重进行生育和教育的知识启蒙,试图塑造德才兼备的“新贤妻良母”之形象,希望女性为家庭建设能做出重要的贡献。除善书本身外,大理善书中的科学知识主要通过善坛、学校、家庭的教育进行传播。无论哪种途径,主要都是强调道德教化。对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知识,则以神道设教的方式,通过善坛向当地民众传播。科学知识在大理地区传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观念上和生活方式上。观念方面,主要体现在经济观念、“四民”观念、婚育观念三个方面。首先是经济观念上,不再过度强调“重农抑商”,而是倡导“以工商立国”,大力支持和鼓励发展工、商业,促进了大理集市的繁荣。其次是“四民”观念上,由于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士贵商贱”的传统观念已被打破,“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错动。最后在婚育观念上,大理士绅反对白族过去盛行的姑舅表优先婚,稳婆在生育分娩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式微,其原始的接生方法受到质疑。在生活方式上的主要表现,一是关注健康,二是崇尚俭朴,三是出现新的娱乐方式。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尤其“预防医学”等观念使当地民众的健康意识有所增强,对疾病的认知程度有了提高。他们崇尚健康俭朴的生活。又因机器给农业生产带来了高效,人们的休闲时间因此而增多,出现了新的休闲和娱乐方式。玩洋牌、跳舞、唱歌、演戏、歌剧、打麻将等这些娱乐方式越来越兴盛,并且已从城市传到乡村。文章下篇主要以民国时期大理洱源下江乡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为个案,对地方士绅如何进行劝善,如何处理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进行了探讨。成善宗坛自民国初年（1912）建坛,至1950年停办,历时39年。期间,善坛主职人员举办大小法会数十次。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向我们真实和立体地展现了民国时期大理村民的信仰世界。他们的道德教化既以圣谕宣讲为主,也有在其他宗教仪式中偶尔穿插进行的。他们既接受学校教育,也推广善坛教育。尽管他们对疾病有一定的了解,但在全村遭受瘟疫时,他们还是虔诚地举行供奉地藏像祛瘟的法会活动,诵《地藏菩萨救劫宝法》,并相信有奇效,以实例证明西方医学知识的传播及医疗的现代化,并未使“神药两解”的民间医疗走向消亡,而是继续留存并在民间产生影响。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及洱源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较好地反映了近代宗教与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首先,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及成善宗坛为地方学校的竣工举办庆祝大会,并到学校进行圣谕宣讲,反映了宗教与科学并非只有对立和排斥,它们之间还有融摄。大理士绅在西风浩荡的形势下,吸收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假借神圣仙佛降乩,结合旧有传统文化编撰善书,在宣教的同时,也向民众进行了科学知识的普及,促进了科学在当地的传播和发展。因此,宗教对科学并非只有阻碍作用,也有适应或促进科学发展的因素。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调适,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或许与其他多数宗教团体不一样的是,当地士绅在对民众进行以道德为核心之宗教救度的同时,也在对其进行科学启蒙。他们既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又乐于吸纳利于国计民生的西方科学知识。他们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策略,既不全盘西化,也不全盘复古,游刃有余的协调继承与扬弃之间的关系,是为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绵延永续,灿烂辉煌。其三,任何民族的健康发展都应该是以己为体,以人为用。在现代科技发展一日千里,民主、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忽视和否定西方先进的科技及价值理念,但也不能抛弃中国的传统。
邬婷[7]（2017）在《民国时期陕西农田水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陕西是一个农业大省,居民多以务农为生,农业经济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主要地位。由于深处西北内陆,陕西降雨稀少且时空分配不均,仅靠天然雨水不能满足农业生产需要,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较其它地区更加凸出。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陕西对农田水利的开发利用历史悠久,如周之沟洫之制、秦之郑国渠、汉之白渠等,都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步。近代以来,陕西政局混乱、灾害频繁,天灾人祸导致农村经济凋敝,水利失修,二者恶性循环,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20世纪20年代末,西北各省暴发罕见旱灾,农业减产绝收,人民流离失所,通过水利建设来防御和缓解灾情刻不容缓;同时,日本虎视眈眈,国际局势日益紧张,加快大后方经济建设以备不时之需更是势在必行。在此内忧外患之际,社会各界关于开发西北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政府也积极鼓励并大力支持西北经济建设,陕西农田水利事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为促进农业生产,达到开发西北和满足军糈民食的双重目的,自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陕西各界广泛开展以修渠筑堰、凿井挖塘为主的农田水利建设。在关中,筹划设计泾、洛、渭、梅、黑、涝、沣、泔等“关中八惠”;在陕南,整理兴修汉、褒、湑三大惠渠;在陕北,修建定惠渠、织女渠等一系列大型灌溉工程;与此同时,因地制宜地推广灌田水井、蓄水池塘、小型渠堰等水利设施,弥补大型水利工程的不足。通过农田水利建设,陕西农业用水紧张问题得到缓解,灌溉面积逐渐扩展。伴随水利工程的整修兴建,陕西农田水利事业管理日趋完善。按修建时间和工程性质不同,陕西农田水利基本可分为新、旧两套系统,新式水利主要指各大惠渠,旧式水利则包括天然河流及原有渠堰。在具体的权责划分上,各惠渠管理局和管理所负责新建各大惠渠的管理,水利协会和水利分会负责天然河流及旧式渠堰的管理,二者在日常事务中积极发挥群众的自主作用,逐渐建立起一套官民合作、专业管理和群众管理相结合的现代化管理体制。在分水用水方面,各大惠渠在灌区内广泛进行清丈注册和确定用水权的工作,颁布灌溉管理章程,推行由下至上、先左后右的轮灌制度,促进了灌溉用水的公平化和合理化;天然河流和旧式渠堰则通过建立管理组织、加强水利监督、整顿违法行为等措施规范用水秩序,提高了用水效率,减少了水利纠纷。民国时期,陕西农田水利建设取得显着成就。一方面,农产品单位产量提高、耕地面积扩大、作物熟制增加,促进了农产增收,降低了水旱灾害的发生频率和破坏力;另一方面,农村地价大幅上涨,纺织、榨油、磨面等小机器工业广泛设立,教育、绿化、治安等社会事业进步明显,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村经济日趋繁荣。此外,农田水利管理作为近代乡村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政府与群众的协同合作,有利于官民之间的上下沟通和民众内部的自我调节,减少了灌溉用水纠纷,维系了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随着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陕西区域社会发生着深刻变化。
陈继宏[8]（2016）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历史问题研究二题》文中研究说明吐蕃曾于公元786—848年统治敦煌达62年。虽然传统汉、藏史籍对这一段历史的记载语焉不详,但敦煌地区所出吐蕃统治时期汉、藏文文献资料,以及当时开窟造像活动留下的石窟壁画等考古资料,为厘清这一时期史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可能。本文正是立足于这些文献、考古资料,选定吐蕃入主敦煌后的统治秩序和经济生产两个专题,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认识。本文按照所选二题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重点探讨吐蕃统治敦煌后建立的新统治秩序,下含三章。第一章为背景铺陈,探讨了吐蕃攻陷敦煌的历史背景,对敦煌落蕃始末的相关史事做一梳理。第二章探讨吐蕃统治敦煌的管理方式即部落制,从纵向上按时间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分别探讨每一时期的部落设置情况,并对部落内部的百户组织、十户组织做了探讨。第三章探讨吐蕃对敦煌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系,内容包括敦煌的上级机构、当地职官设置和军事基层组织三个方面。下编重点探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经济生产,下含三章。第四章探讨了吐蕃在敦煌执行的经济制度,内容包含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劳役制度四个方面。第五章探讨了吐蕃时期敦煌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其中农业从水利、具体生产情况、农业人口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畜牧业一节对当时敦煌的官营、寺营、民间饲养等几种生产方式分别进行了研究。第六章探讨了吐蕃时期敦煌的手工业,内容包含金属铸造业、纺织业、粮食加工业和其他手工业生产情况,并就吐蕃当局对敦煌手工业劳动者的管理方式进行了研究。
马永超[9]（2016）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水稻驯化过程 ——水稻扇型植硅体的证据》文中研究说明农业起源是考古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其中又以稻作农业起源和发展的争论最多。这些争论的实质为如何判别水稻遗存属性的探讨,即如何区分水稻遗存中的粳稻（Oryza sativa subsp. japonica）与籼稻（Oryza sativa subsp. indica）、野生稻（Oryza rufipogon）和驯化稻（Oryza sativa）。在20世纪,诸多学者就粳稻和籼稻的辨别进行过很多的尝试。进入21世纪,学者们的焦点转向野生稻和驯化稻的探讨,提出了多种判别方法；而且逐渐意识到水稻的驯化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的细节尚不清楚,水稻的驯化与其他植物利用及其与社会形态演变的关系等的探讨亦很少。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完整、清晰,且植物遗存丰富,为深入的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础。本文选择该地区的8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对其出土的水稻扇型植硅体进行了分析；此外,还在华南等地采集了4个现代野生稻田和13个驯化稻田表土样,以作为对比样品。结合前人在稻米形态、水稻小穗轴、水稻双峰型植硅体研究方面的结果,我们对现代样品和考古样品中的水稻扇型植硅体对比分析表明,长江下游地区水稻驯化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山文化早期至河姆渡文化早期前段（10000-6500BP）,水稻的驯化进程波动而缓慢；河姆渡文化早期后段-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泽文化早期（6500-5600BP）,水稻的驯化加快；良渚文化早期至广富林文化（5300-3900BP）,水稻被完全驯化,整个过程历时约5000年。在这个过程中,各指标的演变并不同步。水稻扇型植硅体的长和宽、驯化型小穗轴的比例趋于稳定的时间为马家浜文化晚期,水稻扇型植硅体的形态系数趋于稳定的时间为崧泽文化早期,驯化型水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大于等于9者）的比例趋于稳定的时间为良渚早期。因此,驯化型水稻扇型植硅体的比例是反映水稻驯化最敏感的指标。若判别某一群体是否为驯化水稻,需要综合多个指标。水稻驯化进程与水稻在植物性食谱的比例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马家浜文化晚期也是后者的转折点。马家浜文化晚期及其以前,水稻在植物性食谱中所占的比例低于野生植物,采集经济稳固；崧泽文化之后,水稻成为主要的植物性食物来源,稻作农业生产体系逐步完善,至良渚文化发展为多样化的种植体系。同已有的社会形态研究成果对比可知,水稻驯化、稻作农业的发生和发展是史前社会逐渐走向复杂化的主要动因之一,为良渚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经济支撑；但是良渚文化晚期及其以后,社会的发展已不再主要依赖稻作农业。
张旭杨[10]（2016）在《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文中研究说明全面抗战爆发后,桂省人民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文以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结合统计学、计量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及区域理论等交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选取“广西抗战损失研究——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为论题对广西四大城市抗战损失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尝试性探析和回答。全文共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在系统地梳理20世纪30年代至今中国（包括广西）抗战损失史研究状况的基础上作了简评,进而指出本文的选题缘由和意义及所运用之理论和方法,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抗战损失”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部分回顾战前和战时广西四大城市的社会经济成就,主要分为农业、工商业、手工业、交通事业四大部分进行论述,并进一步探析日军入侵与四大城市战前战时社会经济中心转移的关系。第三部分揭露日军入侵四大城市时的罪行,主要通过日军在四大城市的政治统治和七大暴行来反映,并阐述了个人对于日军在四大城市统治、暴行和掠夺的基本认识。第四部分包含三章,意在理清整个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其中第三章梳理桂南沦陷期间四大城市中沦陷的南宁一地的损失,第四章理清广西第二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和财产损失,第五章在第三、四章的基础上指出战时和战后广西省政府抗战损失调查的缺陷,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最终总结了整个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损失总概况。第五部分评析了四大城市的抗战损失。即在考量四大城市抗战损失的程度、特点、原因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四大城市抗战损失对四大城市乃至广西带来的巨大影响。
二、《中国水稻科学》2004年第18卷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水稻科学》2004年第18卷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 三、裨治文的主要着述 |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3）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4）近代广东侨乡社会经济的历史地理学考察 ——以人口变动与房地产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 二、相关学术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广东侨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基础及人地矛盾的形成 |
| 一、自然地理基础 |
| 二、人地矛盾关系的形成 |
| 第二节 行政区划及其演变 |
| 一、明清时期广东侨乡地区的政区设置及变动 |
| 二、民国时期行政区划的频繁调整 |
| 第三节 内外交通格局的演变 |
| 一、侨乡内部交通的发展 |
| 二、海运条件的变迁 |
| 第二章 近代侨乡人口构成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广东侨乡人口的数量、分布及其迁移 |
| 一、明清时期广东侨乡人口的数量 |
| 二、明清时期广东侨乡人口的分布特征 |
| 三、明清时期广东侨乡人口的迁移 |
| 第二节 近代广东侨乡人口数量、分布及演变 |
| 一、人口数之变动 |
| 二、人口的分布格局及人口密度 |
| 三、城乡人口的分布特征 |
| 第三节 城市型侨乡的人口及其分布特征 |
| 一、近代广州市的人口及其分布特征 |
| 二、近代汕头市的人口及其分布特征 |
| 三、其他侨乡城市的人口及分布特征 |
| 第四节 近代广东侨乡人口的构成特征及演变 |
| 一、性别比所反映的人口性别结构 |
| 二、人口的职业结构及其分布 |
| 三、人口的家庭及婚姻结构 |
| 第三章 近代侨乡人口的海外移民及其个案分析 |
| 第一节 近代海外移民的原因、数量及性别结构 |
| 一、近代广东侨乡人口向海外迁移的原因 |
| 二、各侨乡人口海外移民的数量及性别结构 |
| 第二节 海外移民的分布地区及性别结构 |
| 一、海外各地华侨的数量、分布及其变迁 |
| 二、海外各地华侨的性别结构特征 |
| 第三节 樟林地区海外移民的个案分析 |
| 一、樟林区位优势的近代转变 |
| 二、推动近代樟林海外移民的重要因素 |
| 三、樟林海外移民的人数、分布及其影响 |
| 四、政区调整所见的侨乡樟林的持续发展 |
| 第四章 海外侨汇的积累及房地产投资人流、资金流的形成 |
| 第一节 海外移民的职业分布及经济实力 |
| 一、南洋华侨的职业分布 |
| 二、美洲华侨的职业分布 |
| 三、美洲、南洋华侨经济水平的差异 |
| 第二节 归侨、侨眷的数量及其分布 |
| 一、各侨乡归侨、侨眷的总数 |
| 二、归侨的种类和流向 |
| 三、关于侨眷的数量问题 |
| 第三节 房地产投资的信息获取和资金流动—以侨批业为中心的考察 |
| 一、侨批中所反映的房地产投资信息的获取及华侨、侨眷的互动 |
| 二、侨汇的流动 |
| 第五章 华侨投资侨乡房地产业的时空特征 |
| 第一节 房地产投资数量、投资额的时空差异 |
| 一、广州房地产业投资的阶段特征 |
| 二、江门房地产业投资的阶段特征 |
| 三、汕头房地产业投资的阶段特征 |
| 第二节 近代侨乡城市房地产投资的类型及其分布 |
| 一、江门侨资房地产类型的多样性 |
| 二、汕头侨资房地产的主要类型及其分布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型的房地产投资运作模式 |
| 一、募集股份为主的合资形式 |
| 二、置业公司的形式 |
| 第六章 侨资房地产业影响下的侨乡社会经济的变迁 |
| 第一节 侨资房地产对广州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变迁的影响 |
| 一、侨资房地产对旧城空间的重塑 |
| 二、侨资房地产与新城区的拓展 |
| 第二节 侨产纠纷档案所见广州房地产投资的一些问题 |
| 一、广州投资置产之华侨的籍贯及其侨居地的分布 |
| 二、档案所见之华侨投资广州房地产之主体、房地产用途、规模及分布 |
| 第三节 侨资房地产与梅州三级商业体系的发展 |
| 一、华侨在梅州的房地产投资概况 |
| 二、梅州房地产投资的特点 |
| 三、城镇乡三级商业体系的发展 |
| 第四节 侨资房地产推动下的侨乡墟镇的发展——以赤坎墟及松口墟为例 |
| 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及人口的集聚 |
| 二、房地产投资的规模、分布及结构特点 |
| 三、华侨投资墟镇房地产的宗族势力影响 |
| 结语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论文发表清单 |
| 后记 |
（5）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农学家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体系 |
| 五、创新之处和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民国国立中央大学农学家群体的形成 |
| 第一节 中大农学家群体形成的社会环境 |
| 第二节 中大农学家群体形成的动因 |
| 第三节 中大农学家群体形成的过程 |
| 第二章 民国国立中央大学农学家群体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年龄结构与籍贯分布 |
| 第二节 学科结构 |
| 第三节 学历结构 |
| 第三章 民国国立中央大学农学家群体的活动与影响 |
| 第一节 中大农学家群体的科研活动 |
| 第二节 中大农学家群体的教育活动 |
| 第三节 中大农学家群体的推广活动 |
| 第四章 民国国立中央大学农学家群体的总体特征 |
| 第一节 中大农学家群体的学术特征 |
| 第二节 中大农学家群体的精神品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目录 |
（6）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本文切入点 |
| 三、研究综述 |
| 四、使用资料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目的和文章结构 |
| 上篇 基础研究 |
| 第一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概况及成书原因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类别 |
| 一、道德教化 |
| 二、应缘 |
| 三、修炼 |
| 四、精神需求 |
| 第二节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主要内容 |
| 一、宗教救度 |
| 二、开坛阐教 |
| 第三节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成书原因 |
| 一、近代云南社会的影响 |
| 二、成书“因缘” |
| 本章小结 |
| 中篇 特色研究 |
| 第二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中渗透的“科学” |
| 第一节 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
| 一、“科学”的概念及源头 |
| 二、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 |
| 第二节 大理士绅对待科学的态度 |
| 一、认可和尊重科学 |
| 二、科学不是万能的 |
| 三、“道”高于“技” |
| 第三节 大理士绅对待科学态度之原因探析 |
| 一、农耕文明的影响 |
| 二、“天下归仁”的儒家传统 |
| 三、强烈的民族意识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传播的科学知识及其途径 |
| 第一节 大理善书传播的科学知识 |
| 一、自然科学知识 |
| 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
| 三、女性的科学启蒙知识 |
| 第二节 大理善书中科学知识的传播途径 |
| 一、善坛教育 |
| 二、学校教育 |
| 三、家庭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中的地方社会新气象 |
| 第一节 社会观念的变迁 |
| 一、经济观念 |
| 二、“四民”观念 |
| 三、婚育观念 |
| 第二节 生活方式的变化 |
| 一、崇尚健康俭朴的生活 |
| 二、新的休闲和娱乐方式 |
| 本章小结 |
| 下篇 个案研究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洱源下江乡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 |
| 引言 |
| 第一节 成善宗坛的基本情况 |
| 一、成善宗坛的建坛 |
| 二、成善宗坛的迁移 |
| 第二节 成善宗坛举办的重大法会 |
| 一、学校竣工庆祝大会 |
| 二、圆通斋 |
| 三、葭旁开街大斋 |
| 四、供奉地藏像袪瘟 |
| 五、做家斋 |
| 六、中元普渡大会 |
| 七、吕祖会训斥杨庆昌 |
| 八、沿村宣讲圣谕 |
| 九、为杨宗震送葬 |
| 十、最后的法会 |
| 本章小结 |
| 附录一 成善宗坛大事年表 |
| 附录二 成善宗坛敦化寺平面图 |
| 附录三 成善宗坛牌位图 |
| 附录四 成善宗坛敬奉的神像牌位图 |
| 附录五 成善宗坛职事人员名单 |
| 本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编目 |
| 凡例 |
| 一、大理士绅撰写的善书编目 |
| 二、大理士绅抄写或刻印的外地善书编目 |
| 致谢 |
（7）民国时期陕西农田水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案 |
| (一)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陕西农田水利建设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古代陕西农田水利发展概况 |
| 一、先秦两汉时期的陕西农田水利 |
| 二、魏晋隋唐时期的陕西农田水利 |
| 三、宋元明清时期的陕西农田水利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陕西农田水利建设背景 |
| 一、1928年大旱灾 |
| 二、民族危机与西北开发 |
| 三、全面抗战与大后方建设 |
| 四、地方政府的重视与支持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陕西农田水利的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抗战之前的陕西农田水利建设 |
| 一、大型农田水利 |
| 二、小型农田水利 |
| 第二节 抗战期间的陕西农田水利建设 |
| 一、大型农田水利 |
| 二、小型农田水利 |
| 第三节 抗战之后的陕西农田水利建设 |
| 一、大型农田水利 |
| 二、小型农田水利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陕西农田水利的管理机制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陕西农田水利的管理机构 |
| 一、新兴水利之管理 |
| 二、旧有水利之管理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陕西农田水利的灌溉制度 |
| 一、分配用水 |
| 二、监督用水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陕西农田水利的经费来源 |
| 一、大型农田水利 |
| 二、小型农田水利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陕西农田水利的水费征收 |
| 一、用水权之登记注册 |
| 二、水费标准与等级之厘定 |
| 第四章 陕西农田水利与区域社会 |
| 第一节 陕西农田水利建设对区域社会的直接影响 |
| 一、救济灾荒 |
| 二、农业增产 |
| 三、水利纠纷减少 |
| 第二节 陕西农田水利建设对区域社会的间接影响 |
| 一、农村地价上涨 |
| 二、机器工业发展 |
| 三、农业技术改良 |
| 四、生态环境改善 |
| 五、教育文化进步 |
| 六、农民生活改善、农村经济复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8）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历史问题研究二题（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界定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界定 |
| 第二节 研究资料与方法 |
| 一、研究资料 |
| 二、研究方法与难点、创新点 |
| 第三节 前人研究综述 |
| 一、前人研究成果 |
| 二、成绩与不足 |
| 上篇统治秩序篇 |
| 第一章 吐蕃统治敦煌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安史乱后的河西形势 |
| 一、安史乱后的唐蕃战争形势 |
| 二、吐蕃对河西地区的蚕食 |
| 第二节 敦煌落蕃始末 |
| 一、敦煌文书所见落蕃前河西形势 |
| 二、敦煌的陷落 |
| 三、敦煌的收复 |
| 第二章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部落制 |
| 第一节 敦煌落蕃前的行政建制 |
| 一、唐朝的地方行政建制与落蕃前的敦煌 |
| 二、吐蕃的地方行政建制 |
| 第二节 吐蕃统治敦煌初期的部落设置 |
| 一、世俗民众 |
| 二、宗教人口 |
| 第三节 吐蕃统治敦煌中期的部落设置 |
| 一、行人部落 |
| 二、丝绵部落 |
| 三、擘三部落 |
| 四、敦煌文书所见其他部落 |
| 第四节 吐蕃统治敦煌后期的部落设置 |
| 一、阿骨萨部落 |
| 二、悉董萨部落 |
| 三、悉宁宗部落 |
| 四、通颊部落 |
| 第五节 敦煌部落的内部行政设置 |
| 一、百户组织——将(Tshan) |
| 二、十户组织 |
| 第三章 吐蕃统治敦煌的职官体系与军制 |
| 第一节 敦煌所属的上级军政机构 |
| 一、吐蕃中央的直接管辖 |
| 二、东道节度使 |
| 三、瓜州节度使 |
| 第二节 吐蕃时期敦煌的职官体系 |
| 一、吐蕃告身制度 |
| 二、敦煌蕃官体系 |
| 三、敦煌汉官体系 |
| 第三节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军事组织 |
| 一、河陇地区的吐蕃军事体系 |
| 二、吐蕃军事褒奖制度——大虫皮告身 |
| 三、敦煌的基层军事组织 |
| 下篇经济生产篇 |
| 第四章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经济制度 |
| 第一节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户籍制度 |
| 一、吐蕃本土的户籍制度 |
| 二、敦煌的户籍制度 |
| 第二节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土地制度 |
| 一、突田制探源——吐蕃的土地制度 |
| 二、敦煌的突田制 |
| 第三节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赋税劳役制度 |
| 一、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赋税 |
| 二、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劳役 |
| 第五章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农牧业 |
| 第一节 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水利 |
| 一、敦煌的水文环境 |
| 二、蕃占之前敦煌水利建设沿革 |
| 三、吐蕃时期的敦煌水利 |
| 第二节 吐蕃时期敦煌农业概观 |
| 一、农业恢复发展的背景 |
| 二、农业生产工具与技术 |
| 三、吐蕃文书中所见敦煌农作物种类及其变化 |
| 第三节 吐蕃时期敦煌农业人口 |
| 一、唐前期敦煌农业人口概观 |
| 二、蕃占时期敦煌的农业人口 |
| 三、蕃占时期敦煌的奴隶问题 |
| 第四节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畜牧业 |
| 一、官营畜牧业 |
| 二、寺营畜牧业 |
| 三、民间饲养 |
| 第六章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手工业 |
| 第一节 金属铸造业 |
| 一、统治初期的凋敝 |
| 二、铜铁器制造 |
| 三、金银器制造 |
| 第二节 纺织印染业 |
| 一、丝织业 |
| 二、棉纺织业 |
| 三、麻纺织业 |
| 四、毛纺织业 |
| 五、印染业 |
| 第三节 粮食加工业 |
| 一、碾硙业 |
| 二、造酒业 |
| 三、榨油业 |
| 第四节 其他手工业及官府对工匠的管理 |
| 一、造纸业 |
| 二、其他手工业 |
| 三、吐蕃官府对敦煌工匠的管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成果 |
| 致谢 |
（9）长江下游地区的水稻驯化过程 ——水稻扇型植硅体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水稻遗存的鉴定 |
| 第三节 分子生物学的相关研究 |
| 第四节 拟解决的科学问题 |
| 第二章 研究区域概况 |
| 第一节 长江下游地区的自然环境概况 |
| 第二节 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
| 第三章 样品的采集与分析方法 |
| 第一节 现代样品与考古样品的采集 |
| 第二节 水稻扇型植硅体的提取与测量 |
| 第四章 测量结果与分析 |
| 第一节 现代样品 |
| 第二节 考古样品 |
| 第五章 长江下游地区的水稻驯化过程及相关问题讨论 |
| 第一节 各指标的对比 |
| 第二节 长江下游地区的水稻驯化过程 |
| 第三节 水稻驯化进程与生计模式的变化 |
| 第四节 稻作农业的发展与社会形态演变 |
| 第六章 结语 |
| 附表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文章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中国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史略 |
| (一) 20世纪30-40年代的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 |
| (二) 20世纪50-80年代初的抗战损失研究 |
| (三) 改革开放至今海峡两岸的抗战损失研究 |
| 二、广西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的回顾 |
| 三、改革开放后三十余年间中国及广西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简评 |
| (一) 中国抗战损失研究简评 |
| (二) 广西抗战损失研究简评 |
| 四、选题缘由与本文旨趣 |
| (一) 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 研究方法与原则 |
| 五、研究范围和概念界定 |
| (一) “抗战损失”概念的界定 |
| (二) 时间、地域范围的界定 |
| 第一章 战前、战时四大城市的社会经济 |
| 一、四大城市战前和战时的经济建设成就 |
| (一) 农业 |
| (二) 工商业 |
| (三) 手工业 |
| (四) 交通业 |
| 二、日军入侵与四大城市社会经济中心转移的关系 |
| 第二章 日军在四大城市统治的暴行与掠夺 |
| 一、战时日军在四大城市的政治统治 |
| (一) 伪暴力机构 |
| (二) 伪行政机构——维持会 |
| (三) 日伪及汉奸们的日常“事务” |
| (四) 日伪组织在沦陷区的统治策略 |
| (五) 日伪组织统治造成的危害 |
| 二、日军在四大城市的暴行 |
| (一) 轰炸 |
| (二) 焚烧 |
| (三) 屠杀 |
| (四) 经济抢掠 |
| (五) 性侵犯 |
| (六) 文物古迹的毁灭 |
| (七) 强征劳工 |
| 三、对战时日军在四大城市的统治、暴行与掠夺的基本认识 |
| 第三章 日军第一次入侵四大城市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 |
| 一、日军第一次入侵四大城市及广西的背景和战争概况 |
| 二、日军第一次入侵四大城市造成的损失 |
| (一) 人口损失 |
| (二) 财产损失 |
| 第四章 日军第二次入侵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与财产损失 |
| 一、日军第二次入侵的背景、经过及后果 |
| 二、第二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损失 |
| 三、第二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财产损失 |
| (一) 人民财产损失 |
| (二) 机关团体损失 |
| (三) 公务员役财产损失 |
| (四) 交通事业损失 |
| (五) 工厂、公用事业及矿业损失 |
| (六) 合作社损失 |
| 第五章 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总损失 |
| 一、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人口总损失 |
| (一) 两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总损失 |
| (二) 空袭造成的人口损失 |
| (三) 士兵伤亡损失 |
| 二、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财产损失 |
| (一) 空袭造成的财产损失 |
| (二) 海关口岸的损失 |
| 第六章 四大城市抗战损失评析 |
| 一、四大城市抗战损失的程度 |
| 二、四大城市抗战损失的特点 |
| 三、四大城市损失的原因 |
| 四、四大城市损失的历史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抗战时期四大城市人口与财产损失增补表 |
| 二、抗战时期四大城市阵亡将士英名录 |
| 读研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中国水稻科学》2004年第18卷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2]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3]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4]近代广东侨乡社会经济的历史地理学考察 ——以人口变动与房地产业为中心[D]. 胡乐伟. 暨南大学, 2018(12)
- [5]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农学家群体研究[D]. 童肖.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6]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D]. 冷雪梅.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7]民国时期陕西农田水利研究[D]. 邬婷.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6)
- [8]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历史问题研究二题[D]. 陈继宏. 兰州大学, 2016(03)
- [9]长江下游地区的水稻驯化过程 ——水稻扇型植硅体的证据[D]. 马永超. 山东大学, 2016(02)
- [10]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D]. 张旭杨. 广西师范大学, 2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