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6年日本司书课程改革简析（论文文献综述）
张晓波[1]（2020）在《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研究》文中认为起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兼具人才培养与官吏选拔两大职能,对古代东亚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封贡制度及儒家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在公元958年模仿中国创建了自己的科举制度,至14世纪末朝鲜王朝取代高丽王朝,又将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本文以朝鲜王朝的科举制度为研究对象,涉及科举制度的渊源与发展,科举制度的科目分类与考试运行,科举制度的弊端及代表性改革主张,科举制度的特点等,并从认识他者与反观自我的双重维度,探讨了中朝士人对彼此科举制度的认识与评价。朝鲜王朝在承袭前朝和师法中国的基础上,完成了科举制度的“本朝化”和“在地化”。就科目分类的横向角度而言,本文将朝鲜王朝的科举考试科目概括为“两类四科”,在考察式年试与特别试的基础上,系统介绍了小科、文科、武科、杂科的科场规制与考试流程。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而言,本文对朝鲜王朝503年的科举历史作了阶段性划分:朝鲜王朝的科举制度在14世纪末至16世纪中叶完成了定型与发展,在壬辰战争前后经历了冲击与调整,在17-18世纪进行了改革与调适,及至19世纪遭遇了来自外部的新危机,最终在“甲午更张”时被废除。除人才培养和官吏选拔外,科举制度还具有传播儒学、教化民众等功能,客观上有利于巩固朝鲜王朝的统治。但法久弊自生,科举制度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既有科举种类繁多、录取人数过滥,科举考试中轻讲经、重制述等科场规制等不足,也有考官与应试举子联合舞弊等问题,这些弊端严重弱化了科举制度作为国家伦才大典的权威性与公平性。为此,朝鲜王朝从国王到士绅皆曾提出改革科举的主张。其中,18-19世纪的科举改革主张最具代表性:正祖李祘从“君师一体”的理念出发,发布科举变通纶音;丁若镛主张以中国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为蓝本,对本国的科举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尹愭提出革除科举弊端的上中下三策。其他士人还从精心遴选考官、压缩录取名额、增加面试环节、宽限阅卷时间、严格考试纪律等五个方面,主张变革科举制度。但在朝鲜王朝传统的两班体制下,科举逐渐沦为两班维系自身阶层利益的工具,上述科举改革主张有的未曾实施,有的在实施过程中背离了改革的初衷。在作弊与革弊的双重变奏下,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积极因素日渐衰微,消极因素不断放大,最终积重难返。19世纪末,在内忧外患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朝鲜王朝下令废除科举制度。从朝鲜王朝内部讨论其科举制度,固然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但放在东亚视域下观察中国、朝鲜、越南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对中国明清两朝与朝鲜王朝的科举制度进行比较,探讨东亚世界科举制度的多样性,当更有意义。与历史上中国和越南的科举制度相比,朝鲜王朝科举考试种类繁多且特别试多于式年试,重文轻武的倾向更加明显,形成了“进士”“壮元”等特有的科举术语体系和白牌、红牌制度。从开放性和封闭性的角度来看,朝鲜王朝既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体现了科举制度的开放性;同时又对庶孽子孙参加科举考试进行严格限制,体现了科举制度在两班阶层内部的封闭性。就效率和公平而言,朝鲜王朝既通过科举直赴法和特别试鼓励优秀士子脱颖而出,同时又为权贵阶层绕开正常的式年试大开方便之门。在这种看似矛盾而又符合朝鲜王朝实情的环境中,科举制度呈现出极大的韧性与张力。在封贡体制下,中国和朝鲜王朝的读书人通过官方和民间两种渠道增加了对彼此科举制度的认识和了解。除了这种单向的认识外,1766年朝鲜人洪大容与中国人严诚、潘庭筠通过你来我往、相互问答的笔谈形式,亦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两国的科举制度。在这种比较与认识中,中国人更多体现出的是对异域科举制度的好奇与“同文”之情结,至多是一种潜意识的简单类比,少有反观自我之意;而朝鲜人除了对异域的好奇与“同文”之情结外,更多的是对儒家文明与中华制度的寻根与溯源,以及在认识他者基础上的揽镜自鉴。
李正军[2]（2020）在《清末新军与近代中国军事转型》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清末新军与近代中国军事转型为主题,以新军在清末军事近代化历程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湘淮勇营的比较,全面论述了清末新军仿效西法编练,逐步实现军事近代化的情况,揭示了新军军事近代化在中国近代军事转型中的地位、作用及影响。论文在近代政治转型的大背景下,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纵向梳理了清末新军编练的演进过程,从军事转型的内容出发,横向剖析了新军军事近代化过程中军事改革指导思想、军事制度、武器装备、军事训练的具体情况。文章认为,清末新军编练的指导方针是“中体西用”,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军事改革指导思想。这一方针虽然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也有严重的局限性,因此不能成为指导军事改革的科学理论。军事制度是军事转型的重要内容,新军的营制、领导（指挥）体制、兵役制度是军事转型的重要方面。新军营制,经历了勇营制变体、仿德营制、仿日营制的变化,摆脱了勇营制的束缚,开始向适应近代战争的新营制迈进;朝廷虽然重视领导体制改革,但是其借改革之机,将军令权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而且军政权受军令权的支配,将全国大权都掌握于军谘府亲贵手中,以对付革命;新军兵役制度吸收了传统征兵制和西方兵役制度的合理因素,募兵制度重法规保证的倾向日益明显,募兵格式越来越精细,形式上已表现出重按格精选的潮流。新军的武器装备以引进为主,仿制和自制为辅,枪经历了从单发枪到连发枪,再到自动机关枪,火炮经历了从架退炮到管退炮的发展过程,武器装备近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由于晚清没有形成完善的军事工业体系,部队新旧杂糅混配的现象比较明显。新军军事训练,组织领导体系主要仿照德日而设置,训练法规制度化;战术训练效仿德日战术,由传统湘淮操法阵式而向近代合同战术方向发展,河间秋操反映了新军军事训练达到了较高的训练水平。在世界潮流的推动下,清末新军军事现代化也取得一些成就,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制度、体制的制约,军事近代化的转型最终没有实现。而且,由于军事改革过分凸显了军事的社会功能,形成了军事上的单骑突进,造成后来军阀割据的严重后果。
武端利[3]（2020）在《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文中指出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要阶段,也是探其历史过程及其经验、教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清末新政史的研究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且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但其中所囊括的陕甘区域新政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研究。清末陕甘新政是该区域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发轫和真正启动时期,不论是从清末新政史、中国早期现代化史,还是近代陕甘区域史的视角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该领域的研究尚有很多空缺,仍需要学术界进一步的努力开拓。有鉴于此,本文以清末新政为研究背景,以陕甘地区为研究对象,以现代化理论为依据,从区域现代化的角度尝试对该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清末陕甘新政始于1901年底陕西宏道大学堂的成立,至辛亥陕西起义结束,历时近十年时间,其改革涵盖了军事、教育文化、实业和财政、交通、法政和预备立宪等多个领域。本文的结构由清末新政时期的陕甘社会与经济状况;清末陕甘新政与军事现代化;清末陕甘新政时期的教育文化革新;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经济现代化;清末陕甘新政中的交通与邮政改革;清末陕甘警政创设与预备立宪这六个部分组成。社会与经济状况是清末陕甘新政的基础因素。文中从人口变化、地方经济、洋务运动的影响和地方督抚群体等多方面对清末陕甘社会与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清同治朝以后由于战争和灾荒的影响,陕甘两省人口锐减,加剧了地方经济和财政的困难;洋务运动时期左宗棠虽然创立了几家洋务企业,但缺乏连续性和持久性,没有真正开启区域早期现代化;清末陕甘督抚群体思想保守且更动频繁,没有形成区域现代化的领导者。清末陕甘新政正是在这种区域社会与经济变动的历史背景下艰难启动,也因此带来了诸多的窒碍。军事现代化是清末陕甘新政最主要的革新内容。陕甘两省在裁撤原有旧军的基础上,各自编练了一协规模的新军力量,不论是在营制、装备、指挥上都有了根本性的变革。文中对清末陕甘军事变革的历史贡献和局限进行了分析:一方面陕甘两省在清末新政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近代军事体系,并通过创办军事学堂和外派留日学生,形成了一批具备近代色彩的知识群体;另一方面陕甘两省均未完成新军编练任务,且耗费巨大,造成了严重的地方财政负担,直接影响到了交通、教育、工矿业等其它领域的新政。出于革新风气、培育人才的目的,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文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创建,先后成立了宏道大学堂、陕西大学堂、甘肃大学堂等多所大学堂,创立了覆盖两省的中小学堂教育体系,建立了省级教育管理机构,开始有计划地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为近代陕甘地区培养了第一批的留学人才。此外,两省又先后创立了多种官报和民办报纸,推动了区域风气的开通和思想的变革。文中认为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文化领域的创建,为陕甘早期现代化奠定了人才和思想的基础。清末新政时期陕甘工矿业的发展是在洋务运动零星遗存的基础上,利用两省丰富的资源进行了进一步拓展,创建了涵盖农业、轻工业、工矿业的多家近代化工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实业发展制度和机构,聘请了一定数量的外国技术人才,并重视自有人才的培养,提高了近代陕甘实业的技术水平,形成了近代企业经营制度和商业意识。同时,为筹措新政经费缓解财政压力,陕甘两省采用增加捐税、裁官节费、推行统税的办法,对原有的税收制度进行了近代意义的改革,试图解决举办新政带来的财政困难。交通是推动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事业。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的交通邮电事业在电报、铁路、邮政、航运、公路建设方面均有创建,但受制于地方财力、清政府规划的影响,仅有邮政、电报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兰州铁桥得以建成,其他如铁路、航运等均成效寥寥。文中对西潼铁路筹修的过程和失败原因进行了专门分析,认为西潼铁路是近代陕甘交通现代化中最关键的内容,该路未能开工修筑,阻碍了风气的开通和货物的转运,影响到整个清末陕甘新政的进程。清末新政时期的陕甘政治现代化主要集中于警政、司法和预备立宪。陕甘两省在清末新政中建立了近代巡警制度,并设立了警政管理机构,形成了初步的社会治安管理与服务职能;在司法改革方面,通过普遍设立审判厅、检察厅、改良监狱,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近代司法体系,是近代陕甘司法改革的第一步;通过推广地方自治、投票选举议员、设立省级谘议局,士绅的民主意识得到了难得的一次教育和启蒙,推动了近代陕甘民主意识的发展。总之,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军事、交通、工矿业、民主政治等领域进行了一定成效的建设和探索,推动了本区域乃至西北地区早期现代化的开展。同时,清末陕甘早期现代化的历程也说明,落后区域受制于地方经济条件、地域的风气、官吏的思想和作为、早期现代化路径和改革领域的选择,其现代化探索的历程更为艰难。本文通过对陕甘新政在清末新政中的地位、历史影响等问题的探讨,也将裨益于清末区域新政史,尤其是陕甘地区早期现代化史的进一步研究。
谈笑[4]（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赵苏皖[5]（2016）在《日本《终身学习振兴法》及实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日本作为一个物质资本、土地要素匮乏的岛国,却在二战后迅速恢复,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强国。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及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是日本在六七十年代能够迅速恢复并且飞速发展的关键所在。日本极其重视人才与教育,职业教育为日本提供了大量生产性人才。在后来的发展中又特别重视终身教育,并用法律制度保障其发展,这为日本能够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本基础。本文从终身学习的角度分析日本《终身学习振兴法》立法背景,同时对《终身学习振兴法》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及实施进行分析研究,以期能够对我国终身学习相关法律的颁布与实施有所启发。本文主体部分具体如下:第一部分分析了日本《终身学习振兴法》立法的国外与国内背景,包括国外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的发展状况,国外早期法律法规的奠基,以及日本国内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背景。从国内外的角度分析促使日本进行终身学习立法的根源。第二部分包括《终身学习振兴法》基本内容与特点。《终身学习振兴法》的基本内容包括立法目的、实施主体、责任框架和立法监督。《终身学习振兴法》立法目的是"促进都道府县振兴终身学习的事业"。实施主体包括文部省、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立法责任包括制定终身学习"基本构想",提供终身学习机会,收集、整理并提供终身学习与文化活动信息,提供经费与融资支持,整合社会资源为终身学习服务;立法监督机构即终身学习审议会包括中央和地方两类,中央审议会负责全国性终身学习事业的咨询与建议,具有部分监督反馈作用,同样,地方审议会负责地方性终身学习事业的调查研究与咨询,能够监督终身学习事业并反馈给地方教育委员会。这部法律充分体现了自上而下的推展机制,合作协商的组织机制与民间事业的运营机制三个方面特点。第三部分为《终身学习振兴法》的实施。具体阐释该法律的实施重点,包括深化教育体系改革、配备指导人员、完善设施与平台、丰富终身学习活动、建立终身学习评估体系,从这五个方面具体分析日本《终身学习振兴法》的实施情况。第四部分是日本《终身学习振兴法》对于我国终身学习立法的启示,包括推动终身学习法的诞生、重视终身学习法律实施、构建终身学习成果监督评价体系三个方面。在分析日本《终身学习振兴法》的基础上对我国终身学习立法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能够为我国终身学习立法有所帮助。
仲光亮[6]（2015）在《日本江户幕府搜集中国情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江户幕府时期,日本实行锁国政策,构筑了以朝鲜和琉球为“通信之国”、中国和荷兰为“通商之国”的大君外交体制,独立于中国朝贡体制之外。贯穿整个江户时代,日本未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但是,日本江户幕府始终未曾停止对中国的关注。这一颇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借助实证主义史学和情报学的相关理论,对日本江户幕府的中国情报问题作系统性研究。从整体上厘清这一问题,对于江户幕府时期两国间相互认识研究乃至整个中日关系史研究,皆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日本江户幕府搜集中国情报的渠道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导论。本章介绍国内外学界对江户幕府中国情报问题的研究现状,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日本学界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关注江户幕府的海外情报问题,此后数十年间,日本学者的研究工作集中在相关史料的发掘、整理与解说上,众多史料附带解说以史料集的形式得以公刊,以论文形式发表的成果几乎全部是针对荷兰风说书方面的。同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日本学者开始从多个角度展开对江户幕府海外情报的研究,但研究多集中在幕末的海外情报上,荷兰风说书仍是研究重点。期间,针对中国情报的研究多以个别政治事件为研究对象。进入本世纪后,幕末期仍是被关注的焦点时段,诸藩及平民阶层的海外情报搜集活动成为研究重点。日本学界关注江户幕府海外情报问题较早,但中国情报研究并未受到重视。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较晚,本世纪十年代之前,对此问题的研究几乎空白,学者们止步于清日贸易史及清史研究时对江户幕府中国情报史料的利用。直至近年,方偶有此问题的研究成果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出来。江户幕府中国情报问题的研究尚未真正展开。本文对此问题作较为综合性的研究,深入考察江户幕府的中国情报搜集活动,探究其中国情报搜集网络的真实面目,解析其搜集中国情报的动因,并最终揭示江户幕府在中国情报搜集活动中显示出的涉华行为特征。第二章探讨日本江户幕府经由长崎唐船对中国情报的搜集活动。江户幕府时期,每年皆有中国商船（日本称之为“唐船”）赴日贸易。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规定长崎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中国商船成为江户幕府中国情报的最主要来源。自明朝灭亡开始,长崎便以唐船风说书的形式向江户幕府递送中国情报,后以“三藩之乱”为契机,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唐船风说书制度：中国商船入津后,唐通事登船,向中国商人问询风说,制成“唐船风说书”,长崎奉行审核后,交由飞脚递送江户。唐通事皆具华人血统,这为长崎中国情报搜集机制的正常运转提供了保障。十八世纪中期,东亚局势稳定,唐船风说书制度走向衰落,鸦片战争时期,其作用再度凸显,但随着日本“开国”,唐船风说书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总体来看,长崎唐船情报情报量巨大；是属民间情报性质,情报内容大致准确,但于细节之处常有误报；先入船只的误报时会得到后入船只的更正；情报不受中国官府控制,其中包含官方情报中所不具备的信息；长崎乃幕府直辖地,情报传递速度较快。幕府经由中国商船搜集情报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德川吉宗执政时,通过向商人发放临时贸易信牌、奖励现银的方式,诱使中国商人提供日方所需情报,显示出搜集中国情报的主动性。情报送抵江户后,皆由当值老中负责处理,重要情报一般采用老中合议制进行讨论。经由中国商船源源不断流入的中国情报成为江户幕府及时制定、调整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第三章考察荷兰商船与中国情报的问题。荷兰在东方贸易中实施商业利益压倒一切的贸易政策,这使其成为日本锁国期间唯一获得江户幕府贸易许可的欧洲国家。出于维持乃至独霸与日贸易的目的,日本锁国之初,荷兰驻长崎出岛商馆便应江户幕府命令,开始向日本提供海外基督教徒动向的情报。尔后,荷兰商船逐步成为江户幕府获取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情报的重要渠道。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长崎已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荷兰风说书制度：每逢荷兰商船入津,长崎荷兰通词登船收取巴达维亚殖民政府寄发给出岛商馆长的海外情报备忘,交予长崎奉行开封查验后,持之前往荷兰商馆,协同荷兰商馆长制成“荷兰风说书”,长崎奉行审核后交由飞脚递送江户。十八世纪前的荷兰风说书中,时常出现台湾郑氏、清朝对外关系、清朝内情方面的情报。有关清朝内情方面,唐船风说书中不曾出现的中国基督教情报是重点。随着中荷关系的稳定,十八世纪后的荷兰风说书中中国情报渐少。鸦片战争爆发后,荷兰商馆除按例提交荷兰风说书外,同时另就鸦片战争之事提交一份描述更为详细的“荷兰别段风说书”。整体来看,由于每年赴日荷兰商船数量较少,且荷兰在中荷交往中唯重商贸,故日本江户幕府由此获取的中国情报量较小；因中荷两国大部分时间内不存在根本性冲突,荷兰船的中国情报基本准确,但情报是属官方性质,经过荷兰人筛选,西方殖民者立场明显；风说书传递速度较唐船风说书更快。第四章研究对马藩经由朝鲜搜集中国情报的问题。江户幕府时期,朝鲜除作为中国明清王朝朝贡体制的成员外,亦被江户幕府纳入在日本大君外交体制中。对马藩藩主宗氏凭借在恢复日朝通交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得以家业的形式承担两国间外交事务。清朝征服朝鲜的情报即因此经由对马流入江户幕府。清朝入主中原后,朝鲜利用燕行使出使北京等机会获取清朝信息,而对马藩则为显示其在日朝通交中的重要地位,积极应幕府要求经由朝鲜搜集中国情报。对马藩搜集中国情报的方式有二：一是通过釜山倭馆秘密搜集；二是施压朝鲜,索取朝鲜官方通报。“壬辰倭乱”后,朝鲜对日本始终心存警惕,对其实行情报封锁,萨摩藩获取的中国情报总量较小。朝鲜获取的中国情报质量本就参差不齐,流入倭馆的过程中不免受到歪曲,而朝鲜官方提供情报时亦往往刻意隐瞒,萨摩藩入手的情报总体来看质量不高,存在严重误报的情况。对马藩的情报机关不在幕府直接管辖之下,情报在对马藩至江户问的传播速度较慢。但是,源自朝鲜的情报皆来自中国北方地区,具有北方情报的优势。尽管存在诸多不足,对于实行锁国政策的日本江户幕府而言,萨摩藩仍可谓是其重要的中国情报源之一。第五章探讨萨摩藩经由琉球王国搜集中国情报的问题。江户幕府时期,琉球同时被纳入在中国朝贡体制和日本大君外交体制中,处于中日两属的地位。萨摩藩藩主岛津氏因征服琉球之功赢得了在日本国内对琉球的专有支配权。在萨摩藩全面监控之下,琉球不但将中琉交往之事一一通报萨摩藩,而且在赴华朝贡使团归国后,定会派遣耳目官前往萨摩藩复命,并报告滞留中国期间的所见所闻。萨摩藩定期自琉球获取中国情报,并将其中重要事项以书面形式奏报江户幕府知晓。萨摩藩获得的中国情报量不大,但是,其情报皆源自琉球人在中国的亲历亲闻,准确度颇高。另一方面,受琉球朝贡周期的制约,加之琉球船只常受季风影响无法将情报按期送往萨摩藩,且情报在萨摩藩亦时常遭到延滞,故该藩中国情报周期较长,情报传播速度缓慢。时效性问题是该渠道情报的最大弱点。尽管如此,其中国情报仍因现地性和颇高的准确度而受到幕府的重视,幕府亦多次命令萨摩藩或直接通过琉球赴日使团,专门进行有关中琉关系、清朝内情方面的情报搜集活动。第六章是结论部分。江户幕府时期,日本深受“华夷思想”影响,鄙视清朝,未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却在长崎、对马藩、萨摩藩三地设置情报搜集点,经由中国商船、荷兰商船、朝鲜、琉球王国四条渠道搜集中国情报。其中,唐船渠道最为重要,其他三条渠道的情报各具优势,皆对唐船情报起到了补充的作用。在此较为完善的中国情报搜集网络之下,江户幕府获取的中国情报种类多样,既有原始情报,又有风说情报,既有文字情报,又有实物情报,情报内容覆盖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锁国政策决定了江户幕府的中国情报搜集方式在整体上是被动的,但其在搜集中国情报活动中显示出较高的主动性。日本江户幕府如此重视中国情报,原因主要可分如下四点：其一,江户幕府视清朝为政治上的重要对手,担心清朝颠覆其精心构建的“日本型华夷秩序”；其二,日本紧邻中国,担心清朝会像蒙古一样危及自国安全,害怕中日两属的琉球问题引发两国间的武力冲突而使自国陷入危险的境地；其三,清朝是日本江户幕府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伙伴；其四,收集相关情报以为发展经济、改革幕政之参考。较为完善的中国情报搜集网络,加之较为成熟的情报处理机制,成为江户幕府及时制定、调整对中政策的保障。江户幕府一方面鄙视清朝,另一方面却又重视清朝。表面上似乎很矛盾,但鄙视清朝是从文化心态层面出发的,重视清朝是从现实层面出发的。这种看似矛盾性的对华观,正是日本江户幕府的涉华行为特征。
刘俊平[7]（2014）在《抗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研究（1931-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自清末即开始出现航空事业,但一直到北洋政府时期,空军发展仍十分迟滞。国民政府建政以后也致力于发展空军,1931年到1937年是抗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黄金”时期。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已建有正式的航空工厂和航空学校,并相应改善了一些空军基础设施,空军部队经扩充后也初具规模,不仅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人力与物力支持,也对以后的空军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是国民政府建设空军的重要分水岭。其时,世界各国早已将国防的方向纷纷从海上转移到空中,以加强空军国防力量。日本在对华侵略态势下,已形成明显的空军优势。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空军轰炸东北锦州,揭开了日机轰炸中国重要城市的历史。四个月后,“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日机肆虐上海,而中国空军毫无办法。中国人此时才对空中战争有了相当的印象和认识,开始发出“航空救国”的呼声。面对严峻形势,国民政府开始募集航空捐款,并制定空军建设计划与空军对日作战计划。根据既定方针,国民政府主要从空军军备和空军人才两个方面来着手空军建设。在空军军备上,国民政府首要任务是发展航空工业。在资金和技术短缺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实行自行建造和中外合资相结合的办厂方式,引进美国、意大利和德国的生产、管理技术,并购置先进生产设备,对已有的航空工厂进行改造,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在当时中国整体工业基础先天不足的条件下,国民政府并不能实现飞机批量生产,而且大多航空工厂只能仿造、修理和装配飞机,因此中国空军使用的飞机主要还是购自海外。“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开始扩建空军基础设施,1934年后机场建设速度明显加快,不仅追求机场的数量,同时也注重它的实战功能;空军气象和通信设施在抗战前也初步建立。但空军基础设施总体上还是非常薄弱,很多场站设备不健全,地勤指挥和通信能力也存在严重问题。此外,国民政府还积极扩充空军,不仅积极整合地方空军资源,还努力购置飞机装备,空军部队的编制不断扩大。在完成对广东空军的收编后,国民政府的空军力量日趋统一,空军部队初具规模。不过,由于中日空军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国民政府不得不把防空建设作为急务来抓,通过组建地面防空部队,实施防空演习和举办防空展览等方式,来增强防空能力。在空军人才建设上,国民政府十分注重空军的精神和技术教育,主要依托国内空军学校来培养空军人才。1932年成立的中央航空学校是当时中国空军人才的摇篮,它有严格的选拔、考核机制和良好的培养环境。学员分别由美国和意大利顾问团成员来培训、管理,分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实施不同的训练,接受空军信念教育和思想控制相结合的精神教育方式。空军学员的训练时间通常是一到两年,其培养成本十分高昂。防空学校是国民政府培养防空人才的一所学校,它组建于1934年,其在师资力量和管理上不如航校,学员的出路也十分困难。此外,国民政府还通过派遣留学生的方式培养航空相关人才,抗战前派往留学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意大利,这些留学生归国后在国内航空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总的说来,国民政府空军建设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中国空军在抗日战场上以绝对劣势的兵力歼灭了日本空军的有生力量,振奋了抗日精神。但与此同时,空军在抗战中也暴露出其在战略战术、基础设施、飞行员训练及军制等方面的严重问题,并因此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失误和损失。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的空军建设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刘丽[8]（2014）在《论日本公民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及其启示》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我国社会教育得到大力发展,其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相对而言,我国社会教育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当前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公民馆是战后日本进行社会教育的综合性设施,创建于1946年,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公民馆在社会教育中发挥着主体和引领的作用,开展各种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及文化事业。它不仅提高了国民参与社会教育活动的积极性,更多地赋予了国民受教育的权利,最终促进民众身心健康的发展和精神境界的提高。公民馆在发展过程中共经历了六个历史阶段：萌芽期（1886-1945年）；创建期（1945-1949年）；扩展期（1949-1959年）；转型期（1959-1969年）；变革期（1969-1979年）；完善期（1979年至今）。今天,日本分布于全国的公民馆共有15943所,其中本馆10395所,分馆5548所,公民馆使用数共13926所,其在日本社会教育中的地位与功能突出。本文把日本公民馆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在日本社会教育活动中的功能进行了事实梳理和分析,探讨“何以如此”,获取其成功进行了因素分析。正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意,立足于中国社会教育的实际、借鉴日本公民馆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的社会教育提出相应建议,从而为我国逐步走上一条符合21世纪中国社会的教育之路做一些学术探索。论文一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简要介绍选题的原因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相关概念的界定,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意义与创新点；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介绍了日本公民馆的发展历程、基本概况；第四章和第五章集中讲述公民馆在社会教育活动中的功能表现并做了归因分析；第六章为文章的落脚点,分析我国社会教育的现状与当今面临的挑战,借鉴日本公民馆在社会教育中的成功经验提出我国社会教育发展的相应对策。
孙鸿金[9]（2012）在《近代沈阳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98-1945）》文中指出近代沈阳，作为清王朝陪都、自开商埠城市和满铁附属地，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形态，其城市的历史变迁颇具典型性、代表性。近代沈阳的历史主要沿着两条基本的脉络发展：一是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社会转化，这种转化是历史的自然过程；另一条则是由一座独立的封建都城变为半殖民地城市，这是外国资本主义强加给这个城市的，是城市政治地位的变化。与此相适应，沈阳的近代城市建设也相应表现出两条主要的脉络：一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城市向新兴资本主义开放的、多方位的城市文化形式进化；另一条则是纯粹的外国建设模式的直接输入，这两条脉络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进交融。本文以1898——1945的时间跨度为限，以近代沈阳城市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沈阳城市的近代化历程，归纳城市发展演进的特点和影响沈阳城市近代化发展的因素。全文分共七部分。绪论，主要阐述该论文研究的选题意义和概念的厘清，重点介绍当前国内外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论文所运用的理论、研究方法与整体结构等。第一章，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沈阳城市赖以存在的自然生态条件及盛京古城的形成，说明近代沈阳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社会背景。即沈阳城市发展的自然条件；早期城市的兴起与传统封建城市的形成；清代盛京古城的建设与发展；沈阳传统城市的近代过渡。第二章，主要论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沈阳殖民地化与近代化的同步演进过程。一方面，营口开埠后，伴随着列强的侵略、洋教洋货的冲击、日俄的争夺、日本殖民机构的建立，盛京古城屡遭洗劫，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同时殖民者也将西方物质文明的成果不自觉地带入了近代沈阳，推动了沈阳的近代化；另一方面，日本为把奉天满铁附属地建成日本侵略东北的前沿阵地，殖民者投入大量资金，给沈阳这座古城带来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基础设施、市政管理手段和西方的科技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转向和发展，造成了附属地城市空间和社会结构迅速向近代化演变，率先成为当时东北地区较为先进的具有现代意味的城市。第三章，主要论述了20世纪初，清末新政、自开商埠与奉天自主性近代化的启动历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奉天三罹兵燹，社会动荡，经济停滞，百业萧条。为恢复城市生机，一方面，赵尔巽在奉天率先启动新政，带动了近代沈阳城市面貌的恢复与更新；另一方面，伴随着奉天开埠，城市功能结构、城市面貌和城市发展动力都有所改变，加快了奉天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并逐步发展成为内外贸兼有的商业城市。第四章，主要论述了自辛亥革命至九一八事变，奉系军阀统治时期，沈阳城市自主性近代化的推进。面对日本通过经济和军事控制奉天的企图，张作霖一方面与之周旋，另一方面，努力拓展城市空间、建立市政公所、完善市政建设与管理、大力发展经济、教育、交通、卫生事业等，全力进行自主性城市建设，将沈阳城市自主性近代化建设推向了高潮。第五章，主要论述了伪满时期，沈阳城市建设的畸形发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把沈阳变成侵略战争的战略物资供应基地，建立稳定的侵华后方的需要，建设了铁西工业区，制订并实施了《奉天都邑计划》，推行为殖民统治服务的教育，进行为战争服务的经济建设，这一时期沈阳人民的社会生活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由于对沈阳城市发展没有长远考虑，致使城市格局、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对今天沈阳城市化向更高层次迈进，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结语，这是论文的最后部分。梳理了近代沈阳城市空间形态形成的过程，探析了影响近代沈阳城市发展的主要原因、对沈阳现代城市建设的影响，并对今天的沈阳城市建设提出了建议。
张勇军[10]（2012）在《地方高等师范院校综合化发展研究 ——以A省为例》文中指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自创建以来,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转型,在创建之初曾短暂依附于大学,随即便开始了独立设置的历史。“壬戌学制”使高等师范教育合并于普通高等教育；上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让高等师范教育又一次重新单独设置。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调整,高等师范院校开始走综合化发展之路,开办非师范专业,向综合性大学发展,开始了新一轮的转型。近代中国教师教育在“独”与“合”之间游走,每一次的教师教育转型都给教师教育带来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高等师范院校综合化,经历十余年的发展,形成了各种不尽相同的综合化发展模式,综合化成效显着。然而,高等师范院校综合化发展以来,也遇到了许多困难与问题,尤其是在我国基础教育师资培养中担任主要力量的地方高等师范院校,因其自身的特点而在综合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更多,问题更严重,迫切需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但从目前的研究文献综述来看,尚缺乏对地方高等师范院校综合化进行比较系统的、以个案研究为特征的实证研究。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地方高等师范院校如何综合化发展的?为什么要进行综合化发展?在综合化过程中各自遇到哪些问题?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各种不同类型的师范院校其综合化的模式是怎样的?对教师教育产生了哪些影响?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于高等师范院校在综合化过程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导向和支持?高师院校自身应该采取哪些应对策略?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尚未有研究以此为论题,并从宏观层面系统梳理和分析综合化发展的原因、模式及产生的问题,以及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和措施。本研究围绕地方高等师范院校综合化这一主题,以“纵线”的历史回顾与“横线”的国际比较作为研究的基础,选取A省三所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地方高等师范院校作为研究案例,总结出地方高等师范院校综合化发展的不同模式,提出优化地方师范院校综合化发展的策略,以及在地方师范院校综合化背景下发展教师教育的政策建议这一逻辑线路展开研究。本文首先从回顾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发展历史着手,梳理了我国教师教育发展历史上四次重大转型的缘由和过程,重点分析了每一次转型对教师教育的影响,并在制度层面阐述了笔者的意见。在国际比较方面,本文重点选取法国、日本和美国三个国家作为国际比较对象,阐述了这三个国家教师教育发展历程,总结了各个国家教师教育发展的特点,为分析我国教师教育提供国际比较的视野。本文所选取代表着三种不同层次和类型院校做个案研究,剖析了案例院校综合化发展动因,评析了案例院校综合化发展的举措,总结了案例院校综合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各自的应对措施,概括总结出“综合协调发展型”、“双主体成长型”和“传统主体式微型”三种不同的综合化发展模式。本研究还将不同类型的综合化发展模式的特点、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各自应该注意的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对于相同类型的高师院校的办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最后提出在地方高师院校综合化背景下,在省域内构建分层、分类、递进式、一体化的教师教育体系的建议,尤其提出了要在教师教育的不同层次注重对“师范性”与“学术性”的协调,从而有效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本研究建议在大学层面建立一个独立设置与综合培养、封闭管理与多元开放相结合的新型教师教育模式的构想,在当前教师教育转型的关键时期,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1996年日本司书课程改革简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6年日本司书课程改革简析（论文提纲范文）
（1）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由来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三、研究目标、主要内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渊源 |
| 第一节 承袭前朝:对高丽王朝科举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
| 一、科举种类与考试内容 |
| 二、科举规制 |
| 第二节 师法中国: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 |
| 一、对《科举程式》的吸收 |
| 二、“宾贡”与朝鲜王朝科举 |
| 第二章 朝鲜王朝的科举科目与考试程式 |
| 第一节 “两类四科”与特别试 |
| 一、“两类四科”的科目分类 |
| 二、特别试 |
| 第二节 小科 |
| 一、生员试 |
| 二、进士试 |
| 第三节 文科 |
| 一、文科初试 |
| 二、文科覆试 |
| 三、文科殿试 |
| 第四节 武科与杂科 |
| 一、武科 |
| 二、杂科 |
| 第三章 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流变 |
| 第一节 定型与发展:14世纪末至16世纪中叶的科举制度 |
| 一、太宗、世宗与科举制度的定型 |
| 二、《详定科举规式》与科举制度的发展 |
| 第二节 冲击与调整:壬辰战争前后的科举制度 |
| 一、文科式微 |
| 二、武科勃兴 |
| 三、应试者的资格限制不断放松 |
| 四、恢复僧科 |
| 第三节 改革与调适:17-18世纪的科举制度 |
| 一、壬辰战后科举政策的调整 |
| 二、“仁祖反正”后的科举改革 |
| 三、肃宗时期的科举改革 |
| 四、英祖、正祖时期的科举发展 |
| 第四节 危机与废除:19世纪的科举制度 |
| 一、“甲午更张”前的科举运行 |
| 二、“甲午更张”与废除科举 |
| 三、科举制度废除后的社会反应 |
| 第四章 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弊端及改革主张 |
| 第一节 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弊端 |
| 一、作弊与革弊的双重变奏 |
| 二、科场规制问题 |
| 三、考试官员与举子问题 |
| 第二节 18-19世纪朝鲜王朝的科举改革主张 |
| 一、“君师一体”:正祖李祘的科举变通纶音 |
| 二、“全面革新”:丁若镛的科举改革主张 |
| 三、“救弊三策”:尹愭的科举改革主张 |
| 四、“众说纷纭”:其他人的科举改革主张 |
| 第五章 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特点 |
| 第一节 科举视角下的庶孽制度 |
| 一、两班分层与庶孽禁锢 |
| 二、庶孽禁锢与庶孽许通的争论 |
| 三、庶孽许通的制度化及其反复 |
| 第二节 科举直赴法 |
| 一、直赴法的实施与发展 |
| 二、科举直赴之资格与分类 |
| 三、直赴法之限制与影响 |
| 第三节 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其他特点 |
| 一、名目繁多的特别试 |
| 二、在职官员应试 |
| 三、特有的科举术语与白牌、红牌 |
| 四、一贯的重文轻武倾向 |
| 第六章 中朝双方对彼此科举制度的认识与比较 |
| 第一节 中国人对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认识 |
| 一、明清时期中国人的朝鲜科举认识 |
| 二、崔溥《漂海录》与中国人对朝鲜科举的认识 |
| 三、晚清报刊中的朝鲜科举 |
| 第二节 朝鲜人对中国科举制度的认识 |
| 一、朝鲜官方对中国科举制度的认识 |
| 二、朝鲜民间对中国科举制度的认识 |
| 第三节 中朝士人围绕两国科举的讨论——以《乾净衕笔谈》为例 |
| 一、两国士人对彼此科举制度的认识与比较 |
| 二、由笔谈看中朝士人的应举心态 |
| 结语 |
| 附录 :朝鲜王朝科举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2）清末新军与近代中国军事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意义 |
| 1.1.1 问题提出 |
| 1.1.2 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整体研究 |
| 1.2.2 专题研究 |
| 1.2.3 存在的不足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清末新军编练的开启与历史演进 |
| 2.1 清末新军编练的背景 |
| 2.1.1 甲午战争的刺激 |
| 2.1.2 旧军的腐朽与衰败 |
| 2.2 清末新军编练的历史演进 |
| 2.2.1 局部编练时期(1894-1901年) |
| 2.2.2 全国编练时期(1901-1911年) |
| 2.3 小结 |
| 第3章 清末军事改革思想的嬗变 |
| 3.1 军事改革思想的肇始 |
| 3.1.1 “师敌长技”理念的提出 |
| 3.1.2 “师夷长技”思想的完善与发挥 |
| 3.2 军事改革思想的曲折发展 |
| 3.2.1 儒家理学思想在军事改革中的复归 |
| 3.2.2 “中体西用”指导下的军事自强 |
| 3.2.3 中本西末改革思想的凸现 |
| 3.3 军事改革思想的突破 |
| 3.3.1 “中体西用”改革思想的提出与分岐 |
| 3.3.2 西方军事思想的冲击与融合 |
| 3.3.3 新军军事改革思想开始成型 |
| 3.4 小结 |
| 第4章 新军军事制度的改革 |
| 4.1 新军营制的改革 |
| 4.1.1 勇营制的衰落 |
| 4.1.2 新军早期仿德营制 |
| 4.1.3 北洋常备军的仿日营制 |
| 4.1.4 新式陆军统一营制 |
| 4.2 军事领导(指挥)体制改革 |
| 4.2.1 设立练兵处 |
| 4.2.2 兵部改为陆军部 |
| 4.2.3 从军谘处到军谘府 |
| 4.2.4 中央军事机构的权力分配 |
| 4.3 新军兵役制度的改革 |
| 4.3.1 从世兵制与募兵制说起 |
| 4.3.2 早期新军的募兵制改良 |
| 4.3.3 北洋常备军实行寓征于募 |
| 4.3.4 新式陆军的仿征兵制与施行 |
| 4.4 小结 |
| 第5章 新军武器装备的革新 |
| 5.1 武器引进与技术创新 |
| 5.2 新军武器装备更新与规范 |
| 5.2.1 武毅军装备更新 |
| 5.2.2 新建陆军装备更新 |
| 5.2.3 自强军装备更新 |
| 5.2.4 武卫军装备更新 |
| 5.2.5 北洋新军装备更新 |
| 5.3 武器装备更新的效果 |
| 5.3.1 用枪炮在复杂地形中歼敌 |
| 5.3.2 用火炮对远距离目标实施超越射击 |
| 5.3.3 战术队形的改变 |
| 5.4 小结 |
| 第6章 新军军事训练的转变 |
| 6.1 训练机构与法规 |
| 6.1.1 训练组织领导体系的革新 |
| 6.1.2 训练制度法典化 |
| 6.2 训练内容与方法 |
| 6.2.1 精神教育的沿袭 |
| 6.2.2 技能训练增添新内容 |
| 6.2.3 战术训练向合同战术发展 |
| 6.3 军事训练的成效—以河间秋操为例 |
| 6.3.1 演习准备 |
| 6.3.2 演习进程 |
| 6.3.3 阅兵与总结 |
| 6.3.4 演习的成效与缺陷 |
| 6.4 小结 |
| 第7章 对清末新军及改革的评价 |
| 7.1 新军与军事近代化 |
| 7.1.1 清末新军改革是中国近代军事转型的里程碑 |
| 7.1.2 清末新军改革引领近代社会的变迁 |
| 7.1.3 清末军事改革缺乏战略上的总体设计 |
| 7.2 新军与辛亥革命 |
| 7.2.1 部分新军演化为辛亥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
| 7.2.2 新军的落后性和反动性 |
| 7.3 新军与北洋军阀 |
| 7.3.1 新军编练为军阀诞生创造了条件 |
| 7.3.2 从军事政治化到政治军事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3）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清末新政史视野下的陕甘新政研究 |
| (二) 清末陕甘新政宏观领域的研究与评价 |
| (三) 清末陕甘新政具体领域的研究与评价 |
| (四) 清末陕甘新政史研究的局限 |
| 三、选题意义、研究基础和学术创新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主要研究理论与史料基础 |
| (四) 重点难点和学术创新 |
| 四、研究范畴的界定 |
| 第一章 清末新政前后的陕甘社会、经济与政治状况 |
| 第一节 清末陕甘辖区与地理状况 |
| 一、清末陕甘两省辖区 |
| 二、清末陕甘地理条件 |
| 第二节 清末陕甘人口与经济状况 |
| 一、清末陕甘人口数量的考证与分析 |
| 二、清末陕甘经济和税收状况 |
| 第三节 洋务运动时期的陕甘早期现代化 |
| 一、近代陕甘军用工业的萌芽 |
| 二、近代陕甘民用工业的萌芽 |
| 第四节 清末陕甘督抚群体与区域新政 |
| 一、新政时期的陕甘督抚群体结构与人事变迁 |
| 二、陕甘总督群体及其新政作为 |
| 三、陕西巡抚群体及其新政作为 |
| 四、陕甘督抚群体特征与区域新政影响的探讨 |
| 第二章 清末陕甘新政与军事现代化 |
| 第一节 清末陕甘军事状况与早期军事现代化 |
| 一、清末陕甘旧军的裁减 |
| 二、甲午战后陕甘旧军的现代化编练 |
| 第二节 清末新政时期陕甘新军的编练 |
| 一、八旗及防练勇营的进一步改编 |
| 二、陕西新军的编练 |
| 三、甘肃新军的编练 |
| 第三节 陕甘各级军事学堂的创办和人才的培育 |
| 一、武备学堂的创设 |
| 二、陆军中小学堂的创设 |
| 第四节 陕甘军事现代化的成效与缺憾 |
| 一、陕甘军事现代化的成效 |
| 二、陕甘军事现代化的缺憾与反思 |
| 第三章 清末陕甘新政时期的教育文化革新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时期高等学堂的创办与发展 |
| 一、旧书院的改建与陕西宏道大学堂的创设 |
| 二、陕西大学堂与甘肃大学堂的创立 |
| 三、陕甘师范学堂的创设 |
| 第二节 陕甘课吏馆与法政学堂的创立 |
| 一、陕西课吏馆与法政学堂 |
| 二、甘肃课吏馆与法政学堂 |
| 第三节 清末新政时期陕甘中小学堂与专门学堂的创设 |
| 一、陕甘中小学堂的创立 |
| 二、各类专门学堂的创立 |
| 三、驻防中小学堂的创立 |
| 四、存古学堂的创立 |
| 第四节 清末陕甘近代教育机构的创立 |
| 一、陕西学务处与学务公所 |
| 二、甘肃学务处与学务公所 |
| 第五节 清末陕甘留学教育的起步和发展 |
| 第六节 清末陕甘新闻报刊事业的创办 |
| 第四章 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经济现代化 |
| 第一节 陕甘近代农工商业的创办 |
| 一、洋务企业的恢复和续办 |
| 二、清末陕甘矿产资源概况与开发 |
| 三、陕西延长油矿的创办与发展 |
| 四、劝业道和工艺推广机构的成立 |
| 五、清末新政时期陕甘实业发展 |
| 六、清末新政时期陕甘农工商业发展的评价 |
| 第二节 清末新政中陕甘税收金融改革 |
| 一、试办官盐和盐斤加价 |
| 二、土药加厘及禁绝鸦片 |
| 三、百货统捐改革 |
| 四、裁官节费 |
| 五、清末陕甘金融机构的筹办与币制改革 |
| 第五章 清末陕甘新政中的交通与邮电建设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电报、电话事业发展 |
| 一、洋务运动时期陕甘电报业的创立 |
| 二、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电报业的拓展 |
| 三、陕甘电报统归官办 |
| 四、陕西电话公司的创立 |
| 第二节 清末新政时期铁路的倡议与筹修 |
| 一、清末西北铁路的倡议与规划 |
| 二、清末西潼铁路的筹修与失败 |
| 第三节 清末陕甘邮政的创建与发展 |
| 一、清末陕甘邮政的创立与发展 |
| 二、清末陕甘邮政邮员的管理 |
| 三、邮员的薪资和晋升 |
| 四、陕甘邮政的管理和运作 |
| 五、陕甘邮政中的外籍人员 |
| 第四节 兰州铁桥的兴修及近代甘肃航运的筹办 |
| 一、兰州铁桥的兴修 |
| 二、近代甘肃航运的筹办 |
| 第六章 清末陕甘法政改革与预备立宪 |
| 第一节 清末陕甘巡警制度的创立与发展 |
| 一、清末陕甘巡防队与巡警制度的探索 |
| 二、陕西巡警制度的建立 |
| 三、甘肃巡警制度的建立 |
| 第二节 清末陕甘司法机构的设立与发展 |
| 一、清末陕西各级审判厅、检察厅的创设 |
| 二、清末甘肃各级审判厅、检察厅的设立 |
| 第三节 清末预备立宪和陕甘谘议局的创办 |
| 一、清末陕西谘议局的创立和地方自治事业 |
| 二、清末甘肃谘议局的创立和地方自治事业 |
| 三、清末陕甘谘议局与民主意识的发展 |
| 余论: 落后区域的早期现代化之路——清末陕甘新政的历史审视 |
| 一、变与不变: 清末陕甘新政历史成效的两个维度审视 |
| 二、清末陕甘新政历程中的制约因素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定义及研究意义 |
| 一、定义及有关概念解释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综述 |
| 一、1949年前政府涉外经济契约有关研究 |
| 二、1949年后近代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 |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 |
|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一、中方主体 |
| 二、外方主体 |
|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与客体 |
| 一、借款法律关系 |
| 二、建设工程法律关系 |
| 三、合伙法律关系 |
| 四、买卖法律关系 |
| 五、租赁法律关系 |
| 六、特许经营法律关系 |
| 七、其他类型法律关系 |
|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特性 |
| 一、公私混合主体 |
| 二、私法性的内容 |
| 三、公法性的内容 |
| 四、契约涉外因素 |
| 五、国际经济因素 |
| 第二章 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之比较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契约与条约 |
| 二、准条约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 |
| 三、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条约体系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理比较 |
| 一、法的形式比较 |
| 二、法律关系比较 |
| 三、法的实施比较 |
| 第三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 |
| 第一节 晚清产生发展成型期(1840年至1912年) |
| 一、1840年至1870年 |
| 二、1870年至1894年 |
| 三、1894年至1912年 |
| 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泡沫期(1912年至1927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消亡期(1927年至1949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四章 近代条约体系下外国银行之地位 |
| 第一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地位 |
| 一、“治外法权银行”概念 |
| 二、外国在华银行与条约制度 |
| 三、约束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特殊地位的取得 |
| 一、晚清的金融商业政策 |
| 二、晚清及民国的银行货币制度 |
| 第三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优势地位 |
| 一、法律地位优势 |
| 二、经营实力优势 |
| 三、优势地位的丧失 |
| 第五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的影响 |
| 一、国际强权的基石 |
| 二、国际争霸的魅影 |
| 三、外交开路的投资 |
| 四、政治优先于经济 |
| 第二节 中外关系的制约 |
| 一、国际条约的直接制约 |
| 二、外交承认与契约继承 |
| 三、交战状态与契约终止 |
| 四、外交敌对与契约履行 |
| 第六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订立 |
| 第一节 影响契约订立的因素、订约人员及交涉方式 |
| 一、影响订约的因素 |
| 二、参与订约的人员 |
| 三、订约交涉的方式 |
| 第二节 中方订约程序——以政府决策为中心 |
| 一、中方决策的特点 |
| 二、中方决策的过程 |
| 第三节 外方订约程序——以市场决策为中心 |
| 一、外方决策的特点 |
| 二、外方决策的过程 |
| 第四节 中外交易程序——经济与政治的互动 |
| 一、询盘 |
| 二、发盘 |
| 三、还盘 |
| 四、接受 |
| 第七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演变 |
| 一、定义 |
| 二、形式演变 |
| 第二节 契约结构 |
| 一、契约首部 |
| 二、契约尾部 |
| 三、契约附件 |
| 四、契约正文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财务条款 |
| 二、管理条款 |
| 三、格式条款 |
| 第八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分类与特性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三、特性 |
| 第二节 契约产生背景与演变历史 |
| 一、舰炮与条约奠定的基石 |
| 二、早期国际工程建设草案 |
| 三、政治斗争与国际工程建设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性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技术及商务条款 |
| 四、附件和补充条款 |
| 第九章 近代中外间合资合作经营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类别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第二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商务技术条款 |
| 第十章 案例研究——以华美银行契约为例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举办银行的思潮 |
| 二、清政府内部争议 |
| 三、主要参与人物 |
| 四、“轰传世界”的华美银行协议 |
| 第二节 中美双方往来经过 |
| 一、中美合作的缘起 |
| 二、美方在中国的活动 |
| 三、中方赴美谈判 |
| 四、中外媒体有关报道 |
| 第三节 内外政治经济矛盾与契约订立 |
| 一、清政府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 |
| 二、美国政府的局外人态度 |
| 三、广泛的外国反对力量 |
| 四、失败的内部及客观原因 |
| 第四节 事件后续 |
| 结语 |
| 一、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一种法律关系 |
| 二、同一法律现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解读 |
| 三、政府涉外经济活动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
| 四、终止履行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方式与结果 |
| 五、客观看待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公法性质 |
| 六、倒影民族资本处境的一面镜子 |
| 附录 |
| 一、1887年华美银行事件稀见史料 |
| (一) 李鸿章致美国国务卿巴夏的信 |
| (二) 《李鸿章咨周馥盛宣怀马建忠文》英文件 |
| (三) 李鸿章致美国费城商人黄腾派克的两封信 |
| (四) 美国驻天津总领事致米建威的信 |
| (五)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为马建常(马相伯)开具的介绍信 |
| 二、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目录表 |
| (一) 说明 |
| 参考书目 |
| 一、档案文献、资料汇编、文集 |
| 二、报刊 |
| 三、历史政治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四、法律经济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五、外人论着 |
| (一)中文 |
| (二)英文 |
| 后记 |
（5）日本《终身学习振兴法》及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综述 |
| 1.1 选题目的和意义 |
| 1.1.1 选题目的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2.1 国内研究动态 |
| 1.2.2 国外研究动态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日本《终身学习振兴法》背景分析 |
| 2.1 日本《终身学习振兴法》国际背景 |
| 2.1.1 终身学习理念的确立 |
| 2.1.2 发达国家相关法律的颁布 |
| 2.2 日本《终身学习振兴法》国内背景 |
| 2.2.1 政治法律背景 |
| 2.2.2 经济背景 |
| 2.2.3 文化背景 |
| 第三章 日本《终身学习振兴法》基本内容及特点 |
| 3.1 日本《终身学习振兴法》基本内容 |
| 3.1.1 日本《终身学习振兴法》立法目的 |
| 3.1.2 日本《终身学习振兴法》实施主体 |
| 3.1.3 日本《终身学习振兴法》责任框架 |
| 3.1.4 日本《终身学习振兴法》立法监督 |
| 3.2 日本《终身学习振兴法》的特点 |
| 3.2.1 凸显自上而下的推展机制 |
| 3.2.2 强化合作协商的组织机制 |
| 3.2.3 力推民间事业的运营机制 |
| 第四章 《终身学习振兴法》实施 |
| 4.1 深化教育体系改革 |
| 4.2 配备终身学习指导人员 |
| 4.3 整合终身学习设施与平台 |
| 4.3.1 依托公民馆现有设施 |
| 4.3.2 丰富图书馆内涵功能 |
| 4.3.3 提升博物馆服务质量 |
| 4.3.4 保障终身学习室整体覆盖 |
| 4.4 开展终身学习活动 |
| 4.4.1 讲座与活动 |
| 4.4.2 终身学习节 |
| 4.5 建立终身学习评估体系 |
| 4.5.1 技能审查认定制度 |
| 4.5.2 学分转换制度 |
| 4.5.3 教育白皮书调研评估 |
| 第五章 日本《终身学习振兴法》及实施对我国的启示 |
| 5.1 推动《终身学习法》诞生 |
| 5.1.1 明确终身学习战略目标 |
| 5.1.2 保持相关法律连贯性 |
| 5.1.3 坚持终身学习立法特色 |
| 5.2 重视终身学习法律实施 |
| 5.2.1 完善终身学习推行机构 |
| 5.2.2 加大终身学习经费投入 |
| 5.2.3 建设终身学习实施平台 |
| 5.3 构建终身学习监督认证体系 |
| 5.3.1 法律实施监督体系 |
| 5.3.2 先前学习认证制度(APL)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日本江户幕府搜集中国情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史回顾 |
| 一、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 |
| 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研究路径与主要史料 |
|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 |
| 二、主要史料 |
| 第二章 长崎唐船与中国情报 |
| 第一节 中日长崎贸易与唐船风说书 |
| 一、中日贸易政策与中国商船赴日贸易 |
| 二、唐船管理制度与长崎唐通事 |
| 三、唐船风说书制度 |
| 第二节 长崎唐船所搜明清鼎革时期的中国情报 |
| 一、明朝灭亡与南明政权情报 |
| 二、“三藩之乱”情报 |
| 第三节 长崎唐船所搜清朝中期情报 |
| 一、清朝开放“海禁”的情报 |
| 二、唐船贸易与“贞享令” |
| 三、例行风说问询重点的转向 |
| 四、德川吉宗通过唐船对中国情报的搜集 |
| 五、鸦片战争情报 |
| 第四节 日本从唐船所搜中国情报特征简析 |
| 第三章 荷兰商船与中国情报 |
| 第一节 日荷贸易与荷兰风说书 |
| 一、西方人在日本的早期贸易活动 |
| 二、锁国后的日荷贸易与荷兰风说书的缘起 |
| 三、荷兰风说书制度 |
| 第二节 荷兰商船所搜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情报 |
| 一、荷兰风说书中的台湾情报 |
| 二、荷兰风说书中的其他中国情报 |
| 第三节 荷兰商船所搜鸦片战争情报 |
| 一、鸦片战争情报的首次传入 |
| 二、荷兰别段风说书与鸦片战争情报 |
| 第四节 日木从荷兰商船所搜中国情报特征简析 |
| 第四章 对马藩与中国情报 |
| 第一节 对马藩与日朝和中日关系 |
| 一、对马藩与日朝和朝中关系 |
| 二、对马藩与中国漂流船民 |
| 第二节 对马藩所搜清朝征服朝鲜情报 |
| 一、丁卯战争情报 |
| 二、丙子战争情报 |
| 第三节 对马藩所搜明清鼎革时期的中国情报 |
| 一、清朝入关情报的搜集 |
| 二、“三藩之乱”情报 |
| 第四节 对马藩所搜清朝中期情报 |
| 一、北方边疆叛乱与南部台湾人民起义情报 |
| 二、对马藩经由朝鲜搜集清朝军事情报的尝试 |
| 第五节 日本从对马藩所搜中国情报特征简析 |
| 第五章 萨摩藩与中国情报 |
| 第一节 萨摩藩搜集中国情报渠道 |
| 一、日琉关系与萨摩藩 |
| 二、萨摩藩对清琉关系的监控 |
| 第二节 萨摩藩所搜明清鼎革时期的中国情报 |
| 一、中琉关系及明清对抗情报 |
| 二、“三藩之乱”情报 |
| 第三节 琉球—萨摩藩渠道的清朝中期情报 |
| 一、耳目官的中国情报 |
| 二、清琉关系的专门调查 |
| 三、清朝内情的专门调查 |
| 第四节 萨摩藩所搜鸦片战争情报 |
| 一、鸦片战争情报 |
| 二、萨摩藩对鸦片战争后中国形势的关注 |
| 第五节 日本从萨摩藩所搜中国情报特征简析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目录 |
| 附件 |
（7）抗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研究（193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特色 |
| 五、研究重点、难点、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背景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空军的创建与初步发展 |
| 一、国民政府空军的建立 |
| 二、国民政府空军建设初露端倪 |
| 三、“九一八”事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之成就 |
| 第二节 20世纪30年代后欧美空军的发展 |
| 一、一战后欧美列强日益向空军倾斜的国防体系 |
| 二、20世纪30年代后欧美列强积极扩建空军 |
| 三、欧美空军发展对中国空军建设的影响 |
| 第三节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事航空的强化及其空军势力的扩充 |
| 一、日本的航空事业 |
| 二、空军战备训练 |
| 三、空军教育:飞行学校与空军人员之养成 |
| 四、空军实力扩充 |
| 五、日本空军对华侵略态势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酝酿与决策 |
| 第一节 国内航空救国运动的兴起 |
| 一、“航空救国”意识的觉醒 |
| 二、各种航空救国组织的建立 |
| 三、举办“航空救国”宣传活动 |
| 四、捐款购机:民众对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响应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思想基础 |
| 一、孙中山与蒋介石的空军建设思想 |
| 二、“七七”事变前时人对空军建设的认识 |
| 第三节 全国航空会议的召开 |
| 第四节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计划与防日计划 |
| 一、空军内部提出对空军的改革与建议 |
| 二、国民政府空军建设计划的出台与演变 |
| 三、国民政府空军对日作战计划 |
| 第三章 空军军备建设 |
| 第一节 航空工业的艰难起步 |
| 一、中国发展航空工业的条件分析 |
| 二、先天不足的早期中国航空工业 |
| 三、国民政府自主建厂与中外合资办厂 |
| 四、推进航空工程教育与研究发展 |
| 第二节 空军基础设施的投入与扩建 |
| 一、扩大与改造航空场站 |
| 二、增办其他空军设施 |
| 三、设置航空禁航区域 |
| 第三节 扩充空军部队 |
| 一、整合地方空军 |
| 二、增编作战飞机 |
| 三、抗战爆发时空军部队实力及部署情况 |
| 第四节 空军建设的当务之急:防空建设 |
| 一、防空的紧迫性与防空问题的严重性 |
| 二、组建防空部队,发展“积极防空” |
| 三、实施防空演习 |
| 四、举办防空展览活动—以1935年武汉防空展览为例 |
| 第四章 空军教育与人才建设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空军人才的培养要求 |
| 一、空军学员的准入资格 |
| 二、对空军人员的精神要求与指导思想 |
| 三、对空军人员的技术训练培养要求 |
| 第二节 空军人才的摇篮—中央航空学校 |
| 一、航校的成立 |
| 二、严格学员选拔与考核机制 |
| 三、重视学员的培养 |
| 四、航校的精神教育 |
| 五、航校的人才培养成本与薪阶制度 |
| 第三节 防空学校人才培养概况 |
| 一、防空训练与培训 |
| 二、主要负责人及师资力量 |
| 三、学员的选拔、管理与出路 |
| 第四节 向海外派遣留学生 |
| 一、“九一八”事变前国民政府对空军留学生的规范化管理及派遣尝试 |
| 二、派遣赴意大利留学的学生学习概况 |
| 三、派遣留学生赴其他国家学习概况 |
| 第五章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评价与检讨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对抗战的贡献 |
| 一、中国空军歼灭了日本空军的有生力量,并从战略上牵制了日军 |
| 二、铸就“笕桥精神”,鼓舞抗战士气 |
| 三、为抗战后期争取美国对华空军援助打开窗口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问题检讨 |
| 一、缺乏正确的空军战略战术 |
| 二、空军基础建设极其薄弱 |
| 三、飞行员缺乏训练导致事故 |
| 四、空军军制不良,航委会人事混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论日本公民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及其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 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需要 |
| (二)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 (三) 日本社会教育的成功经验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关于日本公民馆的研究 |
| (二) 国外关于日本公民馆的研究 |
| 三、概念界定 |
| (一) 公民馆 |
| (二) 社会教育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创新点 |
| 第二章 日本公民馆的产生与发展 |
| 一、萌芽期(1886年—1945年) |
| 二、创建期(1945年—1949年) |
| 三、扩充期(1949年—1959年) |
| 四、变革期(1959年—1969年) |
| 五、转换期(1969年—1979年) |
| 六、升华期(1979年至今) |
| 第三章 日本公民馆的基本概况 |
| 一、公民馆使用状况 |
| 二、公民馆运营机构 |
| 三、公民馆主要特征 |
| (一) 综合性 |
| (二) 社区性 |
| (三) 开放性 |
| (四) 教育性 |
| (五) 自治性 |
| 第四章 日本公民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
| 一、保障基本学习权利 |
| (一) “枚方宣言”的颁布与实施 |
| (二) 保障残疾人士学习权利 |
| (三) 保障女性学习者权利 |
| (四) 保障高龄者生活品质 |
| 二、社会机构展现教育角色的平台 |
| (一) 公图合作 |
| (二) 学社融合 |
| (三) 公企联合 |
| (四) 与NPO的联合 |
| 三、协助政府部门的社会教育工作 |
| 四、促进社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
| (一) 社区凝聚力与教育力的提升 |
| (二) 学级与讲座活动的开展 |
| 第五章 日本公民馆社会教育的保障机制 |
| 一、法律体系的建立 |
| (一) 《关于公民馆的设置运营》的出台 |
| (二) 《教育基本法》的颁布 |
| (三) 《社会教育法》的发布 |
| (四) 《终身学习振兴法》的实施 |
| 二、民众群体的支撑 |
| (一) 请愿陈情活动的兴起——单行立法运动 |
| (二) “三多摩宣言”的宣告——公民馆四机能论、公民馆运营七原则论 |
| (三) 社会教育各界人士的鼓励与支持 |
| 三、内部管理体制的建设 |
| (一) 管理人员的设置 |
| (二) 特色事业的开展 |
| 四、社会教育经费的保障 |
| (一) 社会教育经费的来源与特征 |
| (二) 公民馆社会教育经费的补助 |
| 第六章 日本公民馆对我国社会教育的启示 |
| 一、我国社会教育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一) 我国社会教育的现状 |
| (二) 我国社会教育存在的问题 |
| 二、日本公民馆对我国社会教育的启示 |
| (一) 完善社会教育组织体系 |
| (二) 建立一套法律法规体系 |
| (三) 加大社会教育财政投入 |
| (四) 强化NPO教育组织运行 |
| (五) 加强社会教育管理及工作者队伍建设 |
| (六) 构建社会教育局域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近代沈阳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98-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第一节 概念的界定及有关问题的说明 |
| 一、 城市的定义 |
| 二、 城市发展与近代化 |
| 三、 社会变迁概念的界定 |
| 四、 本文研究对象的时间与空间界定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拟解决的问题 |
|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二、 拟解决的问题 |
| 第三节 论文所运用的理论、研究方法与整体结构 |
| 一、 参考运用的理论与方法 |
| 二、 整体结构 |
| 第一章 传统封建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沈阳城市发展的自然环境 |
| 一、 沈阳的地理位置 |
| 二、 沈阳的地形地貌 |
| 三、 水文与气候 |
| 第二节 传统封建城市的形成 |
| 第三节 清代沈阳古城的建设与发展 |
| 一、 迁都沈阳 |
| 二、 清入关前沈阳的建设城市与发展 |
| 三、 陪都盛京的城市建设与空间拓展 |
| 第四节 沈阳传统城市的近代过渡 |
| 一、 手工业 |
| 二、 商业 |
| 三、 公共卫生事业 |
| 四、 金融、教育、电讯业 |
| 第二章 近代沈阳殖民化与近代化的同步演进 |
| 第一节 洋教洋货的传入与城市近代化因素的渗入 |
| 一、 洋教的传入 |
| 二、 洋货的涌入 |
| 第二节 日俄对陪都盛京的争夺 |
| 一、 沙俄对盛京的占领 |
| 二、 日俄战争对城市的破坏 |
| 三、 日军奉天守备队进驻沈阳与殖民机构的相继建立 |
| 第三节 奉天满铁附属地的形成与扩大 |
| 一、 奉天满铁附属地的形成 |
| 二、 奉天满铁附属地的规划建设 |
| 三、 奉天满铁附属地人口与社会生活的变迁 |
| 第三章 近代沈阳自主性城市近代化的启动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沈阳近代化 |
| 一、 改革官制整合行政机构，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 |
| 二、 发展实业振兴经济，推进城市近代化 |
| 三、 建立现代警察制度，强化社会管理与控制 |
| 四、 发展文化教育，培养新式人才 |
| 第二节 通商续约与自开商埠 |
| 一、 奉天自行开商埠的原因 |
| 二、 奉天商埠的划定与开放 |
| 三、 奉天商埠的拍租、规划与建设 |
| 四、 奉天开埠与城市自主性近代化的启动 |
| 第四章 奉系统治下沈阳城市自主性近代化的推进 |
| 第一节 奉系统治时期沈阳城市规划与空间拓展 |
| 一、 惠工工业区 |
| 二、 奉海市场 |
| 三、 大东新市区 |
| 四、 东大新区、东大营和北大营 |
| 五、 大帅府 |
| 第二节 奉天市政公所的成立 |
| 一、 奉天市政公所的成立原因 |
| 二、 奉天市政公所的成立 |
| 三、 奉天市政公所与城市近代化的推进 |
| 第三节 奉系军阀统治下沈阳市政建设的近代化 |
| 一、 完善道路系统 |
| 二、 上下水系统的建设与管理 |
| 三、 公共空间的建设与管理 |
| 四、 公用事业的发展 |
| 第四节 奉系军阀统治下沈阳城市经济的发展 |
| 一、 近代工业体系的形成 |
| 二、 繁荣的城市商业经济 |
| 三、 东北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 |
| 第五节 奉系统治下城市交通体系的完善 |
| 一、 城区交通 |
| 二、 对外交通 |
| 第六节 城市公共卫生的建设与管理 |
| 一、 城市环境卫生管理 |
| 二、 城市医疗机构的完善 |
| 三、 城市卫生防疫 |
| 第七节 奉系统治下教育体系的日臻完备 |
| 一、 奉天学制改革 |
| 二、 学校教育日臻完备 |
| 三、 社会教育蓬勃发展 |
| 第八节 东北中心城市地位的确立 |
| 第五章 伪满时期沈阳城市的畸形发展 |
| 第一节 铁西工业区的设立 |
| 一、 九·一八事变前的铁西 |
| 二、 铁西工业区的形成 |
| 三、 日本对铁西区的畸形开发与影响 |
| 第二节 奉天都邑计划与沈阳城市建设 |
| 一、 奉天都邑计划的出台 |
| 二、 奉天都邑计划的内容 |
| 三、 奉天都邑计划的实施 |
| 四、 奉天都邑计划的影响 |
| 第三节 伪满时期沈阳的文化教育 |
| 一、 组建教育管理机构，颁布《学制要纲》 |
| 二、 实施殖民教育，强化教育统制 |
| 第四节 伪满时期沈阳社会生活的变迁 |
| 一、 物质消费生活的变迁 |
| 二、 休闲娱乐生活的变迁 |
| 结语 |
| 一、 近代沈阳城市形态的形成机制与特点 |
| 二、 近代沈阳城市发展的影响 |
| 三、 对现代沈阳城市建设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地方高等师范院校综合化发展研究 ——以A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以史为鉴：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师法日本”与我国近代高等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 |
| 第二节 “高师改大”与我国近代高等师范教育制度的改革 |
| 第三节 “院系调整”与建国后高等师范教育制度的演变与发展 |
| 第四节 “高师综合化”与高等师范教育制度的改革 |
| 第五节 高等师范教育改革的制度分析 |
| 第二章 他山之石：发达国家教师教育的国际比较 |
| 第一节 从“双轨制”走向“一体化”：法国教师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
| 第二节 从“封闭定向”到“大学化”：日本教师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
| 第三节 从“独立封闭”到“多元开放”：美国教师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
| 第四节 发达国家教师教育发展的经验：综合化的趋势与反思 |
| 第三章 地方高师院校综合化发展的现状调查：A师范大学案例 |
| 第一节 A师范大学发展的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A师范大学综合化发展的动因 |
| 第三节 A师范大学综合化战略：迈向教学研究性大学的举措 |
| 第四节 A师范大学综合化发展的评析 |
| 第四章 地方高师院校综合化发展的现状调查：B学院案例 |
| 第一节 B学院发展的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B学院向高层次综合化发展的动因 |
| 第三节 B学院综合化战略：去师范化的路径选择 |
| 第四节 B学院向高层次综合化发展的成就 |
| 第五节 B学院综合化发展的评析 |
| 第五章 地方高师院校综合化发展的现状调查：c师专案例 |
| 第一节 C师专发展的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C师专向高层次综合化发展的动因 |
| 第三节 C师专综合化战略：双主体并行的措施 |
| 第四节 C师专向高层次综合化发展的成绩 |
| 第五节 C师专综合化发展的评析 |
| 第六章 地方高师院校综合化发展的策略及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地方高师院校综合化发展的模式分析 |
| 第二节 地方高师院校综合化发展的问题分析 |
| 第三节 地方高师院校综合化背景下教师教育的困境 |
| 第四节 优化地方高师院校综合化发展的策略选择 |
| 第五节 地方高师院校综合化背景下发展教师教育的政策建议 |
| 第六节 地方高师院校综合化背景下教师教育模式的构建 |
| 附录一：访谈对象一览表 |
| 附录二：院校领导、教师等访谈提纲 |
| 附录三：访谈内容摘录 |
| 附录四：攻读博士期间从事科研情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1996年日本司书课程改革简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研究[D]. 张晓波.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3)
- [2]清末新军与近代中国军事转型[D]. 李正军. 湖南大学, 2020
- [3]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D]. 武端利.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4]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5]日本《终身学习振兴法》及实施研究[D]. 赵苏皖. 山西大学, 2016(06)
- [6]日本江户幕府搜集中国情报研究[D]. 仲光亮. 山东大学, 2015(12)
- [7]抗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研究（1931-1937）[D]. 刘俊平. 南京大学, 2014(05)
- [8]论日本公民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及其启示[D]. 刘丽. 南京师范大学, 2014(01)
- [9]近代沈阳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98-1945）[D]. 孙鸿金.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
- [10]地方高等师范院校综合化发展研究 ——以A省为例[D]. 张勇军. 华东师范大学, 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