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封建礼、法在婚育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刘欢[1]（2021）在《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建设文明,促进文明进步与发展是人类繁衍生息至今的孜孜追求与内在动因,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的重要目标。于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不断构建、完善、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基于中国国情与农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底色在乡村文明,而乡村文明又集中体现在乡风文明水平上。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后,党就集中开始了乡风文明建设实践探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期里,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内容与形式不断迭代更新,收获许多实践成效。及至新时代,党和国家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使乡风文明建设能够站在新的历史坐标向更高处扬帆远航,进而为中国在不同文明交流借鉴中展现中国气派、体现中国特色、走出中国道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重要贡献。乡风文明建设受到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与探讨,已取得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分布在政治学、文化学与社会学,或者更为细致表现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乡村文化建设问题等具体领域,然而专注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研究乡风文明建设仍然是学界的欠缺之处。本文采用史论结合研究法,综合学科研究与系统研究相结合以及规范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视角,以战略性高度概述了乡村振兴战略、乡风文明建设及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对中国乡风文明建设进行了历史考量,并系统化地研究了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基本属性、现实境遇及路径选择,以期为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尽绵薄之力。具体来说,论文由七部分组成。第一章,绪论。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以此构成论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二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概述。这一部分主要对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进行了概述,以及分析论证了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论文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依据、目标要求与重大意义三方面完整概述乡村振兴战略,在区分文化与文明概念、文明乡风与乡风文明概念基础上,对乡风文明建设概念进行了整体性阐述。从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内在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使乡风文明建设向深层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存在高度一致性三方面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第三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这一部分重点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以及发达国家乡风文明建设思想四个方面对论文的思想资源进行归纳总结,为第四章、第六、七章的相关论述进行基础理论的铺陈。第四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基本属性。这一部分大致拆分为三个方面,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现实功能。其中,基本原则包括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切实立足乡村文明、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整体协调发展等内容。主要内容包括加强乡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乡村移风易俗行动、着力消除乡村精神贫困等五方面。现实功能包括促进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带动乡村人居环境整体优化、繁荣与发展新时代乡村文化、推动乡村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文明水平等内容。第五章,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考量。这一部分从历史进程、主要特色及经验启示三方面考量了近百年来的中国乡风文明建设实践。历史进程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到新时代、新时代以来的乡风文明建设四个阶段。主要特色表现在鲜明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内容形式的继承发展性、突出实践的社会现实性三个方面。经验启示包括要强化党对乡风文明建设的责任意识、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以激发内生动力、使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经济协同发展、重视教育卫生工作的移风易俗作用以及以充足的历史耐心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五个方面。第六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境遇。这一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机遇。主要包括乡村新型社会组织多样发展、乡村产业结构不断深入发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渐趋完善、乡村社会主流思想健康向上、农民科学素质培育不断加强等五方面。第二部分是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挑战。主要包括乡村党组织组织力不强、乡村集体经济收入不佳、乡村文化出现衰落痕迹、乡村不良社会风气滋长、农民主体意识相对薄弱等五方面。第三部分是制约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因素。主要包括乡村党组织建设不完善、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式微、乡村文化传承发展受阻、乡村文化生态发展失衡、乡村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等五方面。第七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这一部分分为五大内容。一是从突出乡村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发挥乡村党组织的模范作用、密切乡村党组织的群众联系等三方面筑牢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保障。二是从走出乡村集体经济认知误区、不断深化乡村集体产权改革、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有效途径等三方面夯实乡风文明建设的经济基础。三是从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文化、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传承发展提升优秀农耕文化等三方面打牢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根基。四是从发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伦理价值、盘活乡村内生治理机制自治功能、因地制宜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实践等三方面培植乡风文明建设的社会土壤。五是从不断提高乡村义务教育质量、优化提升乡村职业技能培训、转变乡村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等三方面增强乡风文明建设的农民力量。总之,通过系统研究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论文主要提出如下创新观点:一是论文提出应从“文明”高度深刻理解乡风文明内涵,从总体要求、核心主体、根本任务、现实基础及主要特点等方面概述了乡风文明建设。二是论文首次详尽梳理了近百年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分析了其主要特色以及总结出其经验启示。三是论文丰富了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将“消除乡村精神贫困”纳入其中。四是论文在剖析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现实境遇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路径选择。
刁春辉[2]（2021）在《“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论文以廖平的经学思想,特别是他的“大统小统”论为研究对象,“大统小统”论是廖平在他的经学三变时期提出的,在四变、五变中进行了理论完善。其定型基本是在他的五变时期。我们的研究集中于他定型期,即四变、五变时期的“大统论”。研究他的大统论试图解决两大主题:第一,廖平大统论中的改良经学与汉宋主流经学形态——郑学和朱子学相比,其在经学基本观念和处理方法上的差异;第二个主题是处理廖平大统论的时代性意义、实用性意义。我们的题目也明白的揭示出这两个主题,“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就是第二个主题,“廖平的经学研究”则是指的第一个主题。廖平作为一个经学家、思想家,不论在中国经学史中,还是在中国思想史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着重从几个方面对廖平经学的思想和价值进行了阐扬。首先,作者从廖平的着作中抽绎出他的“大统”制度论,并指出这种制度论实具有“宪制”意涵。廖平虽没有使用这一词语,但他将经学的性质类比为西方法政学,就已经透漏出他对经学“法典”性质的确认。廖平对此“宪制”的内容说明是特别广泛的。可以分为央地制度、中央官制和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其中,廖平的疆域论就包含了央地制度和国际制度两个方向的意涵。就央地制度而言,实际上廖平一直在谈的是天下体系中的“畿地”,随着王统、帝统、皇统疆域的逐次扩大,畿地所控制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从原来的千里“王畿”变成三千里“帝畿”、六千里“皇畿”,而畿地之内的管理方式并不是松散的封建制,而更像是秦朝以后建立的普遍性的中央集权式郡县制。虽然皇、帝、王、伯被廖平建构成主要是经学的制度体系,但因为廖平信守的“经为百世之书”原则,经学的制度必会在历史中有所呈现,因此从秦朝统一后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开始,实际上就是廖平经学中畿地制度的推行,并且从秦至清,中国所实行的郡县制范围是不断扩展的,这就对应于畿地从王畿到皇畿的转变,特别是清朝后期,通过将东北划省、新疆建省等举动,开始在边疆区域加强完善管理方式,确立了边疆郡县体制,这一体制在后来的共和国时代实际上也得到了继承。清朝在疆域和管理体制上所完成的事业在廖平经学中实际暗示了中国为未来天下“大统”时代的“皇畿”地位。同时,廖平也为郡县制在历史中国的长期施行提供了经学说明,在以往的经学思想史中,长期存在经制“封建”与史制“郡县”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也让深受经学影响的中国历史经常出现复封建的理论呼吁和现实行动。廖平的经学努力正是试图调和解决这种矛盾。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廖平依然坚信经学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和中国制度的治理价值。在国际秩序的制度建设上,经学依然有其丰富的智慧,实际上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东亚秩序就是一种“小统”实现,“小统”是“大统”的次级实现,是“大统”的“模范”。世界转入“大统”阶段,意味着新天下时代的到来,也就是整个世界都逐渐卷入到一个关联更加密切同时争斗也更加激烈的关系系统中,这样一个关系系统的初始阶段必然是各行其是的,但这种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争夺占领生存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权力意志的流行最终会让位于具有更高统领性的一体化进程。当然,这个一体化进程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它首先是几个区域性组织的出现,也就是廖平所讲“帝”统的出现,多个“帝”统下的每一统都既是经济上的一体性化组织,也是政治上次序井然的区域治理性组织,更是在文明上达成了一定程度一致性的文明共同体。因其每个帝统下均有“帝畿”的存在,而“帝畿”就是那个区域内道德、文明的核心地域。但多个帝统的存在也表示这还是一个多核心的多元化“天下”,廖平对此的论述是在“九帝”说和“四帝”说,从“九帝”到“四帝”是这个多元化天下的进一步精简化发展,这也是文化、经济、社会进一步融合发展的结果。但“五帝”说的出现改变了天下格局,“五帝”格局乃是一中四方格局,此格局的出现预示尽管天下仍是多元天下,但普遍化、融合化的一统性思想和现实层面的政治经济综合实体已经出现,未来的大同化趋势不可避免的出现。所以最后会有“皇统”的出现。“皇统”是人学大统的最终实现,其本身也并非不再变化,而是仍有主客易位的“三统”循环,最终达至泰皇之局。第三,廖平从中央官制层面叙述了经典变化:从王统的三公制到帝统的五官制,最后到皇统的六官制,其中的核心经典是《王制》和《周礼》。廖平将《王制》文本次序进行了大幅改动,写就《王制订本》发行,其中的指导性思维是将《王制》中的官政思维凸显出来,通过对《王制》官制的叙述体现出中国政治哲学中养在教先、教为政鹄、民本政治、审慎政治等特点。廖平将《王制》三公设定为王统制度,将《周礼》五官设定为帝统制度,三公到五官的一个变化,体现了从王统到帝统的时代转变,即天下由《春秋》五千里天下变为《尚书》三万里天下,而中国从《春秋》的天下“中国”变为了“大统”时代的众多“中国”中的一员。中国在其中的变化则被广泛描述为从天朝上国成为了属于国际法体系下形式平等的万国之一的民族国家。而实际上,国际法下的国家虽然形式平等,但国家基于经济、军事、文化等的综合实力,自然有强弱大小之分,国际间的互为“夷狄”的状态不可避免,特别是在晚清刚刚接触西方的情况下。因此,廖平在经学官制上的变革有其现实政治上的明确目的,即优化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通过天子、三公五官职能体系的变革,构建天子、三公五官为中心的决策和行政体系,突出政权的公共性质,并且强调这背后所体现的纲常意识,既是建设统一高效的领导体系,也体现这一系统需通盘考虑国家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同时亦强调制度运行的法度意识、责任意识。而其对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的具体职责的分化,则是体现廖平针对时代变化,提升国家能力,强化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而其中六工、六府的论述更体现出他重视经济,强调国家工业发展能力的重要性。最后宗伯代司徒的变化则是他面临帝统、王统的时代变化,强调先进性教化先于普遍性教化,力图培养具有政治能力、共享价值追求的士人团体,这才是国家治理能力优化的关键所在。第四,廖平历来被认为是今文学家,但他的经学看法、经学诠释方向都祛除了今古文经学原来共有的历史化特征,也与朱熹为代表的内倾化的经学诠释方向相反对,可以说廖平的经学体系以解决今古问题为导向,但却采用了不同于原有诠释方式的解经方法,同时这一思想体系也涵容了宋学的教化问题,所以可以说廖平的经学思想体系是一综合今古、涵容宋学的综合性经学体系。在近代古今中西的学术激荡中,此一经学体系在总结经学史、认知中国历史、回应时局等各方面都在近代诸经学家的理论中是出类拔萃的。第五,廖平对现代经学的发展也是影响深刻的。现代今文学和古文学都共享着一个历史前提,即他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经师一般,以三代圣王之制确立制度的权威性。古代的经师对于圣王时期的三代夹杂着历史的理性和信仰的元素,而现代经学家比较普遍地没有了对于三代的信仰意识,而这种三代理想信仰原来本是经学的基础,这种基础的消失则要求另一基础的填补。廖平为这一基础的确立提供了经学上的说明,他首先是通过孔子制作六经、古史渺茫击溃了对于三代的理想认识,进而代之以素王立法,从而巩固了经学对孔子的崇仰。古文学者或者在他的经学分类基础上固守原来对于三代的崇信,如老辈的柳诒徵、唐文治等,而对于现代的古文学家,则能够破除对三代制度的绝对信服,转而从历史经验肯定秦汉以后制度的适用性,这同样是基于廖平对三代时期的经学说明。从这一意义上,廖平的经学开启了现代经学制度经世的不同路径的起点。总之,廖平的经学是属于“新天下时代”的经学,他利用经学资源,结合时代感受,定义了时代,也重新定义了经学。他对“天下”的重新论述综合了他的经学认知、时代感知,他认为近代是一个新天下时代——帝统时代,这一个判断,现在依然适用,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他在制度层面全面说明了经学在央地关系、中央官制、国际体系的见解,在经学诠释方面不同于汉宋学术的诠释方向,影响了现代经学的发展。
汤文卿[3]（2021）在《女性社会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5年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信任作为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对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正处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过程的中国社会来说,随着日益频繁的社会流动,进入陌生人社会后,原有的社会信任模式并不能够有效地调节人际间的社会信任关系,社会信任水平的下降以及社会信任缺失的问题不断地冲击着社会的发展。联合国人口时钟显示中国目前有14亿人口,其中女性人口占全部人口的48.1%,约为678171205名女性,将近占我国人口的一半,因此女性的社会信任是我国整体的社会信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社会生活中,女性不仅具有女儿、母亲、妻子、工作者等多重社会角色,女性同时也是独立的个体,其具有独特的视角使得女性看待世界的方式多样化,其信任模式也会具有一定的特点。本研究以女性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数据进行分析,探究女性社会信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针对女性的社会信任水平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以促进中国社会信任水平的不断提升。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了选题缘由、文献综述、概念界定、研究设计和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介绍了女性的三个社会信任因子的基本状况和自变量的基本情况;第三部分从社会资源、社交参与、社会环境态度三个维度分析具体变量对于女性社会信任的影响;第四部分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促进女性社会信任的建议,为营造高信任水平的社会献言献策。本研究的结果如下:第一,女性社会信任结构仍然具有“差序性”。女性的信任呈现为强关系信任水平到一般关系信任水平到弱关系信任水平逐渐递减。第二,社会资源对女性社会信任的影响不显着。这与大部分持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个体如果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占有量越多对其社会信任具有影响的观点有所冲突。第三,社交参与对于女性社会信任具有一定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女性通过增加社交频率对女性社会信任具有双面影响,与他人建立熟悉感并不一定是促进信任水平提升的,因此,从表面社交转向深入社交更有利于女性做出更有益于自己的信任决策。第四,社会环境态度对于女性社会信任具有显着影响。尤其是社会公平感和幸福感对于女性社会信任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因此,构建公平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促进女性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
云玉杰[4]（2021）在《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佳人形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才子佳人小说,兴起于明末,盛行于清初,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股“异流”。在明清小说发展史的链条上,才子佳人小说上承《金瓶梅》下启《红楼梦》,它既受益于前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后者有很大影响。才子佳人小说以描写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为题材,主人公多为年少才高的书生和美貌多才的佳人,双方一见钟情;中途却被小人拨乱或父母阻挠,备尝离合悲欢之苦;终因才子金榜题名,后洞房花烛,皆大欢喜为主要情节特征的章回体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在描写男女主人公追求恋爱婚姻的过程中塑造了大量貌美多才、胆识过人的佳人形象,极富有典型意义。本论文就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佳人”形象为研究对象,从才子佳人小说的起源与演变、佳人形象的社会文化成因、形象特征、文化内涵、佳人形象的传承与超越等角度出发,对才子佳人小说中佳人形象做较为全面的阐释。研究内容涉及五个章节:第一章简要介绍才子佳人小说的起源与演变。第二章探讨佳人形象产生的背景及原因。在明末清初社会思潮的变革下,分析作家的生活遭际和创作心态,从才女崇拜的风气和尚情思潮的影响以及地域因素等角度着手,指出佳人形象的产生,是失意文人的理想与情感寄托的产物。第三章从“才、色、情、识”四个方面解读佳人这一文学形象的基本特征,与传统女性形象作对比,从而传达出作家们比较进步的女性观念。第四章解读佳人形象的文化内涵,从中国传统的性别文化入手,剖析佳人形象背后所体现的男权社会,进一步叙述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佳人形象对男权文化的冲击以及女性话语权力的复苏,并了解其形象背后所反映的婚姻理想。受明末以来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佳人们以“才色情识”作为择偶标准的同时强调真情至性的自主择偶方式,虽是敢于冲破礼教束缚,大胆追求婚姻自主,但在最后对传统礼教的妥协退让中以理节情,回归传统。第五章采用对比的手法,以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佳人形象为本,分别与唐传奇、《金瓶梅》《红楼梦》以及鸳鸯蝴蝶派小说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整体观照,探究不同时代作品下佳人形象的嬗变。
张文军[5]（2021）在《知变又知常:观念是如何转型的? 基于浙东屿村婚育观念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通过对浙江省屿村40年来婚育观念的考察,本文发现,从恪守先婚后育这一传统的规范性观念到先育后婚在观念层面的逐渐"正常化",经历了一个诸多因素交织的复杂过程,并展现出一条"常中有变,变中亦有常"的路径。在这一过程中,行动主体根据情势的变化对观念的内部结构适时作出调整,并通过重新生成规范助推部分传统内在精神的复位,看似完全破裂的先婚后育观念实质上以新的结构扎根于村庄的道德世界。推而言之,对于观念的讨论应当基于总体、过程和实质意义展开,而非仅根据某一环节、现象和形式作出判断。在此基础上,既需要把握传统在当下的"变异"机理,也需要真正体会变动背后的绵延之流,由此在传统与当下的勾连中理解变与常的意涵。
傅议萱[6]（2021）在《中国流行歌曲演唱多元化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翟明女[7]（2020）在《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文中提出儒典之尊、政书之祖《尚书》是我国古代文明诞生发展的经典文献见证,上自唐虞、下至东周,记录了虞夏、商、西周、春秋前期的一些重大历史内容,年代久远、底蕴丰厚,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透过它可以看到华夏古代文明璀璨的不同侧面,在古今中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支柱的传统文化,正是肇端于遥远的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因而,《尚书》与我国传统文化中诸多元素的形成与发展关系、极为密切,承载着人类“轴心期”（Axial Period）之前的文化形态,保存着最为广泛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诸元素的始创性论述,堪称华夏文明若干重要思想、理论、概念、观点的渊薮。汉字,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显着标识,是中国文化中最富特色与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记录、承载、表达、流传中国古代文化的活化石。它既是中国文化的密码,又是打开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一字一世界”“字里有乾坤”,作为表意文字,汉字自身的形音义及历史演变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尚书》中的汉字因其所在的文献更加熠熠生辉。《尚书》一方面保存了它们早期的涵义与使用情况,另一方面也保存了它们意义变化发展的主要历程。汉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学术界公认的可信度极高的今文《尚书》正是开展汉字文化研究的上乘语料。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基于《尚书》等古典文献的汉字文化研究必将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本研究首先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全面、客观地展示了相关研究的现状与热点,并对近年来《尚书》研究、汉字文化研究、《尚书》汉字文化研究进行了述评。基于《尚书》等古典文献的汉字文化研究是探索古典文献、汉字文化研究的新途径,是挖掘、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尝试。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既具有代表性,又具有普遍意义。本研究以今文《尚书》为研究语料,根据《尚书》夏商周三代政事史料的文本性质与“敬天”“明德”“慎罚”“保民”的核心思想以及其作为我国饮酒文化滥觞文献的重要价值,选取最能代表《尚书》文化特质,且具有很强现实意义的典型汉字“天、德、罚、民、酒”等作为开展研究的首选代表字,由此作为切入口,采取穷尽式的语料整理方法,探究这些代表字形义演变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在今文《尚书》中的用法与意义以及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唐宋清经典训诂所反映的文化信息等,以期在《尚书》汉字文化研究的系统性、方向性等方面作出些许有益的尝试与探索。经过研究,从整体上来看,今文《尚书》八成左右的“天”“德”“罚”“民”“酒”字均出现在《周书》中。由《虞夏书》至《商书》再至《周书》,“天”“德”的意义均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蓬勃发展趋势,其中“老天”“道德”之义始终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今文《尚书》中“罚”的意义基本上涵盖了“罚”从本义到引申义的所有意义,本义“过错,罪过”基本不用了,除了与刑罚有关的意义外,一般意义上的“处罚、惩罚”之义很活跃;今文《尚书》中的“民”没有使用其本义“奴隶”的情况,出现的意义均为引申义,其中以“庶民”之义为主;今文《尚书》中的“酒”有“乙醇饮料”与“饮酒”两种意义,并以前者居多。近代以前,堪称《尚书》经典训诂之作的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宋蔡沈《书集传》、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既各自独立,又互为补充,共同构建了《书》学研究宏大而完整的体系。通过它们对今文《尚书》中“天”“德”“罚”“民”“酒”字相关语句训诂情况的梳理考察、比较分析,亦能够捕捉到《尚书》训诂文化嬗变的一些轨迹。（1）今文《尚书》中“天”字共184见,反映了中华文化传统中“天”文化的构建过程。意义主要有自然之天、神化之天、意志之天等。“天”被作为终极标准贯穿今文《尚书》始终。《虞夏书》、《商书》主要是把“天”看成是世人必须绝对服从的万物主宰。《周书》在敬天的同时,强调人为,力推明德尚德,关注民情民意。今文《尚书》“敬天”文化主要包括“君权天授”“行由天命”“天监下民”“天意可察”“天命无常”五大方面,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2）今文《尚书》中“德”字共116见,其中88见在《周书》中。意义主要包括:本义“升、登”,假借义“道德”,褒义化的“美善”,外化的“德政”“贤人”等。今文《尚书》中的“德”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褒义化倾向;作为我国尚德文化源头的“明德”思想亦愈加清晰。《尚书》明德文化在时代的洗礼中不断发展,在儒家的规范中得以升华,明德尚德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显着标识。（3）今文《尚书》中“罚”字共48见,其中41见在《周书》中。意义有罪、罚金、惩罚、刑罚四种。今文《尚书》“慎罚”文化主要包括敬畏刑罚、先教后罚、采用中罚、该轻则宽、当罚必严五个方面。“慎罚”是儒家刑罚思想的滥觞,得到了儒家的大力继承与发展,形成了“德主刑辅”的基本框架,成为中华法系有别于其他法系的基本特质。（4）今文《尚书》中“民”字共187见,其中11443见在《周书》中。意义包括“庶民”“臣民”“人”三种,其中意义为“庶民”的情况占比近六成。今文《尚书》在天的视域下审视“民”,从超验的维度解答了执政者保民的必要性、重要性。今文《尚书》“保民”文化着力从君王和官吏两个主体推动商、周文化由“神本”向“民本”方向的转变。（5）今文《尚书》中“酒”字共16见,其中13次见于我国第一部禁酒令《周书·酒诰》。周初,酒被赋予了很多新的内涵,成为关系王朝兴亡之物,关系个人命运之物,关系粮食供给之物,饮而勿醉的祭祀之物,其乐融融的孝亲之物,饮而可醉的进献之物。周公的禁酒,体现的是理性对反理性的遏制而非剿灭,充满了浓厚的人文理性。（6）比较《尚书正义》、《书集传》、《尚书今古文注疏》对今文《尚书》中“天”“德”“罚”“民”“酒”相关语句训诂的情况,初步在《尚书》训诂文化嬗变方面得出了一些判断:从唐到宋至清,对于《尚书》的训诂,主要发生了从天治到人治关注点的明显变化、对自然之法关注度逐渐降低的变化、对民心民意关注度显着增强的变化。《尚书》及其汉字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相关研究探索是创新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尝试。本研究借助今文《尚书》,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经典代表字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描述更加清晰,论证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开辟了《尚书》与汉字文化研究的新路径,并为其他古典文献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范式,具有较高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史亚洁[8]（2020）在《《孔子家语·本命解》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就像《中庸》谈“性命”问题乃是为“修道”之“教”那样,《孔子家语·本命解》也是从天道“性命”入手,进而论述男女婚姻和丧礼等社会生活问题。人顺道而行,即顺应天地自然之理。人承顺天赋之“命”,正如《郭店楚简》所言“始者近情,终者近义”,对于天命与情性的思考是为了给“婚姻”“丧葬”等问题以根本的、合理的解释。随着对《孔子家语》研究的逐渐深入,其中很多重要篇章的学术价值逐渐被人们认知和使用,但对《本命解》的认识还是初步的,还基本局限于文献层面,人们极少关注到对其义理的阐发。按照该篇的论述,“命”根源于天,又是“性”的开端。有始则必有终,死是生的结束。性生阴阳,男女到一定年龄结婚,阴阳化育,新的生命开始。可见,本篇由此开展的论述具有较高的理论深度,值得给予特别的重视。研究《本命解》及相关问题,首先要关注到《本命解》与《大戴礼记·本命》《礼记·丧服四制》在文本上的相似性,对其进行详细对比校勘。梳理三篇文献之间的关系,发现三篇文献皆非伪作,同时它们之间联系密切,拥有相同的材料来源,在研究过程中可互相校勘借鉴。另外,通过对文献的比勘,在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对《本命解》的内容进行去取,以期深刻、全面的研究孔子对生命历程中重大事件的理解。思想是对现实的反映,孔子所关心的总是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离不开“养生送死之节”之类的现实生活。在孔子看来,“婚姻”“丧葬”皆是人生大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本命解》记载了孔子对“性命”、婚姻、丧葬等内容的深刻理解,孔子在深刻理解“性命”问题的基础上而阐发其对生命的理解与感悟,也使人们对长期存在偏见的问题,诸如婚姻关系中的“五不取”“七出”“三不去”等破除了误解,有了新的认识。在孔子儒家思想体系中,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使命,需顺应“天命”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逐渐完满自己的人生经历,体悟生命的意义,实现生命的价值。在漫长的社会历程中,人们通过对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逐渐明晰了人在生命历程中所需经历的重要事件及其蕴含的意义与影响。孔子儒家在此基础上强调其所包含的深刻价值,帮助世人成长,理解和实现生命的价值。同时,孔子儒家认为个人成长与社会和谐密切关联,因而对社会关系的处理尤为重要。为应对一系列复杂的人际关系,孔子儒家提倡并重视礼仪,但不拘泥于礼仪形式,更为强调内心的诚敬和其对社会的引领。
刘红梅[9]（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文中指出家庭是历史的产物,家庭文化是人们在实践中自觉的审视家庭生活后的理性反思结果。家庭是社会机体的有机细胞,家庭文化是确保家庭细胞形态健康的重要因素。家庭和谐、家庭文化健康,个体人才能得到培养,社会才能稳定有序,家庭才能真正发挥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作用。现代性发育和市场经济的主导,在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更深层意义上改变了人们的家庭生活理念。传统的家庭及其文化已经在新的社会实践和交往关系中遭到解体。个体面临从传统的家庭生活中不断的出走,又一次次陷入对现代家庭寻找的徘徊困境中,家庭本身也面临价值观困境、伦理道德困境、家庭教育困境以及传承与断裂困境。进入新时代人们迫切需要探索新的文化去解决个体和家庭困境,去保障社会的良序发展。本文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点,以文化哲学作为观察视角,通过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对比研究,发掘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和西方家庭文化中的合理资源,试图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探索方向。唯物史观是人们研究人类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的钥匙。家庭及其文化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的一种,必然符合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纵观中西方古代社会历史可以发现,家庭是人类早期共同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人类从动物式本性群居到自觉选择家庭作为生活方式,从无序的血缘婚家庭到现代文明社会“一夫一妻”制家庭,家庭产生的每一步都和人们实践的重心“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分不开。对“两种生产”的需要直接产生了人们对家庭生活的需要。通过家庭实现了生存资料和生命的再生产,通过家庭交往实现人对自我的确认。与之相适应,家庭作为经济生产单位具有满足人们生活资料需要的生产功能,作为生育单位家庭具有延续自身和种族生命的生产功能,同时家庭作为育人之器具有抚养和培育后代的功能。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两种生产”,也就决定了产生其上的家庭的性质。家庭文化则是人的本质在家庭生活中的显现,是人在具体的家庭生活实践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对象化的结果,是人的社会关系的集中反映,也是人们从必然的非自由状态走向人的自由解放的过程。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家庭文化在维护人的生存和生命中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在统治者意志中变成束缚人自由的工具,实现人的解放必然要从批判以买卖婚姻为实质的非自由的家庭文化开始,将人的解放作为家庭文化的价值诉求,积极构建以实现人的解放为内容的家庭文化。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家庭文化的变迁是与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分不开的。在人类早期家庭就是整个社会,婚姻制度就是社会制度。在社会生产能力低,生活范围局限在血缘家庭之中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个体对家庭、对血缘、对伦理关系越是依赖,社会在结构上越是以血缘家庭为基础。一旦新的社会制度从私有财产中产生出来,私有财产可以通过财富支配他人进行劳动,阶级对立从中产生,随之发生阶级关系力量变革,血缘伦理组织社会将被国家阶级代替,家庭文化也要从传统血缘伦理家庭文化向个体本位的家庭文化转变。中西方家庭文化的演变,是以自然经济向工业为主的市场经济转换为动力的。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家庭文化的内容围绕所有制关系展开。先秦时期自给自足的农业性质,使得传统家庭文化属于典型的血缘伦理文化。家庭文化围绕血缘关系展开,具有伦理性、群体性、家庭本位性、父子关系主导性等主要特点。在《周易》和儒家文化中肯定男女两性关系,属于统治阶级意志下的家庭文化,带有明显的尊卑等级色彩;法家以刑法秩序规定家庭文化;道家打破儒家和法家的礼治和法治文化,以自然无为实现世俗解脱。近代工业萌芽和新文化思想的涌进,群体本位家庭开始向个性自由为主的个体家庭转变,这一思想在婚姻制度中得到巩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家庭文化得到高扬,但由于转型期的“悖论”存在境遇,人们在享有个体家庭文化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家庭文化的依托。个体家庭文化陷入异化、功利化、自由化的个体家庭文化境遇。西方家庭文化呈现从古希腊的城邦利益至上和中世纪的宗教家庭文化中解放出来,向资本主义个体家庭文化演进的面貌。柏拉图以城邦利益为目的消解自然家庭,亚里士多德从伦理正义的角度肯定城邦与家庭共同体的至善性,快乐主义从个体本性的快乐原则出发,肯定个体从家庭中获得快乐的正当性。中世纪宗教家庭文化以早期基督教的禁欲独身开始,经历阿奎那肯定以生育为目的的“圣事”婚姻,最终以“骑士之爱”为萌芽的个性之爱从宗教中觉醒结束。但真正的西方式的个体本位的家庭文化,是在私有制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才真正开始。培根和卢梭则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立场,从自然人权的角度探索家庭文化属于个体本性自由范畴。康德从私有财产的所有权问题出发,将婚姻家庭纳入法权契约关系中,契约婚姻属于“有物权性质的对人权”的范围,是双方彼此占有的权利,对等的义务和权利是婚姻的本质。黑格尔将婚姻家庭文化视为伦理精神的直接实体性存在,家庭文化具有伦理性的爱的性质,彼此互爱是家庭文化的最高目的,反对康德的物性契约理论。中西方家庭文化演进过程,反映出家庭文化从自然血缘家庭文化向个体本位家庭文化方向转变,个体家庭文化以实现个体的自由和幸福为直接目的。对比发展过程可知,中西方家庭文化存在相通性。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看,血缘家庭作为最早的生活方式,家庭文化是命运、是权力、是利益共同体文化。从秩序的角度看,家庭文化是一种秩序文化。家庭的产生本身就是人从无序状态到有序的过程,自然的男女分工和家庭角色分工本身就是人自我构建秩序的体现。从家庭文化的功能看,家庭文化是一种育人文化。在承担生育教养后代的同时还要赡养父母。这是中西方家庭呈现的历史共性。有共性也就存在差异性,差异性是必然的存在。从家庭价值导向来说,中国家庭文化属于家庭本位导向群体利益,西方则是以个人为本位倾向个体幸福。在家庭文化理念上,中国家庭文化更多的强调对宗族、家庭的责任,西方则更注重义务与权利的对等。从家庭文化模式看,中国宗法思想笼罩下家庭模式是以父子本位文化,以男性为尊注重男权思想。西方个体文化属于夫妻本位文化,家庭文化围绕夫妻关系展开,更注重男女之间的平等。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西方家庭文化差异是在各自的主导经济形式、社会政治结构、自然因素和文化精神理念下造就的,各有其独特的产生背景。当前家庭文化自身的困境,市场经济的发育,都在指向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问题。面对新时代不可回避的家庭问题,汲取中西家庭文化思想的合理性精华,即为论文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在辨析家庭文化史与中西方文化的思想资源的前提下,得出中西方家庭及其文化上既具有共通性又存在差异点。本文认为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要解决好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既要承续人类以往的思想精华,又要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各种需要作为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要求作为价值取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家庭文化探索中的理论指导,做到目的、价值和思想相融合。立足新时代和市场经济发展,做到整合中西方家庭文化,以培养塑造现代社会需要的独立个体人格为基点,达到家庭的良性存在与发展,从而稳定社会保障现代化发展。
和敬雯[10]（2020）在《豫北乡村“重男轻女”习俗调查与研究 ——以河南H村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重男轻女”是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长期且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早在周代时期“弄璋之喜”与“弄瓦之喜”的性别差异就已为社会所接受。历史上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经历了高低曲折的变化过程,少数文明开放时期,女性也曾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自由,但“重男轻女”始终贯穿整个封建社会,占据主流。研究选取豫北乡村某传统村落作为调查点,通过田野作业和近距离观察,试图探求“重男轻女”习俗在中国乡村基层社会长期存在的原因。“重男轻女”的核心是性别歧视,是一种与现代文明脱节的陋俗。但在基层社会,民众普遍认为“重男轻女”是正确且合理的,顽固坚持了几千年,甚至还将继续延续。对于这样一种阻碍人类文明进步,却被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传统陋俗,研究的学术价值显而易见。“重男轻女”习俗是乡土社会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并沿袭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观念及行为模式。文化观念是因,文化行为是果。在乡村基层社会中,“重男轻女”表现为一种群体性观念,指重视男性,轻视女性的封建思想,作用于社会文化和生活习俗,产生了一系列“重男轻女”行为,如溺弃女婴、换胎、剥夺女性受教育权与财产继承权、换亲、求子、男性主导家庭生活等。同时“重男轻女”又具有个体差异,个体差异的产生与民众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文化背景等因素直接相关。伴随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重男轻女”这一传统陋俗不断遭受冲击,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趋势。但是受乡村基层社会的现实需求、文化惯性、精神文化变迁滞后于制度文化变迁等因素影响,“重男轻女”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扭转。要改变“重男轻女”习俗,只有通过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提高人口文化素质,优化婚姻制度、家庭结构、继嗣制度等途径,而这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期望短时间内改变,是不理智也是不现实的。因此,使“重男轻女”习俗彻底走向消亡非一朝一夕的易事,我们要理性看待这个过程,对其中严重损害女性权益违反法律的行为坚决予以抵制和摒弃,对人们以男性为主的血亲价值观进行合理引导。
二、论封建礼、法在婚育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封建礼、法在婚育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概述 |
| 2.1 乡村振兴战略概述 |
| 2.1.1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依据 |
| 2.1.2 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要求 |
| 2.1.3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 |
| 2.2 乡风文明建设概述 |
| 2.2.1 文化与文明的阐述 |
| 2.2.2 乡风文明概念辨析 |
| 2.2.3 乡风文明建设阐释 |
| 2.3 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 |
| 2.3.1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内在要求 |
| 2.3.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使乡风文明建设向深层发展 |
| 2.3.3 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存在高度一致性 |
| 第3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 |
| 3.1.1 文明进步的基础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 |
| 3.1.2 实现城乡融合是乡村发展的必由之路 |
| 3.1.3 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重视乡村文化建设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 |
| 3.2.1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攸关国计民生根本性问题 |
| 3.2.2 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
| 3.2.3 净化社会风气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与目标 |
| 3.3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 |
| 3.3.1 以农为本思想 |
| 3.3.2 道德教化思想 |
| 3.3.3 “和合”思想 |
| 3.3.4 乡村运动思想 |
| 3.3.5 乡村改造思想 |
| 3.4 发达国家乡风文明建设思想 |
| 3.4.1 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思想 |
| 3.4.2 重塑乡村伦理精神思想 |
| 3.4.3 提升乡村生活风貌思想 |
| 第4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基本属性 |
| 4.1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 |
| 4.1.1 坚定社会主义方向 |
| 4.1.2 切实立足乡村文明 |
| 4.1.3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
| 4.1.4 坚持整体协调发展 |
| 4.2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
| 4.2.1 加强乡村思想道德建设 |
| 4.2.2 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 |
| 4.2.3 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 |
| 4.2.4 开展乡村移风易俗行动 |
| 4.2.5 着力消除乡村精神贫困 |
| 4.3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功能 |
| 4.3.1 促进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
| 4.3.2 带动乡村人居环境整体优化 |
| 4.3.3 繁荣与发展新时代乡村文化 |
| 4.3.4 推动乡村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
| 4.3.5 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文明水平 |
| 第5章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考量 |
| 5.1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 |
| 5.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的乡风文明建设 |
| 5.1.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乡风文明建设 |
| 5.1.3 改革开放以来到新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 |
| 5.1.4 新时代以来的乡风文明建设 |
| 5.2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特色 |
| 5.2.1 鲜明的政治性与人民性 |
| 5.2.2 内容形式的继承发展性 |
| 5.2.3 突出实践的社会现实性 |
| 5.3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经验启示 |
| 5.3.1 要强化党对乡风文明建设的责任意识 |
| 5.3.2 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以激发内生动力 |
| 5.3.3 使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经济协同发展 |
| 5.3.4 要重视教育卫生工作的移风易俗作用 |
| 5.3.5 以充足的历史耐心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
| 第6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境遇 |
| 6.1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机遇 |
| 6.1.1 乡村新型社会组织多样发展 |
| 6.1.2 乡村产业结构不断深入发展 |
| 6.1.3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渐趋完善 |
| 6.1.4 乡村社会主流思想健康向上 |
| 6.1.5 农民科学素质培育不断加强 |
| 6.2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挑战 |
| 6.2.1 乡村党组织组织力不强 |
| 6.2.2 乡村集体经济收入不佳 |
| 6.2.3 乡村文化出现衰落痕迹 |
| 6.2.4 乡村不良社会风气滋长 |
| 6.2.5 农民主体意识相对薄弱 |
| 6.3 制约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因素 |
| 6.3.1 乡村党组织建设不完善 |
| 6.3.2 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式微 |
| 6.3.3 乡村文化传承发展受阻 |
| 6.3.4 乡村文化生态发展失衡 |
| 6.3.5 乡村教育发展相对落后 |
| 第7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
| 7.1 筑牢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保障 |
| 7.1.1 突出乡村党组织的政治功能 |
| 7.1.2 发挥乡村党组织的模范作用 |
| 7.1.3 密切乡村党组织的群众联系 |
| 7.2 夯实乡风文明建设的经济基础 |
| 7.2.1 走出乡村集体经济认知误区 |
| 7.2.2 不断深化乡村集体产权改革 |
| 7.2.3 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有效途径 |
| 7.3 打牢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根基 |
| 7.3.1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文化 |
| 7.3.2 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
| 7.3.3 传承发展提升优秀农耕文化 |
| 7.4 培植乡风文明建设的社会土壤 |
| 7.4.1 发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伦理价值 |
| 7.4.2 盘活乡村内生治理机制自治功能 |
| 7.4.3 因地制宜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实践 |
| 7.5 增强乡风文明建设的农民力量 |
| 7.5.1 不断提高乡村义务教育质量 |
| 7.5.2 优化提升乡村职业技能培训 |
| 7.5.3 转变乡村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后记 |
（2）“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廖平生平与着述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基本问题说明:题目与章节解义 |
| 六、创新点说明 |
| 第一章 民族危机下的近代经学流派 |
| 第一节 晚清古文经学的经世策——以孙诒让和曹元弼为例 |
| 一、《周礼政要》——孙诒让的经世书 |
| 二、孝为政教本原:曹元弼的经世策 |
| 三、古文经学的经世特点 |
| 第二节 作为理学家的唐文治的性理救世说 |
| 一、性理为本 |
| 二、性理学的救世之策 |
| 三、国性与天下 |
| 第三节 宋育仁的经学与建国 |
| 一、《孝经》:文明的发生 |
| 二、《周礼》:政治文明的创设 |
| 三、《春秋》:宋育仁的天下 |
| 第四节 廖平时代的经学发展 |
| 第二章 廖平的“大统”天下 |
| 第一节 大统先声:廖平的王统疆域论 |
| 一、小王天下的疆域与结构 |
| 二、小王天下与《谷梁》《王制》 |
| 三、大王天下的疆域 |
| 四、小王、大王之局的中国、天下变化 |
| 第二节 新天下时代——大统“九帝”说 |
| 一、方三万里之新天下 |
| 二、九千里一州说 |
| 三、各为中国、互为四夷:大统格局的起始九帝说 |
| 四、九帝说与文明冲突论 |
| 第三节 九帝后的帝统天下格局 |
| 一、四帝天下 |
| 二、五帝天下 |
| 三、二帝天下 |
| 第四节 大同的实现——皇统天下 |
| 一、皇统的天下结构 |
| 二、皇统天下的三皇之局 |
| 第五节 秦制的经学说明:廖平大同天下的王畿制度 |
| 一、古代对秦制的认识 |
| 二、廖平的秦制认识 |
| 三、学校与选举 |
| 四、王畿封国——秦制肯定的关键 |
| 五、廖平肯定秦制的现实意图 |
| 第三章 大统新天下时代的中国中央官制 |
| 第一节 作为小统论的《王制》中央官制 |
| 一、廖平改定《王制》的过程 |
| 二、天子之礼 |
| 三、《王制》之冢宰 |
| 四、《王制》之司空 |
| 五、《王制》之司马 |
| 六、《王制》之司徒 |
| 第二节 廖平《王制》官制的制度精神 |
| 一、官政 |
| 二、养在教先,教为政鹄 |
| 三、为民政治 |
| 四、审慎政治 |
| 第三节 帝统中央官制 |
| 一、古代的《周礼》冬官论 |
| 二、廖平帝制五官说的确立过程 |
| 三、天六人五之职官结构 |
| 四、官联结构与官属结构 |
| 五、帝制五官 |
| 第四节 大争时代的制度选择——从王制三公到帝制五官的经学治理意图 |
| 一、帝统时代的性质 |
| 二、冢宰之变 |
| 三、天子之变 |
| 四、司空代冢宰义 |
| 五、民智与士智——司徒教化之责的更替 |
| 六、小结 |
| 第五节 皇制大同时代的官制:六相制度 |
| 一、由人而天:皇统官制的性质 |
| 二、皇制六官 |
| 三、六官与帝制五官、王制三公 |
| 总论 |
| 第四章 经学史中的廖平经学 |
| 第一节 从汉代经学的历史化特征看廖平经学的性质 |
| 一、郑玄经学:经学的历史方法 |
| 二、汉代今文经学:寓言与微言 |
| 三、廖平经学的性质重订 |
| 第二节 修身之义与典制之书——从廖平与朱熹的经学观比较看廖平的经学史意义 |
| 一、修身与典制:朱熹与廖平对经学主旨的认知差异 |
| 二、《大学》与《王制》:朱子与廖平的经学文本纲领 |
| 三、朱子、廖平经学体系建构的完成 |
| 四、廖平、朱子经学范式的意义 |
| 第三节 新天下时代的廖平经学特质 |
| 一、经学体系的主动建构 |
| 二、经学独立性的看重与建设 |
| 三、廖平经学对中国历史的积极性理解 |
| 四、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价值与天下主义的关怀 |
| 第五章 廖平经学与现代 |
| 第一节 现代经学的制度经世路径—廖平与现代经学的关系 |
| 一、行意与史佚:《今古学考》之后 |
| 二、孔子制度抑或儒者理想——现代今文家谈中国制度 |
| 三、中国制度的历史辩护——现代古文家谈中国制度 |
| 四、现代经学的经世之路与中国的制度选择 |
| 第二节 廖平经学与传统学术发展的可能性 |
| 一、复兴中的中国 |
| 二、廖平经学“大统论”的当代可能性 |
| 总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女性社会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5年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社会信任研究的学科视角 |
| (二)关于社会信任分类的研究 |
| (三)关于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研究 |
| (四)关于女性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
| (五)文献简评 |
| 三、概念界定 |
| (一)社会信任 |
| (二)社会资源 |
| 四、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视角 |
| (四)研究假设 |
| (五)数据来源与基本情况描述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女性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及构成分析 |
| 一、女性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 |
| 二、女性社会信任的因子结构 |
| (一)因变量介绍 |
| (二)女性社会信任因子结构分析 |
| (三)变量汇总 |
| 二、女性社会信任基本状况分析 |
| (一)人口学特征的基本情况 |
| (二)女性社会信任的描述性分析 |
| (三)人口学特征与女性社会信任的方差分析 |
| 第二章 社会资源对女性社会信任的影响 |
| 一、社会资源中的女性 |
| (一)社会资源的内涵与获取 |
| (二)女性拥有社会资源的表现 |
| 二、社会资源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
| 三、社会资源与女性社会信任的方差分析 |
| (一)收入与女性社会信任 |
| (二)受教育程度与女性社会信任 |
| (三)政治面貌与女性社会信任 |
| (四)社经济地位感知与女性社会信任 |
| (五)主观阶层认同与女性社会信任 |
| 四、社会资源与女性社会信任的相关分析 |
| 五、女性通过获取社会资源提高社会信任的方式 |
| 第三章 社交参与对女性社会信任的影响 |
| 一、社交参与对女性社会信任的意义 |
| (一)社交参与的含义 |
| (二)社交参与对女性社会信任的意义 |
| 二、社交参与变量与女性社会信任的描述分析 |
| 三、社交参与类变量与女性社会信任的相关分析 |
| 四、以社交参与提升女性社会信任的路径 |
| 第四章 社会环境态度对女性社会信任的影响 |
| 一、社会环境态度及其对女性社会信任的意义 |
| (一)社会环境态度的内涵 |
| (二)社会环境对女性社会信任的意义 |
| 二、社会环境态度与女性社会信任的描述分析 |
| 三、社会环境态度变量与女性社会信任的相关分析 |
| 四、适应社会环境以提升女性社会信任 |
| (一)理想的社会环境对女性社会信任的影响 |
| (二)女性应客观认识所处的社会环境 |
| (三)调节自我适应社会环境 |
| 第五章 女性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分析 |
| 一、影响女性社会信任因素的回归模型 |
| 二、女性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数据分析 |
| (一)女性社会信任水平分析 |
| (二)女性社会信任线性回归结果的分析 |
| 三、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与思考 |
| 一、研究结论 |
| 二、对策建议 |
| (一)为女性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
| (二)加强社交参与中的诚信评价体系建设 |
| (三)通过提升幸福感来提升女性社会信任 |
| 三、研究局限及展望 |
| (一)样本数据本身的局限性 |
| (二)缺乏系统信任理论的支持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4）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佳人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才子佳人小说的概念 |
| (一)广义的才子佳人小说概念 |
| (二)狭义的才子佳人小说概念 |
| 二、才子佳人小说的界定标准 |
| (一)时间段的限定 |
| (二)题材与情节结构的界定 |
| (三)主要人物形象 |
| 三、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才子佳人小说的起源与演变 |
| 一、才子佳人小说的演变 |
| 二、佳人形象的演变 |
| (一)由委曲求全的被动接受到积极追求独立自主 |
| (二)由单一型标准向复合型标准并重 |
| 第二章 才子佳人小说中佳人形象产生的社会文化成因 |
| 一、明末清初社会思潮的变革 |
| (一)晚明个性思潮式微 |
| (二)清初实学思潮兴起 |
| 二、明清易代之际落寞文人的理想寄托 |
| (一)明清易代之际文人的生活遭际 |
| (二)落寞文人的理想寄托 |
| 三、才女崇拜的风气与尚情思潮的影响 |
| (一)才女崇拜的风气 |
| (二)尚情思潮的影响 |
| 四、地域文化的影响 |
| 第三章 佳人形象的基本特征 |
| 一、才华绝世 |
| 二、容貌姣好 |
| 三、真情至性 |
| 四、胆识过人 |
| 第四章 佳人形象的文化内涵 |
| 一、佳人形象对传统性别文化的冲击 |
| 二、以“才色情识”作为择偶标准 |
| 三、真情至性的自主择偶方式 |
| 四、情与礼:情即礼也 |
| 第五章 佳人形象的文学传承与创新 |
| 一、与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作对比 |
| 二、与《金瓶梅》中的女性形象作对比 |
| 三、与《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作对比 |
| (一)才女观念的继承 |
| (二)婚恋模式的改变 |
| (三)审美理想的超越 |
| 四、与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作对比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知变又知常:观念是如何转型的? 基于浙东屿村婚育观念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导言 |
| 二、突破规范：外力压迫下的观念调整 |
| 三、交错并行：重返传统与习以为常 |
| 四、结构困境：走向豪华化的婚礼 |
| 五、“承认”的新造：观念层面的“正常化” |
| 六、观念转型与意义复位 |
| 七、结论与讨论 |
（7）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天”及敬天文化 |
| 第一节 “天”字的形义演变 |
| 第二节 今文《尚书》“天”的意义 |
| 一、自然之天: 天空 |
| 二、神化之天: 老天、天庭 |
| 三、意志之天: 天意、天命 |
| 四、其他之天: 天然、大 |
| 第三节 敬天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历史影响 |
| 一、敬天文化的主要内容 |
| 二、敬天文化的历史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德”及明德文化 |
| 第一节 “德”字的形义演变 |
| 第二节 今文《尚书》“德”的意义 |
| 一、“德”之本义: 升、登 |
| 二、“德”之假借义: 道德 |
| 三、“德”之褒义化: 美善 |
| 四、“德”之外化: 德政、贤人 |
| 第三节 明德文化的主要内容及规范升华 |
| 一、《尚书》明德思想是我国尚德文化的源头 |
| 二、《尚书》明德文化的主要内容 |
| 三、《尚书》明德文化的规范升华 |
| 小结 |
| 第三章 “罚”及慎罚文化 |
| 第一节“罚”字的形义演变 |
| 第二节 今文《尚书》“罚”的意义 |
| 一、罪 |
| 二、罚金 |
| 三、惩罚 |
| 四、刑罚 |
| 第三节 慎罚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历史影响 |
| 一、慎罚文化的主要内容 |
| 二、慎罚文化的历史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及保民文化 |
| 第一节 “民”字的形义演变 |
| 第二节 今文《尚书》“民”的意义 |
| 一、庶民 |
| 二、臣民 |
| 三、人 |
| 第三节 保民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形成原因 |
| 一、保民文化的主要内容 |
| 二、保民文化的形成原因 |
| 小结 |
| 第五章 “酒”及饮酒文化 |
| 第一节 “酒”字的形义演变 |
| 第二节 今文《尚书》“酒”的意义 |
| 一、乙醇饮料 |
| 二、饮酒 |
| 第三节 周初“酒”的双面内涵及周公禁酒的人文理性 |
| 一、周初“酒”的双面内涵 |
| 二、周公禁酒的人文理性 |
| 小结 |
| 第六章 《尚书》经典训诂的文化嬗变 |
| 第一节 从天治到人治关注点的明显变化 |
| 第二节 对自然之法关注度逐渐降低的变化 |
| 第三节 对民心民意关注度显着增强的变化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今文《尚书》中“天”字出现情况一览表 |
| 附录二: 今文《尚书》中“德”字出现情况一览表 |
| 附录三: 今文《尚书》中“罚”字出现情况一览表 |
| 附录四: 今文《尚书》中“民”字出现情况一览表 |
| 附录五: 今文《尚书》中“酒”字出现情况一览表 |
| 附录六: 今文《尚书》中“天”“德”“罚”“民”“酒”字经典训诂示例一览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孔子家语·本命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 |
| 一、《孔子家语·本命解》与相关材料的比较 |
| (一)《孔子家语》中的《本命解》 |
| (二)与《大戴礼记·本命》的对比 |
| (三)与《礼记·丧服四制》的对比 |
| 二、《孔子家语·本命解》中的性命观 |
| (一)孔子的“性命观” |
| (二)“阴阳化合”与男女生长之道 |
| (三)性命、生命、使命 |
| 三、《孔子家语·本命解》中的婚姻观 |
| (一)礼与男女婚育 |
| (二)婚姻的礼则 |
| (三)夫妻相处之道 |
| 四、《孔子家语·本命解》中的丧葬之礼 |
| (一)“有恩有义”与“门内”“门外”之治 |
| (二)“有节有权”与“因杀制节” |
| (三)丧葬之礼与“民德归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当前家庭面临的四重困境 |
| 一、价值观困境 |
| 二、道德伦理困境 |
| 三、家庭教育困境 |
| 四、传承与断裂困境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的意义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研究基本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唯物史观中的家庭及其文化理论 |
| 第一节 家庭与“两种生产” |
| 一、家庭的产生是“两种生产”的结果 |
| 二、家庭功能是“两种生产”的展开 |
| 三、家庭本性是“两种生产”属性的显现 |
| 第二节 家庭文化与人的本质 |
| 一、家庭文化是自由自觉活动的结果 |
| 二、家庭文化是社会关系的反映 |
| 三、家庭文化是本质力量对象化结果 |
| 第三节 家庭文化与人的解放 |
| 一、扬弃异化的资本主义家庭文化 |
| 二、人的解放是家庭文化的价值诉求 |
| 三、人的解放是家庭文化的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中国家庭文化演变及其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家庭文化 |
| 一、《周易》中的家庭文化观念 |
| 二、儒家以礼建设家庭文化 |
| 三、道家以自然之道建设家庭文化 |
| 四、法家以刑法建设家庭文化 |
| 第二节 工业探索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 一、思想解放层面中的家庭文化 |
| 二、制度保障中的家庭文化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转型期的家庭文化 |
| 一、社会转型时期的悖论存在境遇 |
| 二、个体自觉与当代家庭文化 |
| 三、家庭文化的新样态新特点 |
| 第三章 西方家庭文化演变及其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古希腊家庭文化 |
| 一、城邦利益上的家庭文化 |
| 二、城邦与家庭融合层面的家庭文化 |
| 三、快乐主义的家庭文化 |
| 第二节 自然与商品经济共存基础上的中世纪家庭文化 |
| 一、早期基督教家庭文化 |
| 二、信仰与理性结合下的家庭文化 |
| 三、个体觉醒下的家庭文化 |
| 第三节 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近代家庭文化 |
| 一、自然人性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 二、契约法权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 三、伦理精神实体存在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 第四章 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性 |
| 第一节 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共性 |
| 一、共同体文化上的共性 |
| 二、秩序文化上的共性 |
| 三、育人文化上的共性 |
| 第二节 中西家庭文化的差异性 |
| 一、价值导向差异: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 |
| 二、文化理念差异:家庭责任与个体权利 |
| 三、文化模式差异:父子文化与夫妻文化 |
| 第五章 中西方家庭文化差异的探源 |
| 第一节 中西方主导经济形式的根源 |
| 一、农业经济 |
| 二、商业经济 |
| 第二节 中西方社会政治结构的根源 |
| 一、宗法制度上的家国一体 |
| 二、民主制度上的家国分离 |
| 第三节 中西方理性精神的根源 |
| 一、理性精神的基点不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
| 二、理性精神的目标不同:他人与个体 |
| 第四节 中西方自然环境的根源 |
| 第六章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 |
| 第一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指导原则 |
| 一、以实现美好生活为目标原则 |
|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取向原则 |
| 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原则 |
| 第二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三重维度 |
| 一、家庭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维度 |
| 二、家庭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维度 |
| 三、家庭文化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维度 |
| 第三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基点 |
| 一、家庭文化的整合 |
| 二、独立人格的培养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豫北乡村“重男轻女”习俗调查与研究 ——以河南H村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前人研究综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获取 |
| (一)研究方法——个案研究 |
| (二)资料获取——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第一章 “重男轻女”习俗历史概述 |
| 一、“重男轻女”习俗的历史演变 |
| (一)1949年以前的“重男轻女”习俗 |
| (二)1949年至1980年“重男轻女”习俗的变化 |
| (三)1980年至今“重男轻女”习俗的变化 |
| 二、调查点概况及其“重男轻女”习俗 |
| (一)H村概况 |
| (二)“重男轻女”习俗表现 |
| (三)“重男轻女”观念的人群差异 |
| 第二章 民间信仰中的“重男轻女”习俗 |
| 一、祖先崇拜与“重男轻女” |
| (一)祭祖过程中的“重男轻女” |
| (二)事鬼神,传香火 |
| 二、求子习俗 |
| (一)碧霞元君信仰 |
| (二)送子观音信仰 |
| (三)拴娃娃习俗 |
| 第三章 婚姻家庭生活中的“重男轻女”习俗 |
| 一、缔结婚姻:重生男,延续香火 |
| (一)“婚被”习俗中的生男期待 |
| (二)铺床、压床习俗中的生男期待 |
| 二、婚居模式:从夫居,户落夫家 |
| 三、家庭延续:从父姓,父子相传 |
| 四、哀死送亡:重丧祭,男性主导 |
| (一)男性在丧葬仪式中居主导地位 |
| (二)男性在丧礼中缺位的文化规范压力 |
| 第四章 “重男轻女”新变及原因分析 |
| 一、当代“重男轻女”出现的新变化 |
| (一)女性婚姻家庭地位的改变 |
| (二)农村家庭出现养老“女儿化”新趋势 |
| 二、“重男轻女”新变及其顽固性原因分析 |
| (一)“重男轻女”变化原因 |
| (二)“重男轻女”的顽固性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访谈记录 |
| 附录 B 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论封建礼、法在婚育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研究[D]. 刘欢. 吉林大学, 2021(01)
- [2]“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D]. 刁春辉. 山东大学, 2021(11)
- [3]女性社会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5年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D]. 汤文卿.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4]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佳人形象研究[D]. 云玉杰.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5]知变又知常:观念是如何转型的? 基于浙东屿村婚育观念的考察[J]. 张文军. 社会, 2021(02)
- [6]中国流行歌曲演唱多元化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D]. 傅议萱.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7]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D]. 翟明女. 扬州大学, 2020
- [8]《孔子家语·本命解》研究[D]. 史亚洁.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9]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D]. 刘红梅.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10]豫北乡村“重男轻女”习俗调查与研究 ——以河南H村为中心[D]. 和敬雯. 河南大学, 2020(02)